会议论文：上帝与恺撒之争——中国传统医学的现代话语命运
上帝与恺撒之争：中国传统医学的现代话语命运（提要与简介·全文另副）
秦燕春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医学自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现代医学的侵入，始终自身难保、无能为力。这既是缘于“科学主义”的绝对信仰，也是缘于文化探索的误道偏执，更不乏本体现为民间生态的中医技术被强行移植进入现代国家体系的种种不适。恢复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完整、细腻、准确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尝试建构适合其存在生长的客观、合理环境，已经成为弘扬中医精髓、救治生命创伤的重要环节。就此而言，江绍原曾经的医药民俗研究提供了可兹后人借鉴的思路。
关 键 词：中医，西医，江绍原，民俗研究，宗教，科学
一， 一本大热新书：“再造病人”还是“再造医学”
2006年春天，一本学术书的出现曾经在读书界引发了一点不大不小的轰动：这本书就是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这样一本貌似专业而冷僻的著述，不仅在出版之后颇受关注、好评如潮 ，更在2007年1月25日，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27家媒体联合推出，被评为“2006年度十大图书”之一。
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风格类似（或者说在有意模仿），本书的著者杨念群表现为一个善于“讲故事”的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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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学者，杨念群聪明地回避了他不够熟悉的“医学体系的知识差异”，而是集中火力在中医“医疗行政能力道德阙如，特别是在预防功能上与西医的最终差别”的政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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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笔者自身而言，由于一度受过专业的西医训练、有过临床医学的工作实践，医者的“本能”（即使这会被嘲讽为无非是后天习得的“教育”）决定着笔者无法能够如此清凉乃至轻飘地“重新界定身体、疾病、卫生观念和行为”，甚而至于将“疾病”仅仅视为“一种脱离了每个病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社会制度”。笔者不具备敢于轻言“普适之学”的心性，但还是“相信”人类对“强种优生”的渴望绝非一个单纯的“近代政治目的”就可以囊括殆尽。将问题归为“把疾病当作纯粹的病而对象化的现代医学知识制度”，认为“只要不对这种知识制度提出质疑，现代医学越发展，人们就越感到难以从疾病中解放出来”的说法，固然大胆颠覆成见，也并非一无是处，却未免将“意识”的意义过于放大走偏。在笔者看来，没有人能够真的以为疾病不首先表现为身体或精神上的不适、不快状态而仅仅呈现为一种“知识制度”。挟裹在当下以“颠覆”本身为目的的“解构”思潮当中，“建设”（“结构”）其实更为重要而且艰难。何况这一话题的理论解构对象，乃是人对生命的物质形态的认识：健康/疾病问题。某种程度上，这种努力乃是一种僭越：恺撒在触犯上帝的领地 。毕竟“生死”存亡、兹事体大，笔者无能为力把它仅仅沦落为一个关于“传统社区中的道德实践”抑或“与国家现代化相联系的行政管理与机构控制” 的话语转换而已：“人”之高贵无欺是为一种“类宗教”，它不应当仅仅沦为一种“病”的存在；犹如文明（“文化”）不应当真的只是沦为一场语言狂欢、一种自恋自慰的游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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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著的定论颇为新锐，但可能还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在笔者看来，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自遭遇以来所发生的纠葛，还不止这么多，或者说不止只漂浮在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话语”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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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代以来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的互相渗透与彼此制约问题而言，杨著所提供的许多思路值得借鉴，例如中医渗透着家庭感觉的医疗空间、“科”、“玄”之战中中医主动投诚的无力自救、西医的政治正确与中医的抵抗逻辑、医学行政与传统风格、官方的暧昧与体制的容纳 ……但这些都是所谓医学“专业”内部的言说声音。在这些内容以外，笔者于本文将深究现代中国中西医学论战的另外一个历史个案，即非医学专业人士的现代民俗学者江绍原的“医药民俗”小品写作中所体现的另外一种观察视角。诚如以上杨著中所言，传统中国19世纪以后所遭遇的是一场思想文化、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的“全面危机”，社会精英人士无不忧心如焚，即使面对“医学”这样的专门话题，它也很容易成为思考中国面临的“全面危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成为各种口舌纷纷演绎的共同舞台。在江绍原、周氏兄弟等人的医药问题解读中，恰恰潜隐或曰混杂着这一特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初功能与民间生态的“理解之同情”。
二， 另类学术探索：江绍原的“医药小品”与民俗研究
如果说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西方，疾病的隐喻都变得更加恶毒、荒谬、富有蛊惑性，它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 ，那么，乐于将治理社会都改头换面为一种“医疗”行为的，其首屈一指的照本宣科者，可能就非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莫数了 。虽然此种思路并不新鲜，例如早在19世纪，流行病学家鲁道夫•佛尔楚已经说过：“医学就是政治，政治不过是更大的医学。” 就此而言，其实“中医”在现代以后遭遇的命运，较之所谓更为“健康”（科学）的“西医”，本身就是一种“被疾病化”的历程。医学居然也成为了“帝国主义”（medical imperialism）。一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几乎就成了一部瘟疫流行与治愈的对抗史。急欲将本土文化“疾病化”成为现代中国一以贯之的思路，正因为此，本为专门技术的医学才会迫不及待进入外行学者的眼眸，而且杀伐攻掠，各自尽用其极。乃至地质学家丁文江寿高梦旦联竟有“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的说法，“骂中医”竟而成为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其中至少包括了陈独秀、周氏兄弟、傅斯年、胡适等一批优秀学者。但那个时代的文化心态毕竟还有优雅从容，例如本文以下将要言及的主张废除中医最烈的余岩（云岫），也并不否认中医的实际疗效，但主张将这种疗效从中医基础理论中剥离出来归入药物范围 。 何况，早在1907年的日本，余云岫就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终生执弟子礼，而太炎本人终身则对中医推服有加。
跻身“苦雨斋四大弟子”的江绍原（1898－1983），是中国民俗学创始时期代表人物之一，留美期间在芝加哥大学致力比较宗教学，毕业后往依林诺大学研究院专攻哲学。1923年夏天回国，就职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哲学”、“宗教史”、“基督教史”等课程，而后研究重心转移到民俗学。在这一时期，被称为“‘江记’报章学术品牌”的系列小品 开始陆续发表于《语丝》、《猛进》、《晨报副刊》、《贡献》、《一般》、《科学月刊》、《华北日报》、《国民晚报》等南北报刊，持续时间长达6年（1926－31），数量共约550余篇。这其中约有140余篇专论“国人对于西洋医药和药医学的反应”的“医药小品”，主要登载在1928、1929年间的《贡献》和《科学月刊》上。这对于一位具有宗教学背景的民俗学专家，显得颇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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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医药问题的“信”与“迷”：江绍原与周氏兄弟
2，情热与学术如何共舞：民俗学家加盟“中西医论战”
3，拓荒之后：现代医药民俗研究的取舍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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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如上江绍原对这一研究课题的设计本身，非常值得赞赏，几重目光聚焦之下，对于中国传统医药学进行文化透视，如果能够实现，其成果无疑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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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的现代中国文化界，除少数人外，“宣扬科学，排除迷信”几成共识。例如江绍原本人多次投稿的《晨报副镌》，20年代中后期以“科学与人生观”为论争中心展开的大讨论影响时风甚巨。因此，如果说在江绍原的民俗研究中始终贯彻着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其资料与史料的收集、说明、判断、发现都带着“科学至上”的有色眼镜，也就无可厚非，乃是时代局限。何况江绍原于此也并非毫无警惕，面对大量的民间习俗与生命认识，江绍原的宽和、平易、保留时有凸现 。更为重要的是，江绍原虽然主张迷信应该排斥，但他的批评要点不只在于为一般类规中迷信作为“野蛮言行”的落后，他更希望能够探究其“产生及其被人信用的原因”，希望能够“解释，然后知前科学时代的这一部分思想，尽管荒诞，却不是无因而至的 ”（《发须爪》第10页）。当这一思路延伸到中国传统医药研究领域，就有可能缔造一个完全不同于一般流行的医药史研究的崭新场域：只有在这样的宽和、平易、保留的心态之下，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对于中医中药的本质特点与本真意义的理解与把握，而非仅仅成为“西医西药”的不胜其嬲的对立面与对话者，中国医药才有独立存在的文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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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学之争战，在1998年方舟子等人“数典忘祖”重新点燃批判中医中药的战火之后，2006年居然再次成为话题焦点。
三，文化关照下的“科学•宗教”：能否盖棺论定的上帝与恺撒之间
2006年的中国医学话题论证当中，“张功耀事件”无疑无法避开不提。这位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教授，先是发表《告别中医中药》，后是发起 “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搅得整个医药行业纷争不断。尽管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都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要知道宪法21条可是明文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但是中医废立之说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息，一时间毁誉不一，几有沸反盈天之势。
可以说，“中西医论争”是中国医疗史上最为特殊的长盛不衰的主题。有关于此的专著就有数种 。在1929年余岩提出“废止中医案”将中西医之间从思想到行为的激烈交锋直接推向前台之后，“中西医论争”即使在1949年之后亦还是曾不止一次进入国人的视野与关怀 。2006年，这次不大不小的“取消中医”网络签名波澜与同杨念群这本不大不小的学术著述新篇一样，都堪称本年度医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眼下有关与此的具体论证，其中不利于中医的专业理由显得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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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众所周知，区别于西医建立在人体解剖知识基础上的医学理论、通过实证认识实体的方法，中医是形象地通过哲学的思辨去把握实体。其在实践上强调依赖纯粹经验，通过临床观察、运用阴阳五行理论，中医理论具有很强的直观性、思辨性和不确定性，往往给诊断结果带来很大的主观成分和不确切的因素。中医理论以老庄哲学为基础，无论元气论、阴阳学还是五行论都有缥缈玄远的韵味，常令病家又不知所云的感觉，远不若一纸化验单据来得简截直观。但在笔者看来，生命本身、人与自然，关系本就非常复杂，人类知识体系之已知较未知，实在如九牛一毛。中国传统医学务要医者能够“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黄帝内经》）、乃至“不明天地之理，不足为医工”（朱丹溪），并非只是故弄玄虚毫无道理。面对生命，保持一些敬畏，留给“上帝”一点空间而非要绝对担当人世的“恺撒”，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远在1920年杜亚泉那代人，他们尚且懂得中医长于心灵体会，科学的对象则是机械的，不能把握心灵细微之处，世上“科学”，物质以外，凡“精神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非靠机械试验才能成立 ……将近百年之后，这些旧话其实还是新的。
说来苍凉，1928年江绍原曾经著文讨伐“旧医药阀”的“两道防线”，谓其一为“玄妙关”、二为“经济关”，所指即“我国医学，历史悠远，其奥妙精微，远非出现未久、泥于形质的西来医学所能及；我国药物，飞潜动植，无所不备，气味功用，讲得分明，苟君臣佐使，配合得法，实远比西来的剽悍金石之药更合吾人体质。” 将近百年之后，这两道“鬼门关”居然近乎依然故我。历史似乎始终没有走出它的梦魇：中国传统医学多年以来的挣扎与抗争都近乎自家门内双手互搏。与此同时，饭碗问题与学理问题互为交织，学界人物与政界人物彼此激荡，这是情绪喧嚣还是知识探讨？是生存问题还是话语问题？
中国传统医学，作为西方现代科学的对立面，它就是如此在中国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步步沦为边缘文明、草根文化、弱势群体、民间资源的……但它也的确就是：因为流落在民间没有纳入“医学行政”的医疗行为本身，只能是“救济弱者”而已。当近代以降的中国医学为了争取生存权和话语权而不得不“自觉地将自己纳入西医所规范的行政体系之内谋得一席之地”而付出“必须放弃自己习以为常的行为习惯，而参与到国家政治意识控制下的医疗制度中担当群体负责的角色” 的代价的时候，“中国医学”就此成为了“中国文化”/“本土文化”甚至“民间文化”的尴尬缩影：它面对“西方医学”的命运，本身就是中国面对西方、传统面对现代、“新”的面对“旧”的（在这样一个古怪的言论环境之心，“西方”的就是“现代”的，“西方的”就是“新的”、“传统的”就是“旧的”，而“新的”总是优越于“旧的” ）、边缘面对中心、“江湖”面对“庙堂”的命运具象。一个绝佳的case。犹如杨念群在其著述中所指出的，“疾病”作为一种隐喻不仅塑造了中国人想像自身与世界的方式，而且也同时建构出了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时所采取的行为技术和制度体系 ，此言并非夸大其词。
要想不将百余年来一场又一场“取消中医”的争执仅仅沦为一场又一场没有结果的可笑又可悲的闹剧，借鉴继承江绍原等人针对于此的民俗文化研究思路并警惕避免其偏颇与缺陷，似乎倒还该走在改革前面。无论“科学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无论何种话语一旦试图成为霸权，则不可能再有通达的、温润的理解接受，更毋庸说清明的、纯粹的“知识共享”（common knowledge）。也许，在此再次重温一下将近百年以前、最后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隔离的智慧”，并非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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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由 萧云从 于 2007-3-1 18:40 最后编辑 ]
RE:会议论文：上帝与恺撒之争——中国传统医学的现代话语命运
萧云从 于 2007-3-1 18:31 写道：中国传统医学，作为西方现代科学的对立面，它就是如此在中国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步步沦为边缘文明、草根文化、弱势群体、民间资源的……但它也的确就是：因为流落在民间没有纳入“医学行政”的医疗行为本身，只能是“救济弱者”而已。当近代以降的中国医学为了争取生存权和话语权而不得不“自觉地将自己纳入西医所规范的行政体系之内谋得一席之地”而付出“必须放弃自己习以为常的行为习惯，而参与到国家政治意识控制下的医疗制度中担当群体负责的角色” 的代价的时候，“中国医学”就此成为了“中国文化”/“本土文化”甚至“民间文化”的尴尬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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