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消长变化的社会分析(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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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消长变化的社会分析
                      萧 放
提要：两汉时期，士人关心国事，议论时政，公共生活活跃；魏晋以后，基于社会环境的原因，人们不再有激扬声名的政治热情，从处士横议转向清谈老庄，从品核公卿治政德行转向品味个人才情风神，从关心国家朝政大事转向关心个人的感官享受，因此注重社会等级身份的名教，自然成为必须去除的束缚，私人空间显著扩张。
主题词：汉魏六朝  公共空间  私人空间
    公共空间指公众共享的公共生活领域，在这一人文空间中人们可以形成公共意见，人们能够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对有关国计民生等普遍而重大的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自由地结成集团或组织，进行对话与交流。 私人空间指以个体情感、利益为中心的私人活动范围，它与公共空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共同构成人们的生活世界，但在传统社会中，二者受到国家政治的强烈影响，它们的范围广狭取决于国家社会的性质。汉魏六朝时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范围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
   一、心忧天下的两汉士人
    战国秦汉是以自由民为主体的古代社会， 古代社会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上古社会的治政精神，虽然出现了以帝王为核心的专制政体，但人们有着较强烈的国家社稷意识，忠于王室与忠于国家一致。因此重视现世事功、刚健有为的儒家思想在汉代中期取得独尊地位，儒家思想成为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学校教育、学术研究及人才选拔均以通晓儒家学说为标准，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浸淫之下，文人士大夫也就汲汲然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有人说“（汉）武帝以后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是儒生。” 汉武帝以前主要是出身并不显赫的开国功臣与文吏、出身军功者和以赀候选的富人。西汉政权基础较为宽阔，地方宗族豪强常遭抑制。西汉末年，中央统驭力下降，地方势力抬头，在反抗王莽统治与平息农民起义的武力斗争中，地方豪族利用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争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但这些地方豪族的领头人大多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儒士大夫，他们起事也大都有维护社稷的用意。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四中专列“东汉功臣多尽儒”条。这些人构成了东汉新政权的中坚力量。 地方豪族与中央政权的结合，开启了东汉以后较长时间内的国家政治的矛盾格局。一方面，威重一方的豪族与中央政权的合作有利于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地方豪族势力扩张不仅与国家争夺土地人口，而且自然会滋生离心倾向、对皇权构成威胁。政治的稳定有赖于中央政权自身的力量与对矛盾调控的能力。东汉时期地方势力开始增长，地方大姓“世仕州郡”，但处于形成期的士族在当时与王室有着荣损与共的关系，并且东汉王室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注意协调与地方豪族的关系，采取种种方式汲纳名士。汉光武帝刘秀特重儒学，重儒生、尚节义，在人材选举上，除前代的贤良方正、孝廉秀才外，又增设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等名目。以儒家伦理规范作为取士任贤的选拔标准，因此在社会上培植出重视修身惜名的风气，如后人所评论：东汉虽无事业之人物“而德行之君子，乃云蒸霞蔚，几于比屋可封。可谓中国历史上之伦理时代。” 在儒学盛行的时代，儒家伦理思想已基本上内化为人们立身处世的生活准则，因此造就了一大批享有社会声誉的名士。在东汉名士中虽不乏沽名窃誉“以赡其私”者， 但名士作为社会公众人物，一般还是珍重名誉的。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之中。名士社会价值的体现是他们勇敢地承担起社会评判的责任。以心忧天下为职志，而且它同时亦为聚族忠君的精神力量。因此东汉时期在人们的一般理念中，仍然一如前代，忠君即忠于天下。东汉名士直接介入国家公共生活之中。
    两汉时期文人士夫是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在东汉末期以前，文人士夫大多通过道德、学术的声名与学问（所谓“经明行修”）进入政府，直接参政议政。并且利用自己的声名与地位操纵乡论、主持选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着实际的影响。东汉时最有名的人物批评家是郭泰、许劭，“天下言拔士者咸推许郭。” 许劭与从兄许靖在汝南对乡党人物是每月一评，俗称“月旦评”。 他们对人物的品评直接关系到人材的选拔。因为在以儒家礼教治国的时代，人的品行是第一考虑要素，而人在出仕之前的道德实践只能在家族与乡里的活动中体现，所以宗族乡党的评论即“乡论”非常重要。而主持乡论的就是许劭这样的名士。
    但是也有一批贤士，采取与政府疏离的政策，在地方荐举甚至公府辟举中他们并不就职，而且这种现象在东汉中期之后逾来逾多，如贺纯“十辟公府，三举贤良方正，五征博士，四公车征，皆不就。” 东汉人这种辞退推举的行为在当时为民间舆论所推许，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观念，人们无论是否应聘他都会因朝廷重视而获得名誉，有可能最后需皇帝特别征聘，落得更大的声名。 如张楷，“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到县邑卖药，州郡选举他为茂才，授长陵令职，张不赴任，“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仍不就。汉安元年（142），汉顺帝特下诏，说张楷“轻贵乐贱，窜迹幽薮，高志确然，独拔群俗。”认为张之所以不赴任是地方官员“优贤不足”，因此要求州郡“以礼发遣”。 由此可见，当时的士人是在以曲求伸。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德行引起社会更大的重视。
    东汉末年，王室腐败，宦官专权，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首先，宦官势力左右朝政，引起了在朝士人的强烈不满。文人士夫为了社稷利益与树立名节的需要，在不与宦官势力合作的同时，对腐败专断的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悻直之风，于斯甚矣。” 在与宦官及外戚势力的斗争中，形成了在野的民间士人与在朝名士之间互相声援的批评力量，他们自立于政府之外，利用讲学及其他手段“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引导、推动社会舆论，形成了一股强健的“清议”风气。其次，宦官擅权还阻断了一般士人的晋升之路。在人材选拔上，汉朝向以征辟、察举为入仕的两种途径，但宦官把持政权后，任人唯亲，“非其子弟，即其亲知。”出现“释贤取愚”的恶劣结果。 因此给本为政府后备人材的太学诸生造成了入仕的困难，诸生不能按正常途径进入仕途，意味着满怀政治热情的太学生被无情地剥夺了参政的权利，他们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也就很容易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的中坚力量。于是在东汉末年的政治格局中出现了执政与非执政、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对立。桓帝延熹九年（166），因名士河南尹李膺处死了犯罪的宦官张成，宦官集团恼怒，张成弟子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于是天子震怒，颁令全国，逮捕党人，并布告天下。这是有名的党锢之祸。但文人士夫并没有屈服，反而共相标榜，以“天下名士”为荣誉。推出了一批俊杰人望，如一世所宗的“三君”，人之英“八俊”，德之引人的“八顾”等等，李膺、陈蕃、王畅尤为人杰当时太学传言“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这些名士不避权贵，勇于直言，在社会上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史称：他们“并危言高论，不隐豪强。由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 但挟持皇帝的宦官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大兴党狱，最终将敢于发言的文人士夫党人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几年之后，宦官又利用灵帝下诏，将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党祸遍及全国。通过两次大规模的党狱，最终将敢于发言的文人士夫扼杀殆尽。“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从此正直废放，邪枉当道，社会风气为之改变，人们不再以德行学问为本，专以趋势交游为务。 人们对民族国家公共生活的兴趣大为衰减，关乎世事民情的清议流为虚名无实的清谈。正如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所说，“当时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中国的文化也为之凋残。”
   二、六朝私人空间的显著扩张
    在东汉末年锢人禁言的残酷打击之下，气节之士凋零，文人士夫开始从公共生活中退隐，由此产生了两个新的变化趋向，一是儒生从经术干禄的故途转向民间私人讲学与研修，学术发展摆脱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所带来思想局限，向更广更深的层次扩展；一是人们已开始放弃群体认同互相标榜的方式，转而寻求“一种更个人性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境界。” 伴随着东汉帝国的崩溃，已经朽败的儒学体系更加支离破碎，魏晋以后失去儒学束缚的人们自觉地实践着上述两方面的内容。精神信念的变化与现实的苦难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人们不再有激扬声名的政治热情， 从处士横议转向清谈老庄，从品核公卿治政德行转向品味个人才情风神， 从关心国家朝政大事转向关心个人的感官享受，因此注重社会等级身份的名教，自然成为必需去除的束缚，人们要求“去自拘束之累”（东晋·张湛语），“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语）。对过分道德化的儒学精神的逆反在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趋势，社会上层如曹操选拔人材“唯才是举”，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亦“得而用之”。 魏晋文人士夫中常有“蔑弃典文，不遵礼度”之人。 何晏、阮籍“口谈玄虚，不遵礼法。”王衍之徒“不以物务自婴，”犯礼逾制蔚成风气，因此名教的捍卫者“深患时俗放荡，不遵儒术。” 但亦无可如何。南朝社会继续向着“任情适性”的方向发展，正如东晋士人张湛所论：“故当生之乐者，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而复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娱，以仁义为关键，用礼教为衿带，自枯槁于当年，求余名于后世者，是不达乎生生之趣也。” 张湛直白地表露了当时士人的一般心态；而号称“江东步兵”的张季鸾（张翰）在有人问他：您纵适一时，难道就不考虑留名于世？张答：“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二张的这种放弃远大人生理想，把握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是南朝社会普遍看重生活质量的心理动因。在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生命有如朝露的时代，人们对生命意义的认识要比和平安定时代人深刻得多，珍视生活，品味生活成为人们追寻的目标，我们从前述六朝人的物质生活情形中就可直接感受到这一点。
    六朝私人空间扩张具体有如下三种表现：
    一、重家室个人，轻君国天下。两汉士人忧心国事，前仆后继，“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 魏晋以后，政入私门，国士不以国事为重，“乃以趋势游利为先。” 结党营私，取士用人，专注于私情私利，门阀世族当政者以朝政为家务，信用私人，南朝社会是典型的家族统治，从朝官到镇守地方的刺史大都是皇族成员，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既然国事为私人包揽，那么游离于政事之外的名士大姓就无需关心国事，“经世致用至此转化为逍遥抱一”（汤用彤语 ）他们或“独学弗肯养众”，或清谈交游，或追逐个人享乐，出现“蔑礼法而崇放达，视主之颠危若路人” 的政治冷漠。而乡村社会亦随着礼教秩序的破坏，有着较强教化意味的里社行政组织已开始演变为民众自愿自主组织的村社，村社生活向民间化、私人化发展。 南朝乡村的岁时生活就体现了这一变化，如社日，四邻结合为社，开展社祀活动，没有了里正主持的行政色彩。南朝人虽不尽忠但很尽孝，十分在意家庭孝道，在社交往来中注重家讳，太保王弘熟悉《百家谱》“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 王因此为人赞誉。触犯名讳是人之大忌，萧琛与梁武帝是老交情，一次偶犯武帝偏讳，武帝马上变了脸色，琛说陛下不应如此在意，武帝说“各有家风。” 可见南朝人家族观念的浓厚。与尽孝相关的是对丧事的重视，从皇室到平民如遭重丧无不痛悼，如昭明太子母丧不食，会稽郭原平“佣赁养母”，母亲去世“毁脊弥甚”。 南朝人重视亲情，如果说南朝人重丧的话，更准确地说是他们重视对亡故亲人感情表达。颜之推说：“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则绝之；除丧，虽相遇则避之，怨其不己悯也。” 就是说在遭丧事哀痛时，人们不即时前来吊唁，主要不是礼仪问题，而是说缺乏同情心。南朝人的感情敏感而细腻，不仅死别如此，生离亦然。“江南饯送，下泣言离。”与北方风俗大不相同，“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分离，欢笑分首。”
    二、重简捷适意，轻名教礼法。汉末动乱之后，传统的礼法秩序崩解，人们以方便简易为原则，对传统礼仪程序进行简化，并不严格遵循一定之规。传统的婚礼一般要行“周公六礼”，即经过六道礼仪程序才能完婚，这六道程序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魏晋以后，婚礼程序大为简化，当时有拜时妇、三日妇之说。拜时妇是因遇吉时或新年，将女子接来拜见舅姑，表示成礼。事毕，女子再回娘家，以后可以随时迎娶。即使遇到丧期，也可照常迎娶。这样就无形地突破了居丧不婚的礼制。三日妇是因丧乱的原因，男女同住几日后，虽未见舅姑，亦算成礼。 上述两种婚姻形式都省去了六礼的繁琐程序，唐人杜佑认为舍弃六礼，简易成婚，是“隳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 但这种婚俗在当时流行，连“知礼达识”的王肃、张华等人也不以为非。杜佑对此感到费解，其实这也是合乎现实的选择，在当时动荡的环境下，人们不可能繁文缛节，只要能保证家嗣的传衍，其他可以不去计较。规范的礼制只有在太平社会才具有现实意义。不仅婚姻程序简化，就是夫妻关系亦随意、不拘礼法。东汉是夫尊妻卑，妻对夫应举案齐眉，夫对妻则有七去之法。 班昭《女诫》宣称“夫有再嫁之义，女无二适之文。”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低下的。但魏晋以后妇女较少礼法局限，夫妻关系亲昵随意，上层女性尤为主动。《世说新语》曾记下这样一则故事：王安丰（戎）妇常称安丰为卿，安丰觉得不太合适，因为卿一般是君王对臣下、长者对晚辈的礼称，因此，安丰说：“妇人卿壻，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安丰妇却有自己的道理，她振振有辞：“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名士王戎自然通达，“遂恒听之”。 当时女子妒风甚盛，宋明帝曾让人作《妒妇记》。这种妒风也反映了妇人保护自身的要求。南朝的丧礼亦尚简易，社会上下多各以己意行之，“时人间丧事多不遵礼，朝终夕殡，相尚以速。” 丧葬之礼从速从简，成为风尚，“衣衾棺椁，以速为荣。”致使官员上书皇帝呼吁“请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敛，如其不奉，加以纠绳。”民间礼仪需要政府干预，可见当时丧仪的移易。一些士人还预先安排自己的后事，以合乎自己生前的情性。刘宋时的张融在病重时遗令：不设祭，让人拿着麈尾上屋招魂。并特别吩咐“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妾二人哀事毕，各遣还家。” 刘杳临终遗命：死后丧事从简，“随得一地，容棺而已。”不设灵筵及祭奠。其子遵行。 诸如此类的事例，屡见于《南史》，随意简约成为当时丧葬习俗的突出特征。
    三、重个体情味，轻公共关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社会士大夫 的人格理想，两汉士人以此为标榜，东汉末年虽然士人大多失之于狂狷，但其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可是，在专断政府的政治高压下士人的政治信念被国家暴力所揉碎；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六朝人半是无奈半是自愿地退出公共生活，他们不再注目于政治，热衷于玄学清谈，推崇老庄自然无为思想，注重的是个人对生活的品味、个人的情感体验、个人的情志发舒，达到“无避无应，尽用其情”的目的。 因而六朝人抛弃了政治情结，脱去礼法的束缚，淡漠于公共关怀， 由社会返回自然，人们各自寻找着适合于自己趣味的生活方式，扩展着自己的私人空间。六朝人通过两种方式回归自然：一是以放纵性情的方式回到人性的自然，一是以优游林下的方式回到山水清幽的物性自然。首先看第一种人，阮籍、刘伶为代表。阮籍本来想作一番事业，但在当时环境下，他为了保全自己，选择了离开“世事”之路。《晋书》本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阮籍一改前代名士清议的习惯，清谈玄远，不评论时事，不臧否人物， 终日纵酒求乐。刘伶亦不问世事，嗜酒如命，自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他著《酒德颂》，称赞“兀然而醉，豁尔而醒”的生活。有时刘伶“脱衣倮形”于室中，有人见了不以为然，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 刘伶以屋室之内为自己的隐秘空间，在这一空间内他拥有充分的自由，外人是不应该进入这一私人空间的，刘伶的这种私人观念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沉溺于个人的情欲生活之中，自然不会再有社会责任感与公共关怀的意识。一如当时人所说：“酒，正使人人自远。” 这是放浪形骸一类。其次是遁迹山林一类，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他们远离喧嚣的尘世，面对的是无言的山水，在静谧的自然中体味生活的情趣。陶渊明的隐居生活自得适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亦乐在山水之间，他在《山居赋》中说，“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谢平生于知游，棲清广于山川。” 以自然为邻、以山水为友体现了南朝人避世隐逸的生活情趣，“性爱山水”的萧子显，在追忆平生时说，每当他登高目极，临水送归，见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等情景时总是情满于怀，不能自已。所以他深有感触地说，“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 上述两种退隐方式，在魏晋时是无奈的选择，但到了南朝时代，人们因沉溺已久，将其视作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喝酒并不为消愁，喝酒是为了快活，当时把痛饮称为“酣畅”。 如袁粲虽“位任隆重，”但他依然保持着“爱好虚远”的禀性，不以公务为念，“独步园林，诗酒自适。”家居，也是“杖策逍遥，当其意得，悠然忘返。” 南朝士人情系山水，为了朝暮欣赏，有的即山为舍，有的在私人庭院内模山范水， 私修园林不仅说明世族生活的奢华，同时它亦表明了园主的情趣与公共社会分隔的意识。除纵酒、逍遥山水之间外，六朝人还喜欢清谈调侃，围棋盘马，赌博等。 关注个体的情味，是南朝民众生活的突出表现。在前述物质生活方面也有较多的说明。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别为传统社会人们的进与退、仕与隐提供了方便法门，六朝社会私人空间显著扩张，私人感受替代了礼法制度，个体情趣淹没了公共关怀，人们将生活的重心转向了家庭，家庭成为人们身心的依托，与家有关的民俗活动较前代活跃，爱恋家乡成为士民普遍具有的情结。这种生活态度的变化是六朝人注意描述故土家族生活的精神动因。

原为本人博士论文《<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一部分，《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前沿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