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坚：申遗冲动不等于历史担当

任双霞

每年初夏，因着一年一度世界遗产大会的召开和一批世界遗产新项目的入选，文物保护之议又要热上一阵。在刚刚过去的魁北克大会上，福建土楼和江西三清山顺利过关，分别当选为“新科”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至此，中国遗产地的数量已升至37个，成为名列世界前茅者之一。

　　从目前全国各地来看，具有“申遗”意愿的待选项目，仍多达200个，这表明，我们的潜力、后劲相当大。正全力奔向现代化的中国，却有着天赐的自然美景，全球独此一份的骄人的历史文化财富，如同一位访华外国专家曾感叹的，他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现在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这当然足以令我们自豪，而问题在于，作为这块土地的主人、这个民族的后代，我们能够永久地管好这份家业，守住这份遗产吗？显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需要长期保持忧患意识。传承和保护好民族的家园、也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依然任重而道远，申遗入遗之后，还有很多事要做。

　　力推福建土楼申遗、并亲身参加魁北克大会的漳州市官员，就清醒地认识到，此次申遗的成功其实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因为这意味着保护的力度要求更大了”，那是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一份更加沉重的责任。这恐怕还不仅仅表现为申遗之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旅游客流量将会成十倍地剧增，对于历经百年的土楼古建筑的维护，必将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增多维修与管理方面的难度，而且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则是表明了一种严肃的历史担当，表达了一种对国际社会的殊非戏言的郑重承诺。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国人对于在国际舞台上申遗，已从过往的闻所未闻、不太熟识，一变而为积极投入，热衷参与。这无疑是好事，却也不乏隐忧。从正面来说，当然是为了与国际秩序和理念接轨，把我们国内的自然或历史文化遗迹完好展现给世人，争取获得国际社会的重视与承认，通过国际交流，学习先进的保护和研究经验，并着力于取得国内外的各种援助拨款。但另一方面，也毋庸讳言，申遗成功，必将大大提高有关遗产地的知名度，扩大旅游开发宣传的力度，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大把赚钱，推动GDP增长，直至彰显相关官员的政绩。正是缘此，各级政府和官员乃至当地百姓，也就产生了极为炽烈的申遗冲动与热情。

　　自然、文化遗产大都确可用于促进旅游业，但从根本上说，推动旅游业、对遗产的开发利用，毕竟不应是申遗的主攻方向，置于第一位的，该是着力保持和延续与遗产相联系的环境，由遗产所体现的传统文化内涵。对遗产的认可、保持，终究属于一种文化行为，文化行为更该单纯，着意于创造、研究、播扬和传承，它同商业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化行为固然可予开发利用，并转化为一定的商业效益，但这毕竟不应成为其主要的目标和功能。

　　近年来的现实却不尽人意，各地为招徕游客，对文化遗产、文物遗迹胡改乱建之事，屡见不鲜，拆毁真古董，却营造大批假古董，目的无非以假乱真，盲目扩充景点数量，以便向游客卖票圈钱。于是，也就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荒唐事例。嘉峪关长城被无端嫁接上一段假城墙；江南水乡的街巷愈修愈新，景点愈造愈多；已经倒塌80年的杭州西湖雷峰塔，又横空出世，旧貌换新颜；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圆明园的重建之议。依此思路，只怕雅典巴台农神庙、罗马大斗兽场都该另行装修，埃及狮身人面像，亦须重塑金身、给塌鼻补缺了！其实说穿了，问题还是出在以“发展旅游”之名、行疯狂聚敛之实的上面！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时下我们的城市与社会，太像一个急于追逐时尚而不惜一再动刀整容的小姑娘。城市的拆改风潮铺天盖地，也同样波及到自然及文化遗产地、大小各级文保遗址。还有学者认为，目前人们的遗产保护意识和行为存在偏颇，只关注与重视“重要”的世界遗产，忽视乃至继续破坏着“普通”的遗产。看来此话只说对了一半，时下对长城、圆明园一类“重要”遗产的重视，其实也不见得全在保护文化或其文化价值的本身，相当程度上恐怕还含有功利性的追求，常常情不自禁地想把它们当作吸引游客的摇钱树。圆明园景区已经开展和计划开展的种种复建工程及设想，实质上是对这座历史遗址的蚕食和侵蚀，在这种所谓“重视”的背后，透现出的仍是进一步搂钱的意蕴，带来的只能是对古迹的加速摧毁和破坏！

　　申遗为了什么？首先还在履行我们的承诺与责任，是要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文化传统、保护祖先留下的自然环境和我们生存的家园。开发利用、发展旅游，谋取一定的经济收益，都是可以的，但必须从属于首要目标，是第二位的，这个关系绝对不可颠倒。申遗没有一颗平常心，没有一种理性的态度，以偏概全、本末倒置，只会使我们遁入歧途。

　　（刊于《文汇报》2008年7月15日“文汇时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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