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门的文化之五
第五节 前后门·公私门1．“走门路”和“走后门”
北京的地安门又称北安门、玄武门，而更广为人知的俗称叫“后门”，这是相对于午门、天安门、前门楼子而言的。中国古代的帝王们讲究“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坐北朝南为正，这也就规定出了前后。由此，地安门被以“后门”呼之。
后门总是背于正门或者说前门的。因此，后门的朝向便要由正门的坐落方向来决定。深宅大院往往开着后门。一般宅院规模小，门也少，可能没有后门，但主人要在后面开个便门，谁又能本准许他开？
这就好似世象，总是有人“开后门”，为着些许好处些许便宜；也总有人“走后门”。于是，“走后门”传为大众熟语。
“走后门”一语出现得很晚。它所概括的意思，原本由“走门”、“走门子”、“走门路”、“走便门”等来以表达。“走后门”成为语汇中的后起之秀，确有其自身的优势。它更富有形象性——区别于进出前门的光明磊落，后门更可容阴暗、鬼祟、见不得人的勾当。“走门路”与“走后门”虽是同义词，也还存在着差别。
《后汉书》载入《文苑列传》的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建安初年，他初到颖川，怀里偷偷揣著名刺，也是希望求谒权势名流的。可是，又生性高傲，这一个屠夫一般，看不上眼；那一个大腹便便像是饭桶，不肯去拜。怀里的名刺揣得久了，“至于刺宇漫灭”。祢衡这样的怀刺求谒的动机，我们宁肯称之为“走门路”。
同样，唐代时兴的于谒，我们也宁可称它为“走门路”。
唐代有诗的鼎盛，也有诗的干谒。此二者，均与那个时代选拔人才的一个途径相关，即以诗取士。诗成了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由此，公平竞争夹杂着不公平的竞争，总有些举子想走走捷径，敲前门也敲后门，拿着诗稿去走达官贵人的门路。白居易《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据，如何持此将于谒，不及公卿一字书？”其实，白居易十六岁来到京城，也曾投谒名人。那位接待干谒者的顾况，先是拿小伙子的名字开玩笑：“米价方贵，居亦不易。”待读到他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加赞赏，又说：“道得个语，居亦不难。’讲到处夸奖这个年轻人。这故事载于唐张固《幽亲鼓吹》，被历代传为文坛佳话。然而，它又是一个走门子获成功的例子，尽管白居易的诗确实不同凡响，尽管在那时这种走门路似乎并未被划入耻不可言的境界。
以诗干谒，门路并非那么容易走。万彤云《献卢尚书》：“荷衣拭泪几回穿，欲谒朱门抵上天。”尚书家门是不大好进的。诗人杜甫的名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句》有两句：“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所言干谒，已超出掖着诗稿拜名流的特定内容，泛指各类“后门”事项。所以，也就该言耻了。
这类并不怎么光彩的“后门”交易，后来由“走后门”一语所概括。而此前，“后门”的比喻意义，只在于后路和退路。例如，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留后门》说：“銮辂亲征，事大体重，固宜进退有据。若论兵法，则置之死地而后生矣，岂预留后门哉？留后门，则士不死战矣。”是破釜沉舟，还是进退有据？罗大经认为，后者“留后门，则士不死战”——留后门即留退路。
2．孔—拱—公：公生门的失落
明万历时蒋—葵《长安客话》说：“东西长安门外有通五府各部处总门，京师市井人谓之孔圣门。或以为本名公生门，并无意义。其有识者则曰拱辰门之误，近是。”孔圣、公生、拱辰，三个名目哪个为是？《长安客话》选“拱辰”，有误。
大约此前百年，明成化年间进士陆容，在其所著《菽园杂记》中就曾说到这个有关门名的问题：
东西长安门，通五府各部处总门。京师市井人谓之孔圣门，其有识者则日拱辰门。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门，子宫南京时，于一铺额见之。近语兵部同僚，以为无意义，多哗之。问之工部官，以予为然。众乃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绘制的《明北京复原图》，标出了两座公生门的位置。在明宫承天门外，长安左门之东，有东公生门，通向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等机构；长安右门之西，设西公生门，通往五军都护府和太常寺、锦衣卫等机构。东文西武，各有一座“公生”之门。
通向官署重地的公生门，被以讹传讹叫走了音。市井百姓错着叫，文武百官也不晓正误。陆容对兵部同僚讲，应为“公生”，人家说“无意义”。去请工部官员证实，才算找到正根。工部是主管工役营造的部门，在认定门名方面具有权威性。
公、拱、孔，音相近，义相异。“公生”语出《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其中前两句，在封建时代是被当做官场箴规的。尽管如此，门名的“公生”也还是失落了。陆容“较真”，有了结论，写进书里；可是，到万历年间，官员们仍在把“公生”误为“拱辰”。
公生门之名目，直接来源是宋朝的戒石。清代朱象贤《闻见偶录》说：
今凡府、州、县衙署，于大堂之前正中立一石，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宫每升堂，即对此石也。予考旧典，此名戒石。所刻十六字，乃宋太宗赐郡国以戒官吏，立石堂前，欲令时时在目，不敢忽忘之意。先是后蜀孟昶撰戒官僚二十四句，至宋太宗表出四句，元明以至国朝，未有更易。
戒石碑两面刻字，一面为“尔俸尔禄”等16字，一面为“公生明”三个大字。对此，宋代古籍确有记载。张端义《贵耳集》记：宋哲宗“书《戒石铭》赐郡国曰：‘尔漆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用《蜀祷机》中所载孟王昶文”。据《容斋续笔》载，孟昶的二十四句是：“腾念赤子，吁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意，道在七丝。驱蝗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宋太宗从中摘出四句十六字，以戒官僚，刻为“戒石”。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颁黄庭坚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这是戒石碑镌字多的那一面。
至于“公生明”的铭字，清代学者俞樾《茶香室丛抄》引宋代马永卿《懒真子》说，“温公私第，在县宇之西北数十里，诸处榜额皆公染指。书字亦尺许大，如世所见‘公生明’字”。这显然讲的是戒石碑的另一面。
戒石碑演变为牌坊门，俞樾分析了其中原委。他写道：碑石立在那里多有不便，官员们“或恶其中立，出入必须旁行，意欲去之而不敢擅动，欲驾言禀于上台，又难措词。曾见易以牌坊者，南北两向照依石刻字样书写以代立石。按此知‘公生明坊’旧时本是立石，犹有古人中庭立碑之遗制，今则无不易以牌坊，无复有立石者”。建一座牌坊门，两面分别榜书戒石上的字句，既方便，也壮观瞻。这就是清代的公生明牌坊。保存较好的保定府街被称为“清代第一衙”，其大门上立匾“直隶总督部院”，门内大堂前建有公生明坊，牌坊前面书“公生明”，背面书十六字戒语。这是如今能够见到的公生明牌坊。
采用牌坊门的形式，明代紫禁城前的两座公生门也属此类。
明朝以“明”为国号，慎用“明”字，所以立门称“公生”。明代田艺蘅《留青日札》说：“我朝立石于府州县两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镌二大字于其前，其阴刻‘尔俸尔禄，民青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明代的刻石，将宋时的“公生明”三字，易为“戒石”二字。这使得人们淡忘了“公生明”的箴规。京城里的公生门，也只是口头上叫，并没有门名匾额，人们以同音讹传，把“公生”传丢了。
3．公门与私门
接着“公生门”的话题，再来说“公门”。
《荀子》里有一篇文以《强国》名题。篇中记述秦国见闻：“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秦的官吏有一种敬业精神，每天里只出入于公门，闲事少，效率高。这也是“秦王扫六合”的实力来源之一。
《礼记·玉藻》：“宾入不中门，不履阈，公事自囗西，私事自囗东。”囗是立在门中的短木桩。进门由左还是由右跨越门槛，都有公私之别——为何事能来？
走后门的浊风恶习，比“走后门”这个词的历史还要长。即使在封建时代，社会也需要有措施来抑制它。这就是所谓“谒禁”和“禁谒”。
宋代赵升《朝野类要·杂制》说：“百司门首谒禁者，不许接客也。若大理寺官，则又加禁谒，及亦不许出谒也。”清代《茶香室丛抄》卷六引录这条材料，并说：“按此条，似谒禁、禁谒有别。谒禁者，人来谒见则有禁；禁谒者，禁其谒人也。今京官官都察院，辄署门曰：‘文武官员私宅免见。’似即谒禁之遗制。”
谒禁和禁谒，其核心都是公事公办，避免将私人感情牵扯其间，杜绝询私枉法。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
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号“望火马”，又一人号“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故也。
《青箱杂记》写于北宋元祐二年，距嘉祐年不过十几年，其时该是已申明“谒禁”制度。
同历来有走门路者一样，历来有主张公事公办的官员，他们讨厌别人走门子、求私情，来敲自家的宅门。《太平广记》采录的故事说，胡(王睿)做豫州刺史，他门前写出告示：“我单门孤立，亦无亲表，恐有擅托亲故，妄索供拟，即获时申报，必当科断。”往来商旅都传说胡(王睿)清白，走后门者也就绝迹了。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题屏谢客》，所记人物更具性格：
三宝柱，字延珪，色目人，颇以才学知名。虽湛于酒色，而能练达吏事，刚正有守。为浙省郎中日，大书于门屏之上曰：“逆刮蛟龙鳞，顺捋虎豹尾，若将二伎论，尤比干人易。”其意盖于杜绝人之求请耳，然普隘矣哉。
为了将走门路的人拒之门外，他在大门影壁上写了四句话，语气很重，意在使来者望而却步。
清代昭(木连)《啸亭杂录》记，乾隆年间久居相位的刘统勋“性简然，不蹈科名积习，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风”。请看他的门户事：
有货郎昏夜叩门，公拒不见。次早到政事堂，呼其人入，责曰：“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虽老夫过失，亦可箴规也。”其人嗫嚅而退。薨时，上亲奠其宅，门闾湫隘，去舆盖然后入。上告近臣曰：“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汝等直法效之。”
“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有事要说，不避大庭广众，所谓“明人不做暗事”。
当权之际，最容易惹来干谒者，他们来送礼，来说话，民间有句夸张语，叫做客人挤破门，门庭若市，好不风光。《三垣笔记》作者在阮大铖的大门前，问守门人曰：“主人在否？”对方回答：“若主人在，车马阗咽矣，怎么会如此寂寂！”阮大铖为南明权臣。
待到时过境迁，与门庭若市形成强烈反差：门可罗雀。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感叹世态炎凉，有段“太史公曰”：“夫以汲（黯）、郑（当时）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同马迁还举了翟公的例子：
下囗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宋代李弥逊《春日即事》“车坐不到张罗地，宿鸟声中自掩门”，记的是门前冷落。其实，如果有一位官员，曾经着力杜绝门庭若市的麻烦，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门前冷落车马稀，也就不会有失落感生出了。
4．从牙门到衙门
衙门的称谓，局部代整体，是以门脸称代一组建筑，及那砖木结构所容纳的政权机构。
在“衙门”之前，曾有“府”和“署”的名目；并且，府、署之称，一直同衙门并用，用至衙门的废止。天津旧城厢有条运署西街，设在这的清代运署，当地人们叫它衙门。如今，运署衙门旧址早改为学校和公园。周围居民称谓那公园时，仍习惯于一个非官方的名字：“衙门花园”。
衙门，原本是牙门。牙，牙旗，旗杆上饰有象牙的大旗。古代有天子出建大牙之说，即竖牙旗为门。《宋史·仪卫志六》：
牙门旗，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赤质，错采为神人象，中道前后各一门，左右道五门，门二旗，盖取周制“树旗表门”及“天子五门”之制。
天子宫门巍峨；出行之时，也要有气势不凡的门，于是立牙旗以表门。这种仪仗用旗，后来为三军将帅所用。因武将牙旗立于门外，有了牙门。《南史·贼臣传》，侯景“之为丞相，居于西州，将率谋臣，朝必集行列门外，谓之牙门”。这牙门，同后来意义上的“衙门”，尚有区别。
隋唐时，牙门之称开始宽泛起来。当时封演的《封氏闻见录》“公牙”条记：
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称讹变，转而为衙也。
唐代是个崇文且又尚武的时代。将帅们门前牙旗衙衙，门称牙门；文职官员也心随意附，喜欢人家称他理事的地方为牙门，赶那个时髦。重要的是，唐代掌握兵权的节度使，同时主宰一方的军政等大权，他们立着牙旗的大门，谁能说得清是文牙门还是武牙门？这在促进“衙门”成为通称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唐代李匡人《资暇集》讲到押牙、押衙，提供了衙门来源的材料：
押牙，武职今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职名，非押其衙府也，盖押牙旗者。今又有押节者之类是也。案兵书云，牙旗者，将军之旌，故必竖牙旗于门。是以史传成作牙门字。今者押牙即作押衙，而牙门亦为衙门乎。
这告诉我们，牙门变衙门，还有一副产品，即武职官名押牙变为了押衙。而它们的共同本原，都是竖于将军门前的牙旗——本初的牙门。
到了宋代，周密《齐东野语》说衙门：
《诗》曰：“王之爪牙。”故军将皆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约束，禀进退，悉趋其下。近世重武，通谓刺史治所日牙。缘是从卒为牙中兵，武吏为牙前将。俚语误转为衙。
《珩璜论》云：“突厥畏李靖，徙牙于磺中。牙者，旗也。”《东京赋》：“竿上以牙饰之，所以自识也。太守出有门旗，其遗法也。”后人道以牙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则建旗之义。或以衙为廨舍，儿子为衙内。《唐韵》注：“衙，府也。”亦讹。
周密谈及三点，一是尚武风俗，一是门旗变迁，一是同音讹传，使得中国古代“衙门”这一称谓，由无到有。
同衙门之称来源相似的，是辕门。《周礼·天官》“设车宫、辕门”，汉代郑玄注：帝王出行止宿，“次车以为藩，则仰车以其辕表门”。竖牙旗以表门，传承演变而有牙门——衙门。用车围起禁地，出入口处两车相对，两车辕相向仰起，称为辕门。后来，辕门成为领兵将帅的营门。《三国演义》“吕奉先射戟辕门”，吕布的辕门离中军一百五十步；京剧有出《辕门斩子》，杨家六郎要把临阵招亲的杨宗保推出辕门，军法从事，多亏了穆桂英前来。两处辕门均是军事首领的营门。再后来，由军队转“地方”，辕门被用来指称官署大门。元杂剧《梧桐雨》“太平时世辕门静”，是说幽州节度使的官署大门。节度使统辖一方军民政务，并不仅仅是带兵的将领。节度使的辕门，已有了地方官署的色彩。这些，同所谓“近俗尚武”一样，也可以用来解释“衙门”之称的广泛使用。
与“衙门”相关的熟语，流传最广的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或说“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40年代河北《固安县志》记为“衙门口儿向南开，有理无理拿钱来”，并加按语说：“衙门有黑大门之称，以其非使黑钱不可也。”朝南开，说明衙门坐北朝南向阳开门。这样的开门方向，是古代统治者所讲求的。
县衙门在古代为各地所常见，那是最为百姓所知所晓的“县老爷”——旧称父母官坐衙的地方。县衙建筑通常沿南北中轴线排开。县衙大门前建影壁，大门两边八字墙，所谓“八字衙门朝南开”。置红漆大鼓，以供击鼓鸣冤。大门内设仪门，仪门两侧开有旁门。仪门开时，或是为了迎接上级官员，或是大堂审理要案，让百姓进到堂前旁听。平时仪门关闭，进出走仪门东侧的旁门。西旁门开时更少，因为此门专供押出死囚，送死刑犯上刑场，这门称为“鬼门”。以西旁门为参照物，东旁门也就被称为“人门”。仪门往里，立着“戒石坊”，一面为“公生明’《三大字，一面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戒语，这是给县官大老爷瞧的，也是做出样子给百姓看的。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是大堂。集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的知县，在这里升堂理案，也做行政长官所要办的事。大堂后边设宅门，为县官内宅的入口，里边依次建有二堂、三堂，是知县办公会客的地方。
衙之门，向南开。向明而治，这中间的寓意其实本来并不黑暗的。
县衙门建筑格局的种种讲究，如同京城皇宫的建筑格局一样，具有象征意义，可以说，县衙门的建筑形制就是紫禁城的缩微。当代哲学家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写到清朝末年曾跟着父亲在衙门里居住，后来将当时的观察同北京的皇城做了比较。例如，县衙大门上挂匾，上写“崇阳县”，这就如同明朝北京前门之内的大明门，大明门清时改匾大清门，清灭亡后改叫中华门。“大明”、“大清”的门匾，表示皇城的主人就是王朝的统治者，县衙大门匾额表示衙门的主人即是这个县的统治者。县衙仪门内大堂前，两侧各有一排房子，东边一排三房是吏、户、礼，西边一排三房是兵、刑、工，所谓六房办公之所；明清天安门前设六部衙门。县衙大堂，相当于皇宫里的太和殿。大堂后边是宅门，在故宫里也能找到相对应者，那便是乾清门。乾清门外是外朝，门内是皇帝的私宅，即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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