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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古代文化和诗学———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宝生
黄宝生 任昕
任昕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 ：作为国内著名的梵语文学研究专家，您主持翻译了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在印度文学研究方面也著述颇丰。多年来您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致力于中印诗学的比较研究。请问您目前在这方面的进展如何？
黄宝生：我1965年从北京大学梵文巴利文专业毕业，来到外文所。而研究工作是在十年“文革”后起步的。我最初是研究梵语文学，并参加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在撰写过程中，我深感梵语诗学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宝库。因此，在完成《印度古代文学史》项目后，我投入了梵语诗学研究。经过多年努力，写出了一部《印度古典诗学》。完成这部专著后，我准备围绕梵语诗学，从事比较诗学研究。先后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如《印度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文论》《禅和韵———中印诗学比较之一》和《在梵语诗学烛照下———读冯至〈十四行集〉》等。然而，我的这项研究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工作需要，我接手主持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工作。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卷帙浩繁，我们花费了十年时间，才最终完成全书译稿，于2005年出版。
待完成《摩诃婆罗多》翻译，我突然发现自己已年过六十。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学术研究上也是如此，一生只能做有限的几项工作。现在，我又回到比较诗学的课题上。我的研究计划分为两部分：一是翻译一批梵语诗学代表作，二是撰写一部中印古代诗学比较研究专著。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第一部分工作已经完成。我翻译了十部梵语诗学著作，其中四部为选译，六部为全译。研究工作总是资料先行。我的这些翻译既是为我自己研究所用，也是为国内比较诗学提供梵语诗学资源。第二部分工作正在进行中。我已经将梵语诗学按照诗学专题进行了梳理，下一步是按照这些专题与中国古代诗学展开比较研究。然而，中印古代诗学的异同又与各自的传统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中印古代文化比较显然是一个更宏大的课题。因此，我选择了与文学和诗学关系较近的几个题目，对中印古代文化传统做了一些比较研究。总之，这项比较诗学研究饶有趣味，但要做好也不容易。不必着急，也不要赶时间，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走吧！匆匆忙忙赶任务，既不能保证研究质量，也失去了研究的乐趣。
任昕：中印两国同为亚洲文明古国，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但在文化形态上的差异很大，这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从您目前的研究来看，中印两国在文化形态上主要的差异是什么？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
黄宝生：你提的这个问题，是我长期盘旋脑中的问题。要回答这样的宏观问题，需要以大量的微观研究作基础。我还没有能力全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提供一些初步的想法。
确实，中印两国同是亚洲文明古国，又相互毗邻。但在上古时代，世界各民族大多独立发展，形成各自的原初文化形态。大约到了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东西方主要民族的文化和思想同时发生重大转折，并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文化和思想形态。就中国和印度而言，中国上古夏商时代原本也与印度吠陀时代一样是崇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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