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西洋钟表的仿制与生产
清朝前期西洋钟表的仿制与生产汤开建 黄春艳
明中叶后，随着欧洲传教士入华及广州贸易的开放，西洋钟表作为礼品和商品开始进入中国。到明朝末年，西洋钟表不仅已广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知晓，且已出现国人学习钟表技术并仿制生产。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生活多年，1640年回欧洲后，完成一本《旅游记》，其中记载：
“他们（中国人）最欣赏的工艺品是齿轮钟。他们现在已经造得很好了。可以摆在桌子上。如果出和我们一样的价格，他们可以造出最小的。”
可见，到明末时，国人仿制钟表已为中外知悉。入清以后，随着中国上层社会对钟表的需求量日益增大，专门的钟表制造开始在全国多处地方出现，并成为清代手工业颇为独特的一行。关于这一问题，传统研究者仅将其纳入中西文化交流或科技史范畴展开研究，而在清代手工业发展史中则基本无人关注这一外来手工业行业的出现与存在，甚至在清代手工业史上不置一词。科技史与钟表史的研究者，虽然撰写了不少文章，但由于对文献、档案及调查材料的搜集整理缺乏系统性，使用材料而又太多随意性，故各种结论、推断层层舛讹，相互矛盾，且缺乏第一手资料的凭证，很难令人信服。鉴于此，本文拟在广泛系统搜集中西文献、档案及前人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清代前期全国各地出现的西洋钟表仿制与生产情况进行文本上的实证，以求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化。
一、江南地区的钟表业
从明万历年间西洋钟表传入中国内地后，最早开始学习仿制西洋钟表者即在当时的江南地区。首先是上海人对西洋钟表的仿制，万历年间李绍文著《云间杂识》载：
“西僧利玛窦作自鸣钟……余于金陵王太稳处亲见。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为之，第彼所制高广不过寸许，上海则大于斗矣。”
王太稳，即意大利传教士王丰肃（Alphonse Vagnoni）,太稳为其字。万历三十九至四十二年（1611-1614）间在南京传教，当时南京乃全国传教最发达地区之一。同在万历时，有佚名的《云间杂识》亦有相同的记载：
“西僧利玛窦，作自鸣钟，以铜为之。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子时一声，丑时二声，至亥则其声十二。利师同事之人郭仰凤，住上海时，上海人仿其式亦能为之，第彼所制高广不过寸许，此则大于斗矣。”
郭仰凤，即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仰凤为其字。万历三十六年（1608）到上海传教。上海是天主教在我国最早传入地之一，到明末时，亦是我国天主教最为发达的地区。西洋钟表由传教士带入，故上海成为我国最早仿制西洋钟表的地区。
入清以后，上海地区仍有制自鸣钟之记录。据王永顺先生介绍，康熙时，松江人徐翊渶为府衙制作了一架机械钟。又据乾隆《娄县志》称，邑人徐翊渶、徐翊淞兄弟均能“制鹤露、自鸣钟、仪表”。乾隆时成书的《续印人传》称华亭人徐钰制“乐钟、日表及日规扇，神工天巧”。徐钰之父为徐淞，娄县和华亭均为松江府附郭县，实际在一个地方，故疑华亭之徐凇当即上引娄县之“徐翊淞”。《续印人传》亦称徐淞“精参家纬于西洋测量制器之法”。到乾隆末期，华亭徐朝俊长期研习天文学、钟表，其《钟表图说自序》称：
“余自幼喜作自鸣钟，举业暇余，辄借以自娱。近日者精力渐颓，爰举平日所知所能，受徒而悉告之。并举一切机关转捩利弊，揭其要而图以明之，俾用钟表者如医人遇疾，洞见脏腑，知其病在何处。”
可见，此书乃徐朝俊积毕生制自鸣钟之经验，并总结其他工匠们的技术而完成的国人第一部关于钟表之著作。全书分为钟表名目、钟表事件名目、事件图、配齿轮法、作法、修钟表停摆法、停打钟不准法、装拆钟表法，用钟表法、钟表琐略等10部分，附图51幅。值得注意的是徐朝俊在《天学入门》的自序中还称：
“余先世爰研数理，手造泰西仪器，五代于兹矣。俊于制举业暇，尝从先君子侧闻绪论，愧不能有所发明。稍长，而所与居游第以自鸣钟表相诧异。”
徐朝俊家五代制自鸣钟，又是徐光启的五代孙，余疑前引徐翊渶、徐翊淞、徐钰等制自鸣钟者，均为上海徐氏家族人。故上海地区自鸣钟技术的传入及生产应与徐光启有很大的关系，而从徐朝俊《钟表图说》一书的内容看，完全可以反映，上海地区从明末开始，直到乾隆末期，一直保持有自鸣钟的生产，而且生产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南京博物院现存有一只嘉庆时期“上海冯义和自造”的小型更钟，从这一实物亦能反映清代中期上海制钟业的水平。
明末江南省除上海是最早生产西洋钟表的地区外，南京亦是重要地区之一。万历年间成书的《金陵琐事》载：
“黄复初，巧人也，……能铸自鸣钟、制木牛、流马与木人捧茶、木喇叭夜吠。”
清初又有南京人吉坦然为民间制钟者。吉坦然先年寓居广东，跟西洋人学习制钟，后在南京制成一“大小轮多至二十余，皆以黄铜为之”的“通天塔”机械钟。这可以反映出，南京地区在明末清初已有西洋钟表技术的传入，并有中国民间工匠学会了仿制钟表。南京钟表的手工作坊出现何时，文献无载。据施志宏先生的调查材料：“到17世纪末（即康熙中后期）南京城内至少有四家造钟作坊。每间作坊的规模都很小，以家庭为单位，或再带上一、二个徒弟。由于手工制造，产量有限，一年一个作坊仅能造十余架。”但至1851年，美国人的调查资料称：南京有钟表作坊40家。其中有名者为黑廊街王万顺，三山街驴子市潘恒兴，府东大街的易黄茂，南门大街的陈隆泰四家。从嘉庆二十一年的《钟表业办理同业义塚碑》，其中钟表匠唐明远祖籍就是南京人。根据晚清苏州钟表业调查会的调查，其中最早的钟表作坊“珊宝斋”即是道光三年（1823年）由南京迁到苏州。 乾嘉时人钱泳称：“自鸣钟表皆出自西洋，……近广州、江宁、苏州工匠亦能造。”可以说到清中期，南京的钟表工业已具相当规模。
苏州的钟表制造应晚于南京、上海。但有学者认为“苏州钟表制造的发展正是在明末清初时期”，“明末清初，苏州即能制造自鸣钟，当时被称为‘苏钟’”。但是，故宫博物院的郭福祥先生近年发表《关于清代的苏钟》一文，从文献及实物两方面进行考察，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并提出“苏州钟表制造的历史并不太长，大约开始于清嘉庆时期，而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始于明末清初”。关于“苏钟”出现的时间在博物馆学界有两种完全不同观点。其史实究竟如何？郭先生从实物考察上否定了原定为康熙时期生产的现为南京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钟表不是“苏钟”，而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不定时计时法钟表，这种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但是否定了所谓现存康熙时期的苏钟实物就可以完全否认在清初苏州即已开始仿制生产西洋钟表吗？明末苏州生产西洋钟表，目前尚未发现任何文献记录和实物佐证，但将苏州钟表制造定在“开始于嘉庆时期”则未免失之过晚。我们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将苏州钟表生产的时间放在康熙时期是比较合适的。其理由如下：
（一）从明万历年间开始，西方传教士即在江南地区展开了频繁的传教活动，利玛窦(Mathieu Ricci)、郭居静(Lazare Cattaneo)、罗如望（Jeao de Rocha）、潘国光（François Brancati）等著名传教士均在这一地区传教。到清朝初年,江南一省就拥有大教堂12座，其他小堂及会口近百，教友人数达55100余人，当时天主教传播主要集中在上海附近及运河两岸，如淮安、扬州、南京、苏州、常熟、嘉定、泰仓、昆山、松江等地。当时在江南地区传教的西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而耶稣会士又是多以科技传教为手段，江南地区亦是明末最早受西方科技影响的地区，故在明末，上海、南京等地已经出现学会制造自鸣钟的中国人。1659年，G.布鲁塞尼在威尼斯出版的一本书中谈到：
“中国人有很好的手工技艺……他们是有能力制作钟的，也可以制作小钟。”
1659年为清顺治十六年，故布鲁塞尼谈到的中国人制作钟表的技艺应是指清初时期，那他指的制钟地方是何处呢？到清初，广东人的制钟表技术尚未完全掌握（详见下证）。根据当时西方科技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几个区域来看，布鲁塞尼所指应该就是江南地区。江南地区应是我国最早学习接受西方钟表技术的地区。前引“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为之”及能制自鸣钟的南京人黄复初、吉坦然即是典型例证。苏州在江南地区并非天主教传播之中心，从当时的文献看，传教士在苏州的活动相对较少，故我们推估，苏州人仿制西洋钟表应晚于南京、上海。正是在南京、上海钟表生产的影响下，苏州才开始出现钟表生产，这就是将苏州钟表生产定在康熙时期的理由之一。
（二）从新公布的西文档案中发现了康熙时苏州钟表业的资料。比利时鲁汶大学高华士（Nöel Golvers）博士在他的新著中公布了清康熙年间在常熟地区传教士的耶稣会士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的“帐簿”，其中有四条柏应理（Philippe Couplee）和鲁日满交给工匠修理钟表的帐单：
页142：“预付给为我修理钟表工匠Cham:1.050两，苏州，1676年1月。”
页52：“为我的钟表做架子：0.030两，苏州，1676年2月。”
页50：“再次修理我的钟表，约0.070两，苏州，1676年3月初。”
页48：“为柏应理神父修理他的那座大钟：0.500两，1676年3月前半月，这次支付也发生在苏州。”
虽然，鲁日满及柏应理的钟表均应是从欧洲带来，但十分明显的是，这四次钟表均交由一位姓Cham（常）的苏州人修理。根据C.Pagani的研究，在嘉庆时期（1796年—1820年）的苏州城外有一家钟表店，店主名叫Chang Jung（常君），其姓与鲁日满帐本中的Cham姓常吻合，而常君即为这一钟表店的第三代店主。考虑到中国钟表业的家传习俗，嘉庆时期出现的这位苏州钟表店店主“常君”很可能即是鲁日满帐本经常出现的苏州钟表匠Cham姓之后人。这一新资料的发现为我们确定苏州钟表生产至少起始于康熙之时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
（三）在文献档案中出现的苏州钟表生产即可证明，苏州钟表生产应早于嘉庆之时。根据现存档案的查阅，目前仅发现一条有关“苏钟”的记录：“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初十福喜交贴金倒环顶黑檫漆架铜花铜条油画屉板单针时乐钟一对（苏做，无等）”。“苏做”即苏州生产，“无等”即没有等级。这是现存唯一一条最早关于“苏钟”的档案记录。但是否据此即可认为“苏钟”始于嘉庆呢？我们认为不当。因为在嘉庆时苏州制造的钟表已出现“贴金倒环顶黑檫漆架铜花铜条油画屉板”如此复杂工艺的钟表，恰恰可以反映，苏州钟表的生产决非始于嘉庆，而是反映到嘉庆时，“苏钟”已进入“成熟期”。另据嘉道时人顾禄《桐桥倚棹录》记载：
“影戏洋画，其法皆传自西洋欧罗巴诸国，今虎丘人皆能为之；洋琴，虎丘只半塘吕殿扬一家制造；自走洋人，机轴如自鸣钟，不过一发条为关键。其店惧在山塘。腹中铜轴，皆附近乡人为之，转售于店者。”
这一条有关苏州地区中西文化交流的十分重要的资料。过去一直未为人们发现。通过这条资料，我们不仅可看到，当时苏州地区受西方科技文化影响之大，而且还可以看出，苏州生产自鸣钟之类“自走洋人”已成为市场上的普通商品，连“附近乡人”都能生产自动机械玩具中的“铜轴”，可以反映，苏州地区早已出现生产自鸣钟的作坊是不足为奇的。《桐桥倚棹录》虽然记录的嘉庆、道光时期的苏州之事，但嘉庆以后，清廷对全国天主教的严禁，故西洋钟表的生产技术不可能在嘉庆以后才传入苏州。换言之，在嘉庆、道光时期记录的苏州钟表技术应来源于嘉、道以前，应是明末清初传入江南地区的西洋钟表技术的延续与发展。这样对文献解读，才能真正地挖掘文献内容的真实内涵。乾嘉时人钱泳《履园丛话》称：“自鸣钟表皆出自西洋，近广州、江宁、苏州工匠亦能造。”嘉道时人梁章钜《浪迹续谈》称：“今闽、广及苏州等处，皆能造自鸣钟”一语则可说明，到嘉道之时，苏州的钟表生产已经同福建、南京、广东一样成为中国的重要钟表生产之地。而据美国人玛高温(Macgowan )的调查数据，1851年苏州有钟表作坊30家，少于南京，而多于杭州，可以反映，嘉道以后苏州钟表业的发达。再据宋伯胤先生调查所获得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钟表业办理同业义塚碑》：
“据附元和县（属苏州府）人唐明远等称，身等籍隶金陵，于元和县三都北四图创设义冢，系即字圩鸟号七十二、三、四、五丘，计官田二亩九分四厘。本图钟表义塚办粮，专葬同业……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初五日示，甲山庚南兼卯酉三分，钟表义冢众友姓同行公立。”
这一碑刻的史料意义在于，在嘉庆时，苏州的钟表制造业已经成为一个“行业”，而且，这个“行业”还不是一个刚刚出现的“行业”，要“创设义塚”，“专葬同业”。可证，苏州钟表业发展到嘉庆时已经出现了这一行业的同业组织。从苏州钟表生产制造的开始，到钟表行业的同业组织的出现，这决不是一两年，甚至十年、八年之事，而是一个相对长时间才有可能形成的一个过程。因此，我们认为嘉庆时创设的钟表业“义冢”不仅可以证明，苏州钟表制造业发展到嘉庆时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已成为一个成熟的行业；而且也可以证明，“苏钟”的起源应在嘉庆之前，到嘉庆时，苏州的钟表业也有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
杭州钟表业的文献记录始于康熙之时。康熙刻本的《旷园杂志》称：
“（杭州人）黄履庄所作自鸣钟、千里镜之类，精巧出群。”
又据张潮《虞初新志》，黄履庄生于顺治十三年,康熙初年到扬州学习西洋技术：
“来广陵，与予同居，因闻泰西几何、比例、轮捩机轴之学，而其巧因以进。”
据此，黄氏制钟技术是在扬州向传教士学习。他不仅学会制自鸣钟，还能制作十分精巧复杂的自动机械玩具：
“自动戏，内音乐具备，不烦人力，而节奏自然。真画、人物鸟兽，皆能自动，与真无二。灯衢，作小屋一间，内悬灯数盏，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烟稠杂，灯火连绵，一望数里。自行驱暑扇，不烦人力，而一室皆风。”
光绪《石门县志》则称：
“连东山，康熙时人，心手巧妙，能制自鸣钟，与西人所造无异。”
石门县属杭州府。又据康熙时徐岳《见闻录》载：
“张某杭州人，善西洋诸奇器，其所作自鸣钟、千里镜之类，精巧出群。”
这个“张某”是谁？余疑即刘献廷《广阳杂记》中的张硕忱：
“张硕忱，有自制自行时盘，……精妙不让西人。”
刘献廷未记张硕忱的籍里，但知道是康熙时人，故疑二者为同一人。从上述资料，可以反映，康熙时期杭州已出现多处钟表制造作坊，而且技术水准很高，“精巧出群”，与“西人所造无异”，即可证明。康熙以后，杭州地区钟表生产未见记录。1851年的美国人调查材料中称杭州有钟表作坊17家，这些钟表作坊应传承于清初传入杭州的西洋钟表技术。
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应是清代前期江南地区钟表生产的主要城市。除此以外，扬州、宁波、宣城当亦有西洋钟表的生产。前引康熙时杭州人黄履庄的钟表技术即在扬州学习，又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居住在扬州虹桥东岸的歙县人汪大黉“精于制自鸣钟”。可证，扬州亦能生产自鸣钟。乾隆四年刻《宣城县志》记载芮伊“性多巧思，能手制自鸣钟”。芮伊应是康熙、雍正时人，宣城属安徽，可见，宣城亦有自鸣钟生产。另据1851年美国人玛高温的调查材料，宁波当时有钟表作坊7家。
二、福建地区的钟表业
福建地区西洋钟表的传入最早应与天主教无关。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露书》记载：
“近西域琍玛窦作自鸣钟，更点甚明，今海澄人能效作，人谓外国人巧于中国，不知宋蜀人张思训已为之，以木偶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钟击鼓矣。”
天主教正式进入福建地区应以艾儒略为始，而艾氏入闽在明天启四年（1624），属于漳州的海澄有天主教则更晚。故万历年间僻处闽南的海澄地区能仿制自鸣钟，不应是仿效于传教士，而应是从西班牙或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漳州月港的海上贸易传入的自鸣钟技术，亦即是当时的西班牙或荷兰商人将钟表带入海澄，海澄人很快就加以仿制。由此可见，海澄仿制自鸣钟的过程与江南地区有很大的不同。沈初的《西清笔记》中记录了西洋高质量的钟表传入福建：
“昔在闽见一钟，上一格两扉常合，至交初正时，内有铜人两手启扉，转身于架上取槌，击钟如数毕，置槌于架，两手合扇，又有铜人高数尺，如十三四丫头，而粉衣缯，前置洋琴，启铜人钥，则两手起执垂击琴，左右高下，其声抑扬挫合节，头容目光，皆能运转，助其资致。鼓毕，则垂槌于琴，两手下垂挹矣。又制飞雀，呼噪逼真，西洋工匠之巧如此。”
这是一架欧洲钟，传入福建时间应是清乾隆以前。而福建地区制钟技术的发展应同当时输入福建的西洋钟表有关。
康熙时王沄《漫游纪略》记载漳南有一名“孙细娘”的女子制自鸣钟为“一时绝艺”。而《清稗类钞》则作：
“国初，福建漳州有孙细娘者，造小自鸣钟，高仅一寸，而报时不差分毫。”
此“漳州孙细娘”当即王沄所记之“漳南孙细娘”。所造自鸣钟仅一寸高，钟表愈小技术难度愈高，反映出康熙时期漳州地区的西洋钟表制造业获得了发展。又雍正十二年刊刻《闽小记》载：
“龙溪孙儒理”善制“一寸许之自鸣钟”，号称闽中五绝技之一。
龙溪亦属漳州，此孙儒理亦应是康熙时人，他的“一寸许之自鸣钟”之绝技，是否就是传自孙细娘。钟表行业有家庭作坊传承的习惯，故疑孙儒理当出自孙细娘一家。乾隆《福建通志》还载：
“漳浦人赵彦衡，有巧思，能作指南针、自鸣钟。”
漳浦亦属漳州府。上引四条材料，均是记录明清之际福建漳州地区钟表生产的资料。嘉道时福建人梁章钜称：“今闽、广及苏州等处，皆能造自鸣钟。”这个“闽”，并非指整个福建地区，而仅指漳州。
然在乾隆时期厦门地区自鸣钟、洋表已成为极普遍的东西，《北东园笔录续编》载：
“余十一岁即随先资政公游学厦门，馆于厦防厅署，……官厅尤极豪奢，大堂左右设自鸣钟两架，高与人齐，内署称是。署中蓄梨园两班，……无人不佩时辰表者。”
戏班中“无人不佩时辰表”，足以反映出厦门地区西洋钟表普遍流行的程度。当时洋钟表进口十分昂贵，地位并不高的戏子应该买不起它们，故戏子们佩带“时辰表”，可以反映福建钟表生产的规模。
三、广州地区的钟表业
关于广州钟表业的出现，学术界有以下几种说法：关雪玲女士认为：“康熙中期下令开海禁，……广州开始出现钟表制造业。”张柏春先生认为：“广州钟表作坊的出现，不晚于乾隆朝初期，也许始于康熙年间。”方豪先生则认为：“我国修钟及造钟业皆以广州为最早，次为苏州，俗称为‘广钟’、‘苏钟’。”而徐文璘、李文光两位先生认为：“广州制造的也始于康熙年间，可能苏造要在广造之先。”现在，我们根据自己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提出一些与上述各家不同的看法来。
明代中叶后，虽然广州是传教士最早将自鸣钟带进内地的城市，而且，在明末的“广州交易会”上，自鸣钟还是中葡贸易的商品之一，甚至，在肇庆还出现传教士将果阿钟表匠带进修理钟表之事。但是，到明朝末年，我们并未发现任何关于广东工匠学会钟表制造的文字纪录。明末清初的著名广东博物学家屈大均《广东新语》一书记录了广东的各类物产，亦包括手工业产品，特别是对外国传入中国的物品所录尤详。但书中却没有任何关于自鸣钟的记录，这是否可以说明，到明末时，广东尚没有学会自鸣钟的制造技术。据卫匡国(Martin Martini)《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称：他离开中国时（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广东的工匠已经学会制造各种机械装置，但是“制造‘小而精致的钟表’，则仍在他们的技术能力之外。”1675年来中国的俄国使臣斯帕塔鲁(Nicolae Spataru Milescu)亦称：广州人“也学会了制造大钟，不过尚未学会制作手表”。这两条外国人资料可以说明：在上海、南京甚至海澄的中国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仿制西洋钟表技术时，广州的工匠才刚刚开始学会制钟，尚不能造表。但到1672年西班牙方济各会神父再次进入中国时，有一位卡芳世神父由于帮尚之信修好了损坏了的西洋钟表而赢得尚之信的好感。而据方济会的资料介绍，卡芳世修理钟表技术又源于原来加入耶稣会的广州中国基督徒，故在1688年文度拉(Bonav Ventura)神父在广州的报告称：“中国南方（应指广州）的一些中国人首先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会了修理钟表的技术。”这就告诉我们，大致在康熙开海前仿制西洋钟表技术才在广州传开。
从档案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可以证明康熙时期广东工匠已经掌握钟表技术的证据，康熙五十九年广东巡抚杨琳的奏折称：
“奴才访得广城能烧法蓝人一名潘淳，原籍福建，住家广东，试验所制物件颇好。……奴才随与安顿家口，并带徒弟黄瑞兴、阮嘉猷二人，随李秉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淳烧成法蓝时辰表一个，鼻烟壶二个，铀子八十颗，合先呈验。”
这位原籍福建、住在广州的钟表匠潘淳就是康熙时期“广钟”的生产者之一，“法蓝时辰表”正是“广钟”之特色。他还带徒弟二人。可见，潘淳所经营的应是康熙时代很典型的钟表作坊。值得注意的是《潘氏典堂族谱》有一条资料：
“（潘）松轩公，少承母训，内睦宗族，外和乡邻，长业自鸣钟，生计饶裕。”
族谱中还记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松轩公生子，可知潘松轩公应是乾隆时人。这位靠自鸣钟起家的潘轩公是否即潘淳的后人呢？联系到广州十三行潘氏的另一支潘仕成家族亦来自福建。余疑这是福建龙溪潘氏来粤的更早一支，这一潘氏主要靠制造自鸣钟为业。又据内务府造办处雍正元年（1723年）2月的一份档案：
“初一日，副催长福明持来押站，内开正月二十七日，党进忠将漆架广坠子钟一件，画得黑漆描金花架时刻钟纸样一张，交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配做时刻钟瓤分，架子另做，添补收拾见新。其旧瓤二分收贮。钦此。”
这件“广坠子钟”到雍正元年时外壳已经缺损、坏旧，可见“广钟”生产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似应是康熙中后期生产的。又雍正六年查抄明珠家总管安图，抄得“乌木架自鸣钟四架”，当日领催王吉祥指称，其中两架是广东做的钟。根据中西文献档案资料可以确证，康熙时期，广州钟表制造业已经形成，“广钟”不仅在广州市场上销行，而且有“精品”制造进贡清廷。
乾隆《广州府志》有一条资料称：
“自鸣钟，本出西洋，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按：广人亦能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
这应是反映康熙后期至乾隆初期“广钟”的生产情况，当时的“广钟”在质量上确实“未及西洋之精巧”。西文资料也指出：
“在澳门和广州，中国的工匠被训练制造特定规格的钟表。这些钟表在质量上比从欧洲引进的原装货差些，它们作为礼物献给地位较低的官员，这有助于减少购买礼品的费用。
乾隆十六年七月，因粤海关监督唐英采办了四件小洋钟表进贡乾隆，乾隆皇帝认为这些钟表是“三等货”,要追究采办的责任。很明显，这些由粤海关采办的三等钟表很可能就是购买的由广州制造的钟表，质量尚未过关。乾隆十四年二月，乾隆传谕两广总督硕色：
“从前所进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锻、毡毯等，务必要洋做者方可。”
乾隆十四年广东所进贡清宫的钟表“亦非洋做”，可以证明，这些钟表就是广州生产的“广钟”。从档案中看，乾隆朝有相当多的广东钟表匠进京服役，称为“南匠”。由广东督抚挑选做钟能手进京，技艺高者还可带家眷。一般广匠每月钱粮四、五两，个别广匠进京给安家银八、九十两。这些广东工匠的进京亦可证明乾隆时期广东自身钟表业的发达。
随着高质量的欧洲钟表大批量地进入广州市场，特别是欧洲著名钟表匠落户广州，对“广钟”生产工艺及技术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乾隆中后期，“广钟”的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开始出现大批由广东工匠制造机械结构复杂、造型艺术极具民族特色及装饰工艺华美的高质量的广东钟表。乾隆九年（1731年）广州丁龙泓父子欲在镇海楼“重建大自鸣钟于其上”，在镇海楼装自鸣钟这种中体西用的做法亦反映乾隆广造钟的质量应该是相当高的。故宫博物院收藏为量不少的乾隆时期生产的“广钟”，被今天的钟表专家诩为：“‘广造钟’明显地表现出其技艺已经接近于当时欧洲制钟的水平了”。当时到中国来的欧洲人见到广州制造的钟表也称：
“1800年左右，钟表制作工艺已在广州落地生根，并获得迅速发展。J.Barrow记载，中国人在广州的制作已和伦敦一样的好，并且这些精巧机械品的价格只是曾经从Cox和Merlin仓库运来中国的钟表价格的三分之一。”
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斯当东随马戛尔尼使团回到广州，看到广州市场上中国工匠所造的钟表时，称：
“广州工人摹仿的本领很高明，他们能制造和修理钟表.”
1815年，查理斯·麦格尼克从中国发回的信中说：
“在广州出售的时钟中，（英国钟表匠）遇到了中国时钟竞争的困难。”
四、北京地区的钟表业
西洋钟表制造技术传入北京，始于明万历年间的利玛窦。也就是说，在利玛窦将西洋钟表带入北京后，北京人就很快地掌握了自鸣钟的生产技术。钱希言《狯园》卷四载：
“玛窦他所制自鸣鼓吹，未上进者尤奇，一拨关捩，众乐皆鸣。今京师市中有制成出卖者。”
这种“自鸣鼓吹”当是自鸣钟一类的机械器物。利玛窦进京后，最早向利玛窦学习自鸣钟技术就是李之藻。据利玛窦信：
“他（指李之藻）已回到北京，准备印刷克拉威奥恩师的《同文指算》（Aritmetica Pratica）及《论钟表》两书，后者也是恩师的著作，已译为中文，他手制许多钟表，美观而又精确。”
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主持历局，准备在钦天监内制“候时钟三”。这说明当时北京城内的工匠中已有制造钟表这一方面的人才和技术。
入清以后，从顺治到乾隆四朝，诸帝虽然对天主教态度不尽相同，但对传入中国的西洋奇器均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而对自鸣钟则更是情有独钟。翻开四位皇帝的御制诗文，其中咏颂自鸣钟的篇章多达十余篇，故从顺治时期开始，清宫就十分注重西洋自鸣钟的输入与仿制，并在清宫内设置两个专门的机构负责前述事务，一是“自鸣钟处”，一是“做钟处”。关于这两个机构的设置，学术界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先谈“自鸣钟处”。
（一）刘月芳女士提出：“康熙朝时，端凝殿内贮藏着宫内钟表。康熙二十八年起文献称此处为‘自鸣钟处’。”
（二）关雪玲女士提出：“自鸣钟处初设时间无法断定，但文献记载表明，它设立的时间是在康熙时期。”
刘、关二人均认为自鸣钟处设置于康熙时期。前者甚至将其定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余以为不妥。先看雍正八年成书的《庭训格言》记录：
“明朝末年，西洋人始至中国，作验时之日晷。初制一二时，明朝皇帝目以为宝而珍重之。顺治十年间，世祖皇帝得一小自鸣钟以验时刻，不离左右。其后又得自鸣钟稍大者，遂效彼为之。虽能髣髴其规模，而咸在内之轮环。然而，上劤之法条未得其法，故不得其准也。至朕时，自西洋人得作法条之法，虽作几千百而一一可必其准。今与尔等观之，尔等讬赖朕福如斯，少年皆得自鸣钟十数以为玩器。岂可轻视之，其宜永念祖父所积之福可也”。
康熙的训谕揭示了在顺治十年以后，清宫就开始仿制自鸣钟，而且仿制生产的量相当大，以至到康熙时，每一个皇孙都可以分得“自鸣钟十数以为玩器”。这么大规模地生产自鸣钟，即可证明当时应有一个机构在管理这一生产。康熙十六年（1677），“具有惊人机械才能”的葡籍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Magalhaens）去世，安文思在顺治、康熙两朝多次为清宫制造自鸣钟和机械人，“欲以此博帝欢”。安文思去世时，康熙的悼词云：
“彼在世祖皇帝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
安文思不仅“营造器具（自鸣钟与机器人）”，而且还负责管理这些自鸣钟和机器人。很明显，安文思负责的这个机构就应是自鸣钟处。再据《国朝宫史》和《钦定日下旧闻考》的记载：
“端凝殿南，旧设自鸣钟处”。“旧设自鸣钟处恭悬圣祖御书额：‘敬天’”。
康熙书“敬天”匾在康熙十年（1671年），自鸣钟处之所以悬“敬天”匾，因为该处是天主教传教士的工作地，而当时宫内传教士制自鸣钟者仅安文思一人，故可推断，清宫自鸣钟处的设置时间应在顺治末到康熙十年之前。将自鸣钟处设置的时间定在康熙二十八年明显偏晚。又据《国朝宫史续编》：
“端凝殿兼自鸣钟（处）：七品首领一，执守侍。太监十。专司近御随侍赏用银两，验自鸣钟时刻及陈设、洒扫、御前坐更等事。”
自鸣钟处之开始设置主要是为了保管、贮存及陈设宫内的自鸣钟，但从安文思时代就已经开始生产自鸣钟，仅顺治后期的几年中就生产了数十架自鸣钟。可见，自鸣钟处自身就设置有自鸣钟生产作坊，这一作坊中包括有“制造钟表的铁匠和铜匠”。
康熙时，自鸣钟处生产自鸣钟的情况并没有多少资料反映。但据中西文挡案，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起到其去世的20年间先后有陆伯嘉（Jacques Brocard）、Guetti、杜德美(Pierre Jartoux)、林济各(François-Louis Stadlin)、严嘉乐(Charles Slaviczek)及安吉乐(Angelo Pavese)等６位西洋钟表匠师进入清宫，参加了自鸣钟的制造，特别著名瑞士钟表大师林济各进入清宫主持自鸣钟的制造，使清宫的自鸣钟制造的水准大大提高。康熙四十七年左右，江西巡抚郎廷极向康熙进贡了一件“西洋大日表”。康熙朱批：“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已后不必进。”这反映出到康熙后期，清宫自鸣钟处生产的自鸣钟质量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甚至超过当时的欧洲进口钟表。直到雍正九年（1731），自鸣钟处还承担清廷的制钟任务。
其次谈“做钟处”。戴念祖与商芝楠先生均将“做钟处”的设置时间定在康熙时。
（一）戴念祖先生则提出:“清宫内设钟表作坊大概起于康熙十六年前后。该年，宫廷内‘敬事房’下设‘做钟处’，置‘侍监首领一人’，在‘端凝殿’置‘兼自鸣钟执守侍首领一人’，专司……并验钟鸣时刻”。此后，“做钟处”逐渐扩大，工匠增多。康熙三十年后，迁出廷，另设作坊。有丁房150余房，颇具规模。雍正时又成为造办处内的一个作坊。”
（二）商芝楠先生更提出：“他（康熙）不仅热衷于搜集各种西洋钟表和其他科学仪器，还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内建立了一个‘做钟处’，专门负责仿制欧洲机械钟。”
戴、商二先生均如此言辞确凿，但可惜的是没有提出任何文献档案资料作为凭据，且连注释都无一处，故“做钟处“设置时间仍须进一步考辨。我比较赞同关雪玲女士和刘月芳女士根据现存档案资料所作的推断。关于“做钟处”建立的准确时间，尚未找到确切资料。但在雍正元年中活计档中见到“做钟处”的记录：
“七月初六日……传旨：将玻璃山自鸣钟交李裕在玉玲珑馆有景致处安设，准时，配行驼座一件，交做钟处收拾年节。”
又同档之“自鸣钟处”条目下：
“内开七月十六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内务府大臣英廉，将做钟处新进到异兽顶兽腿铜花架糊锦夹纸座时乐钟二座之内只要一件，收拾改新，御制钟内要两件，内西洋木架时刻钟一座，高丽木架时刻钟一座，共三件，着派人送往热河来。”
虽然“做钟处”一名已在雍正元年（1723年）时出现，但这个“做钟处”生产的钟表却系名于“自鸣钟处”条目之下。此作何解？我们认为，做钟处之名当系自鸣钟处下属自鸣钟作坊转化而来，故将原作坊改称“做钟处”时，此处仍隶属于自鸣钟处，尚未完全独立。那么两个机构何时相互独立？关雪玲女士认为在“乾隆四年（1739年）”，不过她未举出档案文献的证据。
据清档：“乾隆七年十一月随驾往天坛的有自鸣钟（处）首领、太监五名，马五匹、牛车二辆；做钟处太监二名，马二匹。”这可说明，在乾隆七年（1742）之前，自鸣钟处与做钟处已各自独立。又据清档：“雍正九年九月初十日恩于自鸣钟（处）太监任朝贵银五两”，“雍正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恩于做钟处太监银十两。”虽然两条档案并非同一年，但其间仅差十个月，两个机构的名词几乎同时出现，故我同意刘月芳做钟处成立于雍正十年（1732）之说。也就是，至少在雍正十年之后，做钟处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专门生产自鸣钟的宫内机构。
做钟处的内部结构应包括三部分人：西洋传教士、做钟太监及中国匠役。西洋传教士是不占编制的技术人员，做钟太监，据《国朝宫史续编》：“八品首领一，侍监，太监十五。”即包括首领太监在内一共16名太监，至于中国匠役的人数可能各个时期并不完全一样。据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神父的记载：
“18世纪30-40年代，自鸣钟处和做钟处大约有100名中国人在他（指沙如玉）的指挥下工作。”
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做钟处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总数大约是在120人左右，这应是乾隆时期做钟处的规模。
RE:清朝前期西洋钟表的仿制与生产
乾隆一朝是我国宫廷制钟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宫廷钟表的生产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成为清代中国钟表业的最辉煌的时代。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证实：（一）一批欧洲著名的钟表匠师进入清宫
乾隆初年，入宫的著名钟表匠师林济各与他的助手沙如玉尚在清宫制造自鸣钟。沙如玉在法国就早已是技艺精湛的钟表师。他自称：“我懂得的理论肯定跟欧洲钟表匠一样多，因为我敢肯定很少人能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乾隆三年，法国钟表师席澄元（Sigismondo di San Nicolà或Adeodat）、杨自新(Coadjutor Gilles Thébault)入宫，之后还有李衡良（西名不详）、汪达洪(Jean-Mathieu de Ventavon)、李俊贤(Hubert de Mericourt)、巴茂正(Charles)等欧洲钟表师进入清宫。如此众多的优秀欧洲钟表师聚集在乾隆宫廷后，将欧洲各国如瑞士、法国的先进技术带进宫廷，并传授给中国工匠，直接推动了清宫钟表技术的发展。
（二）从现存档案和实物可以证明乾隆朝钟表制作的辉煌
乾隆元年“做过自鸣钟百拾件”；乾隆二年，“所造钟表甚多”，以至“作房窄小”。据档案记载，乾隆11年至乾隆20年间，做钟处生产钟表为44件。又据现存清宫《做钟处钟表细数清册》，从乾隆22年至乾隆59年，做钟处生产的钟表保存在清宫者达116件。从数量看，似乎并不特别多，但由于清宫生产的钟表大多是用于皇宫内部的陈设，不仅要求质量高，而且要求造型精美，并多由皇帝亲自验收。因此，清宫每生产一件自鸣钟均要耗去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据档案记录，乾隆十四年完成的“八仙庆寿，海屋添筹”的时刻乐钟前后耗时达5年。而乾隆一朝制造这种结构复杂、工艺繁琐的钟表就达数百件，完全可以证明乾隆朝宫廷钟表业的发达。
嘉庆以后，做钟处逐渐式微，制钟较少。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嘉庆皇帝对西洋器物的反感。他在嘉庆四年（1799年）十一月的一条上谕中表明了这一看法：
“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
嘉庆皇帝这种“不贵珍奇”、“不爱玩好”的禀性，导致了他对西洋器物的反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清宫的制钟业必然走向衰落。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洋钟表从明末传入中国后，到清朝前期，中国的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城镇已经开始仿制，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制作钟表的手工业行业，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漳州及广州等地均已出现相当数量的手工作坊，北京地区则出现了规模达百余人的专业宫庭钟表作坊。东南沿海城市的私人手工钟表作坊一般都不大，雇员在两三人，但却是世代相传，以致各地均出现一批家族传袭的钟表世家，如上海的徐家、苏州的常家、漳州的孙家及广州的潘家等，成为我国钟表工业发展的先驱。清朝前期，我国的国产钟表数量究竟有多大，目前尚无较清楚的统计数，但从现存各地博物馆的“御造钟”、“广造钟”及“苏造钟”数量来看，当时的生产数量不小；质量从整体上讲虽然赶不上欧洲的进口钟表，但部分精品已完全达到欧洲钟表制造的水平。在清代，进口钟表主要是满足宫庭及中国社会少数的上层人物的生活需要，而国产钟表则对清前期中国广大的中下层社会的使用和普及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里的教堂、商馆、衙署及公共建筑，均有安装自鸣钟者；人群中的官员、教士、商贾、仆役，甚至戏子、妓女亦有配西洋表者。高官中普遍将钟表作为珍稀物品来收藏，少者藏数十架，多者达数百，以致形成清代中期“西洋钟表消费热”的奇特现象。当然，中国人使用西洋钟表并不在于时间掌握的精确与否，也不意味着时间观念的改变，而主要是一种地位的显示，一种环境的装饰，甚至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一种“玩具”。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清朝前期，西洋钟表的传入仿制及一定规模生产的出现对于中国机械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钟表工业的形成仍然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由此而产生的“西洋钟表消费热”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西洋钟表的认同，则对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接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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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欧洲钟表匠清宫事迹参见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各人物传，另又（捷克）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1716—1735）》页60，大象出版社，2002年。（意）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第22章，页10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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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转引自前揭《故宫钟表》，页39。
前揭关雪玲《中国钟表》，载《故宫钟表》，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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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liot,Bulletin Critique,p.66.转引自Carlo M.Cipolla,Clocks and culture,1300—1700,p.86,W.W.Norton & Company ,Inc 1977.
前揭Pelliot,Bulletin Critique,p.66.
席澄元进做钟处制钟表，参见鞠德源《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李蘅良事则见前揭《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227号档页358；巴茂正事，参见Catherine Pagani, Eastern Magnificence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p55,the Uin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其余杨自新、汪达洪及李俊贤事迹均见前揭《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页826、页963及页1041。
清宫中中国人接受西洋钟表师技术而成名者康熙时有“黄异人”。（清）张佩芳修《歙县志》（乾隆三十六年刊本影印本）卷15《人物志》5：“制器之技黄异人，……尝游京师，供奉内殿，凡外夷贡奇器，必与望观，意即如样制，与所进无毫发爽，且或精巧过之。康熙间，西洋人贡宝座，一坐定则八音自鸣，……异人阅，竟奏曰：许臣拆视，则亦能为之。不日制成奏进，时洋夷尚未旋国也。”乾隆时则有“拉忠襄公布敦”。（清）昭槤《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卷9《拉傅二公》页224：“公多巧思，每剪制衣服，修理洋钟表，皆称绝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造办处各成作活计档》胶卷号75，转引自关雪玲《乾隆时期的钟表改造》，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
前揭恽丽梅《光阴似水物依旧—清宫做钟处与自制钟表》，载《两岸关系》2000年11月，页62-63。
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清内务府档案文献汇编》第6册《做钟处钟表细数清册》，页2557-2656，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造办处各作做成活计清档》，转引自前揭恽丽梅《光阴似水物依旧—清宫做钟处与自制钟表》。
《清仁宗嘉庆实录》卷56，嘉庆四年十一月上谕，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参见张柏春《明清时期欧洲机械钟表技术的传入及有关问题》，载《自然辨证法通讯》1995年第2期。
参见前文各地之钟表业。
1736年，Jean-Baptiste Du Halde 这样评论中国工匠：“他们的发明不像我们的好，但他们的制作工具很简单，而且他们能精确模仿欧洲传来的任何样式。目前他们能制作钟表，他们没什么概念，制作有很多缺点。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工匠，有些在他们的店铺内做，有的走街串巷提供服务。”虽然对这一时期中国仿制的西洋钟表评价并不高，但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Du Halde,General History of China,2:124.转引Catherine Pagani,Eastern Magnificence &European Ingenuity—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p76-77,the Uin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
参阅（清）赵翼《檐曝杂记》（中华书局，1997年）卷2《钟表》：“朝臣中有钟表者，转悮期会；不误期会者皆无钟表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清）丁克柔《柳弧》（中华书局2002年）卷《表》：“今则商贾、奴隶，无不有表，且有多者”。（清）梁恭辰《北东园笔录续编》（江苏广陵古籍社，1995年）卷2：“官厅尤极豪奢，大堂左右设自鸣钟两架，……署中蓄梨园两班，……无人不佩时辰表者。”（清）支机生《珠江名花小传》不分卷（载《中华野史》，泰山出版社，2000年）页6：“阿凤，……所居绣幞绮窗，……壁上自鸣钟两三对列。”（清）纪盷《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5《滦阳消夏录》5：“江南岑生，尝借宿沧州张蝶庄家，……前复陈一自鸣钟。”（清）张问安《亥白诗草》（光绪七年聚珍版）卷3《洋舶杂诗》：“自鸣钟有挂钟、座钟。座钟有八音。洋行有一钟，座上铜人能画千观音像。洋表有红毛、佛兰西二种。红毛多度金壳，佛兰西多银壳。”
据《内务府造办处记事录》及《和珅犯罪全案档》乾隆四十二年（1778）粤海关监督德魁之子一次将家藏各类钟表23对4件献呈乾隆帝，而乾隆朝权臣和珅被抄家时，查出家藏各类钟表达590多件。转引自鞠德源《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上），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
（清）昭槤《啸亭续录》（中华书局，1980年）卷3《自鸣钟》页468：“自鸣钟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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