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难题（张京华）
顾颉刚难题（张京华）张京华
顾颉刚“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重要命题，推论其寓意当是针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而起。此一命题以全部复原上古文字与文献为前提，近80年来学者对于中国古史的重建，无论从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等何种角度的尝试，在此都难以逾越，此可谓之“顾颉刚难题”。而顾颉刚个人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最重要贡献，转亦可由此中寻获。
身后整理出版的顾颉刚读书笔记中披露有一条资料，题为《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全文如下：
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p2340-2341)
这条资料为顾颉刚《纯熙堂笔记》的最后一条，时间在1946年6月后、1947年10月前，而其内容则是直接针对王国维的。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史新证”课程，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说道：“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p2-3)
由于此前王国维已成功地用甲骨文印证了传世文献，所以“二重证据法”甫一问世，即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就学界所公认的人物而论，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陈寅恪，建国后最具代表性的郭沫若，都对“二重证据法”推崇不置。顾颉刚对王国维的了解始于1921年，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编目员，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罗振玉与王国维所编印的价钱昂贵的图谱和丛书，“所中备齐了他们的著述的全分”，使顾颉刚“眼界从此又得一广”。(p50)顾颉刚的文章中往往提及王国维，而字里行间的不平之意也屡屡可见。
关于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评论见于许冠三。许氏认为顾颉刚“一生不走‘二重证据’路线”，并称顾颉刚晚年《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关于王国维的部分“颇疑此稿原文曾经改窜”（新出《顾颉刚日记》1980年9月15日确有“予对此文遂不负责”等语(p740)。但许冠三又说，顾颉刚“断断续续历时达半个世纪的《尚书》研究，乃是他有志建立真古史的铁证。直至逝世前二、三年才得发表的《尚书》考释诸篇，非止富王国维风格，其谨严密实且远在王氏之上。”(p182、135) 然而就笔者所见，顾颉刚在治学方向与研究方法上都并不和王国维站在一起。
由方法论方面而言，顾颉刚等人从文献辨伪的治学倾向出发，向王国维等人“二重证据法”提出质疑，可以见于以下三例。
第一，关于“禹”和“黄帝”的论证。
1925 年12月22日，在《古史新证》正式发表之前，顾颉刚已将其中的第一、二两章收入《古史辨》第一册，并且作了标点整理和附跋。王国维文中举出两种春秋时期铜器铭文，《秦公敦铭》“ 宅禹迹”和《齐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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