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帧照片见证一段历史

xicheng-liu

一帧照片见证一段历史

刘锡诚

1962年8月摄于颐和园听骊馆前
照片上的人物是：
前排左起：魏建功、江绍原、顾颉刚（顾后面是谁不知道）、常惠、容肇祖、阮艾芹
二三排左起：牟钟秀、贾芝、孙剑冰、陶建基、刘超、刘锡诚、杨亮才、吉星

    1959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席卷全中国，在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史上，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重要关节。老诗人、陕北改造说书的重要组织者之一、韩起祥《刘巧团圆》的整理者、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秘书长林山同志，在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分子”，痛遭批判，又以“叛徒”的罪名被拉下马来，被遣送回原籍汕头地区，离开北京，离开文坛。一时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层，处于真空时期，主持“反右倾”运动的领导小组理所当然地继续执政。未久，阔别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领导岗位一年多的贾芝同志，重新杀回民研会来，一身兼二任，既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组组长，又主政中国民研会。

    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时，正在困难时期。三年困难过去了，国家各个方面都在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以恢复元气。文艺界也开始宽松起来。1961年6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讨论《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讲到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1962年3月，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广州会议上讲了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陈毅副总理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强调向知识分子讲团结，感动了文艺界和知识界，知识分子政策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宽松局面。1959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秘书长林山的领导下，由丛书办公室主任陶建基先生主持、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编纂《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中国各地歌谣集》两套系列丛书，把我调到“献礼丛书办公室”工作。新侨会议后，文艺界出现了新形势，于是，我被调回到原来工作的研究部，组建研究部“学术活动组”，开展团结老专家的工作。我被指定根据“团结专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精神，起草了一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学术活动计划》。根据这个计划，1961年下半年，在京举办了两次学术活动：一次是10月13日，请顾颉刚先生讲《我对民间文艺的认识》（发表于《民间文学》1962年第3期）；一次是请常惠先生讲《北京近世歌谣》。两次讲座都是我负责组织的。此后，又组织了几个讲座，被邀请讲演的有魏建功先生、杨成志先生等。这些老前辈的讲演稿和回忆文章，自1962年起，开始陆续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

    在被邀请和约稿的这些前辈学者中，大都是北大歌谣研究会时期的人物，他们即使不是民间文学研究的文学派学者、也都是多多少少研究过民间文学的人。歌谣研究会之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学者中，邀请了容肇祖和杨成志两位先生。容先生在其学术经历中是一个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兼攻的学者，在民间文学方面，不仅参与主持过《民间文艺》，而且写过很多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如《广东巫歌》、《东莞、顺德歌谣》（《民间文艺》第1、2、7期）、《邬马+玄中的故事》（《民俗》第2期）、《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民俗》第9—/10 期）、《祝英台故事自序》（《民俗》第93—95期）、《山海经研究的进展》（《民俗》第116—118期）、《田章故事考补》（《民俗》第113期）、《故事之转变》（《民俗》第39期）、《传说的分析》（《民俗》第47期）、刘万章《广州民间故事·序》、张清水《海龙王的女儿·序》、《福州歌谣甲集·序》、《淮安歌谣集·序》、《梅县儿歌·序》以及专著《迷信与传说》等。而杨成志先生则是主攻人类学、旁及民俗学的，与民间文学无缘。当时他在中央民族学院文物室工作，并不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所经常联系的中央民族学院学者名单之中，常联系的是民族语言文学二系的马学良、艺术系的唐亥和民族语言所的傅懋绩。我们之所以邀请杨成志来做学术演讲，是考虑到他曾经主编过后期的《民俗》杂志，又写过民俗学史方面的文章，特别令我不忘的是他化装到彝区去调查的那一段非常经历，而建国以来销声匿迹了民俗学也是应该恢复研究的。他到民研会来讲的题目正是《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发表在《民间文学》1962年第5期上），而他的讲演，是1949年全国解放以来第一位在公开场合下宣讲民俗学的人，至少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历史上。从顾颉刚《我对民间文艺的认识》的演讲起，这一系列前辈学者的演讲，结束了此前把“五四”到解放前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当作“资产阶级民俗学者”的历史。

    转过年来，1962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既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又是北大《歌谣》周刊创刊40周年。我被指定为贾芝同志撰写纪念文章的助手。整个上半年的时间，我们（陶阳、祁连休、刘锡诚）都在忙着给贾芝找材料，他根据我们查找和摘录出来的材料，写作了那篇《论民间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发表于《民间文学》1962年第2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民俗学会三个时期的材料，主要是我负责查阅、抄录、复印的，我还向他提交了一份《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情况简介》的书面材料；陶阳和祁连休同志撰写了一份《各地民俗学会及民俗学刊物名录》。为了贾芝写这篇纪念《讲话》的文章，我们还全面查阅了主要是各解放区在1942年后编辑出版的报刊上有关民间文艺的文章、通讯、消息等资料。如果说在我的阅读查找范围内见到的解放前的那些民间文学、民俗学资料，我只是记录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成为50年后我写《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资料的一部分），而解放区的这些民间文艺资料，就显然幸运得多，以研究部的名义编印了一套三卷本的《民间文学理论参考资料[1942——1949]》（1964年4月编印）：第1辑362页，第2辑411页，第3辑363页。搜罗的资料不敢说全（后来我又发现了许多材料当时没有读到，如周文、王亚平的一些文章），但敢说做得一丝不苟，我们希望尽量作到一网打尽。贾芝的文章之外，《民间文学》又在第4期上发表了天鹰（姜彬）撰写的《高原的曙光——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而作》的长文。在那个时代，贾芝和姜彬的身份，应该说是北方和南方两个在民间文学领域里有权威性的党的理论家。然而，用历史老人的眼光看来，他们的整个论述充满了惟我独“左”的色彩，譬如贾文中如此写道：“《歌谣》中途停刊以后，在南方的民俗学运动中，有些民俗学热心家醉心于西欧资产阶级民俗学，进行‘纯学术’研究，也有一些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党国’效劳的分子积极主张从了解民俗入手，‘改良农村’；在北方，定县平民教育运动中，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也被当作民间风俗的一部分，在农村娱乐活动能够的项目下受到了注意。民间文学从此不仅是资产阶级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且有些人把它当作‘改良农村’、巩固反动统治的手段，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支持。而‘民俗’也越来越加重了西欧资产阶级民俗学的色彩，五四革命精神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民间文学》1962年第2期第7—8页）

    关于《歌谣》周刊40周年一事，我曾向领导上建议，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歌谣》周刊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但被代秘书长给否决了。那时会里已经有了几个大学毕业生，除了我来会的时间早些外，1959年暑假一下子分配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牟钟秀、四川大学的张胜泽、厦门大学的陈建瑜等几位。（后来他们都各自术有专攻，颇有成就，牟与丈夫陶阳合作撰著了《中国创世神话》；张在政治上虽经历过一段波折，新时期担任了大型文学期刊《红岩》主编；陈专到电影界，创作了电影《红高粱》。）会里的几位青年人开了一个小神仙会商讨了一个活动方案，包括举办报告会和纪念会。计划终于在7月28日由研究部主任路工先生主持的部务会议上被通过，列入了研究部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决定：届时与北大联合召开纪念学术座谈会。8月4日，由我根据研究部部务会议的决定，起草了给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的函件。

    同年8月23日，破天荒第一次在国际俱乐部举办了民间文学界“专家交谊会”，除了一些常常在报刊上露面的主流人士外，重点邀请了一些在京的“五四”时代的民间文学专家到会，如顾颉刚、魏建功、江绍原、常惠、容肇祖、杨成志等。还组织他们在颐和园乘船游昆明湖，在听骊馆用餐，并全体留影。（附照片一帧）这张照片，是20世纪60年代我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张学术前辈们参加学术活动的照片，这张照片见证了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在政治形势、文艺形势、学术形势乍暖还寒时的那一段的历史。这段转瞬即逝的历史是令人难忘的。我想，无论由谁执笔书写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术史，这段短暂的历史，都是不会、也没有理由被略过的。

    12月15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歌谣》周刊创刊四十周年纪念座谈会。《民间文学》杂志1962年第6期集中发表了出席座谈会的前辈专家学者们的发言或文章：魏建功的《〈歌谣〉发刊四十年纪念》、顾颉刚的《我和歌谣》、常惠的《回忆〈歌谣〉周刊》、容肇祖的《忆〈歌谣〉和〈民俗〉》、周启明（作人）的《一点回忆》。可惜的是，其他相关材料，我都没有能够能保留下来。

    通过组织这些民间文学学术活动，我不仅系统地学习研究了学术发展的历史知识，与这些前辈学者们的交往，也对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民间文学研究人员终生受益。蜗居于黄化门碾儿胡同一住宅里的常惠、借居于八道湾周作人住宅里的江绍原等先生的简陋条件和刻苦精神，时刻感染和激励着我。时任科学出版社编审的江绍原先生，家中有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儿子常年卧病在床，而古稀之年的他还每天出入于科学出版社的办公室和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他将自己的译著《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苏联布宾诺夫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赠送给我，并于1959年帮我和马昌仪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第一本译著《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四十年》，我则约他撰写了题为《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龙鳞胜和》的文章，转交《民间文学》杂志，在1961年第9期发表。这大概是这位28岁就当上北京大学宗教学教授、后来为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学者，在《民间文学》上发表的唯一的文章。那些年，我常去他的府上求教。我和他成了往年之交。他的那种对后学的无私教诲和倾情帮助，使我永志不忘。“文革”后，我们都从干校回到北京，他调到商务印书馆任顾问，我则先分配到新华社，再后来到了《文艺报》，来往就少了。他逝世时，我已从中国作家协会调回到年轻时候工作过的民研会，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命我在他的追悼会上宣读悼词，我在悲痛中接受了这一委托，冥冥中我意识到，也许这是一种缘分吧。

    因为1961、1962年主动提出建议、起草计划和报告、具体组织“资产阶级民俗”专家学者作学术讲座和纪念《歌谣》周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成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关进“牛棚”、屡作检讨的罪状之一。也因此而被一位当时定为“走资派”的领导在被迫之下为减轻自己的“罪责”而谎言“我的那些修正主义理论，都是从刘锡诚那里来的”。当我从“牛棚”外听到这样的传言时，真是感到又滑稽又无奈。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一个年轻人的身价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时，会陡然变得如此之高！历史都把这些细节给冲淡了。值得欣慰的是，因为我把自己在“文革”中写的长达几十页稿纸的检讨书保存至今，才使我有可能有根有据地写出了上面这段中国民间文学60年代学术史的花絮式的文字。
                                          2008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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