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初识清华简zz(转载)

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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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清华简

李学勤

　

　 战国竹简入藏清华



　　清华大学最近入藏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珍贵竹简,现在已经广为学术界以及社会公
众所知了。

　　这批竹简是由清华校友捐赠抢救回来的。记得竹简来到清华的那一天是7月15日
,天气很热,暑假业已开始,我们本来想只加以基本的维护,等到开学再展开工作,但是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若干简受有污染,请化学家分析,证明有霉变损坏之虞。校方对此
非常重视,决定立即组织专家清理保护。大家放弃假期,全力投入,在白手起家的条件
下建成符合要求的实验室。这项细致而又繁重的工作,直到10月中旬才告一段落。

　　据在清理中的初步统计,清华简共约2100枚,其中整简的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
都有文字。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达到46厘米,最短的仅有10厘米左右。简上面的
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结体精整,至今仍很清晰。有少数简上,还
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10月14日,清华邀请了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对这批竹简进行观察鉴定,“
一致认为,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
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
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是鉴定专家们在《鉴定意见》中作的论断
。

　　由于集中力量做简的保护工作,还来不及详细审视简的文字内容,更谈不上释读研
究了。不过通过清理间的大致浏览,以下三点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这批简的性质是书籍。大家了解,已经发现的战国竹简(还有帛书),总的来
说可以分成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还有多见的遣策,即随葬物品的清单,也可附于文书类
中。清华简初步观察都是严格意义的书籍,没有找出文书以及遣策。

　　与这批竹简同来的,还有一件漆木容器的残块,上有美观复杂的彩绘图案。经过试
行拼合,显示可能是原来贮放竹简的书笥。在一块残部的侧面,粘贴着一小段竹简,简
上有字可以辨识,这加强了容器与简相关的可能性。

　　第二,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如果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有的属于经部
,但其内涵仍是富于历史价值的。这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书籍,如著名的郭店简、上
博简以儒、道著作占多数不同。

　　作为随葬的书籍,总是和墓主的身份与爱好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1972年出土的银
省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显然是位军事家,所以我曾戏言“这次是挖到了一个历史家
”。

　　第三,这批简里有《尚书》。《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经典,是研
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代焚书,禁止《诗》、《书》、百家语,《尚书》大多佚失。
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
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
,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
》,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
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
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

　　《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人
们都知道的,其重要确实难于估计。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前辈学者王国维先生80多
年前的一次讲演,很可以作为评价清华简的参考。



王国维的著名讲演



　　这里要提到的,是王国维1925年7月在清华作的一次讲演,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
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讲演非常著名,文稿发表在《清华周刊》,后收入赵万里
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王国维在讲演开头就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接着，王国维举出
历史上三项新发现,即孔壁中书、汲冢竹简和宋代出土的青铜器,然而在讲演的后面,
他不再提及宋代青铜器,只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
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为什么他把这两者推为学术史上的“最大发现”,需要在此简
单说明一下。

　　孔壁中书,是西汉前期在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史记》、《汉书》
、许慎《说文》、王充《论衡》、荀悦《汉纪》及《孔丛子》等书。如《汉书·艺文
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
《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
,孔子后也,委得其书(指《尚书》),以孝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
,未列于学官。”发现的时间,学者或依《依衡》校正为景帝末,献书朝廷者,依《汉纪
》修改为孔安国家,是合乎情理的。这些书籍应该是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的,其内容
以《尚书》为主,其中有十六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由于系以战国古
文书写,称为《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和当时出现的其他古文典籍一样,长期未能列于学官,没有取得官方
认可的地位。西汉晚年,刘歆为此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开启了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成为
学术史上的大事。有关今古文,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讨论争辩,一直延续下来,到
今天仍然没有结束,孔壁中书发现影响的深远于此可见。

　　汲冢竹书,是西晋之初在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里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晋书
》等文献及汲令卢无忌所建《齐太公吕望碑》。发现的时间,有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
年)、太康元年(280年)、太康二年(281年)等异说,清代雷学淇论为咸宁五年,较为可
信。竹简献上朝廷,有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共有书十九种,七十五
篇。其中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书《纪年》十三篇(有学者校正为十二篇)。

　　汲冢书发现的意义也很重大。王国维前述讲演说:“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
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即杜预)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
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
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实际上《纪年》的影响远不止此,即
以从钱穆到杨宽等先生利用《纪年》校正《史记·六国年表》一事而言,贡献就已很
大,这些成果自然是王国维不及见的。

　　王国维讲的这两项“最大发现”都是战国时期的竹简书籍,都在学术史上造成了
重大影响。但是,不管是《古文尚书》还是《纪年》,其原貌今人都看不到了。《古文
尚书》在东汉已归散佚,东晋时梅赜所献,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所收,如今见于《
十三经注疏》的,前人已论定是“伪古文”。《纪年》同样于唐代散佚,明以后整本流
传的所谓今本《纪年》,如王国维等先生论证,也是伪书。朱右曾、王国维等学者辑录
的古本《纪年》,尽管定贵,保留的佚文究竟不多。这久已成为学术界似乎无法弥补的
历史遗憾。

　　今天,幸能在清华简中又看到了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
,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一定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长久的影响
。有关《尚书》、《纪年》的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很可能由于新的发现获得解决。


　　清华简还有不少来不及深入了解的内容,比如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
书,与《周易》有关的占书,近于《国语》的史书等,只能留待今后介绍。



整理考释任重道远



　　专家们对清华简所作《鉴定意见》着重指出,这批珍贵竹简“由于年代久远,简质
脆弱,又经过流散,清华大学已做的清理保护,是及时和必要的。建议继续吸取其他单
位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将这批竹简的保护工作做得更好。”专家们还“希望清华大学
积极稳妥地推进这批竹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及时编辑出版整理报告,提供学术界研究。
”这是对我们参加清华简整理工作的人员提出的严肃要求,使我们倍感所负责任的沉
重。

　　简的清理保护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如何保护得更好,本身就是一项科研课题,应
该以多学科结合的方式来探索和实施。尤其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是
否脱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都须极为慎重地考虑。

　　适应文物收藏入库的要求,每枚简,包括整支和残片,都必须登录编号。简上的种
种现象,都必须记录下来,至于形制、尺寸、字数等要素更不必说。

　　照像要尽快开始。这些年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依靠照
片进行的,而最后的整理报告,更需要有高质量的图版。因此,对竹简的拍摄应有足够
的要求。一部分不够清晰的简,还须采用红外线摄影等等方法拍摄,尽可能使文字显现
出来。

　　为了将简文提供大家考察研究,整理者要做好简的缀合、编排、录写和释读等一
系列工作,这些工作步骤是交叉进行的。当然由于能力和时间的限制,每个步骤都不可
能做得尽善尽美,但总应提供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

　　在所有保护和整理的工作环节上,我们都期待大家给予支持帮助。我们会以适当
方式,尽快向各方面报道整理工作中的发现,也一定做最大努力编写有关简报,并分卷
出版竹简的整理报告。

　　虽然已有几个月了,我初次看到这批珍贵竹简时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
限于个人学力,以上所谈不过是几点初步认识,敬希大家指教。


来源：光明日报http://www.gmw.cn/01gmrb/2008-12/01/content_8642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