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
中国民俗学作为一门学问，发韧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夜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起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日本文化和印度文化等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中国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学术思想相撞击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和反传统的斗争锋芒，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以北京大学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是稍后新文学运动的那些首倡者们为代表，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在不同场所和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传统、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倡导重视和发扬民间民俗文化，阐发民间民俗文化的社会的和文化史的意义。他们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征集歌谣，在大学的讲堂上讲授民间文艺，接着又创办了《歌谣周刊》，进而扩及神话、传说、风俗、信仰等一向被封建文人压抑和鄙视的民俗文化的搜集、保存、研究，使一门以中国民俗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中国民俗学由此而得以滥觞。
（一）
主张打开门户，向西方寻求真理，促使落后了的中国现代化－－亦即西方化，在１８４０年之后，已成为中国各个阶层人士的共同认识。林纾、周桂笙、徐念慈、苏曼殊、马君武、伍光建等翻译家，纷纷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引进了国门，给长期封闭中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单士厘、张德彝等许多出使外国的外交人士和知识界人士，撰写了一些访问游记、随笔、闻见记一类记实作品，把人们陌生的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制度、法律典章、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介绍给了生活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环境中的中国人。眼界开阔、知识深厚，思想进步的哲学家、历史家、政治家们，掀起了猛烈的反孔思想运动，分析和抨击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的种种弊端，呼吁参照西方的社会模式改良中国、疗救中国。
20世纪初以搜集歌谣为开端的中国民俗学运动，就是在这种新思潮汹涌的社会情况下出现的。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乃是那些发动并参与其事的学者们，较早地受到了外来的学术思想、特别是西方民俗学的启蒙和影响，从而把自发地产生并流传于老百姓中间的民间文学，当作是与传统的僵化的儒学相对立的一种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形态。
周作人就是比较早地接受了日本和西方民俗学思想的薰陶，而着手提倡和研究中国民俗学的一人。他于１９０６年去日本求学，在那里接触到了外国的民俗学理论，尤其是受到日本民俗学泰斗柳田国男和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理论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日本东京得到英国安得路朗的几本关于神话的书，对于神话发生兴趣，因为神话与传说和童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童话也十分注意，又因童话而牵连及于儿歌。朗氏博学，著书甚多，除编有童话十余册之外，又有《儿歌之书》一种，编注甚详，也为我所得到。”安得路朗是著名的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和民俗学家，给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影响甚大。１９０７年（丁未年），周作人以周卓的笔名翻译了英国小说家罗达哈葛德和英国民俗学家安度阑俱（即前面所说的安得路朗）合作根据神话撰写的《红星佚史》( The World\'s Desire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说部丛书》初集第七十八编。他在译序里批评了当时我国学术和文艺界存在的固守传统、不求革新的倾向。他说：“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 据我所见，这是我国著作界最早介绍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家安度阑俱的书。他在文章里说：“他如书中所记埃及人之习俗礼仪，古希腊人之战争服饰，亦咸本古乘，其以色列男巫，盖即摩西亚伦，见于旧约，所呼神名，亦当彼国人所崇信者，具见神话中。著者之一人阑俱氏，即以神话之学，名英国近世者也。” 在这里，周作人显然是用安度阑俱的人类学派神话学和民俗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古埃及、古希腊神话的含义。
接着，鲁迅于１９０８年２月发表了《摩罗诗力说》。这是一篇从论述外国文学的发展规律而借以激发中国人革新和奋斗的文章。他激奋地说，大家都说要维新，既然维新了，而希望也就随着开始，我们所期待的，就是那些介绍新文化的人们。不过，十多年来，介绍虽然没有停止，但他们介绍过来的东西，除了制造食品和看守监狱的办法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第二次维新的声音将要再次兴起。他在文章的开头，热情地评述了原始时代产生的民间诗歌：“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新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 （二）
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首先举起了批判以孔丘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的旗帜，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康有为等请求以孔教为“国教”，严重地阻碍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一些接受了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界人士，尤其是民主主义者，纷纷起而反抗。在《新青年》等刊物上接连发表了多篇文学革命的文章，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为代表的顽固派成了知识界声讨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下，在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和学者蔡元培的支持下，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刘复发起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于１９１８年２月成立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刘复（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沈兼士等一大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学者，从提倡征集歌谣入手，正式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第一幕。
歌谣运动的真正的首倡者，是１９１７年应蔡元培校长之聘，由家乡江阴来北平到北大任预科教授的刘半农。他在１９２７年写的《国外民歌译．自序》里说：“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沈）尹默在北河沿闲着走，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始了。” 于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民间文学研究机构“歌谣征集处”便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诞生了。征集事宜由刘复、沈尹默和周作人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担任考订方言。
刘半农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和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名义发布的《校长启事》这两个文告，一起刊登在１９１８年２月１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第６１号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积极给予支持，于第４卷第３期上转载了《简章》。征集活动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三个月后，就收到了来稿８０余起计歌谣一千一百余章。《北京大学日刊》自同年５月２０日出版的第１４１号起，由刘复编订发表，计一年时间，共刊出了１４８则。可贵的是，刘复在所选发的歌谣后面，加了注释，这些注释，就象是中国古代文人在古书上的批注一样，表达了他的歌谣观。比如，他重视对歌谣进行社会学的研究（第２２首“杨柳树结疤多”注：“与此章类似之歌谣，多至不可胜数，亦社会现状中极可研究之问题也。”）；他注意从歌谣研究文化之变迁（第９２首“春打六九头”注：“苟能搜罗完备，依地理区域排列而比较之，以求各地岁时风俗差异之所在及其渐次变迁之迹，亦研究歌谣中一极有趣味之事也。”）；他重视和提倡在歌谣研究中运用比较法（就第６１首的发表致罗家伦信：“吾辈今日研究歌谣当以‘比较’与‘搜集’并重。所谓比较，即排列多数之歌谣用研究科学之法，以证其起源流变。”）由于“五四”运动的政治斗争的爆发，而使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暂时中断了。“五四”运动以后，刘复和沈尹默先后都出国留学去了，征集和编订工作暂告停顿。
当时参与其事的北京大学教授魏建功四十年后曾经这样写道：“本世纪十年代中国刚经过辛亥革命，北洋军伐正当权，顽固的旧文化统制着，新旧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众所周知的，林纾（琴南）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公开攻击北京大学，写信责骂蔡元培校长，蔡校长发表过有名的《答林琴南书》。林纾信里攻击白话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话，虽然搜集歌谣本是传统‘采风’的工作，在封建文人的眼光里，却并不是看得起的。林纾的信是五四前（１９１９年３月中）发表的，据说曾有企图，想让安福系军伐对提倡新文学的北大文科部分教授进行迫害。搜集近世歌谣当时受到了从事新文学的人的很大注意。其证据之一是开始征集的简章，由提倡新文学的人登载在宣传新文化的刊物《新青年》上（第４卷第３期）。同号《新青年》还发表了《文学革命之反响》，内容是一封具名王敬轩反对文学革命的信和记者半农《奉答王敬轩先生》。这封答信严峻尖锐地抨击了保守落后的封建主义文艺观点，主要批判对象之一就是林纾的写作。这位记者半农也就是征集歌谣主持人刘复。他答王敬轩的信和拟征集歌谣的简章，该是同时期先后的工作。惹得林纾及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那样动火的因素，不言而喻和这些都有关系。”
刘复不仅是征集近代歌谣的首倡者，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科学地采集民歌的第一人。他于１９１７年暑期在由江阴到北平的船上，搜集了２０首江阴船歌，并且附有注释。周作人在１９１９年９月１日为其《江阴船歌》所写的序－－《中国民歌的价值》中说：“这２０首歌谣中，虽然没有很明了的地方色彩与水上生活的表现，但我的意思却以为颇足为中国民歌的一部分代表，有搜录与研究的价值。半农这一卷的江阴船歌，分量虽少，却是中国民歌的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我们欣喜他的成功，还要希望此后多有这种撰述发表，使我们能够知道‘社会之柱’的民众的心情，这益处是普遍的，不限于研究室的一角的；所以我虽然反对用赏鉴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却极赞成公开这本小集，做一点同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周作人的这个评价是公正的，刘复的这次民歌采集工作，的确不愧是近代文艺史上第一次科学的采集，是应该给予肯定的。这一时期，刘复在歌谣的搜集、编订、阐发论述等方面，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地发掘研究。如他在北大预科讲授《中国之下等小说》，入木三分地批判了下等小说里的那种捧皇帝的思想，认为“这本来是中国人万劫不灭的恶根性”，并指出，“骂皇帝的只有孟姜女万里寻夫一种”；为周作人从坊间搜集来的《越谚》写了《越谚序录》；写了《歌谣界说》，等等。由于《歌谣界说》一文未曾发表，因而不可得读。蔚文致信给《歌谣》周刊的编者常惠曾提到：“有篇重要的作品，我以为你们应当提前发表，就是刘半农先生那篇《歌谣界说》。……你们不把《歌谣界说》尽先发表了，恐怕研究的人，无从着手；而搜集的人，也费此无谓的审查光阴。”常惠答复他说：“刘半农先生那篇《歌谣界说》是他自己说过暂时不愿意发表，我们如今当然不敢冒昧从事。” 而《越谚序录》则发表于１９１８年７月３０日、８月１日、８月３日、８月６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
北大歌谣征集处的工作，在“五四”运动之后，暂时停顿下来。接着，刘复和沈尹默先后出国学习，一时没有人主持了。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发起歌谣研究会征求会员》的启事，１９日在北大一院开会，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宣告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主任，重整旗鼓。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 关于刘半农在民间文学方面的贡献，历来研究得不多，５０年代我曾就这个课题搜集过一些材料，准备写一篇文章的，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在此愿意罗嗦几句。刘半农在法国学习期间，仍然不忘歌谣研究会的工作。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５日从巴黎发来一篇题为《海外的中国民歌》，报导并翻译成汉语十五首海外华人中流行的民歌，发表在《歌谣》周刊第２５号上（同年９月３０日）。１９２４年１月８日发自巴黎的一封致沈兼士、周作人和常惠的信，谈他为歌谣研究会聘请一位巴黎大学女助教阿脑而特 (P.Arnonld) 担任通讯员（发表在《歌谣》周刊第４８期上）。回国后，仍回北大。他先编《语丝》，后编《世界日报副刊》，仍然努力推进歌谣的搜集和研究，而且不遗余力地介绍外国的民间文学。他发表了自己翻译的许多国家的民歌。发表了许多地区的民歌和许多关于民间文学的论文，如张天庐（张闻天）的《古代歌谣与舞蹈》、顾颉刚的《变物的情歌》、健攻的《歌谣杂谈》、寿彭的《民间文学中的死》以及谷风田的《从山东歌谣中所见到的山东民俗》等。１９２８年兼任中央研究院民间文艺研究员，并负责民间文艺组的领导工作。他为该组拟定了一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工作计划书》。计划书规定了该组研究之范围，亦即民间文艺之范围是：歌谣，传说，故事，俗曲，俗乐，谚语，谜语，缩后语，切口语，叫卖声等。计划相当庞大，着手抄录孔德学校所藏之蒙古车王府曲本，仿效清人黄文 《曲海总目提要》编成一部《车王府俗曲提要》；以常惠所藏之７００余种现行的俗曲为基础，由常惠和李荐侬继续搜集和分类，由刘复和李家瑞作提要，由郑颖孙和刘天华研究其音乐；搜集全国出版之民间文学书报杂志；编纂宋元以来的俗字谱；出版一种民间文艺半月刊；民歌、俗曲之音调记谱并录音等。这份计划虽然由于一年后他辞去此职、中院也因经费短缺裁并研究组而被迫流产，但其中所体现的刘半农的学术思想，却是十分宝贵的。 这是刘半农不幸逝世后由李家瑞发表的一份珍贵的遗稿。在他担任民间文艺组组长的一年间，刘半农还有很多搜集整理中国民间文艺的设想，也可惜由于他忙于音韵实验的研究，没有能够得以实现或没有在他生前看到。那年１月１５日他给他的助手李家瑞的一封信里说他有兴趣搜集民间年画：
辑五吾兄：手书敬悉，尊事已商之傅先生，请迳函上海办理，大约可望做到给假三月，不扣薪水。惟希吾兄假满即归，弗多延滞耳。弟近中有意搜集各地年画，即过年时民间所贴财神门神及故事戏情等，以木板中国纸印（纸质粗细可以不问）彩色者为最佳，单色者次之，木板洋纸印者又次之，石印者为下，可以不取。吾兄南归，乞于便中代为留意，因为时适在阴历新年也。弟着眼点在民间木刻艺术，故只在精不在多，能得甚好者三五十张即可矣。但好坏应合布局，色彩，古拙等而论，非印细致之谓，吾兄当能办之。价想不贵，每张或只铜元数枚，当一并奉缴，又方国瑜兄于客年前曾允为弟调查一种云南土人之象会意文字，至今无消息，吾兄如与见面乞一问，或就近代为通信一问亦可。方君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所提论文，已经通过，作为毕业，亦希告之。此上。即请大安。
弟 复顿 １月１５日
另一封信是关于俗曲搜集的。鉴于材料不易见到，也引在下面：
辑五吾兄，手书敬悉。前此两接来信，因夏间弟往河南山东等处旅行多时，归来诸事栗六，竟至忘却作复，甚以为歉，吾兄现无适当工作题目，可即着手编辑中国俗曲提要，一方面再从事俗曲之搜求（上海石印本俗曲甚多，可注意之）。购置之费无多，请即商济之先生，随时由所支付。弟处如有所得，亦当随时购买寄去。此项工作，大约可作数年，请先拟一计划，并作一样本来，弟当即为酌定。北平风俗类征尚积压弟处，此中所缺材料尚多，一时不易整理出版，弟每有所得，即为加入，至相当时方可再行同盘规划。先此布覆，即请日安。
弟 复顿 １１月７日
这封信里讲的收集俗曲的事，后来由李家瑞编辑出版了《中国俗曲总目》和《北平俗曲略》；至于信里所讲的北平风俗类征事，在刘先生辞世之后，于１９３７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家瑞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把刘半农关于编辑这部书的思想归纳为三点：“一，我们平常看北平掌故的书，总觉得记建筑、古迹、名胜的部分太多了，而记人民生活习俗的部分太缺乏，要是将古今书籍里零碎记载着北平风俗的材料，辑聚成一书，也 可以补偿这种缺陷。二，记载民俗细故的书，在以前是不大有人注意的，所以康熙年间人还可以看见的《岁华记游览志》之类的书。在现在也不容易得到了，但这种书以后是很重要的，为保存它们起见，编一种记载风俗的文字的总集，也是应当做的。三，记载民情风俗的书，士大夫做的往往不如土著平民做的详细确切，例如《京都竹枝词》、《都门纪略》、《京都风俗志》、《朝市丛载》、《燕市积弊》《一岁货声》等书，无一不是略通文理的人做的，但他们所记的风俗，往往比名人学士们详实，这一类书，也可以收集起来，绍介于世。我们编这部书，那种工作就可以包含在内了。”
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９日，为贺瑞典斯文赫定博士七十正寿，刘半农偕国语统一委员会白涤洲等七八人，由北平赴绥远、山西等地考察方言，沿途采集民歌民谣等，并摄有照片多幅。据鲍晶编《刘半农年表》所记，６月２９日到达包头，停留５日。对包头、绥西、安北、五原、临河、固阳、萍县、托县等地方音及声调进行了调查，并用录音机收录民歌７筒。６月２４日到达呼和浩特，停留七日。对呼和浩特、武川、封镇、集静（宁）、陶林、兴和、清水、凉城等地的方音及声调进行了调查，并用录音机收录歌谣５筒。在黄河边上，看到溯流而上的纤夫时，喟叹为人间地狱，让沈仲章随船而行，将船夫号子记录下来。６月３０日晨进入阴山，去百灵庙。７月５日去大同，住两日。调查雁北１３县的方音及声调，并用录音机收录当地歌谣５筒。 关于刘半农所搜集的绥远、山西民歌，五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收藏着手稿，是用１６开毛边纸、用毛笔正楷抄写，外有红褐色漆布硬封面，大约有三、四百页的样子。１９５９年我在该会研究部从事研究工作时，曾有幸研究过这部手稿。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连同民研会资料室好些珍贵的藏书一起，在战备转移和后来的多次分家中音信杳然了。
刘半农是新文化运动的有影响的活动家和理论家。他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６日致信钱玄同，提出文学改良已经“锣鼓喧天的开场”，“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当仁不让，不计毁誉。”他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命》等著名文章，特别是与钱玄同合唱的那场“双簧戏”，即答王敬轩书，在驳斥顽固派、推动文学革命的发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创作新诗，成《扬鞭集》。运用乡音方言，作《瓦釜集》。民歌格调而为诗人所采取者，清黄遵宪以后第一人也，既崇活语，首集歌谣，中国近代采录民间文艺之风，自先生开之。” 尽管他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方言音韵、音乐，样样内行，但他从事歌谣的搜集与研究，却与周作人有所不同，他是从开创和发展新文学的立场出发的。他说：“研究歌谣，本有种种不同的趣旨：如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是一类；魏建功先生研究吴歌声韵，又是一类；此外，研究散语与韵语中的音节的异同，可以另归一类；研究各地俗曲音调及其色彩之变递，又可以另归一类；……而我自己的注意点，可始终是偏重在文艺的欣赏方面的。”“我并不是说凡是歌谣都是好的，但歌谣中也的确有真好的，就是真能与我的情感互相牵引的。它的好处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来。”“而这有意无意之间的情感的抒发，正的的确确是文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原素。” 这一观点和立场，朱自清与刘半农比较接近，他十分赞赏刘半农把歌谣比作“野花的香”的说法。但朱自清对刘半农的说法也有纠正和补充：“严格地说，我以为在文艺方面，歌谣只可以‘供诗的变迁的研究’；我们将它看作原始的诗而加以衡量，是最公平的办法。”“歌谣的研究，文艺只是一方面，此外还有民俗学，言语学，教育音乐等方面。我所以单从文艺方面说，只是性之所近的缘故。歌谣在文艺里，诚然‘不占最高的位置’。”他在提倡文学革命和推进歌谣运动初期，已经是学贯中西，许多思想都是受到世界文化思潮的影响才达到了那样的高度的，但由于他没有学历，被胡适看不起，所以才提出出国留学。在法国学习期间，更加熟悉了法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的民间文学理论，在《歌谣》周刊等报刊上介绍外国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在编辑《世界日报附刊》的时候，眼界显得较前更为开阔。
北大歌谣征集处的工作和宣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首先是校内，许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进来了。顾颉刚和常惠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顾颉刚受到蔡元培校长重视民间文艺的影响，特别是受到长于戏曲研究的吴梅教授的薰陶，开始对民间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读到《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的刘复编订的１４８首歌谣后，便借养病的机会在家乡苏州搜集当地的吴歌，积蓄了３００余首。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３日用“铭坚”的笔名在《晨报》上发表了《吴 红霞同学:
这篇东西写在10多年前，是为中国俗文学学会的一次学术会议交的门票，既然您要看，费了很大劲找到了电子版，现发在这里。请您和其他年轻朋友们指正。——刘锡诚5月30日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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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辈非常感谢您辛苦地找到这篇文章，祝您和马老师万事顺遂，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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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刘锡诚老师的《中国民俗学的滥觞与外来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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