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与民族母语书写——第四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综述
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与民族母语书写——第四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综述■ 罗庆春 刘波 杨荣 发布时间：2007-12-1 19:02:26 原出处：彝族人网
为了吸收、借鉴不同研究领域学者的学术成果，促使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研究路径的交叉融汇，推进中国境内多民族文学史的学术研究，继2004年第一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在四川大学召开，2005年第二届“论坛”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06年第三届“论坛”在青海西宁召开后，经过各方人士的精心策划、筹备，第四届“论坛”在四川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隆重召开。
这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等联合主办；四川省作家协会、《当代文坛》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具体承办。
本次论坛的与会人员来自全国各地，民族身份众多。北京、甘肃、海南、四川、辽宁、大连、云南、福建、贵州、浙江，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分别拥有汉族、藏族、彝族、苗族、纳西族、白族、侗族等十多个民族身份的8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与会代表的学术背景多元，既有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传统文学专业的人士，又有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宗教学等学科背景的专家。本次论坛的人员除了大批的专家学者，还有一批具有丰富文学创造经验的有影响的少数民族诗人、作家参与，如彝族诗人阿库乌雾、贝史根尔、阿索拉毅，藏族作家意西泽仁、索郎仁称，白族诗人栗原小荻，纳西族作家白郎，侗族作家潘年英等。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荟萃一堂，理论家、批评家与多民族作家的交流互动、平等对话，这与一般的学术会议和论坛往往只有专家、学者参与迥然不同。本次论坛坚持创办之初倡导并有效实施的“圆桌会议”形式，为与会同仁提供了畅所欲言、热烈讨论、充分交流的平台。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多民族文学史观与文化多样性学术研讨”， 并于其下设置了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构与思考”、“文化多样性守望与少数民族文学功能”、“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理阐释”、“多民族文学史观维系下的民族母语写作”、“西南各民族的文化生态与书写，及“藏彝走廊——文学叙事研究”五个议题。
本次论坛的研讨热点主要集中在“多民族文学史观”方面，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对“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提供了一系列理论指向和操作途径。其间，特设的“民族作家论坛”也从母语写作的角度丰富和开拓了多民族文学史和多民族史观的建构眼界。
1、“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构：
（1）观点的提出
2007年11月3日，在开幕式的致词中，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副所长汤晓青研究员做了题为《多元互动：中国多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的发言，回顾了“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学术历程，认为经过三年来的积累和开拓论坛已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品牌，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乃至主流文学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她特别指出，本次论坛是想通过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探讨，从观念上、学理上认识和建立多元一体的文学史观。随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曹顺庆教授以《多民族史谈》引出话题，指出中国的文学史本就是一部多民族文学史。并以历代文学史中的各种例子说明多元文化共生，造就美的成就。同时指出多民族的文学交流促进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关纪新研究员则在题为《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设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中国文学研究界只有普遍接受和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我们的研究领域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国内多民族文学关系的科学局面，才能真正走上亲近与尊重国内各个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他认为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在于完善我们的知识结构、补充我们的历史书写、提升我们的学术基点、丰富我们的科学理念。他还从十个方面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基本思想理念进行了梳理与阐释。他强调指出就整个民族文学研究事业而言，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立，当被视作最重要的学术理论建设之一，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具有重要性与迫切性。
中央民族大学梁庭望教授以中华文化的板块结构为立论基础，指出中华文化是由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 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构成的。其中，以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的汉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他三个分布少数民族的文化圈呈匚形围绕在中原文化圈周围。梁教授指出，文学史的关键问题是认识上的偏差，即：传统文学史只是中原文化圈的文学史，忽视了其他区域的文学与文化。并再次强调中华文学史不应当是单独的汉文学史，而是以汉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史。中华文化的板块结构理论也引起了吴刚博士（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兴趣，他在论文《“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理论的文学研究意义》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
西南民族大学徐其超教授则从文学史观着手，指出文学史中少数民族作家群处于“缺位”状态，这一平等地位的缺失不仅表现在没有它们的述说，更重要的是没有他们本民族的述说方式与角度。他们的述说成了汉化的述说，而他们本民族的述说却被矮化了。这一主体地位的缺失，重要原因在于汉语霸权（大汉族主义）。当前正是新编文学史的大好时机，条件已较成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王立杰则对本次论坛的命名进行思考，提出多民族文学书写中“多元一体”的 “一”具有多元阐释角度。李晓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的中国文学史之深层结构》指出，汉族文学曾给予各少数民族文学以深刻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也以自己的特质回馈于汉族文学。各民族文化和文学间从未间断过的多元互补、多向互动、分进整合，是中国文学史的深层文化结构，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特征。湖南大学罗宗宇《必要与可能：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理阐释》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客观实际、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本质要求、文化对话时代的来临、民族文学研究深化的内在需求四个方面，指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强调的是中华民族文学的多民族性，是一个由多个子系统所组成的文学系统，各子系统之间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开放互动共生的。广西师范大学黄伟林《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理阐释》指出，传统的文学史是汉语言作家文学史，而不是汉族文学史。文学史观作为对文学史本身规律的总结，值得深入探讨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之间如何相互影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李光荣教授在《文学史观：多民族文学史建构的困境与出路》中提出，现在的汉文学实际已经包括了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就，只是通常被字面的“汉”所蒙蔽了。指出文学史编写的根本在于文学史观的问题。新的文学史应该是融合，而不简单是扩容。西南民族大学徐希平教授在发言《关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写作之我见》中指出，建立多民族文学史观，自然是以承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原则为前提。重写中国文学史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目标和要求问题，第二编写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所必须具备的科学态度，不带任何成见地对多民族文学予以客观审视，对彼此间不同层次不同时代错综复杂的关系、成就、地位等作出比较和评价，使写作之更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西南民族大学杨荣教授的《以“世界文学”为出发点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认为，歌德、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世界文学”的远见和对民族文学特色的重视，对我们当下进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做学理思考有着启发和借鉴意义。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任重而道远，要以内心尊重为前提，各民族文学应以独自的民族特色、创新意识和文学成就融入中国文学史。西南民族大学戴登云的《文化身份的多义记忆与自我合法性论证》，以德里达这位极端的少数民族哲学家为例，重申边缘的本原意义，即异端开创正统，另类创造历史。
并从德里达的生存经历与解构理论存在的关联性出发，提出我们急需一种解构式的眼光和言说方式，即在尊重既成文明规则的前提下颠覆这一规则对人的遮蔽性，为文化身份的认同寻找自我合法性，从而为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提供学理合法性。
（2）交锋与争鸣
本论坛采用“圆桌会议”的形式，话题具有开放性。关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构，除了论坛安排的部分专家学者作家发言外，与会专家、学者、作家们争先恐后地发言阐述自己的见解，展开激烈的观点交锋。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徐新建教授对徐其超教授新编文学史的条件已较成熟的判断存疑，曹顺庆则补充说明重写文学史的前提是“重识”，是去新发现一个历史事实。梁庭望补充重识和重构文学史，重要的是方法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唐小林教授提出多民族文学史用什么来叙述以及用汉语来叙述是否会出现阐释性的消解，使之被归化的疑问。范藻也提出同样的疑惑。曹顺庆认为所有语言翻译过来都会变异，变异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变异是文化交流的必由之路，而且并非一经变异，作品的精神实质就会丢失。唐小林再次追问多民族文学史如何进入学科体制，不进入学科体制又如何生存的现实问题。曹顺庆回应，目前学科建制中有“少数民族文学”这一科目，可以作为进入的通口。
徐新建指出，当前文学界存在汉文学史观、少数民族史观，作家文学、民间文学相互区隔的问题，讨论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在汉文学史观领域的革命，在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领域并不存在这一问题。著名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既用母语写作，也用汉语写作，他指出，彝族诗人用汉语写诗并不就是被汉化了，而是在客观上积极地丰富了汉语言的表达。比较文学界的大家赵毅衡也以华人用英语写作并不会完全被英化，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补充了阿库乌雾的观点。赵毅衡提出当代的文学史观是西方人的文学史观，对民族文学来说，或者是双重的失语，但“失语症”可以作为一个提法，却是难以走出的现实，因为所谓霸权话语并不存在一个刻板的模式供人套用，西方的文学史观和研究方法也在一系列的变动之中，没有一个现成的一层不变的权利话语可供模仿。“边缘性”对文学来说，或者更可能是一种拯救。专程来参加此次论坛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王一燕博士提出“少数民族”的概念应被解构，因其已暗含着与汉族的对立。而且文学史观不必求同，可以各置一说各呈精彩。汤晓青研究员指出，“多民族”文学史观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介入策略，少数民族的文学实际是一个国际性话题，在一定意义上并不真的是边缘。李怡教授认为虽然可以将“少数民族”换为“多民族”进行称呼，但内涵与实际问题仍未解决，关系紧张。关于“国族”实际也是一个既有想象又有操纵的概念。徐新建认为李怡的提法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为下次论坛新的突破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2、沟通理论与实践的途径：“民族作家论坛——母语创作与民族书写”
（1）观点的提出
在特设的“民族作家论坛”中，彝族诗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双重身分的阿库乌雾（汉名罗庆春）在《我用我的母语跟当代世界诗坛对话》中指出，通过母语写作既承担着母语文明传承的自觉的使命，也感受到母语濒危的严重性。他认为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差异性、母语性、开放性。他还通过自己诗作在美国用英/彝双语发表为例，说明开放的文化胸襟、坚守的精神立场是母语作者走向世界的可能。白族诗人栗原小荻指出民族作家不必去争是主流还是边缘，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否强大取决于民族文学自身的魅力。纳西族作家白郎提出纳西族随着与外界的交流，不仅母语濒危，本民族的信仰也在瓦解和衰败。这种无根和家园的离散，在创作中 “增加了对家乡的想象”。侗族作家潘年英接过栗原小荻的话题，进一步提出民族作家获得身份认同的途径是创作出感人的作品。云南民族大学马绍玺教授的《“文化流散”与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的家园情感》指出流散理论不以地理位置的移动为讨论坐标，因为流散并不必然伴随着物质性的身体位移，许多时候我们“还没等离开家乡，总是已经成为离散者了”；“文化流散”是一种“跨文化”的生存状态。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大都属于文化流散者；在他们的“流散写作”中,“家园情感”是与文化身份的模糊和丧失紧密相连的情感形式，并通过文本中的“非家幻觉”得到集中表现。文化流散既是一种精神与情感上的创伤，又是一种文化特权、一种不可多得的优势，它所带来的这种独特经历，有助于诗人们在诗歌中从 “跨文化”的场域去书写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有利于少数民族诗歌走出传统的樊篱，获得一种全球性的诗歌品质。王一燕博士《民族与国族的边缘：浅议阿来的故乡写作》借助巴芭（Homi Bhabha）关于国族叙述的理论及安德生的“想象中的共同体”学说解读了藏族作家阿来的故乡写作，从而探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加入中国国族叙述的可能性。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助理研究员刘大先的《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创作》，围绕“故事、想象、技巧、主题、问题”五个关键词对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创作展开评论，呼吁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认为多元文化有其优势，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资料收集整理十分关键。西南民族大学藏学院德吉草教授的《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的母语写作解读》重点就藏族文学创作中母语与汉语并行不悖的格局和成就作了分析，指出对母语创作的翻译、介绍还很不够。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助理研究员周翔在《民族母语书写：意义与限度》中认为，以民族母语传承的民间口传文学肩负着历史文化传承、传统习俗运作、价值观念转述等重要的教育功能。在各民族间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双语写作无疑是一种更好的传播民族文化的策略。
（2）交锋与争鸣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相关问题，本次论坛更是展开了热烈讨论。尤其是彝族诗人阿库乌雾及作品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如集美大学夏敏教授的《阿库乌雾诗歌的人类学取向》、浙江湖州师范学院马明奎副教授的《现代存在状态下的批判和重建——阿库乌雾<春殇>、<性变>、<犬吠>三辑释读》、西南民族大学的黄立、文培红、杨解等三位学者，分别进行了《阿库乌雾母语诗歌翻译研究》、《“诗歌就是世界语”：阿库乌雾旅美诗歌中的印第安文明研究》、《解构与重构的深层预谋——阿库乌雾彝文诗集〈冬天的河流〉的文化阐释》等题目的发言，对阿库乌雾的彝汉双语创作和理论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双语创作在对传播民族文化和丰富汉语的表达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3、“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实践途径
经过热烈的讨论，中华文学史是多民族文学史的观点基本成为与会同仁的共识。如何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具体研究中来，与会代表们又各有角度和途径。
（1）观点的提出
有的专家从性别文化为着眼点。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李祥林教授在《性别、民族、中国文艺批评》认为，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和书写应关注少数民族文艺批评。长期以来在中国文艺批评史的书写中，女性批评和少数民族批评大多是在视域之外且缺少席位的，中国文艺批评体系的历史发掘、现实建构和完整书写，在性别和族别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广西民族大学黄晓娟教授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中指出，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书写的中国少数民族女作家，更善于用自己的眼光和感悟力对民族文化进行感知与审视，更善于运用双重文化视角看待世界和面对那些因历史而生存的民族文化。
多元文化背景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鲜明的特质：对差异性的坚守，呼唤和谐的多元共存。
有的学人则从具体的某一民族或者选取某一具体案例为言说途径。如新疆文联佟进军先生《对锡伯族文学史构建的几点疑虑》认为，从锡伯族文学史的发端、涵盖范围着手进行清理和研究锡伯族文学史，因为，锡伯族文学史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中的一部分，但至今在文本上仍为空白。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王菊博士的《表述自我与想像他者》一文，就“藏彝走廊”内生活的藏、彝、羌、纳西、普米、怒、哈尼、基诺、傈僳、门巴、洛巴等属于藏缅语族的民族以及苗、傣等其它语族的民族神话系统中，选取洪水神话并以文学人类学的视角进行解读。甘肃合作民族师专安少龙先生《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文学价值建构——以“花儿”为例》、新疆喀什师范学院姑丽娜尔博士《当代文学创作中非汉语书写---以维吾尔族作家艾合坦木·吾买尔的小说创作为例》，从“花儿”和具体的民族作家着手探讨了多民族书写的有效性。西南民族大学涂鸿副教授的《重庆市民族作家(诗人)作品语言符号模式解读》，就重庆市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尤其是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家作品，从抒情的方式、语言的表述、意象的构建等方面所具有的民族特色作了深入分析。广西民族大学马卫华博士《从“多民族文学史观”看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从实践性个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梁昭《“刘三姐传说”与岭南书写》则从空间性个案对多民族文学书写的研究提供了建构性途径。
还有专家结合理论与实证两个维度进行新文学史观的建构，如徐新建《横断走廊与帝国叙事——多民族文学史观在思考》，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视角，选取田野个案，指出多民族并置的传统、长城内外是故乡，从实证到学理的向度阐释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时空根基。
（2）交锋与争鸣
关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贯彻与操作途径，讨论也非常热烈。徐希平认为中国文学史已经融入了多民族的积极因子，只是受到了阐释者的忽视；未来文学史的书写应该在可操作、可实践的原则下，以文学的相对标准和科学的态度去书写。安少龙提出应该首先清理文学史在西学涌来之前的本来面目，提出新编文学史的体例、形式应该多元，并提出用故事来串讲文学史，或用媒体如电视来书写文学的可能。汤晓青以“高速公路”和“乡间小路”比喻传统文学观和多民族文学书写，提出在作家文学与口头文学有区隔的情况下如何进入的问题。戴登云强调新文学史观的建立和新文学史的写作需要发明一种新语言，文学须敞开另一个自我才能从边缘走向前台。还有学者提出汉语书写的作家受传统的影响对“多民族”不敏感，是长期缺乏对话机制的结果，要破除“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而从不同文学形式的特点入手。云南师范大学的苏雄娟在众多学人的交锋中，作了“学习我们的文学”的发言，说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已有一批学人开始着手挖掘当地民族的文学及文化资源，编辑成《乡土教材》用到学校教育和社区文化教育中，将多民族文学书写的精神付诸了实践。
11月4日下午，“论坛”在热烈研讨中圆满闭幕。关纪新研究员、徐新建教授为本次论坛作了总结发言。徐新建以《“高速公路与乡间小路——不同道路间的穿梭与对话”》作为对整个论坛的结语，总结了此次论坛的收获。关纪新对于此次论坛中出现的新的学术研究方法、新的争议进行了客观评价和总结，呼吁更多的学者关注和支持少数民族文化/文学的繁衍和成长，希望今日之主流文化能够纳入多民族文化。再次强调书写多民族文学史只是呼吁和建立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目标之一，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对学术界、非学术界甚至我们的子孙都是有裨益的。
通过本次论坛的举办，与会者普遍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中国文化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多元一体”的历史，中华文学史自然也应当是多民族以多语种、多样式、多风格，多种精神传统共同创造的文学史的有机整合。因此，加强多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对推动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学互动互补互益互生，共同繁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次论坛以“圆桌会议”的有效形式，坚持以陈述观点为主，为专家、学者、作家们提供了各抒己见、交流对话的平台，达到了畅所欲言、热烈交锋，碰撞出思想火花、对话中产生学术新见的目的。循着这一学术思路行进，学术界有理由相信，拟于明年在新疆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显然将在此次论坛取得实效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作者简介：罗庆春，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刘波，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杨荣，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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