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肺炎的历史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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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死病到非典型肺炎
周作宇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非典型肺炎是21世纪人类的一场灾难。在这场灾难仍在蔓延的时刻，以一种历史的眼光观之，也许有些不合适宜，因为在常人看来，历史毕竟是属于后视的，而我们现在还是历史的剧中人。但是，如果没有历史的视角，我们似乎永远也无法获得先见的能力。由于我们特有的遗忘本能或习得的遗忘习惯，此时不与历史对话，随着时光流转，等伤口愈合，我们就有可能在歌舞升平中健忘症复发，从而这场重要的历史事件就会从活着的人们的记忆中褪色，若干年后，也许就只有书生们选其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而研究则寄托于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所谓文献和“数据”了。真到那时，事件中的当事人所参入的所有活动，就有可能简化成了文字符号。怠慢历史的结果也许就是这样，历史让常人的肉体与灵魂蒸干挥发，最终化约为无。我们是常人，但不甘怠慢历史，所以，我们有必要把自己放在事件中，把事件放在历史中，一任我们与历史约会低语。
一、 历史并不孤独
对人类而言，当人们在切割知识的边沿或由于科学的发展而使人类超越其生存边界的时候所激起的兴奋和狂热，最初也许只有在同行中切实产生，除非它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零距离”的关系。然而，一旦当人类遇到重大事件打击的时候，由此而生的恐惧就不仅局限在知识圈子，它会在短暂的时间内向社会蔓延。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对人类的袭击史就是一部“恐惧史”。 民间信息与官方信息交织，谣言与事实混杂，成为恐慌状态中的特有现象。前现代技术时期，由恐惧到恐慌，从信息传播的角度上说，速度是有限的。现代信息技术使历史浓缩，使人类对历史的观看可以在零时间间隔内完成。从而，从正式渠道获得信息的速度远远超过从小道获得的消息。而且，距离现场越远，人们就越依赖正式信息。正式信息往往和官方信息同构。因此，官方的态度就成了决定正式信息质量的主要因素。谣言比起正式信息来，可能会煽动起更大的恐慌。
在21世纪开始的短短几年里，现代技术业已捕捉到过去很难以“在场”的形式抓拍到的重大历史事件。先有“9•11”恐怖事件，再有阿富汗战争，接着就是伊拉克战争了。一时间，我们成了观察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的电视迷。“911”给美国人带来的恐惧甚至恐慌，对生活在别处的我们而言，无论有何等丰富的想象力我们都难以体会。随“9•11”而生的“炭疽”粉末的下落如何，现在也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恐惧是“9•11”的必然结果。对前“9•11”的美国人来说，对遭恐怖痛袭的恐惧也许有些神经质。只有当恐怖活动实实在在发生在身边的时候，才发现不是梦。伊拉克战争打响之后，透过电视屏幕，当我们观看经常暴光的金顶清真寺写真的“巴格达实况”的时候，看着那里零星穿过的车辆，我们的平静受到鼓励，进而投射开去，想象那里也一样平静。我们不在其中，作为旁观者，看这场真实的战争犹如看一部好莱坞大篇一样，有的也许仅是感官刺激和一些未经审慎思考的议论。不过，那里的老百姓究竟如何，只要设身处地做一番思量，其状态自然就能想见。
作为“看客”，我们在现代媒体的支持下旁观多多少少有点轻松。“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的策略鼓舞我们多关心些自家的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自好哲学，听起来不大悦耳，可对实践却似乎很实用。所以，晚上看着人家打仗，白天照样做着自己的事情，仿佛除了自己的事，其他一切不过是遥远的传说而已。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和媒体密切配合的迎合者。口气稍大一些，通过媒体观察世界，进而关注人类的命运，是历史事件热心者的另类性格。应该说，媒体对战争与恐怖事件的浓厚兴趣乃是人类对生命之关切的本性的外溢表征。对程式化的传媒浸染的人们来说，看相同的节目，预见相同的话语和情节，已经成为习惯。也许正因为如此，当自家媒体也不遗余力地跟踪远离我们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如此痴迷，以致对悄悄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战争”竟毫无觉察。结果，等看完人家的表演，回头再料理家事的时候，发现情况原来这么糟糕，非典型肺炎已经使恐惧和恐慌轮到自己体会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非典”既是一场战争，也是一种恐怖事件。从性质上看，“非典”并不是孤独的，因为历史并不孤独。只要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4世纪，回到中世纪席卷欧洲的可怕的“黑死病”现场，就会发现，那里其实有我们的身影，而此刻，我们也能感受到中世纪依然漂泊的幽灵。
二、黑死病现象
在人们的一般知识而言，中世纪的黑暗是与宗教的猖獗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有两次大的自然灾害把中世纪的欧洲抛入真正的黑暗之中。其中一次是大饥荒，一次就是黑死病。这两次大灾难使欧洲人口骤降，许多活着的人因此对旧制度提出质疑，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动摇。欧洲社会的脆弱性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暴露无遗。
14世纪扫荡欧洲的黑死病是如何侵入欧洲的，似找不到统一的说法。有的说是从中国沿着商队贸易路线传到中东，然后由船舶带到欧洲。有的说是蒙古人征服的结果。1346年蒙古人从亚洲征战到欧洲。他们是瘟疫的感染传播者。他们曾经围攻过克里米亚（Crimea）的卡法（Kaffa）（黑海边的一个中东港口）。在那里，有一个热那亚的贸易栈。当时为了尽量使恶劣的形势好转，蒙古人将因为瘟疫而死去的士兵用炮车抛射到城墙里。这一举动使惊恐的热那亚商人逃回到西西里岛。据说，1347年10月，12艘商船从卡法驶向意大利热那亚。由于船上的人患有奇怪疾病，当局禁止船上的人上岸。但不曾想到，人可以被禁，但船上的老鼠沿绳索爬上岸来。而老鼠身上的跳蚤，正是传播黑死病的罪魁祸首。根据艾比基（Mike Ibeji）博士的历史梳理，黑死病于1348-1349年席卷英国。1348年夏季，先以淋巴腺鼠疫的方式在南部传播，然后在冬天变异为更为可怕的呼吸道鼠疫。黑死病于该年9月袭击伦敦，1349年开始侵入威尔士和中部地区，暮夏，越过爱尔兰海峡。而苏格兰人乘人之危，乘机袭击了多汉姆（Durham）。不知是否在此次行动中染疾，或还有别的传播渠道，总之，1350年，黑死病北上苏格兰高地，开始对他们的侵略进行报复了。
黑死病的降临在欧洲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在英国，一位无名氏在赫特福德塞尔（Hertfordshire）阿斯威尔（Ashwell）的圣玛丽教堂留下的生动描述可以反映当时的恐慌情景。1349年简直是“惨不忍睹、阴森可怖、奇摧大毁的一年。幸存的人们只能孤独地残存人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市民们互相回避，邻里彼此不相打搅，亲戚也几乎不再相互探望。由于恐惧深刺人心，兄弟姐妹之间、叔侄之间、夫妻之间互相抛弃。甚至更有甚者，父母丢弃孩子而不加照料。结果，大量妇孺病残没人照理。幸存者为恐惧和躁动所左右。他们抛弃病人，丢掉家产，以期保全自己。有的人结成小社区，过上一种与外界全然隔绝的生活。他们把自己关在没有病人的房子里，有节制地吃着最好的食物，喝着最好的葡萄酒，回避任何人的接触，隔绝任何关于死亡与疾病的消息和讨论。还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及时行乐有利于抵御鼠疫。于是，从酒馆到酒馆，他们饮酒放歌，尽足胃口，寻欢作乐，不舍昼夜。有时，他们也闯进别人的房子，寻找愉悦感官的刺激。由于许多人舍家弃产，他们的这种行为得到纵容。结果，许多房舍成了公共财产。使用别人的物品，仿佛在使用自己的一样。行政官吏与司法人员几乎消失。因为像其他人一样，他们非死即病，或干脆把自己和家庭封闭起来，疏于职守。还有的人不像上面两种人那样走极端。他们没有蜷缩家中，而是手拿香花、香草或香水在户外放风。因为空气为死尸病人和药品的气味侵蚀，他们认为这些气味有利于大脑放松。也有一些人认为只有一种药能够克服鼠疫的袭击，那就是直接逃离它们。于是，男女老少离弃了他们的城市、家园、居所、亲戚、财产，只身逃到国外，或至少逃到佛罗伦萨周边的乡下。似乎鼠疫被抛在城内，城内留下的人终究会死去，他们的末日临头。
黑死病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席卷欧洲。医生们本身就成为受感染的被害者，他们根本无法为别人提供什么帮助。他们弄不懂疾病从何而来，不知道传染的原因，不知道传染的渠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所以，人们宁愿投向神甫和说书人，听他们布道说书，而不去寻医问药。当时，一种流行的解释是，黑死病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人类罪恶深重，不采取这种方式，人们的原罪不能救赎，新罪继续增加。一时间，向上帝坦白罪恶，祈求宽恕成为主要的治疗方法。当然，光祈祷是不见什么效果的。于是，一些人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方式。他们组成了自笞队。通过严酷的自笞以获得上帝的宽恕。自笞队一个村镇一个村镇地游行，每到一个公共场所，他们就鞭笞自己，抽打脊背，直到鲜血淋漓。在这样的仪式中，人们就地死亡是常有的事。几天后，当他们离开该地时，说服当地人加入，最后，自笞人数竟达到200至300人，有时达上千人。无疑，这样的苦行方式不但与事无补，反而成了加速疾病传播的帮凶。
对黑死病的解释还有其他一些迷信说法。在瑞士，人们中流行的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是犹太人在水中投毒。犹太人因此被围攻，并被活活烧死。那些在黑死病中幸存的犹太人，就是这样死于非命。另外，也有关于鼠疫少女的传说。据说有一个美貌的鼠疫女子。她围着一条红围巾，她从一个村落游弋到另一个村落。所到之处，她的围巾在人家的窗前或门前一挥，这家人就染上鼠疫。有一个勇敢的年轻男子，发誓等鼠疫少女到来时，砍掉她的手臂，以此切断鼠疫的传播。据说，他是最后一个死于黑死病的人。
当然，当时不乏有学之士。他们不信对瘟疫产生的原因进行的宗教或迷信解释，而是试图寻找更符合逻辑的答案。有人认为游走于欧洲上空的一片神秘的有毒云彩是瘟疫的肇因，于是，他们焚烧香叶和药草以净化空气，驱散瘟疫。这样做的结果使垃圾充斥、腐尸遍野的村镇的空气更加糟糕。医生们也没有太多的办法。中世纪的医学是建立在占星术、宗教和哲学的基础上的。最普通的医疗方式是放血。有时甚至在药中掺放金及祖母绿的粉末，结果如何不言自明。科学中的这种猜想和摸索直到瑞士的颜森（Alexandre Yersin）找到后来被命名为Y氏病毒的病原体，人们对黑死病的认识才走上真正科学的轨道。
黑死病随着欧洲人走出中世纪也逐步消停下来。虽然后来陆陆续续还有过发生，但终究失去了初临欧洲时所产生的破坏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留给人类玩味的东西却远远没有失去意义。只要侵袭人类的病毒存在（或者存在于现在，或者存在于未来），黑死病事件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历史教案。
三、 知情与情“传”
历史教科书把黑死病和中世纪欧洲联系起来。但如果后来人的推测是对的话，那么，或者是印度老鼠身上的跳蚤，或者蒙古人西征时的传染战术，黑死病的原发地不是欧洲，而是亚洲。战争是有选择的，恐怖是有选择的，商业贸易是有选择的，但疾病的传染则没有选择。一个地方的传染病不止是地方性的疾病，也是人类的疾病。黑死病现象说明了这一点，时下的非典型肺炎现象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不同的是，在黑死病时代，科学还很不发达，通讯技术更谈不上。人类对未来的预测活动主要还是以占星术一类的“学问”和神学为支撑，瘟疫的信息传播更多的依赖谣言和小道消息，封建政府的公共服务系统远不完善。所以，在全然无知的情况下，欧洲被致命的黑死病（淋巴腺鼠疫60%的死亡率，呼吸道鼠疫和败血病鼠疫100%的死亡率）袭击，人口锐减2500万（差不多损失1/3的人口），这样的结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恐慌，更在情理之中。历史无法像周星弛的《大话西游》那样，念一句咒语就可以返回去重写。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当时的死亡人数可以大大降低？科学？公共卫生？道德？抑或政府治理？
无疑，科学是人类的眼睛，知识是人类的边界。科学使人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事物，知识的边沿记录着人类创造的历史。科学是在进化的，知识在增长的，无论科学共同体的范式如何，中世纪黑死病爆发的时候，人类拥有的知识就是那样大的面积，黑死病是逍遥于那个面积之外的。所以，当时的科学无法挽救涂炭的生灵。虽然历史告诉我们，科学终究战胜了黑死病，但事实上已经在科学上额外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时间。如果科学可以使死亡人数降低，那时不是科学一个变量，还有一个时间变量。这就是说，对未知而言，科学之能发挥作用是后补的。这不是诋毁科学的价值，也非否定科学的预测功能，相反，以已知防未知，正是科学的功能之一。事实上，经过黑死病的几次肆虐，人类迎来了"第一次卫生革命”，即通过改善卫生条件实现对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治的行动。14世纪黑死病侵袭英国的时候，布利斯特（Bristol）最早受到扫荡的港口贸易城市。当时的街市恶臭充斥，圬物漫道，蝇旋鱼腐，酒酸水秽，厕所难入，病毒横行，卫生状况不堪入目（Holt and Rosser，1990）。到了18世纪前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对上下水道进行了改进，重视对垃圾的处理，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一度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传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就意味着，卫生有利于健康是已知的，人类还没有认识的各种疾病（包括传染病）是未知的。未知的疾病是科学的难题，但对卫生意识和卫生条件落后的社群而言，未知的疾病还对卫生提出挑战。
其实，人类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所遇到的限制，不止是科学上的。人们无法在受到未知疾病的侵袭后，埋怨病毒本身，因为病毒没有与人缔结和约；或埋怨科学的落后，因为那是人类的局限。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得了致命的传染病，那根本谈不上人的传染病。结果，所谓传染病随着这个人的死亡而自生自灭。如果有两个人。甲有，乙没有。如果两个人没有任何接触的可能，那么，甲的结果同上，乙存活。如果两个人可能接触，而一旦接触，甲就有会传染给乙，结果双亡。在以下几种情况下---甲知情乙不知情，乙知情甲不知情，甲乙都知情，甲乙都不知情，都有一个“知情”与“接触”的配对组合问题。当然，对知情的“情”而言，还有个轻重判断的程度差别。比如，有病，有传染病，有未识传染病，有未识不治传染病等分别代表病情的精细程度。就两个人来说，知情精细程度不同，关于“情”的信息传达也有精粗之分，同时，对“接触”选择的可能性也会有所不同。双方都不知情而接触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而双亡就是宿命。倘若如此，就不存在下面要讨论的问题，即，在无论哪方知情的情况下（包括都知情），一方是否应该将“情”传达给另一方（知情问题）？甲是否应该希望、要求、或强迫与乙接触？乙又该做怎样的选择（接触问题）？这就超出了传染病本身的问题，也超出了知情权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人性的问题，涉及到情感与理性的问题，涉及到道德的两难选择问题。如果人的最高境界是“爱”，而爱的表达又是长相守，不离弃，那么，两人的结局就不言自明。焦仲青和刘兰芝，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为爱殉情的故事反映了两性之爱；刘、关、张“桃源结义”时的“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的誓言反映了友谊之爱。如此等等，说明生死是可以选择的。在特殊的关头，人可以选择和别人同死，自由的，或不自由的。不自由的选择是胁迫或无奈，不具有道德意义。那么自由的选择呢？自由从何而来？自由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是自然法则，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契约，是一种社会制作？
再进一步，假设除上述两人之外，还有第三人（丙），或再加第四人（丁），或再加第五人（戊）。丙是医生，丁是信使，戊是官员（专门管理公共的事务）。这就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由此再外推，由一地变两地，由两地变多地，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相应地，“知情”与“接触”的组合方式也因此增加。在“知情”的情况下，“情”传播与封锁有恶意和善意之别。善恶的识别有动机和后果两个不同的判据。善意的“传”与“封”，能否收到善果，反过来可以应证“善”的质量。善良的动机导致善良的结果，是至善；善良的动机导致不良的结果，就是小善，甚至是恶了。恶意的“传”与“封”即使收到好的结果，也终究是恶。当然，善意与恶意不是非此及彼。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区间。关于传染病的“知情”，可以排除恶意的“封”“传”吗？如果甲“封”，那会是一种什么心理：我得了病，活不下去，我不告诉你，也不让你活。如果是丙，知其不可为而退避不医，并封锁消息，这样的情况大概是最大的恶了。善意的呢？善意的“传”可以理解为是为了保护未知情者，那么善意的“封”呢？有一种真正的所谓善意的“封”吗？如果只是针对病的，善意的“封”或善意的“谎言”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对甲的：本是无法医治的病，却告诉他病会好的，不会传染的，给患者临终留一丝宽慰和希望。然而对其他人，则根本没有“封”的善意理由。所以，“传”是唯一的选择。这样的情况对丁和戊来说，也同样实用。但稍有不同的是，他们离甲的距离比之于丙来，可能更大些，因而“知情”的精细程度就相对小些。这就使得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知情变得重要，或，对丙的传情的反映变得重要。在五人世界，传的方式是简单的，需要的只是现场到位。五人中，戊要对之负责的，就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五个人的事务，要他是“善意”去“封”，使之处于不知情状态的只有乙。而乙又是最初二人之一，他更普遍。最后封的结果，就是最普遍的乙受害了。戊没有理由这么做。如果扩展开来，人数增加、地域扩展，分工细化，传的方式也就随着复杂了。这时，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五人世界，从而有许许多多的戊。在戊中，根据所负责的范围和层级，就有了大戊和小戊。五人世界的戊，乃是小戊。大戊有多大，就看他统辖的小戊的数量有多少。
如果上小戊没有善意“封”的理由，那么，大戊有吗？大戊管理的公共事务不止是疾病一类的事。除了病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事要管。从小戊推大戊，对传染病绝对没有“封”的理由。但把病放在诸多事务当中，就有一个综合平衡的问题。“封”与“传”的后果是什么，对大戊来说，在识别时要考虑的因素远远超过了小戊的范围。现在不妨推断“封”的理由：或者没有在最精细处知情，或者在大戊看来，还有比病更重要的优先考虑的事务，“封”比“传”更利于公共生活。如果是前者，那说明指向大戊的“传”有问题。如果是后者，问题就是大戊指向的“传”的问题了。如前所说，大戊恶意的“封”是没有理由的。即使采取了“封”的路线，也不具有“封”的恶意。最后，问题就变成了对事的排序，这正是公共管理中一个基本问题。而公共治理结构与公共能力建设，乃是公共管理质量的初始问题。
四、 关于学习的学习
回顾不孤独的历史，检讨黑死病的个案，体验非典型肺炎的恐惧，无不使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情境：我们这个世界哪里出了问题？谁的问题？不错，是科学的问题，是传播的问题，是公共治理的问题（前者是世界的，后两者则是地方的）。科学也好，传播也好，治理也好，最终都是人的问题。当我们指责“他者”，殊不知如果我们在“他者”的位置，我们能好到哪去？我们自己也许就是现代公共领域中“他者”的翻版，我们一样有可能在“传”与“封”的问题上限于两难。事实上，面对瘟疫，我们所暴露出的差距根本上是能力的差距，包括知识、行动和习惯。能力上的差距又源于学习上的差距。如果说差距导致危机的话，那么，学习上的差距就是最大的危机之源。“学习”已是近年来官方话语的显名词或形容词。与此同时，公共话语背景下的学习的动词性质逐步消退，几近变成一个口号。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所传达的“学习”信息，如果缺少了能力差距作为背景就只能变得徒具形式。
如波普尔（Karl Popper）所言，我们是从错误中学习的。错误丈量着我们的差距，它帮助我们找到学习的方向。黑死病后，欧洲加强了公共卫生的建设。“9•11”之后，美国先后出台了几十项与善后安置和反恐有关的法案。这是人类从错误中学习的很好例证。但我们不能停留在从错误中学习的水平，虽然这是非常必要的。当我们面对不影响生死存亡的事件上，我们有从错误中学习的资本。但当我们面对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试错资本。如果寄托于接受性的学习（面向已知，面向过去），或从错误中学习，我们就有可能在危机的冲击中走上绝路。正是因了这样的考虑，罗马俱乐部1978年提交的报告以《学无止境》为名，凸现了创新性学习的重要价值。人要以史为鉴，更需以未来为师。有危机意识，正确面对危机，机智地处理危机，需要作为动词的学习的支持。科学上的知识创造是这样，其他领域的学习也一样是这样。应该看到，我们不止在科学方面有学习上的差距，在公共治理方面，同样有着学习上的差距。我们不可能预见和解决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的学习是持续的，面向未来的，是民主参与的，我们就有可能缩短问题预见和问题解决的距离。
参考资料：
1． Dr Mike Ibeji, http://www.bbc.co.uk/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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