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1期
一、三星堆文化研究回顾
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段渝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成都610072)
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三星堆文化热”和由它所引发的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也正是由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才使先秦巴蜀文化这个研究领域最终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三星堆文化研究回顾
三星堆文化研究涉及面极广，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不少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新成果不断问世，同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也存在不少分歧。这里仅就笔者阅读与研究所及，对三星堆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分歧从l0个方面略加述评。
1．三星堆文化的命名及概念的演变。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是基于l933年至l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自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林名均首次发掘，直到1949年以后才对三星堆一带展开科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等于l956年、l958年、l963年、l964年和l980年5月在这一带进行过考古工作，当时称这一带的古遗址为中兴古遗址(因遗址位于广汉县中兴公社范围)。1980年11月至l981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和广汉县文化馆在三星堆进行发掘，获得丰富的资料，发现房屋基址l8座、灰坑3个、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l0万多件陶片。此次发掘报告刊布于《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根据这次发掘以及历年所获资料，发掘者认为三星堆遗址文化分为三期(后据资料分为四期)，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根据三星堆遗址古文化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又具有一群区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特殊器型，发掘者建议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尽管当时还没有预料到三星堆文化会在日后产生重大影响，以致会由此改写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但作为一个古文明命名，“三星堆文化”这个名称，从此便正式出现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行列之中，并日益取得中外学术界的公认。
在1980年以后的多次发掘中，三星堆遗址考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资料，其中最具震憾力的发现是l986年夏相继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掘并确认的三星堆古城址的东、西、南三面城墙。大批考古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引起了“三星堆文化”概念的发展演变。
从分期上看，先是把三星堆遗址第一至第四期文化通称为三星堆文化。1990年代初，学术界注意到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与后三期文化在内涵和时代上的区别，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后三期为青铜时代文化，从而提出三星堆遗址文化的后三期为三星堆文化，而第一期为新石器文化。这一分期法很快得到学术界的采纳。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又注意到三星堆文化第三期与成都十二桥文化的共性(宋治民：《早期蜀文化分期的再探讨》，《考古》1990年第5期)，考虑到十二桥文化的兴起与分布情况，提出三星堆文化第三期应属于十二桥文化的范畴(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南方民族考古》l993年第5期；《成都十二桥遗址群分期初论》，《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这一分期序列逐步得到学术界较多学者的采纳。当前在三星堆遗址文化分期问题上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可以表述为：
另有一些学者则坚持三星堆遗址第一至四期文化有着清晰的发展演变脉络，它们同属于完整的三星堆文化的观点。
从文化内涵上看，l986年以前所提出的三星堆文化概念，通常把它作为早期蜀文化看待，还认识不到它是一个古代文明的概念。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现后，出土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以及数千枚海贝，加上后来发现的三星堆古城址，这些重大考古新发现立即突破了以前的认识，使学术界最终充分认识到，三星堆文化(不包括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2．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1995年宝墩文化发现后，在对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的属性问题上，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学者提出，从遗址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因素等方面对宝墩文化与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宝墩文化在时代上既早于三星堆文化(三星堆二期以后，下同)，在文化内涵上又有不少因素被三星堆文化继承，因而宝墩文化应是三星堆文化的上源，即三星堆文化是直接从宝墩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而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应当归人宝墩文化范畴(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l期)。另一部分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不论从宝墩文化各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还是从宝墩文化房址、城垣构造和方向、墓葬特点看，宝墩文化与三星堆遗址的特点和文化内涵都是基本一致的，应属同一种文化，但宝墩文化并非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也不能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来命名，它只能归属于三星堆文化范畴之内，可以将其命名为三星堆文化“宝墩类型”(陈显丹、刘家胜：《论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之关系》，《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
以上两种意见均认为三星堆一期与宝墩文化属于同一文化范畴，分歧主要在这支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归属)问题和三星堆文化的来源问题。从Hc所测年代看，三星堆遗址一期的最早年代数据是4740±1508．P．，宝墩遗址最早的年代数据是4500±1508．P．，在两个遗址内均未找到最早上源。从文化因素看，尽管两者的文化内涵基本相同，但也并非不存在某些差异。看来要论定谁涵盖谁，还必须寻找新的材料来作结论。近年岷江上游茂县营盘山遗址距今5000年前的宝墩文化遗存的发现，为解决宝墩文化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要判明宝墩文化本身与三星堆一期的关系，还须更多的材料作为依据。
3．三星堆遗址文化的来源和族属。有关三星堆遗址文化的来源，绝大多数论著认为有相当的土著文化因素，也认为有某些外来文化因素。对于外来文化因素所占比重，未见发表统计资料予以说明，一般从文化形态上进行比较研究，定性研究占绝大多数，定量研究非常缺乏。 王仁湘、叶茂林认为，三星堆体小扁薄的磨制斧、锛、凿、锄等石器，和夹砂灰褐陶、平底器、绳纹等，其来源与四川盆地北缘的绵阳边堆山文化有关(《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l993年版)。徐学书认为，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的南迁有关(《关于商代蜀国青铜文化的认识》，《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张勋燎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鸟头柄勺与川东鄂西的史前文化有关，来源于溯江而上的一支古代巴地的文化(《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l987年)。俞伟超、范勇认为三星堆文化与江汉地区西迁的三苗有关(俞伟超：《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文物))1997年第5期；范勇：《试论早蜀文化的渊源及族属》，《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孙华认为，三星堆文化的某些因素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其主体部分应来源于山东(《巴蜀文物杂识》，《文物))1989年第5期)。罗开玉认为，三星堆文化面貌显示出古代西南民族的文化特征，因此以土著成分为主，外来因素为次(《三星堆遗址与古代西南文化关系初论》，《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林向、段渝认为，三星堆遗址文化经历过突破与变异，第一期以土著因素为主，第二期由于文化内涵的巨大变异而出现突破，但外来文化并不是整个地取代了原有文化，而是对原有文化有所承袭，有所融合(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至于族属，则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越人说、东夷说等不同看法。
4．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与年代。这个问题分歧较大，争议颇多。陈德安、陈显丹首先提出，一、二号坑均为“祭祀坑”，是古蜀人在一次性大型祭祀活动后所遗留下来的，坑中瘗埋的器物均为祭器(《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1987年第l0期)。林向认为，一、二号坑应为厌胜埋藏，是古代萨满式文化的产物(《蜀酒探原》，《南方民族考古》第l辑，1987年)。张明华认为，一、二号坑绝非祭祀坑，而是墓葬(《三星堆祭祀坑会否是墓葬》，《中国文物报))1989年6月2日)。孙华认为，一、二号坑既非祭祀坑和厌胜埋藏，更非墓葬，应为两位死去的古蜀国统治者生前所用器物的埋藏坑(《关于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及性质问题》，《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徐朝龙认为，一、二号坑所埋器物的制器者、使用者，与埋藏者不同，应为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而将前朝用品加以毁坏掩埋的结果(《三星堆“祭祀坑”唱异》，《四川文物))1992年第5、6期)。李安民认为，一、二号坑为祭祀坑，但不是同一民族所为(《论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非同一民族所为及相关问题》，《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此外，尚有陪葬坑、窖藏以及其他一些意见，不再一一赘述。
关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问题，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一、二号坑分别约当殷墟一期和三、四期，宋治民认为应在西周(同前)，徐学书则认为应在春秋(《三星堆祭祀坑为春秋说》，《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l期)。可以看出，对三星堆“祭祀坑”年代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在于方法和视角的不同，目前要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还有一定距离。至于性质，目前所见诸说虽然都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但诸说各执一端，均不能圆满解释一、二号坑的各种遗迹现象。看来要取得共识，必须首先针对各种遗迹现象作出细致分析，在此前提下再来探讨其性质，以便寻求更多的共同点。这种分析应该建立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和有价值的启示。
5．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文化意蕴。这个问题分歧较大，异论纷出，莫衷一是。发掘者认为，青铜人头雕像胸部以下成倒三角形，应为杀殉奴隶替代品或象征。多数观点认为，“杀殉论”不能成立。青铜为古代贵重金属，是富于战略意义的物资，何以能用来代替杀殉奴隶作其“替身”?徐学书认为，青铜人面像为古蜀人祖先形象的塑造，具有祖先崇拜的意义(《关于三星堆出土青铜人面神像之探讨》，《四川文物》l992年专辑)。其中的大面像即双眼突出眼眶l0多厘米的“纵目人”像，或认为是蜀先王蚕丛氏的偶像，龙晦认为是蜀王杜宇的偶像(《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三星堆与巴蜀文化》)，陈德安认为大面像不是人面像而是兽面具(《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面具研究》，《四川文物》l992年专辑)。对于与真人大小近似的人头像，或认为是贡奉者形象，或认为是受祭者形象。
陈德安认为，青铜人面像不是古蜀人祖先崇拜的产物，而是图腾崇拜的产物。其中的小型青铜人面具，即是图腾舞蹈用具(同上)。范小平认为，青铜“纵目人”大面像，突出双眼，其作法和含义与中原甲骨文中的“蜀”字突出双眼(“目”字)的意义相同，反映了“蜀”的图腾崇拜(《广汉商代纵目青铜面具研究》，《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
关于青铜大立人雕像，也有不同看法。沈仲常认为，青铜大立人是古蜀人的一代蜀王的形象，由于古代社会的政治君王同时又是宗教上的群巫之长，所以是蜀王兼巫师的形象(《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青铜立人像初记》，《四川文物))1987年第l0期)。段渝认为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的形象(《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陈德安认为，青铜大立人形象酷似汉语古文字“尸”字的字形，故应为“立尸”，称为立人像则不妥(同上)。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青铜大立人绝非是中原文献中的“立尸”或“坐尸”，两者内涵截然不同，《礼记》等文献可以证实此点。整个青铜人物雕像群，反映了以古蜀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具有民族结构的象征意义和有中心、分层次的君统与神统的表现功能(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l993年第2期)。凡此种种，尚有其他看法，不一而足。
6．三星堆金杖、金面罩的文化意蕴。关于金杖，争议不是很多，但差异甚大。一般认为，金杖是蜀王权杖。段渝进一步认为，金杖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集王权(政权)、神权(宗教特权)、财富垄断之权(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垄断权力)为一体的权力标志，象征着古蜀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金杖与神杖同义，均为古蜀人的神树崇拜(季智慧：《神树、金杖、筇与蜀文化》，《四川文物》l989年专辑)。关于金面罩，对其文化意蕴较少争论，多认为与古蜀人的宗教习俗有关。陈显丹认为是古文献中“黄金四目”的方相氏(《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两个问题的探讨》，《四川文物))1989年第5期)，但有争议。
7．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文化意蕴。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但将青铜树界定为“神树”，则是分歧之中的一致。陈显丹认为，三棵神树应分别为《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若木”和“扶桑”，是古蜀人在举行祭祀仪式时用于人、神上下天地的“交通工具”或祭祀器(《三星堆～、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胡昌钰、蔡革否定青铜神树为建木，认为其构造形态极似《山海经》中的“若木”(《鱼凫考》，《四川I文物》1992年专辑)。另一种观点认为，神树具有“社”的功能，与文献中的“桑林”一致，应为“社树”。与此不同的观点则认为，神树并非“社树”，其文化内涵与中原的“桑林”不同，中原无以神树为天梯的文化传统，《山海经》中以神树为“通天之梯”者仅一见，即位于“都广之野”的“建木”。三星堆神树当为“建木”，反映了古蜀人交通于天人之际的特殊宗教权力被其神权政治集团所独占的情况。樊一认为神树为古蜀人的宇宙树，反映了蜀人的世界观(《三星堆寻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日本林巳奈夫则认为神树起源于对日晕现象的认识，代表东西两极的若木(《中国古代的日晕与神话图像》，《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8．三星堆金杖、雕像的文化来源。金杖、雕像是三星堆出土金属制品中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但对其文化因素的来源，却众说纷纭，差异甚大。宋新潮认为，青铜雕像文化形式来源于中原文化，与殷墟、西安老牛坡、湖南出土的青铜面像或青铜礼器上的浮雕有一定关系(《商代青铜面具小考》，《考古与文物》l989年第6期)。罗开玉认为，雕像、神树等与古代的西南民族传统有关，但青铜器的出现则与中原文化的传播有关(《三星堆遗址与古代西南文化关系初论》，《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李绍明认为，金杖、雕像并非土著文化，也不来源于中原文化。从青铜人物的冠式、体质面部特征看，可分为二种，～种为华南濮越民族系，一种为西北氐羌系，扁宽鼻型来源于华南，直高鼻型来源于西北(《蜀人的来源与族属》，《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杖、雕像无论在中原、长江流域还是古蜀地本身都没有发现其文化来源，应与对外来文化的采借有关。纵观世界古文明，西亚、近东是青铜雕像和权杖的渊薮，并有向南连续分布的历史，再联系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海洋生物、青铜造像和象牙等文化遗物，判定金杖、雕像文化因素来源于西亚、近东文明，是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采借的产物，反映了古蜀人的文化开放和走向世界意识(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这种意见中，又有南来论、北来论的区别。
9．三星堆文化的宗教体系。屈小强认为，三星堆出土文物反映了古蜀人的竹崇拜，反映了古蜀人以竹为图腾的情况(《巴蜀氏族一部落的共同图腾是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陈显丹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反映了古蜀人的自然崇拜，表明古蜀人以自然崇拜为主的宗教形态(《三星堆一、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四川I文物》1989年专辑)。范小平认为，三星堆青铜人像表现了对“蜀”的图腾崇拜，即是作为祭祀客体的艺术形象图腾的崇拜，而不是祭祀客体本身的崇拜(《广汉商代纵目青铜面具研究》，《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巴家云认为，三星堆文化决不仅仅表现自然崇拜，更不是图腾崇拜，而主要反映了祖先崇拜，其中也包含自然崇拜(《三星堆遗址所反映的蜀人一些宗教问题的研究》，《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段渝认为，三星堆宗教崇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其中既有自然崇拜，又有祖先崇拜，还有至上神信仰等多种崇拜形式，表现出一个神权政治中心的多层次结构和网络体系，是一个神秘王国(《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l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黄剑华认为，三星堆文物揭示了古蜀昌盛的太阳崇拜(《三星堆太阳崇拜探讨》，《中华文化论坛))20re年第2期)。
10．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有多种层次的讨论，或从单项文化因素，或从多项文化因素，或从整体内涵上比较研究。作为比较的对象也不尽一致，有新石器文化，有夏文化、商文化，也有东夷文化、北方草原青铜文化、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云南青铜文化，等等。
就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而言，过去的认识由于建立在中国文明一元起源论的理论基础之上，所以多认为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传播，或其分支。近年由于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和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学术界多在这种更加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指导下，研究古文化和古文明，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也不例外。但具体观点，各派则不尽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文明在文字、城市、青铜器等文明三要素方面，以及在国家政体方面，均与中原夏、商文化有较大差别，有其自身的生长点。尽管三星堆文明在其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原文明较多的影响，采借了中原青铜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明显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框架，因此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段渝：《巴蜀是华夏文明的又一个起源地》，《社会科学报}1989年lo月19日)，是古代长江上游的一大文明中心(林向：《巴蜀文化区论纲——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学界和社会各界中愈益占有多数。
李学勤认为，史籍记载了黄帝与蜀山氏的关系，这在三星堆文化中有所反映，古蜀的某些陶器形制和玉器形制便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有关，证明蜀国君主确与古史传说中的颛顼有关(《(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l992年专辑)。李炳海认为，古蜀文化的发展早于中原，夏文化的源头之一便是古蜀文化(《夏楚文化同源于巴蜀考辨》，《天府新论》l990年第6期)。温少峰通过对史籍所记古史传说的研究，发现中原所传的黄帝，实与古蜀文化的“西山文化”有密切联系。
关于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交往的途径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尽一致的认识。李学勤认为商文化主要是通过长江西上进入四川l地区的(《商文化怎样传人四川》，《中国文物报》1989年7月21日)。林向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的碰撞地在陕南，与夏文化的碰撞地在川l东鄂西长江沿岸(《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四川文物》1989年专辑)。段渝认为汉中和长江三峡川东鄂西均为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边际交流地带，汉中地区是三星堆文化的北部军事屏障和扩张前锋，川东鄂西则是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和平交流的舞台(《三星堆文明的空间分布l579—605页、《三星堆文明的延伸分级》606—618页，《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除以上十大论争外，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还涉及到更多的层面和方面，其中一枝独秀者不在少数，因篇幅所限，未能一一予以列出。至于本文未列出的其他内容，则属挂一漏万，尚希雅谅。仅就上面论列的十大问题来看，三星堆研究已是高潮迭出、新见迭出、争论迭出，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这无疑是由三星堆文明本身的丰富内涵和辉煌成就所决定的。
毫无疑问，就三星堆文明的影响、争论范围、研究者队伍、学科构成、学者层次来看，都远远超出了巴蜀本身，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其全局意义将会日益突出。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略论巴蜀考古新发现及其学术地位》，《中华文化论坛l2002年第3期》
二、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几大方向和课题
总结当前的各项成果，展望未来，我们以为三星堆文化研究在以下四大方向和若干课题上可望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
1．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根据中外学术界关于文明时代的界定，城市、文字(符号)、金属器，是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物质文化要素，在三星堆文化中均可得到明确反映。
城市的性质，固然不是由是否有围墙来决定，但三星堆城墙以内的范围达3．6平方公里，无论是比中国北方农村围有围墙的村庄，还是比史前时代围有围墙的近东耶利哥村落，规模都绝然不同。量的变化反映了质的变化，何况三星堆古城中还体现了史前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和王权运作机制，因此必为城市无疑。三星堆城市研究，不但是文明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对于确定古蜀文明的社会性质、政治组织、权力结构、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动力，等等，都具有首要意义和重大价值。它的另一个前景在于，通过考古发现确定各类遗迹的所在和相互关系，比如宫殿群、居室群等，确定其城fi：：f布局、规划，从而探知其完整面貌和文化形态。目前已知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的起源时代，宝墩文化古城群的衰落和三星堆古蜀城市文明的兴起是什么关系，其转化过程和机制是什么，都必须通过对宝墩文化古城群的新发掘与深入研究才有可能探明。因此，探索三星堆城市文明的起源．关键在于探讨它与宝墩文化之问的兴替。
青铜文化方面，除了进一步研究古蜀青铜文化的起源、演变，进一步考察各类青铜制品文化因素的渊源而外，在科技史、冶金史方面，在生产资源、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布局、生产的组织管理形式及其社会机制等方面，都有待深人开拓。具体而言，对于青铜雕像、金杖、金面罩的文化渊源，对于蜀式三角形援无胡青铜戈的起源，对于柳叶形青铜短剑的起源、分布和传播，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深入解决，并与中原等地考古资料作细致的比较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冶金术、科技史方面，通过自然科学实验，将进一步摸清三星堆青铜技术的特点、合金特点，以及青铜矿产资源来源问题。综合研究则将解决古蜀生产力布局的科学性程度，生产组织管理所反映的社会机制和王权集中程度等问题，以及对资源的控制或贸易等获取方式问题，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对古蜀文明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有关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十二桥遗址所发现的刻划文字，目前因资料不集中，也因数量较少，故研究成果不多，今后这个问题的研究将会日益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为巴蜀文字的起源和巴蜀文明的形成提供十分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古蜀国家形态、政治组织、政权结构、王权与神权的关系、社会分层等研究，对于认识古蜀文明的进化程度、文化进化的动力和社会运作机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至关重要。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应大力加强，必将取得丰硕成果，从而对中国文明研究做出新贡献。
2．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上说，三星堆文化已初步显示出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的一些密切联系，也隐含着更多的一些区域文化因素，如长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通过对这些因素所占比重、变异程度、地位和作用等研究，同时通过对其他区域中的三星堆文化因素的相关研究，将对古蜀文化与中国古代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对古蜀文化的演进所起作用等，得出更深入的认识，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做出贡献。
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关系的研究，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项目之一。当前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的基础上，已初步建立了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序列和相应网络。然而这个序列和网络，与中原文化的发展演变有无关系，有什么关系，实质怎样，均需进一步探索。与中国古史传说相联系，当前已从过去的疑古转变为探索古蜀文化与炎黄文化的关系阶段，今后必须深化认识，首先从考古学上建立可靠的认识基础，然后具体分析来龙去脉和发展演变诸关系，从而为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增添新的内容。
对于古蜀文明与周边文化的关系，重在长江三峡鄂西地区、陕西南部汉中地区，以及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的古代文化，当前学术界已在多方面开展了工作，还需通过对考古资料的仔细梳理，探明其间文化交流传播的基本轨迹，并结合文献和民族学材料，阐明古蜀文明在西南地区深刻而持久的历史影响。古蜀文明与中原和周边文明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互动、双向以至多向的文化接触和交流问题，其中既有文化中心之间的相互交流，也有边际文化交流、普通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由边际向中心逐步渗透、延伸等交流形式，以及其他各种形式。其速率或快或慢，其程度或深或浅，其影响或大或小，其作用或显或隐，既具发展不平衡性，又具连续性、间断性，其过程、途径、方式极其错综复杂，绝不是单向、单纯或单一的，需要细致地进行艰苦的工作才能明察。
这项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深入认识文化传播、文化变迁与文化演进及其动力法则的深层关系，至为重要。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理论概括，必将对全面认识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并提供具体实例和理论模式。从另一个宏观角度看，还将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过程中区域与整体的关系得出新成果。
3．巴蜀文化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这个方向是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新方向，具有国际意义。当前的研究成果，是根据考古资料和文化形态，文化因素集结、功能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对巴蜀文化与古印度和中、西亚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早在商周时代就存在某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阐明了巴蜀文化对东南亚大陆文化的持久深刻影响。当前初步取得的这一系列成果，不仅开创了新思路，开拓了新领域，而且具有广阔的前景和重大的研究价值。
由此展开的进一步深入全面研究，不但将对巴蜀文化与中国西南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等重大问题提供崭新认识，而且将对古代亚洲的国际文化交流纽带的研究做出新论断，从而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认识中国与世界，以至人类文化的交流、发展和人类文化的空间传播能力，和文化交流、传播方式、途径的复杂性，并认识人类文化传播与政体、国界、民族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的关系和实质，从而对中国、亚洲以至世界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古代亚洲国际文化纽带中，巴蜀起到什么作用，扮演什么角色。对这个问题的充分研究，将揭示中原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的联系途径和方式，巴蜀文化面对南、北两种文化所取态度和发生作用等问题，还预示着南、北丝绸之路关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对于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及交通诸问题提出新的课题和认识。
4．封闭与开放。三星堆文明研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内陆文化是否必然与封闭性、落后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系列研究成果足以揭示，身居内陆盆地的三星堆文明绝非封闭型文明，它不但与中原的文明和中国其他区域文明有这样那样的联系，而且还发展了与亚洲其他文明古国的关系，证明它是一种勇于迎接世界文化浪潮冲击的开放型的文明。三星堆文明开放性的揭示和继续深入研究，将给今天的四川内陆盆地和中国其他类似区域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其中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思，有许多事情可做，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进展。比如，巴蜀人是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方式实现同外域文化远程交流的。又如，三星堆文明尽管吸收采借了若干外来文化因素，却并未改变其文明社会的基本结构，这是为什么?值得深思。
以上论列的各点，仅仅是就未来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中的荦荦大者而言，绝不是全面列举，也不可能全面列举。全面的研究，需要学术理论界和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此外，在相当多的具体问题上，巴蜀文化也值得进一步细致研究，有些问题还必须反复研究，或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解剖分析。我们相信，未来的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必将获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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