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春节越来越寡然无味(王学典)

刘晓春

今年圣诞、元旦、农历新年扎堆过，这一情形多少年轮回一次，笔者不知道，但笔者却从中感受到了洋节与本土最盛大的节日之间的反差：洋节越来越红火，而春节越来越寡然无味，洋节仿佛是青少年甚至儿童的节日，而本土节日则似乎主要由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在过，联想到今日的青少年将是明日的中老年，笔者瞻望本土节日的前途，真是不寒而栗！
　　不能否认，我们许许多多甚至全部本土节日，都是农耕社会的产物，都是农耕文明的组成部分，都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只有把农历新年放到延续了数千年的以敬天法祖为传统的血缘宗法村社共同体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看到这些节日存在的功能与意义。如今，农耕社会已基本解体，工商社会正取而代之，与此相适应，传统的村社生活方式亦正让位于城市生活方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传统节日如何延续，可以说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这一挑战的实质在于：我们正从一个短缺社会走向一个丰裕乃至过剩社会。以往"过年"甚至几千年来"过年"，都是改善生活的代名词，都意味着穿新衣戴新帽，我们对新年的想象更多地和"过好日子"、吃好东西相关。现在，当短缺为丰裕所取代，生活天天像过年一样时，"年"的魅力、吸引力当然也就相应减弱了，"年"的存在甚至也变得可有可无了。
　　与中国的"过年"更多地与吃穿等感官活动相关相反，西方的"圣诞"则更多地和信仰、心灵、精神相关，更多的是一种"超越"性质的活动，所以，"圣诞"好像不存在"过时"的问题。我们能否使过年也更多地成为一种"信仰"活动？问题在于，我们能给农历新年注入何种信仰成分？笔者这里的建议是：鉴于农历新年所固有的源远流长的祖先崇拜内容，我们能否把一年一度的祭孔活动挪到春节来举行，使祭祖与祭孔合一：祖，可以是我们每个人的血缘祖先，也可以是我们共同的血缘祖先--轩辕；孔，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祖先、文化祖先。为千秋万代着想，为重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着想，祭祖祭孔能否合并到春节来举行的问题，应该提到整个民族的议事日程上来。
　　《历史学家茶座》 第十五辑 卷首语

刘晓春

原帖由 刘晓春 于 2009-1-20 22:11 发表
今年圣诞、元旦、农历新年扎堆过，这一情形多少年轮回一次，笔者不知道，但笔者却从中感受到了洋节与本土最盛大的节日之间的反差：洋节越来越红火，而春节越来越寡然无味，洋节仿佛是青少年甚至儿童的节日，而本土节日则似乎主要由 ...

尽管不同意王教授的高论，还是把他的观点转贴于此。
把祭孔放到春节，我还是在过年吗？
学者有的时候真是杞人忧天，老百姓该干吗照样干吗，根本不会理睬学者说什么。

匪兵甲

十年前的一篇旧文，意思好像差不多。

明年，我们还会过年吗？

作者：刘宗迪

春节，也许注定将成为昨天的故事，在中国人的记忆中越去越远。
春节曾经是中国人生活中最华丽的篇章，那曾经是中国百姓唯一能够尽情狂欢和享乐的日子。终年劳作的农人们，似乎只有在过年时才能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那些日子里，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寻欢作乐，纵情声色。男人们走亲访友，聚宴豪饮，酒席从初一一直摆到十五，街上就天天可见到醉汉，东倒西歪地唱歌，手舞足蹈地骂人。平时深居简出的女人们也走出深闺，浓妆淡漠，插红戴绿，打扮得花枝招展，招惹得蜂浪蝶狂。更有那些天性好热闹的孩子们，仿佛嫌这世界还不够热闹，刚进腊月门，就一天到晚地放鞭炮，那铺天盖地的鞭炮啊！还有什么比喧阗的鞭炮声更能把节日的光景渲染得更淋漓尽致得呢？
春节，就意味着富足，意味着繁荣，甚至意味着奢侈，但春节的富足和狂欢却是扎根于中国人生活普遍的匮乏与节制。
甚至连民俗学家也已无法考证春节源于何时了，但可以肯定，春节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农夫野老，择地而居，顺天而作，春耕秋收，夏舒冬敛，自然的轮回就决定了他生命的节律，节日，就是这种节律的体现。农人靠天吃饭，一年到头只有有限的时间可以耕种，而土地的产出又总是有限的，荒年更可能颗粒无收，因此，农耕社会的人们时时都处在饥饿的恐惧之中。中国传统经济的基调就是匮乏，于是，节欲与克制，就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基调，而节俭，就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美德。在民间，“会过日子”的意思就是节俭，中国的圣贤们没有一个不是对奢华深恶痛绝的。
但人生而有欲，有欲就必定要追求欲望的满足，追求口腹声色之乐，既为人情所不可免，也是生活延续的必要，年节之日的放纵和狂欢，正是对匮乏与节制度苦日子的补偿，而且，越是贫寒的人们，其日常生活越是节俭，其年节的食品就越是准备得丰足，其享乐与纵欲越是无所节制。一般的中国家庭，平时省吃俭用，为的就是过一个丰衣足食的春节。即使穷困潦倒如杨白劳，大年三十也要给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亲手为女儿扎起来，那过年的日子因此也仿佛被扎上了红头绳，打上了美丽的记号，在记忆中永远喜气红火，粲然如新。年节，因而就成杨白劳们惨淡岁月中最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日子，它像一台冗长大戏的高潮，喜气洋洋，皆大欢喜。因为有了春节，一年三百六十日才不再是无尽的劳役和绝望的轮回，平淡的岁月才有了秾艳的意味，杨白劳们的劳作就不能算是白费。
我们的祖先在造字之时，就已把对春节的这一理解凝结于“年”字之中了。在古文字中，“年”字象征沉甸甸的禾穗，它既表明了春节与农耕地关系，也寄托了人们对丰收的祈盼。
中国的春节既然与匮乏经济密不可分，那么，当我们的经济在20世纪末终于走出了匮乏岁月，进入过剩时代，春节，也就丧失其存在地基础了。有首古老的童谣唱道：“新年好，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噼里啪啦放鞭炮。”新年的好处就在于能穿新衣戴新帽。但当人们天天都能穿新衣戴新帽了，鞭炮也被视为陈规陋习而遭到革除，过年，还有什么好处能让人牵肠挂肚的呢？过去的孩子曾天真地梦想，要是能天天过年，那该多好？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天天像过年一样生活了，却突然发现：这年让人不知道该怎么过了。这种困惑，肯定是时下许多中国人普遍具有的。对于中国人，过年正在逐渐丧失其固有的意义，那么，正是否意味着，在21世纪初，当我们终于走出匮乏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将进入另外一种匮乏，即节日的缺失；我们的生活将从此不再有对那种披红挂虑、花枝招展的节日的祈盼与等待，我们的日子将再也没有铺垫与盼望，高潮与结局，岁月成了冗长单调的平铺直叙。这是否就是人们说的“后现代”状况——没有中心也没有界限，没有了轮回，没有了命运，没有了时间感和历史感？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杞人忧天，西方世界不是早就进入过剩社会了吗？但人家仍在过节，而且过得热火朝天，什么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情人节、狂欢节、愚人节等等。问题就在这里，西方的节日大多是宗教节日，即使不是宗教节日，也有浓厚的精神旨趣，而中国的节日却纯粹是物质性的，其主题就是吃，每一个中国节日都是围绕着吃展开的：端午节吃粽子，中秋吃月饼、清明吃鸡蛋、七月七吃豆子、过年自然也不例外，北方吃饺子，南方吃年糕。中国的节日也祭神拜佛，但求神的目的仍是为了吃。春节作为最重要的节日，祭的就是管伙食的神——灶王爷。中国人尝尽了挨饿的滋味，因而难得在过节的时候吃个肚儿圆圆，四角朝天。
中国的节日用一个“吃”字就可了得，它缺乏像西方节日那种宗教精神的灌注，因此，当中国人终于不再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甚至连飞禽走兽、山珍海味都吃腻了的时候，过年，还有什么意思呢？春节，作为一种丰衣足食的庆典，最终将从我们的生活中逐渐淡出，最后，只剩下月份牌上那印成红色的一页，像从悠悠岁月中无意飘坠的一片残红，还在年复一年地提醒人们：
哦，又是一年……

stormy

俺是孩子妈了，不管洋节土节，都给孩子过。重要的每一个节日孩子都能感受到其中乐趣。感恩节那天让孩子挨家挨户串门，当然不是讲Trick or Treat，而是搞了一个本土化的版本，就是让大人在门里面问问题，让孩子们回答，回答出来就给糖吃。春节呢，可以想到的就是让孩子体验放鞭炮、看焰火的乐趣。然而，都市里的生活方式已经让我们远离过往的民俗娱乐方式，有些许遗憾。

胥志强

到 底 是 为 什 么 呢

胥志强

为什么我的生活越来越寡然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