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应该到今山东东南部丘陵地带的考古文化遗址去寻找《海经》地理的踪迹。
不过在把《海经》中具体地名与今地挂钩时还是应该小心行事。 非常同意版主刘宗迪先生的观点，《海经》地理的踪迹应该到山东东部沿海的丘陵一带去寻找，而不是像有些学者主张的那样到朝鲜、日本、甚至到墨西哥去寻找。“《山海经。海外东经》地望考证”的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文章对山东东部沿海地区的人文地理、历史资料和地下考古结果进行了较为全面、公正与客观的整理与考证，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解，方法是可取的，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海经》的地望不是凭一篇文章就能解决的问题。 建议有关部门或研究单位组织人力重新到山东东南部丘陵地带的考古文化遗址去寻找《海经》地理的踪迹。这对于《山海经》的研究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要是能取得当地地方政府或感兴趣的媒体、组织、机构、或企业的支持，这将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与发现活动。
如果版主刘宗迪先生能牵头这次考察活动，则无疑使考察更加顺利。我们期待着这样一次探索与发现活动。 哈哈，带头大哥岂是任谁都能干的？
《山海经.海外东经》地望考证
《山海经》其书《山海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山海经》为述图之书。
刘锡城在《全像山海经图比较》（1）序言中指出：“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13首》）、学者郭璞的“图亦作牛形”和“在畏兽画中”的记载和论述，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曾有“山海图”流行于世。而且据说《海经》部分是图在先、文后出，因而“以图叙事”的叙事方式，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一种文化传统”。马倡议（2）也认为：“《山海经》的母本可能有图，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 刘宗迪（3）写道：“《海经》的荒诞色彩和神话色彩，与这本书的特殊来历息息相关，这本书的来历在古代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地讲，这本书是述图之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先有图，后有书，书中的内容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写照。《山海经》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位，而少间时间进程，其述图特点可谓一目了然，其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学者朱熹，但前人在这一点上都有同一个误解，即认为整部《山海经》包括《山经》都是有述图的。实际上，像《山经》那样包罗万象的博物学知识是不可能在图中画出来的，更何况其中还记载了很多动物的声音、习性等等，这些内容又如何能用图画表现出来呢？除非古时候已经有了现在这样的多媒体技术。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那只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增补的，与我说的古图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山海经》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
《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工?/font>{工虫}々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见熊国英著《图示古汉字》）。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虹虹，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也正也为《山海经》的所谓荒诞不经，几千年来该书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因而也很少被后人改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风貌和许多珍贵的远古资料和信息。
第三，《山海经》与东方夷族有关。
金荣权（4）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徐旭生（5）说：“帝俊这个人物，在《山海经》里面，可以说是第一显赫的了。里面载他的事，多至十六（在《经》里面只有帝颛顼多至十七事，可是他与九嫔葬处一事三见，那只剩下十五事。此外黄帝十事，炎帝四事，帝喾三事，帝尧二事，帝舜九见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鸿一事。其余的人没有帝称）”。通过这十六项的帝俊故事可以看出，第一，他东西南北，无所不至；第二，古代重要的大发明，差不多全出于他的子孙；第三，包括姬姓、姜姓、姚姓在内许多氏族都是由他分出；第四，太阳是他的儿子，月亮是他的女儿，在他之下有“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she）比尸”的神人和“五采之鸟”的“下友””。
西汉刘向(歆)《上〈山海经〉表》（6）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后人大多从其说。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称《山海经》相传“作于禹益,述于周秦”。但后人研究认为，《山海经》非一人所作，有出自周人、齐人、楚人之说。而刘宗迪（7）认为，尽管“古人关于禹益作《山海经》的说法虽不可信，但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自古以来，“神不 想起了郭璞的话：“凡山川或有同名而异实或同实而异名或一实而数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历代久远古今变易语有楚夏名号不同未得详也”考古发现也好、田野考察也好，感觉就像语言的翻译一样，是一种妥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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