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的灭绝已成定局吗？

xicheng-liu

转]民歌的灭绝已成定局吗？
民歌的灭绝已成定局吗？  
文章来源： 文章作者：张美林 张宏梁 发布时间：2007-03-22   字体： [大 中 小]   

一


《文艺研究》2004年第2期发表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马也先生的论文《大众文化包围中的艺术——兼谈作为国粹的中国戏曲的命运》。我们总的感到，该文力透纸背，有振聋发聩之功，其视野之开阔、钻透之深邃、语言之丰富，令我们佩服不已。但其中一个局部观点，似有商榷的必要。
马也在该文第三大部分提到：
据中国民族民间艺术抢救工程的调查，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每天都有一种民间艺术灭绝。民歌的灭绝已成定局。因为民歌的生长和存在的环境，被彻底摧毁了。
这段话究竟是中国民族民间艺术抢救工程调查报告中的原话或概述的意思，还是马也先生自己的发挥？如果是中国民族民间艺术抢救工程调查报告中的原话或概述的意思，那么诸如民歌这种艺术形式，既然“灭绝已成定局”，那还搞什么“抢救工程”呢？
19世纪的数学家巴贝奇曾闹过一个笑话，他建议诗人邓尼逊把诗句“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人死去，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人诞生”，改为“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人死去，每时每刻都有一又十分之一的人诞生”。巴贝奇根据当时什么人口资料，硬要补上这“ 一又十分之一”的误差呢？表面看来似乎是比较忠实于统计资料了，然而“精确”过了头，作为诗句就不伦不类、令人难以接受了。邓尼逊的诗句只是说明人类生生死死、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人”这类语言不过是诗歌中貌似精确实质模糊的概念。

但那是诗歌。中国民族民间艺术抢救工程调查报告以及马也先生所要作出的却是对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现状的科学判断，并不适宜用比喻句说什么“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每天都有一种民间艺术灭绝”。倘若民间艺术“每天”以“一种”的速度“灭绝”，那么中国各种民间艺术岂不是排着队等“注销”吗？
马文中引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了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我们觉得，一方面，不能完全用有机物进化退化的规律来比附人类社会的现象，否则就可能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恩格斯的这个判断即使完全适合解释人类社会进化退化的规律，我们也应当看到，退化与进化也是存在着辩证关系的，某种事物的退化，不一定意味着彻底销声匿迹，它也可能消融在其他形式之中。就拿可唱的民歌来说，那种民间传承下来的没有作者署名的民歌虽在现代社会中有退化的趋势，但在一些热门艺术中甚至可能成为一种闪光点。电影《五凤楼》以福建民歌开篇,又以福建民歌结束,首尾呼应，结构完整，就像片中的五凤楼一样。张艺谋执导的多部影片（如《菊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都有民歌多次闪现在影片之中，显示出纯真的人性世界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关于“民歌”的概念，有个如何界定的问题。我们觉得，“民歌”的概念大致有三种：一是单纯作为语言文字形式的民歌；二是配以歌谱可以传唱但作者难以考证、在民间传唱过程中曲调和唱法比较自由的民歌；三是有作词作曲者署名、曲调和唱法相对稳定的民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民歌等民间文学最为青睐和推崇的是郑振铎先生。他认为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动因主要是两个，一是外国文学的输入，二是民间文学的影响。谈到民间文学时，郑振铎甚至认为，文人的创作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无一例外都来自民间文学。“像《诗经》，其中的大部分原来就是民歌。像五言诗原来就是从民间发生的。像汉代的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那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1](p.2)胡适也作出过类似的有些极端的判断：“……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一种文学形式的命运完结后，“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寻找新方向发展了”。[2] (P.554-555)虽然他们的判断有些过头，但对民歌等民间文学形式都非常看重，则十分显然。
“大跃进时期”，中国大地上曾经掀起过大规模的民歌创作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为当年的“浮夸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的民歌简直胡编乱造到极点，例如：“一个南瓜像地球，棚在五岳山上头。把它架在大西洋，世界又多一大洲。”既不符合夸张的修辞逻辑，也不符合艺术的内部逻辑，逻辑关系完全乱了套。这样的“民歌”，死亡了并不可惜。不过，就拿“大跃进时期”的民歌来讲，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当代文学史仍然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某些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给予了适当的肯定。比如许多人都熟知的那首题名《堆稻》的民歌：“稻囤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擦汗，凑近太阳吸袋烟。” 虽然带有那个时代“浮夸”的通病，但艺术构思还是值得称道的。北戴河海边摄影摊子上曾有这样一张照片，题名为《向太阳借个火》，画面为逆光，远处的太阳要从大海中跃出，一位年轻男子侧身叼着一支香烟，照片上的香烟恰巧接近火红的太阳。摄影作品利用二维平面景物的错接，与民歌《堆稻》最后一句的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这幅摄影作品的趣味性，在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那首民歌的压轴妙句。
现在，从纯文学的角度来收集、整理、创作民歌的行为活动，确实越来越少了。但如果看看《诗刊》、《诗探索》、《扬子江诗刊》甚至《人民文学》等杂志，不时还会出现当代人创作的近似民歌的诗歌。例如廖公弦组诗《山趣》之一《木叶》：
木叶一声清脆，房里跑出幺妹。踮脚探出短墙，独自脸红如醉。妈在门前摘菜，装着不曾理会。墙边悄悄在笑，木叶远远还吹。好个夕阳知趣，无声滑下山背。
这不是典型的民歌味、民歌风吗？为什么当代人就喜欢喝新潮语言调制的“咖啡”，就淡忘了这“天水”泡制的“藿香茶”呢？不管怎么说，这种茶，还是有人爱品，“藿香”还是有人在种。
广义的“民歌”还包括民谣。民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情民意的折射反映。彭德怀元帅当年从农村收集的民歌中有这样的话语:“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真实地反映了“大跃进”给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和老百姓生活的艰难。改革开放后，我国各条战线的面貌发生了令人可喜的变化，社会前进的步伐加快了，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有些干部、党员放松了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在腐朽思想的侵蚀下，品质发生了异化。党内存在着腐败现象，社会上存在着不正之风，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某些民谣正是针砭或嘲弄这种有碍社会前进的因素。有人认为当今中国似乎有三套语言：一是传媒语言，二是学术语言，三是民间语言。后者比如某些民谣，通过特定的角度反映出变动着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绪，语言活泼而富有生气。
由于我们国内再不搞“文革”中那种封建法西斯主义，社会环境也比较宽松，言论上的自由度和透明度增加了，所以，一些针砭时弊的民谣才能在善意的微笑中产生，在善意的微笑中传开。例如反映吃喝风的：“嘴里没有味，开个现场会；家里伙食差，下乡去检查。”“一斤酒，漱漱口，二斤酒，扶墙走，三斤酒，墙走我不走，四斤酒，像死狗。”抨击衙门作风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描述人浮于事的：“一杯酒，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八点上班九点到，一杯茶水一张报，翻翻文件到中午，吃了午饭车马炮。”描绘干部下基层的：“下去的时候像个出巡的样子，进进出出像个贵宾的样子，吃饭像个过年的样子，走时像个打猎的样子。”还有一些评说某些干部多种不正常现象的：“一斤半斤不醉，三步四步都会，三夜两夜不睡（打麻将、打扑克），领导说话都对”；“点上是稀客，面上是游客，桌上是常客，灯下是扑克。”“早晨围着车子转，中午围着桌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群众最痛恨某些利用特权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的干部：“吃喝基本靠送，走路基本不动，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碰（暗指钟情‘二奶’）”。真是入木三分骂也精！
全国八届三次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也有代表反映了一些民谣。如现在有些干部心中的“三大作风”是：“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农业是“多了吹，少了喊，不多不少没人管”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到湖北荆门视察，市委书记在汇报时引了一个顺口溜民谣：“基层干部雄赳赳，只管种来不管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江泽民同志听了微微一笑，并要这位书记重述一篇，接着他把这首民谣记入笔记本。
应当看到，这些民谣反映了群众的某些情绪，对针砭时弊有一定作用，但也有些民谣明显夸大过头，客观上为某些时弊作了理论开脱，如“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甚至有比这夸大得更过头的，应当制止并正确引导。但不管怎么说，有民谣的存在，也正意味着一种民间口头文学的存在。


二


至于可以用喉咙唱出来的民歌，更没有“灭绝”的迹象，而且仍然红红火火（从绝大多数民歌来说，有歌就有词，这说明，作为语言文学的民歌歌词也不见得绝迹）。宋祖英在悉尼奥运会和维也纳音乐厅里唱的民歌，几乎轰动整个世界，这是很多人看到的事实。她爱唱的《龙船调》、《茉莉花》都是地地道道的民歌。《龙船调》中有个插问：“妹我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过河？”回答的处理总是因场地人员而变化的，在维也纳演出时，第一段是一个胖乎乎的外国男歌手用汉语答道：“我来推你。”第二段至此则改由全台上的男歌手集体回答，气氛更加热烈。《茉莉花》最早流传于江苏一带。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选其为主题曲。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选它为中国优秀民歌。张艺谋为中国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创意短片中，也是以它为主旋律，并且有歌手反复吟唱了5遍。2003年扬州将这首民歌定为市歌。你从宋祖英演唱的火红势头上，看得出“民歌绝迹已成定局”的迹象吗？
对民歌的研究和对民歌现存状况的调研，仍然有热心者在做着这些方面的工作。2004年春天，在浙江师范大学举办了题为“民俗、民间文化与保护开发”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无疑包含了对民歌的重视。为了抢救民间文化，一些文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例如原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江明惇曾长期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先后到浙江、安徽、江西、陕西等省收集劳动号子、民歌小调、古老戏剧声腔等。音乐家李宗盛对广西民歌采风时,前来唱歌给李宗盛听的民歌手很多,内容包括镇圩瑶歌、塘红奶调等，甚至有三声部民歌。扬州大学艺术学院的领导也深入到苏北苏南，对两地的民歌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陕西省的紫阳民歌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是陕南民歌的优秀代表。陕西省的音乐工作者把紫阳民歌引进校园，使民歌的传承后继有人。
我国的民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纯朴而易于传唱。中国幅员广大，民歌的调性风格也灵活变化。在纪念海军诞生55周年泰州市大型军民联欢晚会上，气氛最热烈的一个节目就是江苏民歌表演唱《打豆号子》，各个声部的组合环环扣紧，浑然天成，一浪盖过一浪。笔者觉得，这种能够传承下来并且为中国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些流行歌曲，比如陈明唱的《跟我走吧》，其实正是吸收了民歌（新疆民歌）的特点。祖海录制的《幸福山歌》获得2004年第七届音乐MV大赛内地最佳民族唱法歌手奖。其歌词、曲调都是在挖掘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创作发挥的。
现在还回到马也先生的文章上来。马也先生为了说明“民歌的灭绝已成定局。因为民歌的生长和存在的环境，被彻底摧毁了”这一观点，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希腊神话难道“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为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3]（P.113)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希腊人的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也就不存在了。因而希腊神话和史诗也就失去了产生的条件，不能再生产了。但
笔者觉得，马克思所讲的神话的消失，是指相关神话的消失，而不是指各种神话的消失，也不是指神话这种文体的消失。——如果神话消失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创作还能称为神话的改编吗？在现代社会的生产条件下，人们的认识水平相应提高了，一方面，神话创作不可能再以滞后于时代的东西作为题材去构思，人们需要编织的是目前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尚未达到的神话；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人如果不借助于工具和外力，要想任意看到千里外的东西，听到千里外人的说话，要想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拔一根汗毛就变幻出人来，那只能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神话。文学体裁标注“神话”的，几乎绝迹了，但科幻小说、科幻电子文本、尤其是科幻电影还相当活跃，他们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神话”。现在偶尔可以看到，有些叙事性作品在文体上仍然标注为“神话”。例如《青年参考》1997年11月28日刊登的《天上的星星哪里来》（[奥地利]马克斯?麦尔著、华霞译）文体标注的就是“神话”，其实也可以说是现代人创作的一个童话。它关于银河诞生的说法，与古罗马神话虽然大相径庭，但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二者都把银河想像为奶汁变的，仅不过一个想像为牛奶，一个想像为人奶。构思的生发点都是出自银河的乳白色。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虽然产生“希腊神话”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但优秀的古代神话，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将永远在人类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显示出永久的魅力”[3](P.114)，“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3](P.113)在古希腊的文学中，它不但成为《伊利亚特》、《奥德赛》等英雄史诗的原始材料，而且也为后来的诗歌、悲剧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依据。古代希腊神话对后世欧洲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罗马神话基本上全部继承了希腊神话的传说，只不过把希腊神名换上了罗马名字而已。同样的道理，民歌对其他文化形式的积极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例如安徽的庐剧，最初就是以大别山民歌和江淮之间歌舞为基础，在发展中吸收了阜南海子戏，寿县、凤阳的端公戏，无为的徽剧及肥东、巢湖等地门歌的唱腔和剧目。有些班社又分别同徽剧、京剧合班演出，并受其影响。这里首先肯定，庐剧是以以大别山民歌和江淮之间歌舞为基础的。
现在虽然进入了网络时代，进入了大众文化多元喧哗的时代，但大自然还在，奇山异水还在，远离喧嚣城市的乡村田园还在，图书馆资料室的民歌资料还在，包含有民歌教学内容的教材还在，我们怎能轻易地说“民歌的灭绝已成定局。因为民歌的生长和存在的环境，被彻底摧毁了”了呢？
诚然，经济基础是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决定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对文学艺术的生存、发展产生制约作用的，还有其他诸多因素。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5](P.506)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艺术生产，也与该民族、该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民族习惯、民风民情等有关。比如，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状况目前还不能与沿海地区及中原地区相比，但由于受意识形态其他诸多因素的促进，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对音乐与舞蹈的爱好及广泛性程度并不亚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藏族地区的生产还相对落后，可是藏族民歌却是国人普遍喜欢的歌曲种类之—。


三


“民歌是传统音乐的基础”，这是根据中国56个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得出的一个人所共识的结论。从这一结论可见民歌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价值。民歌为推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它特有的作用。能够演唱的民歌是许多旅游风景区的特色亮点，也是许多艺术节、文化节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配以歌谱可以传唱但作者难以考证、在民间传唱过程中曲调和唱法比较自由的民歌，还是有作词作曲者署名、曲调和唱法相对稳定的民歌，都给欣赏者带来心灵上的审美愉悦。比如九寨沟那儿有一个演艺中心，是专门经营藏、羌两族民俗文化歌舞演出的，场场爆满。这些对民歌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康定情歌》是民歌中的杰作,是情歌中的神品,是享誉世界的名曲。 一首歌曲让一座山、一座小城、一座小镇声名大震，闻名于世，康定、跑马山的旅游现状形成了高知名度。与此相似的还有新疆的大板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王洛宾根据新疆民歌风创作的《大板城的姑娘》，就不可能有大板城的知名度。
20世纪90年代初，山东无棣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也常借民歌“搭台”。渔民忙着卸鱼虾，唱起欢乐的渔民歌，庆获丰收，成为“无棣八大景观”之一，北海渔歌美景就展现在这里。近年来，壮族歌节发展成为“广西国际民歌节”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民歌好手也云集而来，自然，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已成为经济、旅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南宁的旅游美食节活动自2001年第二届民歌节开始推出后，已成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大型主题活动，旅游美食节正是凭借着民歌节的轰动效应乘势而上。再以客家山歌为例。客家山歌是中国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国民歌中最为浓情、最为放达，也最为卓越的歌种之一。广东举行过主题为“梅开盛世”的首届中国梅州国际山歌节，成为世界客家艺术界规模最大、汇集海内外山歌好手最多的一次盛会。
中国老百姓对民歌的喜欢丝毫没有因大众文化形式的“沙尘暴”（冯骥才的比方）而减退。由张艺谋担任总导演的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选择的地点是漓江，以山峰为背景，江水为舞台，演出时有山歌对唱，也常常以山歌为背景音乐。参加演出的人群中还有几十位当地的渔民。这个演出已经正式向有关方面申请世界最大山水实景剧场的吉尼斯记录。如果没有民歌，能有那样的气氛吗？2004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成都塔子山公园内举行了“千人七天七夜联唱情歌活动”，并准备申报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演唱曲目及演唱者最多的情歌联唱吉尼斯世界记录。其中很多就是民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歌曾经且继续给无数的中国人带来愉悦，我们生命的一个乐趣可以说就在民歌的氛围之中。听听那些百听不厌的民歌，怎么能说“民歌的灭绝已成定局”呢？
民歌的创作也在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我们国家很多好的民歌，经一些音乐家和歌手用新的方法演绎后，重新赋予了它们一种生命力，使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并喜爱它们。比如《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歌以前没有人唱，后经改编加工，由汤灿演唱录制成MDV之后，更变成吸引人们到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热播歌曲。陈思思是国内第一位与唱片公司签约的民歌手，她一出道即选择了一条“流行民歌”的新路。首张个人专辑和主打歌《情哥哥去南方》一面世，就以其清新的曲风、独特的演唱风格而备受欢迎，从而立稳了她在歌坛的一席之地。向往奋飞和更广阔天地的她，并没有被优越的现状和可喜的情景所陶醉，继续在民歌创新的路上探索着。上海民歌手陆蓉在日本大阪第6届“长城杯”国际音乐比赛中，从45名各国美声强手中勇夺声乐A组（35岁以下）第一名金奖及一项特别荣誉奖，她本是位民歌手，但她这次参赛中的唱法，可以说是模糊了美声与民族唱法的界限，反倒使国际大赛的评委感到了她转换技巧的出色。陆蓉如果没有很好的民歌功底，不可能取得如此可喜的成绩。再看民歌诗人、词曲作家洪启。他1973年出生于新疆和田，1992年开始音乐创作。 2001年提出“新民歌”、“现代民歌”等新音乐概念并发动了“新民歌运动”。由曲比哈布、曲比哈日、倮伍阿木三位彝族青年组成的“彝人制造”，也标出他们的“旗帜”，旨在打造时尚新民歌。可见，民歌不仅不会消亡、灭绝，而且还会注入新的活力。　
在一次海峡两岸的学者、作家聚会的论坛上，与会者一致高呼，要使自己民族的话语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大家都非常欣赏台湾诗人余光中那首著名的诗《民歌》。余光中先生自己还说过，他有一次到大陆一所高校，诵读《民歌》这首诗时，台下有许多大学生也深情地背诵起来：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 从青海到黄海 / 风也听见沙也听见 /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 从高原到平原 / 鱼也听见龙也听见 /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 还有我 / 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余光中先生的这首《民歌》虽然是现代诗歌体，但其震撼人心的力量之一，不就是我们中华儿女对民歌强烈的感情吗？


参考文献：
[1]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7卷[M].石家庄：花山出版社，1998.
[2]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网

[ 本帖最后由 古捷弗列 于 2009-2-24 14:3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