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王铭铭——照片这个“会说话的孩子”说了什么？
照片这个“会说话的孩子”说了什么？王铭铭
一两周前，我邀请一位民俗学家来文化人类学席明纳（讲座）上畅谈；会后酒酣之际，我们唠叨了起来。我老话重提，谈起了“民俗学之反动”。许久前，我曾顽固地想说服那位民俗学家离经叛道，我说：所谓的“民俗”，实为知识分子的观念创造，在所谓的“民间生活”中，一切得以糅合、混融，既无所谓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之分，又无所谓小传统与大传统、官与民之分。我自以为，这个说法有其重要的针对性。近百年来，“平民文化”成为一批精英知识分子以为可以赖以拯救自身的工具。知识分子的新心态，与一个东方帝国在内外夹击下的“自戕”关系密切。以为真正的生活与生活的希望都来自于“平民”二字，那是鉴于帝国宫廷的阴影除了能笼罩博物馆之外，已别无他用。历史上，士大夫是宫廷与乡民之间“距离缩短器”。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丧失了这一地位，企求从宫廷之外的遥远之处找到自身文化的出路。心潮澎湃，接受文化逆反主义，近代知识分子眼光向外，找到了“众”这个基督教化了的意念，接着，将之与无等级社会的乌托邦融合起来，造就了一种叫做“平民主义”的民俗学。这种民俗学，既不反映以礼仪等级主义为“正统”的古代中国，又不为我们分析只能在口头上反对等级主义的种种“新政”提供有效的概念工具，它无非只反映了20世纪以来渐渐丧失卫道士地位的士大夫之境遇。一个词汇的意义，往往来自其反义词；一个不能反映生活的“民”字，若没有“官”字，意义便难以明了。所谓的“民俗”，若无“官俗”与之反衬、并存，甚至相生，实在只能等于是虚无。而若干有影响的民俗学类型，倾心于制造纯粹的“民”。对我而言，这无异于消灭了“民”这个字代表的生活所包括的历史真实。
“民俗学之反动”，想必会遭到吃民俗学这口饭的人的反感。譬如，我的老友便说，这一来，不就没了民俗学了吗？我思索良久，渐感“孤独起来”（尽管这可能是出于可恨的自恋）。
学术界的老爷们时下年轻化了，算得上“老一辈”的，亦不过大致与我们的共和国同龄。被夹在他们与我的晚辈们之间，如同被两片门板夹着的“扁化人”。他们那代人，多半以“平民主义”为正统。
我被门板夹着教书，以微小的动作表白另一种意见：人文学的价值在于促使人们更真切地看待生活。我试图教我的学生们去这么看社会，而我的前辈和同辈们多半已成为我的晚辈们的硕士、博士论文答辩委员，机会主义心态甚重的晚辈们一不小心便会从我的“阴影”中逃脱出去，承接作为所谓“一般思想”的“平民主义”的衣钵。
以上略显“孤影自怜”（我应为此深表歉意）；不过，它不是出于自吹，它表达着个人对于一个“无思索”的学术界自我再生产其“无思索性”的体会。
试着眼光向外，在别的行当里寻找启迪，我发觉艺术是学术这座窗户开得很小的房子外面的云彩，摄影艺术是构成这片云彩的浓气之一。
也就是在这一感觉愈发强烈起来之时，有人将人本主义摄影家胡武功的作品丢在了我的眼前。其时，我恰好为了教学而翻阅着众多其他文本。一个接近于无奈的人，感到接来的是一堆自己因为忙乱而无暇面对的事端。这一堆作品，十分可能构成我自己为自己挖掘的陷阱。犹豫之间，我翻开那堆书，在胡前辈的文章里找到了一句话：“照片是语言，是文章，是一个会说话的孩子”。我兴奋不已。
我从事的这个行当，从业者过于相信语言与文字，也因之时常流于乱语与失语。学者的痛苦在于，其视为核心工具之语言与文字总有枯竭的时候。由嘴巴发出的空泛之音（语言），与由手画下的符号化极强的纹样（文字），被我们当作赖以促成“现实的写照”的工具。社会科学家相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科学”，但他们之间对“科学”二字的含义之理解大相径庭，有的说“科学”是基于假设的“实证”，有的认为“科学”是“真实反映现实”。无论是“实证”，还是“反映”，社会科学家追求的事业，与摄影一样，要么是强调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摆拍”，要么是强调人的语言与文字对于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模仿”。了解一点中国人本主义或纪实主义摄影之悲壮史，我竟然感到其与社会科学的命运之相通之处甚多。在将近30年里，社会科学的多数学门被认为是政治上有害的。大约在20多年前，社会科学才好不容易在中国重新得到言说自身的机会，自此，社会科学家便致力于恢复“实证”与“真实反映”的功业——如同摄影家致力于恢复照相机的“纪实力量”一般。
有糟糕的社会科学，也糟糕的摄影，但好的社会科学与好的摄影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都是“会说话的孩子”，无非说话的方式有所不同。社会科学与摄影之本质追求都是通过捕捉生活之瞬间来呈现历史之意义，二者之间不同之处无非在于：前者捕捉之历史表面上超越了瞬间，实际却常常被局限于所谓“当代”，后者捕捉之历史表面上不能超脱于瞬间，实际却让人借以眺望遥远的过去。
好的摄影，更像是好的历史学，它通过个别瞬间来呈现所有历史。
可是，摄影这个“会说话的孩子”，到底在说什么样的历史？在讲什么样的故事？胡武功先生所做的一些实验，无疑是一种可观的可能。
胡先生在其《藏着的关中》一书（群言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中暴露出其对于民俗学的某种反思性接受。他的镜头，有时对着关中“藏着”的古物，有时对着民俗学家感兴趣的“民文化”、“俗文化”。将华夏文明的创造主要归功于老百姓，使胡先生的影片与文字读起来像是民俗学。
然而，真正耗费了数十年时间去接触真实生活的胡先生，对于一般不做这样的事儿的民俗学的观念体系，似乎也油然而生一种“反动”。在那篇主题为“我拍关中”的“代序”中，胡先生讲出了一个接近于人类学功能派的观点：
关中人喜新厌旧，又自谦自卑，常常在吸收外来文明、吐故纳新时，把脏水和孩子一齐泼了出去。但这又可看做是关中人的一大特长，实用的、生存第一的原则使他们一脉相承地存活并延续下来。关中人靠的是这种永恒的人文精神和内在固有的种族信念处世活人。（页3-4）
由此，胡先生进入另一种境界，在以下的一段文字中，由民俗学转向“人的历史”，成为他的诉求：
在中国的正史中除主角“官”之外，只提“民”，不提人，而关中老百姓却把“人”挂在口头上，始终要“活人”……即使千年礼教，百年束缚，也挡不住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意愿。从“官史”到“人史”是一个进程，也是一个进步。我们看到一个平民时代的“人的历史”正在来临，这将是全面而更具人类主义的历史。（页4）
“人类主义的历史”，正是一种有别于以“官”这个“图腾”为镜子的“民主义”民俗学的关键要点。然而，这是什么样的历史？翻开《藏着的关中》第32页，一幅饶有兴味的照片摆在我们面前，它的说明文是“农民在汉武帝茂陵下收割小麦（1996年摄）”。表达着胡先生的历史观的照片，无须多看，在“帝陵”这一章里，除了上述那幅之外，还有以下几幅：
唐献陵前拉梨耕地的一家人（2000年摄）（页26）；
在黄帝陵柏树林中放牧（1982年摄）（页27）；
帝陵旁的农民千百年来一直住在这样的窑洞（2000年摄）（页31）；
以山建造的唐陵如今成为农民牧羊的地方（2001年摄）（页34）；
唐昭陵的石碑东倒西歪，残缺不全（1998年摄）（页35）；
与长满苔藓的翁仲在一起（1988年摄）（页38）；
孩子们踩在寿鬼石雕上玩耍（2000年摄）（页40）；
唐建陵现在是个苹果园（2000年摄）（页42）；
唐崇陵被一片麦地包围（2001年摄）（页43）。
视照片为“会说话的小孩”，无异于视照片为充满表情的文本，而没有一个文本缺乏作者——不要以为文本自己不需要被人书写。摄影家如同作家，他们的拍摄，如同作家的书写，他们一样要赋予作为符号的文本特定的意义。胡武功将一系列照片排列在一个带文字的篇章内，以照片为最耀眼的符号给我们展现了关中历代帝陵的风貌。与追求美感的风光摄影作品不同的是，这些特殊的照片的拍摄者拒绝追求帝陵壮景的纯洁性——他拒绝为了拍摄而驱赶主要对象周边的“杂象”，而反其道而行之，刻意保留了作为核心对象的帝陵同与之形成密切关系的“活人”的同在状态。这些作品如何刻意地不加修饰，其作者之意图，恐是为了赋予其作品一种独到的意义。被农耕、作物、牧业、动物、房屋、活人围绕着的帝陵，是这一意义生成的内在图式。没有一个作品是纯粹客观的，胡武功摄制的貌似客观的照片，同样有着浓厚的主观含义，在其中，一种观念的陈述成为重点——在他看来，是平凡的人创造了帝王的历史，也是他们依旧活在他们的造物周边（这个观点不知为什么越听越像是已流行一百年的“平民主义”）。
如同作家一样，摄影家也一样不能禁止“读者”的解读权。这是因为不只是照片在说话，不同的人看这些照片时也在说不同的话。
譬如，对于狂热的文化遗产保护主义而言，上述照片呈现的面貌实在值得忧虑——伟大的华夏文化遗产正在遭受活人的破坏，农民、牧民、孩子，构成是对之施加破坏的“主体”。
又譬如，假如你是个信仰神灵之力的人，那么，你一定会认为，这些帝陵如同山岳，连接着天地，其内部隐藏的尸体，若洞悉人类之不德（如对其自身施加不敬），则可能化为魔鬼来骚扰人间。因而，对你而言，凡人与帝陵的并置，若不是危险的，那也必定是对一些说不清的神圣存在者的不敬。
我非狂热的文化遗产保护主义者，亦非古老宗教的信徒，然而，我急切地盼望人们认真对待上述可能出现的反应。这些听似荒诞不经的可能看法，藏着一种与人类主义历史截然不同的历史——在其中，活人的“活”不是惟一的目的，也不是所有一切的决定因素；相反，与所谓“活人”貌似对立的物与神力，有着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一种道德的约束力，若说它含有真谛，那么，这个真谛一定是一种对人类的告诫：欲望的无限扩张是人类无法满足自己的愿望的原因。
任何物——特别是诸如帝陵这样的物——也与照片一样，是“会说话的孩子”，而它们可能说的一种话是：将生活的一切“俗化”为需要的功能性满足，将人本主义简单等同于“俗化的生活”，就等于是在否定人自身存在的意义。
作为学人，若是到关中去，我的关注点一定还是活人与那些影响范围远超活人的生活世界的陵墓与死尸之间的关系。生活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人们对于关中的这些物与灵，必定有着遥远的想象。在关中，外人只能想象的辉煌，如此贴近于平民的生活世界。那么，关中的平民的世界观，是否会因此与其他地方的人们不同？我愿某一天能有机会随胡武功的镜头去关中不断追问。但在我尚未出发之时，在一个远方，胡武功已呈现了关中，使我的“民俗学之反动”出现了一个更清晰的图景：在一个急噪的年代，社会科学家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被我们抛弃了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启蒙，文艺家一样也需要一段时间来面对这一历史对于艺术人本主义的挑战。
写于2007-4-7，曾以“‘会说话的孩子’说了什么？”为题，刊于《书城》，2007年7月号。
来自“中国学术论坛”网站
[ 本帖由 大漠孤烟 于 2008-2-24 11:24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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