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王铭铭为什么要发掘中国的“西方学”？
通过历史追溯，王铭铭让我们看到“以他者为上”的人类学思维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那是一些不同时代的古代中国人以巡狩、封禅、取经以及撰写异域方志等等的方式去坚韧不拔地实践“他者为上”的理念。作为人类学家的王铭铭似乎已经告别了西方人类学家对于未来的绝望，发?王铭铭为什么要发掘中国的“西方学”？
赵旭东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7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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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西方作为一面镜子扭曲了我们自认为应该是怎样的形象，这些都会激起我们的抗争之心，也可以称之为弱者的抵抗。
我们用民族主义情感去回应，进一步强化我们的独特之处，强调中国话语的实在性，似乎我们作为人跟西方人有着无法沟通的鸿沟，这样的隔阂之心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那里得到了再一次的固化。但是，《西方作为他者》这本著作显然是在试图超越于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基调，在本土的资源里挖掘可能有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可能是一面生锈的铜镜，锈迹斑驳，不过找出来的面貌依稀可见，在模糊的照影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古代人怎样看待他者的样子，那同样是一个“他者”，同样是镜中的他者，隐含着误解与误读。
在这本装帧极为精致的小书里，王铭铭的笔触已经跳过了最初受人误解时的那种艰涩与直白，熟练地运用人类学家惯常使用的修辞娓娓道来一个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却已经极为久远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穆天子的，这位周朝的天子实践着“周行天下”的“探险浪漫史”，孜孜以求的就是经过多重的磨难而达到西王母的住所，在这里我们所读到的近乎是梦境一般的描述：
周穆王西行，狩猎之外，与“野人”、山林同乐，而对周穆王而言，这些不过是他奔向目的地所需要的过渡礼仪，因为，西王母的居所才是他最终要抵达的目的地。《穆天子传》记述说，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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