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惊蜇打小人习俗

jjydong

本刊顾问王琛发说，如果严格的根据节气的要求，今年2009年驚蛰日打小人的信仰文化，只能在马来西亚时间傍晚6点后，因为在这时间才是真正进入属于惊蛰的节气。
不过，他补充说，马来西亚不是在地球温带，根本就没有节气之分。因此，在事實上，这样的一个节气日子与仪式的互配，是民间对文化传承的认同方式之一；目前民间流行的的驚蛰打小人儀式，已經成為了一種民俗活動，所以人们也不讲究择日择时。　　也是孝恩文化基金會執行長的王琛發在受訪時提出：“在過去以來，許多地方的打小人儀式，不一定要在驚蛰日而是可以選擇除日或者破日”。　　他説，選擇這兩個日子的原因，是由於小人的出现代表了人生的障礙，所以要“除”掉或者“破”掉。　　“不過，也有一些讲究擇日的日家講究日子與心灵的感應；也就是説，不是從儀式的有效性來看問題，而是要從人在儀式的過程中，看心靈的感應對心理的轉化是否有效。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問題，又会認為日子是一種有助感應變強或者變弱的決定因素。于是，這些日家便反對向著當日的空亡方位打小人，也反對采用和當事人生肖相沖的年、日、时打小心”。　　因此，在日家看來，坊間一些人為了生肖與値年太歲相沖而去攝太歲时，借着入庙拜神的方便順道打小人，竟然是錯誤的實踐！　　至於“打小人”是否有效？有人謂這是一種宣洩心情的作用，有助平时的委屈心态和不愿受伤的愤怒恢复平衡，王琛发认为未必如此。　　王琛發説：“基於驚蟄打小人只是整套儀式的重點，因此我覺得不能純粹把打小人的儀式看成一種心理上的宣洩。它的仪式中還有著重要的几个环节，带有着人们祈祷神明解难和增添福禄的诉求意愿，是一種心理建设的作用。打小人只是整套儀式的重要過程，但目標畢竟是為了解災和迎接貴人。因此，它的作用主要是在祈福，不一定是為了宣洩。”　　他説，一般上，人們看到的驚蟄打小人活動，往往忽略了打小人的全部過程。眞正的儀式並不僅僅是拿著一隻鞋在白色的小紙人身上猛打。我们還要注意到，人們在打了小人之後，也會在牆上貼上一張紅色的小紙人代表“贵人”现身；最終目標是在接引貴人。这就证明说，仪式全程的最大目标与最终目标，是祈愿美好生活的心理建设。　　他説目前本地的許多打小人儀式，都是簡化了的。在早期，源自粵港一帶的打小人儀式，還會準備紙剪刀放在小人口上，代表剪掉小人的口舌，又放一把紙刀在小人的腹上，表示挖掉其黑心肝。　　他进一步说，“所謂的打小人，进行仪式时，当事人也其實並不一定在心目中有特定的人物要对付，而是泛指向一切可能給自己無事生非、增添麻煩的人物；因此，如果説打小人是一種宣洩，也未必全是，如果一個人還沒有發生任何的不愉快事情，打小人只不過是一種未雨綢繆的預防作用，是另类的禱吿祈福”。　　正因如此，打小人仪式的重要过程，一定會用一張百解符加上貴人紙，在當事人的身上和背後上下掃動。　　王琛發説，所謂百解顯然和道敎信仰相關。它具實是一張疏文和符咒的結合百解圖的第一部份是左邊兩張天師騎虎像，在上角寫著“斬鬼話邪”四字，而右邊則用代表“福祿”的“蝠”和“鹿”从两边互相拱著一个由八卦、天干地支、星宿所組成的圖案以及“天星火官除毒害、八卦水神減吉凶”的字眼，如此便图文并茂的説明用之可減少“鬼，邪，水，火”之災害；而百解符的其他部份則以“大聖消愆証果滅罪天尊”的名號为信徒作主，是全则讓當事人塡寫個人資料的疏文，並且在接下去的部份印上北斗星召百解符和各種符祿。　　“所以，所謂打小人和去霉氣的仪式動作，过程中那旧鞋子狠狠打小人的咒骂式祝祠和動作，是儀式性的把心中的祈求用動作表達出來；但是祈禱的眞相和眞實動作，卻是回到了道敎的原來作法，通過個人用黃紙字上書天庭，祈求解災”。　　王琛發説，像現代流行在大馬的各版本的百解和貴人符，和大陸解放前的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和香港現時流傳的也沒有兩樣，可謂是保持了中國大陸一度中斷的南方民間道敎的信仰文化。
“我们也不能只看到咒骂和宣泄的一面，要知道这里也有教育和警惕作用，让人们知道做小人是多么的不好。”
但是，王琛发也认为，將打小人和驚蟄日祭白虎結合在一起，卻不是每個地方的風俗。　　“在華南廣東人之間之所以會有這個儀式，主要是能出入山林又能游泳的華南虎不是人们在生活中所乐见的。驚蟄日，響起了第一聲春雷，蟲議獸類都已经從冬眠中復蘇而积极活动，生命生生不息的生態循環頻密又開始了。這時，如果自然生物鏈保存得穩定，老虎自然在山中，不會出現在村庄傷害人畜。所以，人們祭白虎，順道請老虎把小人給吃掉，當然是一種祈愿，一是祈愿老虎吃得飽就不會下山害人；又一是祈愿世界上的小人都消滅乾浄。而紅色的貴人，卻如同人們祈愿和老虎相安無事的美好世界。説破了，這樣的祈愿方式背後有古人朴素的環保觀念。”　　“然後，我們就發現到馬來西亞打小人和祭白虎的特點。在中國廣東以至香港，他們的白虎，是用紙摺的，也有用竹枝紮了模型后糊纸上色的；在儀式過後，人们就会把纸老虎清理掉。而我們馬來西亞廟中打小人祭虎，那隻虎爺則是固定在廟裡的神像之一，不是驚蟄後化掉的紙像”。　　王琛發説，這其中有一個吊詭之處。原來，馬來西亞許多廟宇是閩南的影響，因此，都會在廟的左方又或者是神龕底下供奉黑虎將軍。而廣東的信仰系統是沒有黑虎將軍的概念，卻有白虎的概念。結果在開放給大衆的廟宇，福建民間信仰系統裡守廟的黑虎將軍，每年驚蟄的時候，就被廣東人當成白虎來辦。有趣的是，許多廟的信徒多了，人们打破籍贯观念不分彼此的一起过信仰生活，庙宇主事人也是在不明闽、粤两地庙宇文化傳統分別之余，还是樂得有收入，於是便形成了本土打小人祭虎爷的特色。　　王琛發説：這樣也好，可以節省了紙張，省了紙紮經費，使打小人的成本可以更經濟也可以流傳得廣，无形也无意间又是较合乎環保要求。　　“總之，不管黑虎白虎，能治小人的就是好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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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琛发：十二生肖源自中国二十八宿

　　揭開十二生肖的眞相！它的根據來自中國，屬於古天文學的笵疇。
　　孝恩文化基金會執行長王琛發在一項講座上指出，所謂的十二生肖的眞相在中国天文學，是古人的观星成果。他説為甚麼只能有十二生肖？為甚麼十二生肖要要排列成以鼠為開始，以牛為次，而後以豬結束？其順序都是由於同一個原因－－以天文現象為根據，不能隨意改變。
　　“許多人以為十二生肖是神話，又以為是傳説，其實，不論十二生肖是神話或傳説，都必須有一個根據。這個根據只能从古人的生活去找，只有和生活習習相關的事。古代的人才會流傳。
　　“在地上找十二生肖的根據是找不到的。實際上，它的根據是在天上。”
　　也是本刋顧問的王琛發説，把十二生肖定位去代表十二個年頭的分别，視為輪流不息的流年象征，不僅是中國藏、壯、傣等各族以及全球華人社會的傳統風俗，而且也盛行於韓、日、越南、東、泰，以至許多西方人之間。他说，有些人在考慮這風俗的來源時，會以為这种说法是起源於外國，也有些人會説成是源自印度或者中東，但他們的説法都不正確。這一类所谓十二生肖是外来文化的说法和的考証都忽略了中国古籍本有的记载，對中華民族來説，是滅自己威風。
　　他説，十二生肖的説法，恰好是土生土長的，是來自中原大地的傳統。如果我們回到了中國古代的所謂中原地帶，也就是到西安等地去觀星望斗，我們就會發現到十二生肖的眞相，原來就是中国人观星分配在天野的天上二十八星宿的其中十二宿。
　　王琛發説：古人是以寓言故事和傳説來傳達一些價値觀念，所以，就會出現了十二生肖爭排行的说法，又杜撰出了老鼠和牛賽跑搶第一步等等説法。但這些寓言在实际上没有根据去解決為甚麼只能是這十二種動物。而且，民間故事所謂的十二生肖在玉皇大帝前邊爭排行，也和歷史事实不符合，因为，在中國人有十二生肖的概念之際,玉皇大帝的概念還沒有出現呢？
　　王琛發是在一月十七日晚的一项公共讲座上发言。这项由孝恩文化基金會以及馬來西亞道敎文化慈善機構聯辦的講座是由道敎文化慈善機構組織秘書鄭錦料主持。王琛发在為十二生肖的眞相作公開的説明之刻表示说，這是個文化日遠的時代。
　　王琛發表示，如果要瞭解十二生肖的來源，一定要從天象去找。
　　“中國古人把天上的星野分成二十八群，每一群人们肉眼可視的主要恆星被連線成為一體，視為一種動物的形象，所以二十八宿在實際上是各自被人们归纳为一个群体的诸星联成一群，被人们用想象的虚线把这各个星群組成某一種動物的形象。”
　　就是這樣的一種理念引導之下，古人為了認方向，將二十八宿定出來；之後，再根據天上二十八宿的方位定每七宿為一大群，共分成四大群，分占天上的東、南、西、北、四方的角落，形成所謂的二十八宿，分佈成天野的周围指标，以他們在天上的固定方位，形成人們視覺上可感觉的環形天幕。古人要去甚麼方向，只要看到天上的星宿，明白在圓頂的空中的，某星宿是在甚麼方位，以它為朝向，向著方向走，就可以走到目的地。
　　同時之間，人們又在星星之間发现有一顆木星，总是在每年以由西向東的逆時鍾轉動方式，在天空用十二年轉完一圈。而木星又每年總會停留在二十八宿的其中十二個星宿之一，成為當年轉動的起點。古代的人們就把這十二星宿作為標準，稱之為“十二次”。用以辨識紀年。
   十二生肖的来源便是从这里说起。　
　同樣的這十二個星宿也是北斗星座每天都是指著的，而且北斗星座斗柄的转动方向刚好和木星運行的方向相反。同樣是以二十八宿中的这十二個星宿為主要指示方位的北斗，在二十四小時內以順時鍾方向轉動一圈，所指的星宿和木星十二年間每年輪流到達的星宿固然相同，但偏偏木星是由西到東的轉十二年，而北斗是由東到西轉十二個時辰。加上北斗在春夏秋冬的十二個月，每個傍晩升起，也總是在十二個月間分别指到十二個相同的星宿，於是，為了解決這樣的一個矛盾，人們就在木星所到的相反方向設立一個“虛設”的太歲星，認為木星走到那裡，太歲就在它的對面，這樣一個虛設的太歲的方向，正是由東向西，一年從一個星宿開始。
　　王琛發説，如果我們看這個虛設的太歲所到的星宿，正好會發現，這十二個星宿，各自被形容成一種動物，就是今天的十二生肖。
　　王琛發説，從十二生肖的這樣一個歷史淵源去看，十二生肖其實原本就是二十八宿裡頭每年木星所到處最接近的一個星宿的正對面那个星宿。同一個十二星宿，也是北斗輪流在每月出現天空之初所指的十二星宿。
　　“我們現代的人，是離開了自己的文化很遠，所以便抓不到十二生肖的眞相，搞不清楚古人是怎樣排定它的秩序。”
　　王琛發説，從生肖，可以看出古人的智慧。認識了天空的二十八宿裡，其中有十二个可以反映每一年头分别的生肖星宿，并且知道它们是怎麼樣的排列，弄清楚每一年木星到某個生肖星宿的對面時，就以对面那個星宿排名紀年，其後果就是容易根據天象預測値年。知道每一次變化如此的時候出現過甚麼情形，去總結當年可能出現的氣候變化，就成為人們農忙的安全预估。所以每逢生肖年，不只是用來紀年，而且是配合太歲到星宿的現象，用來預測農業。
　　表：二十八宿裡的十二生肖星宿：
　　1.東方靑龍七宿中的：
　　亢金龍
　　房日兔
   尾火虎
　　2.北方玄武七宿中的：
　　牛金牛
　　虎日鼠
　　室火豬
　　3.西方白虎七宿中的：
　　婁金狗
　　昂白雞
　　觜火猴
　　4.南方朱雀七宿中的：
　　鬼金羊
　　星白馬
　　翼火蛇
   
王琛发：善良心态行为决定好运
生肖决定命运伪学不可信

  王琛發説：“十二生肖測命的內容有一個秘訣：遇到好的説法，不要以為肯定好，遇到壞的説法，也不要以為肯定壞，因為，它不是命定之學，而傳統的十二生肖測命，正好是建立在否定自己的基礎上。”
　　王琛發是在今年1月17日，在考恩文化基金會和道敎文化慈善機構聯辦，“好運周刋”所支持的一項講座上，指出十二生肖運程的説法與道敎敎義之間的聯系，説明“天官賜福方才是十二生肖的重點。
　　他説：“你打開一本“通勝”，就會發現到所謂十二生肖的運程，其實就在它的第三頁，也就是的“百歲圖”那页的背頁上。在這一頁中，每一生肖根據地支排成了十二宮，而每一宮的说明都是将上邊排吉星，下邊也排有凶星。這是用來看定局立命的，而各生肖旳吉凶星也是可以依此而定。”
　　王琛發説，在目前，坊間有很多講究十二生肖的運程書，這些運程書在實際上對於十二生肖的吉凶判斷是否有原理可循，就是要看它们有否按照“通勝”上邊的吉，凶星的作用作為原理。
　　他说，“在“通勝”上每一個生肖除了自己的本宮中有吉星和凶星，在相對的对宮中也有吉星和凶星。在這一宮左右邊又有隔二個宮之後的所谓左右翼辅宮吉星和凶星。每一個人的運程，便是取决于自己本宮、對宮、左右辅宮形成本方與三方的吉凶星，受它们互相煇映作用的影响。”
    十二生肖測運程的原理是建立在“虛星”上，所謂虛星，就是由五行之氣通過不同份量和組合所化的各種能量。而根據能量的性質，給於它們將星，喪門等等名稱。能量，在古人的詞匯中，好的是吉星就叫“神”，壞的是凶星就叫“煞”。
　　但是，最重要的是，這十二宮之间可以各有吉星凶星互相作用，影響每一生肖一年的運程，卻沒有辦法否定，它們之間不是空的，不一定是沒有阻隔之物。就由于中间有阻隔之物，所以十二生肖所遇上的吉凶星夜就不一定真能導致吉凶情景必定要發生。
　　王琛發説：關鍵就在中間四個字“天官賜福”。
　　他说，在道敎來説，天官是賞罰民間大善惡的大神之一，傳説中，天官的人間化身是國歷史上以孝道著名的舜帝，而“天官賜福”是道敎裡頭一個重要的神學概念，認為每一年的正月十五日，天官都會下凡，對於行善之人，會有所賜福，而使之去除災害。
   他说，这很有意思，舜帝以孝道著名，是中國人行孝的楷摸；因此人们要得到“天官賜福”的標準是很簡單的，就是要人們从盡家中的孝道做起，做到亲人和睦，也用同樣的心情將心比心去對待他人的父母兒女。
　　王琛發在講座會上大膽揭露説説，實際上十二生肖的説法，在清朝就早已經被正統的術數家和學者所否定。他说，当时的钦天监等学者在為皇家對風水命理进行整理工作时，也是盡力的否定掉十二生肖各自的年运神煞说法；認為這是“偽説”。
   由於這些諸种吉星和凶星都是虚星，但虛星是如何形成？其來源真相有什么道理？都是難以有眞確的根據，因此，在乾降朝代，承繼歷朝的歷書傳統以及擇吉傳統編寫的“協絶辨方書”，作為钦定的历法和命理择日標準參考书，便否認了許多的虛星；認為沒有根據。
　　“以這些沒有根據的虛星去建構一方程式，再以這套方程式去計算吉凶，而且把人的命運分成十二種，這當然是替皇朝編訂歷書和擇吉標準的那些大學問家認為沒有邏輯，不能接受的。”

　　也就是説，古代的学问家和命理风水师也不一定愿意相信世界上的人命和運程只有十二種摸式。不過儘管有人认为它是偽説，即使是相信它的古人，他们也還是相信，十二生肖的改運，是建立在“天官賜福”的基礎上。
　　“運程不好，如果遇到天官賜福，壞的變好。運程好，如果做錯了，天官考察了這個人的行為，不願賜福，一切不如預測。”
　　他説，古人如此重視“天官賜福”對運程星的影響，就因為虚星的真相在于它们其实都是不實在的，所以，就只能夠以“神氣”或“煞氣”的形式出现，而且都是只能存在于一段时限之中，又要和人的心感應才造成作用。如果人心是善，又有神鬼世界決定和維護善恶報應的公正，大好人又怎會受到壞能量影響？
　　王琛發説：現代一些運程書甚至不知道算生肖要靠一套方程式算出虛星中的神煞之名稱和分佈，而是隨意而乱編，去應付市場需要。这些生肖书都是以自己袋子的營利大計為目的。王琛发说，如果古時否定生肖測命的大學問家和擇吉大師們知道有这样一些书，一定很奇怪：“明明我們都説這是假貨，世界上怎麼還有冒牌的假貨？”
　　王琛發説：實際上，不論所謂十二生肖測命是眞是假，不論它的原理是如何有限的算了一大堆吉神和凶煞去照臨十二宮，把人類搞得只有十二種命運，但它的原理无效之际，它的結論還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從神道設敎的立場出发，承认天官賜福。
　　“就由于人心態善良，以正念為出發點，得到的回報自然是比以惡念和奸邪為出發點較安全。道理简单得很：難道用邪念去应对世界，對人對事永遠都不會爆發惡果？還有，我们认为将孝道之心态扩展到他人身上，肯定是自我肯定，單是一個心安理得就是於讓人身心受用。”
　　整個講座的結論是：人的一生不必交給十二生肖的運程説法去影響心思，导致自我成为负面情绪和负面心态的奴才。一个人但求光明磊落，凡事以孝道為根本，並以同樣的情意對人對事，自然就會“天官賜福”。
　　王琛发说“天官賜福”是傳統的十二生肖測命的解運平安法，做得到就不必怕生肖的吉凶变化，这说法見諸每本“通勝”；可惜現代的運程書不提这一点，使人失去為人處世的行為標準，卻以為只是要配戴甚麼就可以解災。
　　“從古代生肖測命鼓勵大家抱持善念的本旨和最終意義，演變到今時的運程書讓人擔心不知怎辦，而且是一再購買運程産品預防倒霉，却不叫人学着多做好事去求心安解灾，这眞是本未倒置啊！”

jjydong

《通勝》説今年北京可能要面對戰事？
　　這不是任何一個术士説的，而是各種版本的“通勝”，都在説着同一件事。只因它们超过百年都在沿用着大家都通用不变的《地母经》里对每一甲子年的评断。
　　説得不好聽，如果大家以為這叫做妖言惑衆，那麼，每一個編“通勝”的出版商都有責任。
　　不過，這樣的“妖言惑衆”即使是在市面上流通得很廣，但又不曾引起市面恐慌，人们不是不以为意，而是不曾注意。这亦足於説明一個普遍的情形，原來市場上買“通勝”的人對其內容已經不求甚解。这也是反映出，人們認識傳統的文化水平、人們心中的農民意識以及現代的社會趨向，都是朝向了和古人背道而馳的道路。因此即使“通勝”傳播得极廣，購買的人再多，卻沒有多少人注意到或者说认真去读其開首的一頁《己丑年春牛圖》，尤其是现代人对文言文的兴趣原本就不会太大；所以，也就很少人重视它的上边居然有兩段看起來足於惑亂人心的預言詩，都説華北今年有軍事行動。
　　在《春牛圖》左上角有説：“年逢已丑有戎兵、奔走彷徨宣俗情，趙衛人民遭潰亂，魯燕城郭被兼並”。
　　而包括在《己丑年春牛圖》內的《地母經》又有説：
　　“燕魯遭刀兵，趙衛奸妖潰”。
　　熱悉中國古代地理稱謂的人都知道，燕是指奉天、直隶、朝鲜北部一帶，魯是指山東一帶；再加上趙是昔日的直隶以南和山西西北，衛则是从旧直隶的大名府到包括河南的地区，这一来《地母經》的预言包括的都是昔日的華北大地。今年的己丑年《通勝》會如此預言豈不是預言包括北京在内的整個華北會陷入戰事？
　　訪問本刋顧問，也是孝恩文化基金會執行長王琛發，卻對於這樣的一段文字有自家的見解。他認為：
　　“不必太緊張這段文字。它可能是不實現的，也可以用人的主觀安排它的实现的趋向是朝向好的方面去實現。要記得《通勝》的這些文字，是按照古人對氣候的觀察，為了配合農業社會和農民生活的需要編寫的，它的預測是基於昔日的社會型态和農業生態。因此，一旦今天的社會經濟條件和科技大環境遇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過去每六十年就循環使用一次的這些詩詞，就不一定能在當代準確”。
　　他説，他反而有興趣從這些文字指出，古人是怎麼樣思考問題和認識問題。
　　他説，每年在《春牛圖》中會有以数目字去说明“X日得辛”的説法，所謂“辛”是指金錢；又有以数目字去说明“X牛耕地”的説法，所謂“牛”是指生産力。在2008年的农耕预言是“二牛耕地”配“五日得辛”的預言，意即用二牛就得五天的酬勞。而针对今年2009年的预言則是“七牛耕地”配“一日得辛”。這代表甚麼？代表了今年比去年豐收也代表了今年市場上的流動金錢反而比起去年少了很多。而再看“通勝”上説，今年“春夏豆麥豐，秋多苗款媚”，可謂是再一次肯定今年的豐收情况。但是预言中明明说是多了五隻牛，反而少了四天的收入，怪不怪。
　　“豐收年卻少了收入，在古人不觉怪。這就説明古人發現一個規律，每逢農民大家辛勞豐收，但成果总是必須交給地主，又让官府抽税加上各种苛刻剥削，结果中国大地的整体丰收最后是造成不患贫而患不均，人民不一定会因为丰收而富裕，反而可能更穷。一旦大众的成果總會被不明市場規律的財主和地主通過剝削去屯集居奇，結果人們就會發現勞動和生産的增加，收入不見得多，收入多起来又遇到通膨，生活也不會好。”
   “当市場金錢流通減少，造成的通膨配合不到豐收，如此就會積民怨。這是古代的階級對立和貧民情緒不满与暴發骚乱的原因。所以，説起来《通勝》预言華北這些豐收區會有戰亂，从古人所处的社会制度和历史经验来说，自然也不是憑空預測。這是從官迫民反，財主迫百姓反的道理總結出來的。”
　　由這一點看來，《通勝》所表達的不妖言惑衆，而是一種預警，它不一定會發生，卻是預先拉了警報警吿大家要促進好事發生千萬不要讓壞事發生。
　　“這也就是為甚麼，在古代，《春牛圖》上的圖案和文字，都不是民間可以濫造，而是受到朝廷的控管以及有一定的頒佈程序，有关农耕的预言是由欽天監計算好和制定後，分送給各府縣貼在城摟門口給出入的百姓參考。”
　　“如果説妖言惑衆，倒是統一發出這種預言的官方在自己妖言或衆了。其目標不是惑衆，是預警。
   王琛发说，“趙衛奸妖潰”的提法，可以视为古代文字里的亲官方立场，他们总是把人民反抗不公正制度的起义队伍，尤其是那些以民间宗教为旗号的起义部队，污蔑为“妖”；之所以如此预言，可见作者是认定丰收期的燕鲁重地即使遇到攻击，朝廷也有足够的粮草可以把以军逼到赵、衛的边沿地带击溃。
　　王琛發説，其實，如果把上兩個“己丑”年的情況來對比，1889年和1949年也確有刀兵和軍事活動，但長遠來看，這樣的“刀兵”對民族的未來變化成長卻是有影響與推動作用的，而且，由于时代变化，原来预言的说法也不该再是那么的死硬。　　
　　“1889年是光緒登位后开始其臨朝親政，而湖廣總督張之洞當時便奏辦從蘆溝桥到漢口的鐵路，這樣子的一頁開路開鐵道和軍事上新政歷史，中国铁路史也是动到刀兵的历史，因為国家要造鐵路，从开办鐵路到为了开铁路而影响民众引發的抗爭用的都是要动刀兵、动利器。”
　　“1949年，在華北刀兵迹象就更明顯了，凡小学生年中国历史都知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從后来執政的一方看來，这是喜事，這一年人民解放軍在各大戰場爭取到決定性的的勝利與穩定了局勢，中國歷史又掀開了改朝換代的一頁。”
   1949年，依然是“燕魯遭刀兵，趙衛奸妖潰”，不过，崩溃的不是转战各地数十年的起义的队伍，而是统治者。1949年，这个预言第一次不再是站在统治者立场说话，而且预言动摇的原因也是可视见的，因为制度已经不是封建王朝，而是一个军阀、官僚滥权淘金的不正常资本主义制度的尾声。
　　“来到今天2009年的中国，预言遇到了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農業科技的環境也和1949年之前不大相同，如果要再去以為預言一定準確，那就未必可以成为定局。這樣的預警可能就脫離現實了。”
　　“如果説，眞的会有影響到軍事戒备的情況，看來，還不定是北京和山東，反而是朝鮮局勢的牽動鄰近的山東。”
　　他表示至於説即使看到“魯燕城郭被兼并”，也可以是主動去化為積極因素。从过去的眼光可以看成是义军占据，又或者朝廷要把两地的军事一体化指挥。從現代的眼光來説，就叫做交通一體化，要應驗的話，大可在發動兵團作建设性动员，尤其是工兵團，在進行防止東北在局勢變化的軍事演習之同時间，也把兩地的立體交通建設增強加速，這就算是打破城市之界限差距－－这也就是可以把古人説的“城郭被兼并”很好的主动應驗，做得很好就有助经济。
　　王琛發説：古代人是坚持认为人必须留在在原来的土地上安家立业，所以人民思想造反、到处跑动就看成是溃乱。但是，從現代意義來説，趙、衛人民只要不是餓肚子的，或者到处跑动的原因不屬於民變，而是屬於各有想法和自认创意的四處散开到各地幹活，尤其是借著交通的發達到處走，也是正面現象。如果民众从華北向各處去，而且是有岡位在吸引他们的話，則是強化全民的好现象，也是打破省市客观条件限制各人发展差异的好机会。
         王琛发也说，《春牛图》和《地母经》所谈的都是中国的事，但是《通胜》流行的地区是港、澳、台以及东南亚，以至澳洲和欧美的华人社会，里边谈得预言是针对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形态而编的，这样一来，一般老百姓年年过年前买一本《通胜》的现象只能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延续，所以买《通胜》的人可以相信摆一本《通胜》在家里有百事通用、驱邪安心之效，却是不求甚解。如此，当然就没有多少人认真去读这样的预言。
        他说，時代不同了，全球化的世界讲究的是人们通过交通和通讯到处多维联结，和農業社會把人釘在土地上的設想，是差距很大的。王琛发认为，全球几十亿人口每天都通过互联网全世界听听看看才是进步；所以，有些事在農業立國的社會是壞事，在市場經濟的社會却是大好事。
        換句話説，預言不一定再會準，處驚不變，但如果能主动顺應其説法去調動積極因素，倒不失为良策。将预言变成提点，是應對预言之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