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讨论清楚地表明，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各诸侯国史籍全被焚毁，因此儒家经典成了传世先秦秦汉文献中记载中国上古文明史的重要资料。但由于周公、孔子的“夷夏之辨”，又使得这批儒家经典记载上古文明的内容基本局限在中原地区。当然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都在中原地区，因此利用这些儒家经典资料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也就是把握住了中国上古文明的核心问题，这是肯定的方面。但是我们又不能仅据这些儒家经典资料而把握中国上古文明的全貌。八十多年来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已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古文明是多源并起，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的古文明只是整个中国古文明的一部分而已。要全面把握中国上古文明，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在这方面已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例如，苏秉琦先生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张光直先生的考古文化交互作用圈、李学勤、李伯谦先生的青铜文化分区分支发展说等等，都是有价值的贡献。但是，中国上古文明的具体情况还要更复杂、更丰富，有待于我们去做更多的探索。以下试从三个小题略作分析。
1．就现有考古所见区域文化资料看，五帝时代的文化中心实际上不在中原。
2．就现有出土文献资料看，有关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山川神怪论以至五帝、夏商周民族发展史诗的完整资料不在中原所传的六经之中。
3．就现有的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看，各区域古国的历史文化资料相当丰富，可以极大地补充中原地区所传文献资料之不足。
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间的五帝时代，黄河中下游、长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同时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当然，各地的文化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与路向。这里试以山东全境，包括豫东、皖北、苏北在内的所谓海岱地区的考古事实为例加以说明。海岱地区的原始初民总称为东夷民族，其所创造的五帝时代文化主要是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
在大汶口文化前期，已出现了私有制的萌芽状态。在刘林、王因、大敦子墓葬群里，已出现了少数脱离一般氏族成员之上的尊者和富者，在他们的墓葬里，随葬品比一般氏族成员墓要多一些。到了大汶口文化后期，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如莒县陵阳河发现的45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第19号墓中随葬有象征权力的石钺，象征财富的骨雕筒、陶号角，还有用于宗教祭祀的大口尊，墓主显然是酋长贵族。在莒县大朱村发现的35座墓葬群中，有大中小三个等级之分。其中随葬品多达百件以上的大墓有二座，但也有一些小墓地却无任何随葬品。这说明在同一氏族群内已存在着鲜明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
山东大汶口文化相当于五帝时代前期，而龙山文化相当于五帝时代的后期。龙山时期的东夷民族群中，已出现了王权，形成了礼制，确立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已出现了发达的城市群组。据张学海先生统计，在山东、河南、内蒙、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已发现龙山时代的城邑数十座，其中最多的是山东地区，共发现龙山文化城17座。它们大致可以按照泰沂山脉为界，分南北两线。其中北线由东而西共12座，即寿光边线王古城、临淄桐林田旺古城、邹县丁公村古城、章丘城子崖古城、茌平县的尚庄古城、乐平铺古城、大尉古城、教场铺古城、东阿县的王集古城、阳谷县的王家庄古城、景阳岗古城、皇姑冢古城。泰沂山脉以南的龙山古城由东而西共5座，即五莲县的丹土城古城、费县的古城遗址、蒙阴的吕家庄古城、兖州的西吴寺古城、滕州的龙楼古城。考古工作者根据这些龙山文化城的规模和社会功能等情况，将其分为中心王都、中等城邑和基层城聚落三个等级。其中城子崖、田旺、丁公、边线王、教场铺、丹土等城址可以视作中心王都城。在这些王都城的周围，则依次分布着数量较多的中等城邑和基层聚落。张学海先生曾对以城子崖王都为中心和以教场铺王都为中心的“都”“邑”“聚”龙山城邑群组进行过分析，提供了其三级城邑的示意图。例如，在城子崖中心王都周围，有黄桑院、马彭南、季官庄、马安庄、牛官庄、小坡等六处二级城邑。在这些城邑周围，又有 40多处基层聚落。就这样，“都”“邑”“聚”就构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结构。张学海先生指出：“城子崖龙山城和大批村落，把城乡分离状况清晰地展示于世，证明龙山时期，这里已是个古国。”
城市与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文化的进步，这一点可以从东夷民族率先创造的文字中得到说明。大汶口文化后期，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诸城前寨、日照尧王城、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的外壁腹部显要位置上，发现了原始刻划文字。古文字学家已将其考释为“炅”“炅山”“斤”“戌”“凡” “封”诸字。而这些带有原始刻划文字的“大口尊是一种神圣的祭器。最初所见的只有代表天象、农具的意符，所以可推测大口尊应用于祭天祈年” 。
大汶口文化陶器的原始刻划文字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原始刻划文字在总体结构上基本一致，可以联系起来作同样方式分析。如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炅”“炅山”“封”“凡”“皇”等字，全部见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上。这些原始文字在大致相同的空间与时间背景下产生，有相当广泛的约定俗成之基础，推测当时的文化交流已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也正是我们推测这些原始刻符具有文字性质的理由。
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划符号还只是单个的文字，不能成句。而到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则出现了成句的原始文字。这就是丁公陶文、龙虬庄南荡陶文。丁公陶文于 1992年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龙山文化城址里。陶文刻于陶片内面，共5竖行11字，都作圆笔道，应该是可以连读的，具有完整意义。冯时先生曾将其试释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其内容是以鸡骨占卜，招祖驱邪，属于祖先崇拜的宗教活动。
1993 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江苏高邮县龙虬庄南荡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中发现了一片刻有类似丁公文字的陶片。陶片分左右两直行，其中右边直行4字也作圆笔道，但更似动物象形，左边直行4字则作直笔，已经比较接近商周文字了。很有可能右边圆笔道的4字是原始文字，而左边直笔道4字是为了解读右边四字的。因为丁公陶文与南荡陶文都属于东夷先民创造的龙山文化遗存，因此可以联系起来考虑。俞伟超先生推测：丁公陶文与南荡陶文可能是同“一种文字的三个阶段的形体的表现，即南荡陶文右侧四字极似象形符号，是这种文字的最初阶段；丁公陶文好像刚从象形符号演变出来不久，所以皆作圆笔道，可认为是第二阶段；南荡左侧四字已从圆笔道变为直笔道，这一点同更晚的商代甲骨文有相似处，应是第三阶段，而且此时很多人对最初那种象形符号式的字体已不认识，所以用这种直笔道的字体来解读最初通行的象形符号。”
南荡、丁公这种圆笔道古文字大概在东夷民族中一直延用到西周时期，因为1981 年在山东莱阳前河前征集到一件当地出土的西周中晚期陶 1．东夷伯益与夏启的斗争
按照民主禅让制，当禹死后，应当由东夷族的伯益来主持部落联盟议事会推举补禹之缺的首领。然而，历史在此时却发生了深刻变化。禹启父子要求变革以民主选举为实质的禅让制，实行以财产私有为实质的父子世袭制。《韩非子·外储说》对此有所交待：“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舜明矣。”禹的做法是不符合当时的传统习惯的，因此，只能暗暗进行，这便是表面“传天下于益”，而实质上“势重尽在启”的原因。这之间肯定是伴随着一场血腥斗争的，所以说“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当然，东夷族伯益也不会轻易罢休。《天问》与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益与启的斗争过程。《天问》说：“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当“启代益作后”时，益也起来斗争，把启拘禁起来，使启“卒然离孽”(遭受灾害)，益还对启施行射革巫术，这就是“皆归射箱”“后益作革”。当然最终还是启成功了，所以说“无害厥躬”“而禹播降”。古本《竹书纪年》则将这整个过程概括为“益干启位，启杀之”。
以上《韩非子》、《天问》、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有关益启相争的过程应是事实。然而儒书《孟子·万章》却对此进行了西周礼仪伦理化的改造：“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益启之间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场血腥斗争，就这样被孟子用礼仪的温纱遮盖起来了。而《史记·夏本纪》则完全继承了《孟子》的儒学思想，也把益启之争说成是益的自愿推让：“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这完全是改造失实了。
2．东夷后羿、寒浞与夏太康、仲康、相、少康的斗争
益启之争虽以益的失败而告终，但斗争并未结束。到了启的儿子太康时，东夷族又在后羿与寒浞的带领下，西进推翻了夏太康的盟主地位，历夏仲康、相，直到少康，前后长达40年时间，史称“羿浞代夏”。
羿原是东夷部落中有穷氏族的首领，《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帝羿有穷氏”，“穷”字繁体“
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
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兼谈传世先秦秦汉文献的某些观念偏见
江林昌
(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山东 烟台 264005)
东岳论丛2007年第2期
[关键词]六经；史记；区域文化；东夷；华夏；古文明
[摘要]一般认为，在先秦两汉文献中，以“六经”与《史记》对中国上古文明的记载最权威。然而，“六经”与《史记》所反映的主要是中原地区古文明，对周边地区的文明状况实际重视不够，甚至有意贬低或删改。近八十多年来考古所见的区域文化与古已有之的儒家经典之外的其它先秦两汉文献，正可弥补此不足。例如，就现有考古资料看，五帝时代的文化中心实际不在中原，而在海岱地区；有关中国古代宇宙论、山川神怪论以至五帝、虞、夏、商、周民族发展史的完整资料也不在“六经”中，而在楚地流传的古文献与考古新出土文献中，等等。
[中图分类号]K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2—0009—13
[收稿日期]2007—02—26
[作者简介]江林昌(1961—)，男，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
从历史文献学角度考察，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分界。《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正史，而司马迁生活于纪元前100年前后。在五千年文明史中，司马迁《史记》之前为三千年，之后为二千年。
司马迁后面的两千年，经历朝代多，文献资料完整翔实。例如，《史记》之后，既有《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直至《清史稿》共二十六部正史，又有《前汉纪》、《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绎史》等别史，还有《说苑》、《碑传集》、《宋元学案》等杂史。这些文献资料，对两汉以后的二千年文明史作了完整而细致的记载。历史学家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对资料进行梳理和评判，不必担心资料的不足。
而司马迁之前的情况就显然不同了。五帝文明起源一千年，再接下来的夏商周三代早期文明发展近二千年。然而，记载这三千年上古文明史的传世文献，只有《易》、《书》、《诗》、《春秋》等六经，《国语》、《战国策》、《逸周书》、《山海经》、《楚辞》、《世本》等杂史，以及《墨子》、《庄子》、《孟子》、《韩非子》、《荀子》等诸子书。这些极有限的书籍相对于漫漫三千年上古文明史而言，实在是太简略了。
一、传世先秦秦汉文献不能反映中国上古文明的全貌
先秦时期，天下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史记·陈杞世家》：“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由此推测，夏代以前的五帝时代，更应是部落众多，氏族如林了。三千年上古文明史，应该是内容相当丰富多彩的。然而，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们对这一段文明史还有许多不了解之处。造成司马迁以前文献稀少的原因，可能有客观与政治两个方面。
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体现在时间方面。《荀子·非相》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韩诗外传》卷三第二十八章：“夫五帝之前无传人，非无贤人，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久故也。虞、夏有传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久故也。夫传者久则愈略，近则愈详。略则举大，详则举细。”这些材料说明，在五帝之前已有贤人存在，只因时代久远，没能传下来。五帝时代，已有相关的贤人记载了，但是有关这些贤人的具体史事，则没有传下来，也是因为时代久远的缘故。到了虞、夏两代，贤人与史事都有流传了，只不过其具体情况不如殷、周两代详细而已。这也是时代早晚的缘故。所以，其结论说，时代越久远，文献记载就越简略，时代越临近，文献记载就越详细。因为简略，所以只能记些重大人物与事件；因为详细，所以可以记载更为具体的人物与事件。这样的认识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司马迁的《史记》，由《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到《周本纪》，正是越往前越简略，而越往后越详尽。
造成先秦文献相对稀少的政治原因主要体现在空间方面。
远古时代，每个氏族部落的历史都由其酋长兼巫师口耳相传。到了文明时代，用文字将这些口耳相传的内容记载下来，便是民族史诗。因此，中国上古文明三千年问，民族史诗应该是十分丰富的。到了商周时期，由于政事繁杂，原来兼任巫师的酋长，已变为方国联盟之共主，封国联盟之君主。共主与君主虽仍为群巫之领袖，而作为巫史的具体内容则已分解给各种具体的官吏。《礼记·礼运》：“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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