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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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亚丁
三、五洋寻珍不辞远
刘亚丁：1964年您和孟列夫（Л.П.Менъшиков，1926—）在苏联《亚非人民》杂志上发表论文《发现未闻的〈红楼梦〉抄本》，介绍了您在列宁格勒发现的新的《石头记》的抄本，后来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重视，台湾的潘重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冯其庸、周汝昌等先后去阅读研究了这个抄本，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列宁格勒分所合编的这个抄本，同时发表了中方的序言和您与孟列夫代表苏方写的序言，您能谈谈具体的情况吗？
李福清：1963年初，我到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看到我的同学、好友孟列夫在整理那里收藏的敦煌文献。孟列夫说他发现了新的变文，还有其他友人说发现了别的文献。我很羡慕他们。夜间睡下，我就想，是否也试着作点调查，也许能发现什么孤本。我拿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比较，看看我们是否有中国和日本没有保存下来的古典小说版本。第二天到东方所，马上发现了1832年一位留学生库尔良采夫（ПавелКурлянцев ）从中国带回的《石头记》八十回抄本（封面上有他写的他自己的名字）。这个抄本很有价值，其中有大量的异文和批注，如第三回就有47处眉批和37处夹注。我和孟列夫教授合写了《新发现的〈石头记〉抄本》一文，首次对这个抄本做了简要的描述，文章同时提供了俄藏《红楼梦》续作的各种版本的资料。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这个抄本的影印本，被称为“列藏本”，前面印了我和孟列夫写的前言，许多学者对这个版本作了研究。
现在在我国有多种《红楼梦》收藏。入藏的缘由是这样的：到中国的神甫与学生学汉语都用白话写的《红楼梦》为读本。1820年俄国第十届传教团启程到北京，随团的有季姆科夫斯基，他是外交部亚洲局的官员，他受命在华购买图书，供彼得堡公共图书馆和亚洲局图书馆以及拟议中的“伊尔库茨克亚洲语言学院”等处收藏。这个使团的团长是卡缅斯基，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精通汉语。估计是他向不懂汉语的季姆科夫斯基推荐了《红楼梦》。这个使团购回两部《红楼梦》，一部是四函，用了八百两银子，为亚洲局图书馆所有；另一部也是四函，只用了一两五钱银子，送到了伊尔库茨克。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的图书馆中还有另一个《红楼梦》本子，是萃文书屋本，上面有卡缅斯基的题词，内有他的眉批和其他人的批注，说明卡缅斯基介绍给其他俄国传教士读过这本《红楼梦》。这是俄国收藏《红楼梦》的基础。1830年第十一届俄国教士团启程到北京。这一届传教团有两名学生对《红楼梦》感兴趣，他们是科万科和库尔良采夫。科万科（АлексейКованько）是个地质工程师，到中国的目的是研究中国地质，为了尽快掌握汉语，他选择《红楼梦》作为教材，回国后他还在给矿业工程师总部主任的报告中介绍此书，希望翻译成俄文。可惜他的报告在矿业总部没有得到回应。他也写了较长的《中国旅行记》连载于俄罗斯《祖国纪事》杂志，介绍中国教育与科举制的第九篇随笔之后，科万科附录了《红楼梦》第一回前半部分的译文。这是世界上首次将《红楼梦》译成外文。与他同行的库尔良采夫也从中国带回一本八十回本的《红楼梦》，这就是我在东方所发现的那个版本。
这个抄本共三十五册，八十回，没有总的题目，但几乎每回都有两个题目，先是书名，然后是本回回目。大部分章回的书名是《石头记》，第十回作《红楼梦》，另外第六十三、六十四和七十二回回首写的是《石头记》，回末又加写了“《红楼梦》卷六三回终”等字样。我们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先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川环树写文章响应，小野理子把我与孟列夫的文章译成了日文。1973年中国台湾的潘重规教授到列宁格勒研究了这个抄本，写了几篇文章，陈庆浩也写了文章。列宁格勒大学的庞英也作了校勘工作。根据这些研究和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列藏本《石头记》是小说早期印刷前校阅过的最完整的一个本子；它接近于曹雪芹生前抄写过的1759年（己卯本）和1760年（庚辰本）的早期脂评本。但此抄本的正文中又有许多特点，因此又可以把它归入一个单独的系统。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此书后，引起了红学家的极大关注。人们称赞这是中苏文化交流的佳话，是中苏第一次合作出版书。
刘亚丁：发现《石头记》之后，您似乎没有停止寻访中国古籍的工作。
李福清：是的，我发现了《石头记》后，为了查找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没有著录的其他小说，继续调查苏联国内的图书馆。1964年，我到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抄本部门看看那里藏的中文抄本，老汉学家麦勒纳克尼斯（А.И. Мелнакнис）知道我研究中国文学，就从抄本书库拿出来几部文学作品抄本，并说他自己不是研究文学的，不知道是什么作品。我打开一个较大的纸盒子，里面放的正是二十四册的小说《姑妄言》抄本。这是汉学家斯卡奇科夫（К.С.Скачков，1821—1883）带回的。他大量搜集各种书与抄本：历史、地理、水利、农业、天文（他是天文学家）书籍和文学作品，小说方面除了四大名著之外，还有一些较罕见的作品，有的版本，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大冢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都没有著录，如三槐堂本《绣像飞龙全传》、孔耕书屋本《增订精忠演义》等，或海外较少见的《三分梦全传》（道光十五年版）、《莲子瓶全传》（道光二十二年版）、《海公大红袍全传》（道光十三年版）、《娱目醒心编》（咸丰二年刊）等等。我还见到斯卡奇科夫1848年在北京所买的道光年间的小说版本，他试图较全面地搜集各种小说，所以得到《姑妄言》抄本大概也不是偶然的（其他小说都是刻本）。与其他汉学家不同，他对各方面的书有兴趣，特别注意抄本。麦勒纳克尼斯1974年出版了《斯卡奇科夫所藏中国抄本与地图目录》，现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要出版中译本。但去年图书馆请我继续整理馆藏的中国抄本，我发现他的目录不全，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说好了，我编补遗。
刘亚丁：就是在这些抄本中，您发现了《姑妄言》的抄本吧？
李福清：正是这样。《姑妄言》是章回小说，作者为三韩曹去晶，有1730年（雍正八年）自序，林钝翁总评，分二十四卷。我当时查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其他书，都未见著录。我给孙楷第教授写信时，提到这本书，他回答说从未见过，并怀疑它是韩国人用中文写的作品。1966年，我在《亚非民族》发表一篇长文《中国文学各种目录补遗》，补充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各种俗文学目录，第一次著录了在列宁图书馆发现的《姑妄言》抄本。其实“三韩”是中国的一个县名，清代属热河省，《姑妄言》作者定是三韩县的汉族人。可惜笔者许多年都查不到关于曹去晶和《姑妄言》的材料。
过了八年，1974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麦勒纳克尼斯编的《斯卡奇科夫所藏中国抄本与地图目录》一书，仔细记录斯卡奇科夫所藏的抄本及手绘的地图、风俗画333种。其中245号著录《姑妄言》，注意到抄本是几个人抄的，有人写楷书，有人写行书。第二卷、第二十一卷有中国收藏家之图章。有的纸是“仁美和记”和“仁利和记”两个纸厂的。每册他都数有多少叶，也注意缺哪一叶，如第八册缺十七至十八叶，哪一叶撕掉一块等等。可惜麦勒纳克尼斯编的目录很少人注意，苏联用的人很少，国外汉学家及中国学者大概完全没有注意。1989年至1991年间，我在北京与刘世德教授、法国陈庆浩教授讨论过《姑妄言》的影印。我1992年到台湾教书，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也提到出版《姑妄言》的问题。1993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长菲利波夫到台湾参加中央图书馆馆庆，王秋桂教授和我与馆长趁此机会终于谈好在《思无邪汇宝》出版《姑妄言》的排印本。2003年来北京发现两个大陆的盗版，一本说是在上海发现的，另一本说是在1730年抄本总评林钝翁家里发现的，实际上都是从台湾版盗印的，印得也不好。这次《姑妄言》小说重新问世，要特别归功于陈庆浩、王秋桂、陈益源三位教授。
刘亚丁：除了上述的发现而外，您对中国古籍流散海外的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请您略做介绍。
李福清：我从1961年开始调查各国藏的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版本，四十多年来调查了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奥地利、西班牙、捷克、波兰、越南、蒙古汉籍收藏（在美国只调查了芝加哥大学的收藏，在日本只调查了东京与京都藏的梆子腔版本，参见香港城市大学《九州学林》2003年1卷1、2期，2004年2卷1期发表我的长文《梆子戏稀见版本书录》）。四十多年中发现了不少在中国失传的作品与版本，有的已出版了，如我和中国学者合作的《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我与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王长友先生合作，要整理搜集到的材料，编写《海外藏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书录》。工作很多，我已经发表了四篇记述我发现的广东俗曲（木鱼书等）的文章，总计有十万字。我还在中国买到了日本樽本照雄编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一大本，很有用。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复印了《赵景深先生赠书目录》的小说、俗文学部分（赵景深搜集的鼓词较多，我也发现了不少），现在看到他收藏的目录，得知他藏的大部分是石印本，我发现的都是木刻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石昌渝先生送我刚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三大本，编得非常好，我编目录时应该参考，以便确定我所看到的小说哪些是孤本，哪些版本是新发现的。拿到总目我马上查了一些新发现的小说，目录中没有，证明是孤本。最近我开始整理记录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中国抄本，希望也可以发现孤本。结果真发现了一种不平常的抄本，描写北京风俗（大约嘉庆时期的），每页洋人用铅笔画插图，下面中国人用毛笔写释文。中华书局柴剑虹先生来莫斯科，我陪他去图书馆看这个抄本，他说非常有兴趣，大概可以出版。
四、览古寻幽穷翠微
刘亚丁：我发现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给予关注，您先后向贵国的读者介绍过老舍、叶圣陶、钱钟书、刘白羽、王蒙、谌容和冯骥才等中国作家的作品，您能谈谈有关的情况吗？
李福清：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我曾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给予过关注，我曾翻译、介绍、编辑过您所说的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我翻译的叶圣陶《稻草人》、老舍《月牙儿》的乌克兰文本出版时，我做责任编辑，并写了《中国讽刺作家老舍》一文。我也在我国的《外国文学》上发表了《评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但我主要的学术兴趣还是在中国民间上。
刘亚丁：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杂志的版面主要被“回归文学”（即在50—60年代拒绝发表的作品）和“俄侨民文学”占据。当时中国出了一批反映改革开放的文学作品，也出现了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作品，中国的这些作品有一定数量被翻译介绍到苏联，似乎填补了某种空白，您本人就参与了翻译编辑介绍当时中国文学作品的工作。
李福清：我自己翻译了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意大利小提琴》和《三十七度正常》等作品，写了《论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及其作者》和《冯骥才创作三题》等文章。我也目睹了中国当代作家在苏联受读者欢迎的景况。80年代中苏关系恢复正常以后，当时的苏联文坛也出现过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潮。例如，王蒙的作品就很受欢迎，80年代，他的小说的俄文译本的印数达十万册以上。我还可以举我在80年代编的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集《人到中年》和《冯骥才短篇小说集》两本书作为例子。冯骥才的那一本，出版社只给了我一本样书，后来我想多买几本送人，跑了好几家书店，才买到三本。有一次我的同事在阿尔巴特街的书店里看到《人到中年》集子上了架，就马上将这消息告诉我，我赶紧跑去买。到了那里，我说要买十本，书店售货员说每人只能买一本。我说我是这本书的编者，她不相信，要我说说《人到中年》的故事情节，我说了其中一篇的大致内容，她才答应卖给我五本。
刘亚丁：我记得您对冯骥才的小说《雕花烟斗》有非常独到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说，你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批评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即挖掘当代作家作品中蕴藏的古代文学因素。这与当时中国批评界对“寻根”问题的探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福清：我发现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国作家一方面积极向国外文学学习，一方面又认真借鉴自己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寻觅本国文学民族特色的根源。读冯骥才的小说《雕花烟斗》，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中国17世纪的话本选《今古奇观》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构成这个故事的古代传说载于公元3世纪的《吕氏春秋》。故事说的是官吏俞伯牙偶然遇到一个能欣赏他的琴声的樵夫钟子期，后来当他从京城回来听说樵夫已去世，就摔琴痛悼知音。《雕花烟斗》实际上写的就是这样一种传统。小说发生在“文革”和以后的岁月里，著名画家唐先生备受屈辱，被迫放下画笔，只能在雕刻烟斗这种完全是实用的艺术上施展才华。当时唐先生常到一个花农那里去坐一会，欣赏花农所种的绚丽多彩的凤尾菊。在古代故事中，俞伯牙很清楚，樵夫确实善于欣赏他的崇高艺术。而生活在俞伯牙数千年以后，另一个时代的人——画家唐先生却对一个普通农民是不是他的艺术的真正鉴赏者持怀疑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冯骥才在传达画家这段思绪时用了“知音”二字。“知音”恰恰出自俞伯牙与钟子期交往的故事，因而我的分析是有根据的。老农死后，画家听他儿子述说父亲曾吩咐下葬时“千万别忘了把唐先生那只烟斗给俺插在嘴角上”的遗言时，一下子明白，他犯了多大的错误，这位一次次给他送来菊花的老农确实是他的知音。
刘亚丁：我记得，您也写文章分析过阿城的《棋王》。
李福清：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也是吸收古代传统小说因素的一很典型的例子。我发现，《棋王》与17世纪凌
[转帖]“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访谈录
“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访谈录--------------------------------------------------------------------------------
【作者】刘亚丁
【内容提要】
刘亚丁：您好，鲍里斯·利沃维奇！谢谢您接受采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机缘”一说，就是说凡事都有它的时机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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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1932年生于列宁格勒，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现任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1961年以《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0年以《中国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获语文学博士学位。其著作中文本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1987）、《中国神话故事论集》（1988）、《汉文古小说论衡》（1992）、《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1997）、《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1997）、《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97）、《神话与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2001）、《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2003）等。2003年荣获我国教育部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本刊特委托四川大学中文系刘亚丁教授采访李福清先生，写成这篇访谈，由于篇幅较长，分上、下两部分刊出，以飨读者。
一、洛阳春色待君来
刘亚丁：您好，鲍里斯·利沃维奇！谢谢您接受采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机缘”一说，就是说凡事都有它的时机因缘。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您选择大学的时候，是什么促使您选择了学汉语和中国文学？
李福清：说起我开始学汉语的经历，还真有一段缘起。我家里有学外国文化的传统。我伯伯是东方学家，研究巴比伦语言，1945年就去世了，我在卫国战争前见了他最后一次，但后来家里常常谈到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正是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想将来苏中关系一定比较密切，希望这辈子有一次访问中国的机会。那是斯大林的时代，除了外交官，差不多没有人可以出国。我就报考了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学中国文学专业。那时我对中国知道得非常少，大学报名之后马上去旧书店买了一本19世纪末一位德国医生写的介绍中国的书，其他书买不到。从大学一年级起我开始买汉学著作。常常逛旧书店找关于中国的书，买到了1879年出版的《俄华辞典》，高兴极了，因为当时没有新的词典。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给我们介绍1940出版的《中国：历史，经济，文化》论集，他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参考书，并说世界大战第一天，运书的火车就被炸弹炸毁了，只剩下了给作者寄来的两百本，下课后我就到旧书店买了。大概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习惯，见到有关中国的书就买，成了书呆子。现在家里书太多，我夫人天天骂我。但我要研究那么多问题，出版社，图书馆常常打电话问各种问题，没有大量的书，就无法回答。
刘亚丁：您与中国文化的缘分不浅。作为一位著名的汉学大师，您最近又荣获我国教育部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我阅读您的文章和著作的时候，明显感到您在大学期间到吉尔吉斯的东干人的村落的事件对您的学术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您是怎样“灵机一动”，想到要去东干人那里的？与回族人朝夕相处，您得到了些什么东西？您认为这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李福清：在我与中国文化相遇的过程中，住在吉尔吉斯的回族人（东干人）传承的中国民间故事和歌谣成了我学习中国文学，尤其是学习中国民间文学的出发点。可以这样说，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就开始于我听到的回族人讲的中国民间故事。我读一年级时，由于没有中国教师，口语训练成了问题。我们一年到头天天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老师纠正我们的错误，所以我们只知道《三民主义》中用的词汇，日常生活的词汇就不知道了。我们大学也不用什么汉语教科书，开学后一个星期开始查词典读书，当然每个字都要查。有一天，我在中文教研室里看到一个人，像汉族人。我低声问老师，这是什么人，老师说是回族人。我原来从来未听说过东干这个民族，后来知道他们是19世纪回民起义失败后从甘肃与陕西到吉尔吉斯斯坦去的回族后代，至今说甘肃与陕西方言，我决定暑假去那里学甘肃话。有的老师说不要去，怕甘肃话对我的北京话有影响，但我想我有甘肃话的味儿，也比列宁格勒味儿好。我就决定跟他们学说汉语。1951年夏天我到了位于当时苏联的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叫米粮川的回族村。
在米粮川我一面劳动——在建筑队当泥水匠的帮手，一面学有甘肃口音的汉语。中午大家在阴凉地休息的时候，老乡们开始唱歌讲故事，让我记下来。我第一次听到《孟姜女哭长城》、《蓝桥担水》、《十岁郎》等曲子，我用俄文拼音记了下来。一天我走在路上，突然听到一个骑在马上的老人大喊一声：“诸葛亮是谁？是一个聪明人哪！”我就请这个看水的老人讲诸葛亮的故事。我还听到了《韩信的传说》、《梁山伯和祝英台》（他们叫“男学生和女学生”）、《白蛇传》（他们叫“白蛇和黑蛇”）、还有薛平贵、薛仁贵的故事，我深深被中国民间故事迷住了。可以说我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兴趣就是从米粮川回族农村开始的。
1953年、1954年，我又去中亚，继续学习甘肃话、陕西话，并且专心搜集民间口头文学资料，作记录既用拼音，又用汉字。大学的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我用的就是搜集的这些材料。比如四年级论文的题目是《东干人（即回族人）民歌初探》，它发表在1956年的《苏联东方学》杂志上。1958年我在科学院《东方学所简报》发表《韩信传说——东干人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现在《兰州大学学报》要用中文重新发表），把我在米粮川记录的传说与书面材料作了比较研究。1977年我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为每篇故事写了详细的附言，并作情节比较研究。我用我记录的《白袍薛仁贵》与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章回小说《薛仁贵征东》以及薛仁贵戏作比较，发现一些故事由平话演变为小说，从小说演变为说书，又从专业说书返回到民间流行，这是个有趣的循环发展过程。现在新疆大学副教授、研究东干话的海峰女士把这些故事从俄罗斯字母记录中国话语音的原稿转写成汉字，希望可以在中国出版。现在日本也开始翻译这本书了，去年发表了我的序言。美国也在翻译，一家杂志已经发表了第一个故事的译文，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有关故事比较的情节分析。
刘亚丁：您曾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读书，在那里您接受了研究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系统训练。在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院士的女公子班科夫斯卡娅（М.В.Баньковская）的一篇文章中我读到：“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去世后，两个大学生，一是李福清，另一个是弗拉基米尔·谢曼诺夫每晚必定去他的私人的图书馆，在涅瓦河滨河街科学院之家的寓所里，去那里读书、摘录，常常工作到深夜。李福清不仅接受，并且卓有成效地发扬了阿列克谢耶夫心灵中最重要的志向——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而且还成了他的著作的最有力的宣传者。”后来您分配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所工作，此后您又到北京大学进修，哪些学者对您产生过影响？当时的列宁格勒或莫斯科的汉学界有哪些优良的学术传统，您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迪和益处？
李福清：1950年我考进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正好赶上杰出的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生命的最后时光，人们称他为“阿翰林”。我虽然只听过他三个月的课，但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确实，现在我参与整理出版阿列克谢耶夫的著作，两卷本的《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论》已经出版了，现在预备出版他的巨著《司空图〈诗品〉研究》（1916）。这是世界最早的非常详尽的司空图研究著作。还要出版他的《1907年中国行纪》（可参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文译本）增订本，加进了他1909年、1912年的行纪。我自己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东西，也为俄罗斯的汉学遗产的传播做了一点贡献。给我带来学术思想和方法启迪的，还有一位大学者，这就是弗·亚·普罗普。普罗普的《神奇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等著作，已对民间文学的研究由收集归类进入到科学分析阶段。他从俄罗斯和世界各国大量的民间故事中归纳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功能形态，也就是将世界的民间文学放在一起来比较。我听普罗普教授的课先后有三年，一共听了三门课。我离开列大后，普罗普教授对我一直很关心。当我完成了副博士论文《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之后，他亲自担任评委，写了很详尽的评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我写好博士论文《中国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的时候，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没有担任评委，但还是读完了全书，写了评审意见，给予了很高评价。他的《神奇故事形态学》等书中的方法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从他那里学习了许多有关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普罗普教授曾告诉我，他是针对俄罗斯的神奇故事写的形态学，希望研究西欧民族的神奇故事也可以用，但不知研究中国汉族民间故事或亚洲其他民族故事可不可以用。在研究台湾原住民的故事时，我用了普罗普教授的方法。
在读大学期间，我还遇到了数位良师。谢·雅洪托夫教授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开汉语课，讲授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语史等课程，他指导学生学习总结汉语的特点。维·彼得罗夫只比我大三岁，他在读大学五年级时就开始给一年级的学生上课。他上“汉学工具书”，讲授如何运用《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和燕京哈佛学社编撰的例如《论语引得》等诸子引得。彼得罗夫要求学生掌握600种中国工具书，要通过它们去查阅资料。这门课的考试是最难的，这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大有益处。我们的老师常常说，我们无法知道你们将来会碰到什么问题，但我们要教你们学会查找参考书。这是非常正确的，我常常遇到某些学者（俄国的、西方的、中国的）不知道应该查什么书，怎么迅速解决问题。在列宁格勒大学我受到了系统的汉学训练。
世界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组主任В.契切罗夫教授对我的精心指导，令我难忘。契切罗夫告诉我：“研究工作要从小题目开始，题目不要大，但挖掘要深。”他的话可以说成了我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梅列金斯基继续普罗普的研究，写出了《神奇故事人物研究》、《神奇故事结构问题》和《古亚细亚神话叙事诗》等，这些对我帮助很大。我常常引用他的书。我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这些好老师。
我还要告诉中国读者，我得到很多中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我刚到莫斯科工作时，得到中国留学生陈毓罴（他后来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帮助，当时他是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他教我学古文。1959年我第一次到中国访问，认识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的贾芝、路工等。刘锡诚和连树声等同行还陪我到天桥听说书，听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说的《长坂坡》。1965年我到北京大学进修十个月，由段宝林老师辅导，听过民间文学、文艺理论、中国戏剧史等课程。后来我还结识了更多的中国朋友。对于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一直心存感激。
刘亚丁：您的著作有很多学术的闪光点，其中资料翔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有人总结说，您用的是归纳法，在列举大量的材料后才得出自己的结论。您收集学术研究资料的方式是非常独特的，我记得，为了研究“孟姜女传说”的第一手资料，您巧妙地调动了中国各省的文联。请您谈谈，您当时是如何得到中国这么多机构帮助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您是如何做到每本著作都拥有如此翔实、可靠的资料的？
李福清：1955年，我从列大毕业分配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担任处级研究员，做研究工作。但由于在回族人那里受到中国民间文学的影响，我决定研究民间文学，开始打算做中国的三大民间传说《孟姜女》、《梁祝》和《白蛇传》的研究工作。后听从了契切罗夫的建议，小题大做，专心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我想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一个故事在口头传说中可以存活多长时间；二是，一个故事情节在各种体裁中的不同表现。第一个问题用俄罗斯和西方民族的故事无法解决，因为没有中国那么久远的记录。我很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工作，研究民间文学，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什么归纳呀，演绎呀，找规律呀，都谈不上。我研究了苏联所藏顾颉刚等人在上世纪20年代留下的研究孟姜女的资料。那时陈毓罴建议我给每个省文联写信，请他们代我搜集有关孟姜女的材料。不久，几乎每个省都寄来了许多新资料，有民歌、传说、地方戏曲和宝卷等，陕西省文联还专门派了两个人下乡搜集资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连树声和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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