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界的一部争气之作（郑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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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界的一部争气之作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中国民俗史》六卷本
郑杭生?
全国社科基金规划办寄给我一套钟敬文先生主编的、由人民出版社今年2月出版的六卷本《中国民俗史》，要求我这个搞社会学的人发表一些看法。这大概是因为教育部的研究生学科分类中，社会学这个一级学科包含有四个二级学科，其中除了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外，还有民俗学。今天，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几点感想。
首先，这套属于“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重量级的著作，学术价值重大，在国内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它是中国民俗史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牌。钟先生在生前曾把它叫做“中国文科的宝贝”，深情地说：“我们现在正在编写六卷本《中国民俗史》。这套书出来了，就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科的宝贝。”这本书确实能够改变过去那种不正常的情况,即“到现在为止，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学者，在世界上知名的，往往都是外国学者，但也不能老是几个外国人的名字，中国民俗学者自己要争气”。现在看来，这部六卷本巨著正是争气之作、扬眉吐气之作，是中国民俗史学界在国际学术界，开始从边陲向学术中心转变长途中的重要一站。当年，钟敬文先生，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规划设计这部著作，是值得其他学界借鉴和学习的。这种学术趋势与我国正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的趋势是一致的。这本书的出版，也很好完成了钟敬文先生未竟的宏愿。
其次，中国民俗史的研究，不仅要正确处理好本学科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民俗志、民俗史、民俗理论等问题，还要处理好与相关学科问题，其中也涉及到与社会学、文化学、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关系。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学的基础学科应该是社会学与社会学史，以及文化学与文化学史”。这是很有见地的，是“没看见哪个外国学者讲过”的。他认为，这两组基础学科“每组都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各有其领域”，并强调指出“研究民俗史和民俗学史，要离开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记录，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民俗学史的特殊性在哪里呢？钟先生指出“我们的重点是研究底层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确实，社会学与民俗学是两门密切关联的学科，正如我5年前在一篇题为《促进民俗学与社会学的合作》的文章中指出的，民俗学和社会学“在历史渊源、学术传统、研究对象以及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存在许多交叉。在过去，就已经有不少社会学者和民俗学者合作进行研究，像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学者，把存活于乡间街巷的民俗文化作为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这种学术研究其实是国际、国内社会学界、社会人类学界的一种深厚学术传统。今后，社会学和民俗学这两个学科应该而且必须携手并进。”（《光明日报》2004年2月17日B4）六卷本的出版，会促进这种趋势。
第三，中国民俗史的研究，还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钟先生提出：“对于民俗，我一向主张，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在的，错综交融”。按照钟先生的意见，所谓民俗史，就是古人记录的文字，而民俗志则是现在记录的文字。他指出，“我们要熟悉民俗知识，首先要熟悉‘志’；对于历史上的民俗知识的了解，就要靠‘史’了。”为什么首先要熟悉“志”呢？我体会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强调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因为，民俗志又叫田野作业资料。“田野资料要靠学者自己亲身下去考察获得”；“再好的理论也不能抵消学者本身对第一手资料的认识”。另外一层意思是，尽管在历史和现在的错综交融中，两者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但是掌握现在是首要的。这是由于现在是历史延续，而历史是由现在来定义的。这一点在社会学上被概括为“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我们在六卷本中可以看到，众多的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民间工艺如何从古到今演变的，在这种演变中，历史的民俗传统，如何被后来的现在赋予意义的。这部巨著不仅生动地体现了“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而且也向我们表明了“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四，对唯物辩证法的强调。钟敬文先生说“我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就学辩证法，学到了晚年，也没有放弃。”还说“其实照我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于搞学术研究、对于指导人生选择、对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还是相当有效的，但不是唯一的”。正是由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根本的方法论，辅以多种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共同的具体方法，我们看到，他在处理民俗学本身的问题时，在处理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时，都说得既全面，又有重点，掌握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活的灵魂。这一点在六卷本中都有体现，在现在“学界的潮流也发生了变化，不大讲使用辩证法了”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在钟先生的主持下，本书的主旨高屋建瓴，特点明显突出，通过诸多中国民俗学界的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真是可喜可贺。规划办把它作为精品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也是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好事。
（原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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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民间记忆的宏伟史诗
——《中国民俗史》评介
黄景春  郑艳
民俗是民间记忆的载体，它扎根于社会生活，以心口相传的形式绵延至今，反映了普通民众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生活情境以及蕴含在其中的精神与情感，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珍宝。由我国已故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担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萧放教授任副主编的六卷本《中国民俗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便是一部以史为线，对我国历代民俗生活详加描绘与阐释的大部头著作，因其结构恢宏，内容翔实，完全可称之为一部凝固民间记忆的宏伟史诗。
一部开拓性的民俗通史
钟敬文先生曾说：“一个民族应该有一部像样的民俗史。”然而长期以来，中国民俗史一直是民俗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点。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民俗史的研究尚囿于资料的描述或是专项民俗的讨论，诸如婚俗史、丧俗史、服饰史、岁时节令习俗史等等，鲜见一部对中国民俗发展脉络进行总体把握的史著。张亮采编著《中国风俗史》（1910年）出现最早，可谓前驱，但篇幅过于简约；齐涛编撰《中国民俗史论》（1992年出版）对很多民俗事项也只是点到为止，不能详述；陈高华、徐吉军主编《中国风俗通史》（2001年出版）有12册之多，篇幅甚巨，内容丰厚，但理论高度稍显不够，常给人见木不见林的感觉。而这部《中国民俗史》，正好弥补了以上著作之不足，可以说是一部较好地把理论概述与翔实资料结合起来的民俗通史，也正是钟老所期待的“一部像样的民俗史”。
《中国民俗史》共分六卷，分别从先秦、汉魏、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民国六个时期描述我国以汉民族为主的平民百姓的生产、生活、语言、信仰、工艺、娱乐等各方面的民俗。就以晁福林的《先秦卷》为例，对我国上古时期的农作、畜牧、养蚕、植麻、果树栽培、建筑、手工制作、编织与纺织、经商、度量衡制度、货币制度、城市生活、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等物质生产、生活民俗，以及氏族与家族、人生礼俗、信仰民俗、民间工艺、歌舞艺术等人生和社会民俗进行了详细概述，有些地方还做了细致描述，分类得当，理据充分，显示了作者很高的理论水平。中国历史绵延千年，但在所见的历代史学著录中，多讲帝王将相，较少对老百姓生活的记录，民俗文献分散保留在诸子文赋、文人笔记、小说戏曲、绘画雕塑等当中，因此全面占有民俗史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尤其是先秦民俗，距今时代久远，在资料蒐集和整理上难度也最大。但晁福林先生长期攻治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占有的先秦文献和出土文物资料都很充足，而且将两者相互印证，得心应手，并能充分吸收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因此该卷描述的民俗事项全面完备，结论公允，显示了很高的研究水平。
以前民俗通史较粗糙，缺乏统一编撰思路，体系性、理论性较欠缺，《中国民俗史》显然是很好地弥补了这个缺憾，因此我们有理由称之为一部开拓性著作。
两代民俗学家的心血结晶
《中国民俗史》是钟老生前（2000年）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由萧放教授接手，在十几位作者几易寒暑、通力合作下完成的，成果的取得来之不易。
作为民俗学界的先驱和泰斗，钟老始终保有对民俗学学科的高度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心，他把《中国民俗史》的撰写比作“文化长城”，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完成这一学术大业。“当时为了搭建研究班子，拟订协作体例，钟先生煞费苦心。钟先生觉得中国是一个文献大国，历史上有关民俗记述的文献不少，但没有一部完整的大部头的民俗史，是一件憾事。他主持这一课题就是要填补这一缺憾。”（萧放《中国民俗史?跋》）为了将课题项目做好，钟老亲自组织清华、北大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落实方案、撰写体例等规定和要求。不幸的是，2002年初，钟老宏愿未竟，因病辞世。钟老去世后，《中国民俗史》写作进程一度停滞，后来由萧放教授接手项目的具体工作。在刘魁立、王宁、童庆炳、董晓萍等学者的支持下，萧放克服重重困难，组织各地知名民俗学者，包括晁福林、韩养民、万建中、李少兵、郭必恒、郭兴文等，按照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确定的方法和框架继续研究、编撰，前后历时八年，最终完成了这部宏伟巨著。
三类民俗知识的融会贯通
在该书的总序“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中，钟老提到“治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首先要熟悉民俗学本身的知识”。钟老所提到的民俗学本身的知识大致包括一下三类：一是民俗现象，即对于民俗本身的熟知，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更好地从事学术研究；二是理论知识，即掌握学科的整体理论信息，了解研究的侧重点和忽略点；三是历史知识，即掌握用文字记录的民俗文献，由于正史所载的民俗资料相对较少，这便要充分利用地方志、笔记、杂谈、野史等资料。《中国民俗史》的作者们较好的将这三类民俗知识融会贯通，形成了生动、深刻的关于民俗史的描绘与讨论。以《明清卷》关于明清时代“冠礼”为例，作者先是通过分析宗法势力在宋朝后的扩张，揭示了冠礼在明清时期复兴的文化背景，然后以史为线，通过地方志以及礼书中的记载详细描绘了明代复兴中的冠礼形式及清代衰变中的冠礼情形，最后阐释了冠礼所体现的成人之道，从更深层次上发掘冠礼的文化意义。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晰，资料丰富，理论分析精到，概述全面。
除此之外，与民俗知识息息相关的其他学科知识诸如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也在书中一一呈现，体现了作者们的深厚功底以及民俗学有容乃大的学科特点。
时下，作为民俗研究主流方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尚处于起步阶段，科研成果层出不穷的同时，需要大量的资料文献研究作为基础，《中国民俗史》的出版既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丰富了民俗研究资料，也为研究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地位提供了参考和指南。 “民俗史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现在是怎么来的，我们的先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把什么东西遗传到我们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你脑子里的很多信息都来自民族文化历史的遗传。”（萧放《<中国民俗史>留下民间记忆》，见《人民日报》2008年6月27日第16版）所以，该书的出版对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也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中国民俗史》作为一部作者众多、篇幅宏巨的史诗性著作也难免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推敲和完善的地方，比如各卷风格和水平上存在一些差距，也有学者提出不应该按时代、而应该按民俗事项进行分卷，等等。虽然还存在某些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它是瑕不掩瑜，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该书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民俗史》的出版无疑是中国民俗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通过此书，我们清晰地认识了数千年来普通百姓的生活模式及其转变历程，也更好地了解了他们生活中所蕴藏的情感与思想，可以说，《中国民俗史》不愧为一部承载民间记忆的宏伟史诗。
(原刊《西北民族研究》2008.4)

qiuzhile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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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古阿格

“民俗史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现在是怎么来的，我们的先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把什么东西遗传到我们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你脑子里的很多信息都来自民族文化历史的遗传。”
的确如此.这也中国民俗学界孜孜不倦努力的见证.

筱筠

民俗学既是历史的，也是一门现在学和未来学，只有将历史弄清楚，才能更好的把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