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赵世瑜:《关注乡村，就是关注中国》
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中国乡村研究专著系列”，首批包括高王凌的《租佃关系新论》、白凯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防抗斗争》、张静的《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和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四部著作，捧读之后，脑子里跳出了这个多少有些夸张的题目。在今天这个以城市为主导、为时尚的时代，这样的话似乎不合时宜。可是，我始终顽固地认为，要想理解至少到今天为止的中国文明史，理解乡村是重中之重。这四部书的每一部都值得专文详细评说，因此在一篇短文中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似乎对作者有些不恭。特别是这里面有两部是经济史，一部是社会学，另一部是文化人类学，因此有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的问题意识，不同的方法论路径，进行总体概括都是很难的，但这也许恰好说明，不同学科，特别是具有人文关怀的那些学科，还是可以找到共同或类似的学术追求。
高王凌的研究不是一个系统的大著作，甚至颇有些随感的味道，但我却有很大的收获。他讨论地租量、地租率在清代的变化，实际上是在纠正我们对清代租佃关系的认识偏差，这种偏差是在一个公式化教条支配下闭目塞听的结果，无论是清代的材料、生活在乡村的农民，甚至有一线经验的干部，都不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偏差，只是我们的许多被固定思维模式禁锢的学者还在那里自欺欺人而已。今天在城市里，我们都会对“欠钱的是爷爷，借钱的是孙子”这样的话会心一笑，但对历史上同样的情境就不能理解。人们可以坚信，主佃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却不能理解主佃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
高王凌的书提醒我们，根据事实，而非根据理论预设得出结论是多么应该，但又多么困难。他在转引了“文革”期间带着某种预设解读孔府档案的作品后感叹，那时强调农民的反抗，但却将其与反抗的结果割裂开来；而今天呢，只有生产和所谓经济发展，农民的斗争和农民的行为却几乎不见了。他的书中也讲到他去湖南这个清代的大“谷仓”调查的经历，他对押租和地租比例的新认识，使他不仅体会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更因此加深了对传世文献的理解。他的这种体会便与我们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有了共同的旨趣。
白凯的著作与高著共享同一主题，但却是一部系统的研究，在空间上她集中于长江下游或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在时间上集中于1840-1950年间，无论时空，这都是最吸引中国学术界眼球的领域，因为在彼时彼地，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作者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里恰恰没有成为革命运动的最前线？于是，一个经济史的主题，就有了一个政治史的问题意识。
白凯的解释是，在清中叶，江南乡村中的关系已紧张化，到太平天国时期达到顶峰，最终导致在运动之后，国家、地方精英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得到重新调整，而在民国时期，国家又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这一地区的精英势力扩张，因此农民反抗的烈度有较大的降低。白凯和许多研究者同样重视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影响，但另一个可以考虑的较纯粹的政治史取向是，从明到清前期一直紧张而对立的朝廷与江南政治精英的关系，此时有了变化，江南的政治精英与朝廷有了更密切的共存和共谋关系，而这并不一定以共同压榨江南乡村为代价，反而有可能使朝廷减轻对江南的压榨而换取那里的政治精英的支持。同时，长期的区域市场化也会使这里的农民或者乡村具有更广大的生存空间和选择的机会。
张静则从社会学的制度分析角度讨论一个政治问题，不过与以往讨论的国家政权建设问题不同，本书这里更关注乡村的公共关系与规则。或者说，他以往关注的角度是“自上而下”的，而本书是“自下而上”的。作者通过大量在华北等地乡村调查而来的个案，讨论了乡村精英的角色，也讨论了所谓的“村民自治”。他认为村庄的自主性有所增强，但增强的只是少数人的权威地位，也即乡村精英的地位得到提高，而非“代表性自治”。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仍然需要“官治”的介入。这使我们更加关注乡村精英与普通村民及与国家的三角关系。问题在于，在这个关系中，乡村精英究竟是谁的代理人？在这三者中，是谁和谁的利益处于经常性的一致？
本书的讨论使我联想起所谓自然村与行政村的区分。自然村与聚落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在帝制时代的自然村之上也有乡图里甲之类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有保甲牌之类治安性的单位，或者有社之类民间组织，但基本没有动摇自然村的地位，自然村始终是一个具体的生活和社会空间。行政村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应该说第一次动摇了自然村的核心地位，自然村的首脑被行政村的首脑所取代，乡村精英往往以行政村精英的面目出现，但自然村依然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乡村的公共关系与公共规则是以自然村为基础形成的，这就造成一种张力。
阎云翔则把我们从一个公共领域带入一个比较私密的领域。这位人类学家讨论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人的感情生活，以及这种感情生活与公众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向外界揭示了中国东北农村中从择偶、结婚到生育与分家的态度转变。这些转变，包括老一代和年轻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外国人来说可能是非常新奇的，特别是他们很少有机会参与观察中国农民的洞房花烛，也无缘感受家庭财产分割和养老问题所造成的困境，但却是我们这些亲历者司空见惯的，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问题不仅在于私人生活如何成为学者的研究主题，也不仅在于学者如何获得研究对象关于私生活的真实讲述，而在于这个私人的话题究竟想要说明什么。作者指出，家庭的私人化、个人主义、国家干预等等都是变化产生的背景。
阎云翔的研究会引起对其他地方同类问题进行研究的兴趣。同样在这样一个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又经历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文化大革命、再经历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传入30年的巨大变化的时代，假如不是在这个由关内的北方移民群体为主构成、不是在1946年就经历土地改革运动的东北，假如是在华南有强烈宗族传统的地区，假如是在湘黔山区中的苗族村寨，私人生活的变革将会以同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吗？
写到这里，突发奇想，假如，这四本书描写的是同一个地方，从清代跨越民国到今天，分别讨论农民的生计、他们与乡村精英的经济联系、农民的人际关系及在公共规则下的政治生活，以及他们的感情生活和私人领域，不是一本很好的书吗？
文章来源：http://www.5iyq.com/html/81/t-517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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