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通]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年代

古捷弗列

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年代

张怀通



摘要：“以数为纪”是口头语言程式。以“以数为纪”为文体特征的《洪范》，是保存在口头语言中的政治纲领，它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分散到集中、从彼此独立到互相联系、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夏、商、周初是先秦“口头传统”的兴盛时期，因而《洪范》应是夏商时代的作品。

关键词：以数为纪   口头语言     口头程式    口头传统    《洪范》    夏商

作   者：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91

“以数为纪”是先秦文献中常见的语言现象，《洪范》则是运用“以数为纪”的代表性篇章，如九畴、五行、五事、八政、五祀、三德、五福、六极等。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以数为纪”自战国以来备受学者关注，庄子、阮元、姚鼐、丁宗洛、朱右曾、陈梦家、赵光贤、赵伯雄等都有论述。庄子、阮元、朱右曾认为是圣人先王之法，进而认为《洪范》是西周初年的作品；陈梦家、赵光贤、赵伯雄认为是战国时代诸子的文体风格，进而认为《洪范》是战国时代的作品。[1]对“以数为纪”的认识成了判断《洪范》性质与年代的关键。

上述学者对“以数为纪”的论述，大多是泛泛而谈，只有赵伯雄先生进行了专题研究。赵先生以其扎实的功底、稳健的学风，使对“以数为纪”问题的研究别开生面。但赵先生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认为“以数为纪”是“一种概括方法”，以及由于战国时代作品中多有“以数为纪”就将《尚书》中的某些篇章（包括《洪范》）的年代定在战国时代等。有鉴于此，笔者尝试着从“以数为纪”的定义界定开始，对其性质、时代诸问题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洪范》的形成机制与形成年代作出判断。



一、“纪”、“统”与“以数为纪”的含义



纪，《说文解字》云：“纪，别丝也。”是一个动词，即分别丝线，使之有条不紊。段玉裁进一步解释道：“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统与纪义互相足也，许不析言之。”[2]为了说明“纪”，段氏又用与“纪”意义相关的“统”来作为参照，即别丝为纪，众丝以首挈起是统。

纪的意义既明，“以数为纪”的含义就容易理解。“以数为纪”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就是用数字来分别语句，使之条理清楚。比如，《左传》宣公十五年云：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虽多，何补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夺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伤其君目，五也。”

其中的一、二、三、四、五就是伯宗历数狄人五种罪状时所用的“以数为纪”，目的很明确，是为了使五种罪状不互相混淆。与一、二、三、四、五的“以数为纪”相对的“五罪”，即对五种罪状的概括，应当叫做“以数为统”。

此处的“以数为统”——“五罪”——是以“以数为纪”为基础的，而有的“以数为统”则没有“以数为纪”的基础。如《论语·季氏》云：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此处的两个“三友”都是“以数为统”，它们所概括的“友直，友谅，友多闻”与“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由于本身字数较少，而且有“友”字作标记，所以不必用“以数为纪”来进行分别，即可明了。

分辨了“纪”与“统”，指出了“以数为纪”与“以数为统”的区别，只是完成了一半的界定概念的任务。我们还必须强调，“纪”与“统”由于在意义上是“互相足也”，因此在具体运用时人们往往将“以数为统”也称作“以数为纪”。比如上文我们列举的“五罪”、“三友”，在广义上讲都可以叫做“以数为纪”。



二、“以数为纪”是口头语言程式



“以数为纪”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主要出现在口头语言中，是典型的口头语言程式。古人的口头语言我们今天虽然不能还原，但有记录文本流传至今，仍然可以窥知梗概。

上面列举的孔子说的两个“三友”，出自《论语·季氏》，在同篇中还有“三乐”、“三愆”、“三戒”、“三畏”、“九思”等，在《阳货》中有“六言”、“六蔽”等。众所周知，《论语》是孔门弟子编辑的孔子的言论，当然是孔子的“口头语言”。

《左传》宣公十五年的“狄有五罪”，是晋国伯宗说的话。另外，《左传》隐公三年有“六逆”、“六顺”，是卫国石碏说的话；僖公十四年有“四德”，是晋国郑庆说的话；宣公十二年有“武有七德”，是楚庄王说的话；成公十六年有“楚有六间”，是晋国卻至说的话；襄公四年的“和戎有五利”是晋国魏绛说的话；襄公四年有“臣获五善”，是鲁国穆叔说的话；襄公二十八年有“大适小有五美”、“小适大有五恶”，是郑国子产说的话；昭公四年有“晋有三不殆”，是晋平公说的话。无一例外，《左传》中的这些“以数为纪”都是出现在人物的谈话中。

至于周初“八诰”，以及《立政》、《吕刑》等篇章中的“以数为纪”，更应是口头语言，因为它们是周王或周公发布的诰命，其中连续出现的“王若曰”等句式，是史官忠实记录下来的周王或周公讲话时语气的停顿、节奏的快慢、话锋的转变等情形。

即使在诸子写作的政论文章中，一些“以数为纪”也是出现在作者所设定的人物的对话中，如《庄子·天运》云：“巫咸祒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还有《庄子·盗跖》篇中子张说的“五纪六位”等，多是如此。总之，“以数为纪”主要是口头语言是没有疑问的。

口头语言中多用“以数为纪”是人们脱离文稿讲话时，为了整顿思绪、条理内容、精炼语言、方便记忆而自觉选择的程式，促使人们选择这个程式的原因，是我们人类特有的思维方式，赵伯雄先生说：“‘以数为纪’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思维的方法，是对事物的分析、综合的过程。人类认识事物，总是从简单到复杂。认知的对象变得复杂了，分类思想也就随之产生。分类，是人们认识深化的表现。但分类的结果，又会使人们产生概括的要求。先秦文献中的‘以数为纪’，实际上就是一种概括方法。”[3]对于赵先生的话，我们要作一个小小的修正，即“先秦文献中的‘以数为纪’，实际上是一种分析与概括的方法。”总起来说，赵先生的辨析非常深透，他将“以数为纪”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分析的阶段，二是概括的阶段。从分析到概括是“以数为纪”产生的思维过程。

“以数为纪”虽然是口头语言的显著特征，但不是所有口头语言都必须运用“以数为纪”，“以数为纪”主要出现在“经验”、“教训”式的口头语言中。再仔细划分，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是政治经验。《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叔向的话说：

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一也；有人而无主，二也；有主而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达者，可谓无人。族尽亲叛，可谓无主。无釁而动，可谓无谋。为羁终世，可谓无民。亡无爱征，可谓无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难以弑旧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获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宠，谁能害之？

叔向的话针对的是楚公子比（子干）自晋返楚一事所作的评论。叔向首先从五个方面——“五难”——论证子干即使返回楚国也做不成国君，然后又从五个方面——“五利”——论证楚公子弃疾（后来的楚平王）必将有楚国。叔向说的话虽是针对具体事件而发，但有普遍的政治理论意义，应当是从历代王朝兴衰，尤其是从春秋以来诸侯国内围绕君位废立而进行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政治经验。作为政治经验，它关注的不是一般的政治技巧，而是为政之道，甚至包括政治哲学，要素有：宠信、贤臣（人）、内应（主）、民、德、神、习惯法（常）等。对于这些要素，叔向根据其重要程度，经过条理，最后以“以数为纪”的形式表达出来。

二是职业经验。《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平公有病，请来秦国的医和为其医治。医和在为晋平公治病的同时，讲了一通医学理论。他说：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这些话的中心内容是讲天时与疾病的感应关系，是中医理论的先声。其中对天时、疾病的表述都用“以数为纪”，既相互对应，又环环相扣，很类似于口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原因在于它是多年治病救人、观察疾病与天时气候关系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可能是医和自己的体会，也可能是来自世代相传的心得。便于记忆，便于传授，便于应用是它的特点。

三是兵法要诀。如《荀子·议兵》记载荀子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议兵。

请问为将。孙卿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至无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亡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荀子的军事主张，有的学者认为出于传统的司马军法。[4]荀子是学者，没有带过兵打过仗，所以此处他讲的“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的为将之道，很可能来源于先辈的战争经验。用“以数为纪”的方式对战争经验进行表述有提纲挈领、言简意赅的优势，对于记诵、传授与应用也非常方便。

四是教训嘱咐。《尚书·立政》记载周公的话说：

亦越成汤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

又说：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

关于《立政》篇的主旨，杨筠如先生说：“此篇追叙文王立民长伯之事，以为成王取法，故名之曰立正也。”[5]周公强调成汤、文王、武王能依“三宅”、“三俊”做事，从而赢得上帝之命，目的是为了训导嘱咐新继位的成王要以先王为榜样，努力勤勉政事。既然是教训嘱咐，讲话者在讲话前就要对所讲内容反复权衡，精心提炼；既然是教训嘱咐，就希望听讲者能牢记在心，并能努力践行，因此“以数为纪”无论对教训者，还是被教训者，都是最好的表达与接受的方式。

“以数为纪”虽然是经验教训类口头语言程式，但书面语言也可以使用。比如：《墨子》之《非攻中》、《节葬下》与《鲁问》中的“九夷”、“三晋”，《孟子·尽心上》中的“三乐”，《庄子·天运》中的“六经”，《韩非子》篇题中的“六反”、“八说”、“八经”等。“以数为纪”在两种语言形式间的通用，基础是二者的思维方式有共通之处。所不同的是，口头语言中用的多，而且相当繁复，这都是为了记忆的需要；书面语言中用得较少，因为文字本身就有帮助人们记忆的功能。

“以数为纪”在书面语言中失去了帮助记忆的功能，反而显现了它的另外一个价值，即语言精炼、简洁，节奏明快，富有美感，诸子文章中频繁使用较为简单的“以数为纪”，原因就在于此。



三、“以数为纪”是古今共同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以数为纪”不属于某一特定的时代，它是古人今人共同拥有的。下面是我们选择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例证。

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以数为纪”，出现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用专业术语讲，就叫“兆序”。如一期卜辞（节选）：

丙戌卜，   贞，   允其来。十三月。一

贞，   允其来。二

贞，   允其来。三               《合集》三九七九正

这例卜辞后面的数字“一、二、三”就是“以数为纪”。这些“以数为纪”的作用，李学勤先生说：“殷墟甲骨大都有兆序，在兆侧刻上‘一、二、三、四……’等数字，容易看出兆与兆和兆与卜辞间的联系，所以卜辞可以刻得大一些。”[6]有的兆序多达十七八个。关于商代甲骨卜辞中兆序问题，大家可以参看胡厚宣先生的文章《卜辞同文例》，[7]此处不复赘引。这是第一个例证。

例证二，是三国时代的董遇所说的“三余”。《三国志·魏志·董遇传》注云：“《魏略》曰：……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从学者云：‘若（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

例证三，是北宋时代的欧阳修所说的“三上”。欧阳修《归田录》（卷下）载：“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例证四，是南宋时代的朱熹所说的“三到”。《朱子读书法》（卷一）记载朱熹的读书经验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者乎？”

当代的“以数为纪”就更加普遍了，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老四严”、“五讲、四美、三热爱”、“四个现代化”、“三步走”、“四项基本原则”、“三讲”、“三个代表”、“二个‘务必’”等。

这些“以数为纪”无论属于我们上面划分的哪种类型，都可以叫做“经验”、“教训”。既然是经验教训，就有指导未来实践的作用，因此这些经验教训中的某些内容再经过加工、提炼、综合，很自然地可以转化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较为长远的历史阶段的行动纲领。比如我们熟知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下文简称“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姆维尼时将其表述为：[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确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这两个阶段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据这一方针，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的政策，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同时，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

这段讲话中的“以数为纪”有：“第一条”、“第二条”、“然后（第三条）”；“四项基本原则”、“四个现代化”、“两个阶段的目标”、“两个条件”、“两个开放的政策”、“两个方法（民主和法制）”等。

这是口头语言中的“基本路线”。在书面语言中，它则是另外一种形式。中共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道路前进》对“基本路线”的表述是：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

这个报告的基本思路来源于邓小平同志的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的讲话。两相对比，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有两点不同：一是在表达方式上，前者是口头语言，“以数为纪”用的较多，后者是书面语言，“以数为纪”用的较少。二是在逻辑推理上，前者重在将要表达的话层次分明地说清楚，力求简短、明了；后者重在阐述各项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条理性强，逻辑严密，充分发挥了书面语言的优势。

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将其进一步简化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同志讲，“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那么，这就是我们当代的“洪范”。



四、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形成原理

   

上面我们讨论“以数为纪”的相关问题，得出了一些基本认识，现在就以此为基础，对《洪范》的性质与形成原理进行分析。

《洪范》在句式与文体上的特点就是“以数为纪”，而且是环环相扣、层层叠压，组合成一套完整、系统、立体的结构。将《洪范》的这个特点与上文我们所列举的所有例证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最接近的应当是邓小平同志口头表述的“基本路线”，因此我们说：《洪范》的性质是保存在口头语言中的政治纲领。

明确了《洪范》的性质，我们再来考察《洪范》的形成原理。邓小平同志口头表述的“基本路线”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

“基本路线”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邓小平同志对它的探索与创造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既借鉴了此前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又进行了独特的创造，使得基本路线的各项内容从无到有，从简单到成熟，从分散到集中，从彼此独立到互相联系，最后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过程是非常清晰的。为了避免冗长，我们在此只选取有代表性的几项内容，看一看它们各自的源头。

“四个现代化”，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由毛泽东同志建议，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来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三个开放”，是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提出的。

这四个例子足以说明邓小平同志所阐述的“基本路线”的内容，既有来自于新形势下我们党对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清醒认识，又借鉴了老一辈革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虽然完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的结晶，但同时又是对共产党执政近四十年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

而另外某些理论的提出，可能所用时间较短，而且完成于一人之手，但其利用的资源却非常深远和广泛。从时间方面讲，可能是几十年、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从参与的人数方面来讲，可能是不同世代的许多人。比如：许树棣先生为中学生谈写作经验，[9]他说：

要集中使用时间和精力。读和写是互相补充、互相为用的。写作要以读书为基础，读书要靠写作以加深认识、加深理解。……要充分利用“三余”、“三上”，切实做到“三读”、“三到”、“三多”，也就可以把文章写得好一点。

其中提到的“三余”、“三上”、“三读”、“三到”、“三多”等，[10]就是上文我们引用的董遇、欧阳修、朱熹谈到的读书、写作的经验。在董遇等人那里，它们都是各自独立的，但在经过了许树棣先生的加工提炼以后，它们结合成了一整套既系统又全面的读书写作的理论。

“基本路线”的形成过程，许树棣对历史上著名学者读书写作经验的总结过程，共同提示我们：一个以口头语言程式“以数为纪”为主要特征的理论体系的形成途径可能是这样的：起初它的各项内容可能分别来源于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认识或经验，这些认识或经验是分散的，互无联系的。后来有人将这些分散的认识或经验，加以筛选、加工、提炼、综合，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从各项内容产生的时代讲，有的可能是来自当下的亲身实践，有的则来自对历史上已有经验的总结。从“作者”方面讲，虽然某个人或某些人为其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但它原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再来看《洪范》这篇政治纲领的形成原理。《洪范》所讲的“九畴”，涉及九个方面的内容，既有对天地万物本体的认识，又有对人性的思考，还有对巫卜的体验，更有对政治谋略的总结等。就各方面的知识而言，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能够达到的。再从人事与神事相互消长的关系来看，肯定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因此我们可以说：《洪范》的形成是集合了众人之力，从分布于各个部门的专业知识，到综合在一起形成理论体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箕子讲：“我闻在昔，鲧垔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箕子把《洪范》产生的时间定在鲧禹时代，即我国文明产生之初是有道理的，至少《洪范》中的某些内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从鲧禹到商周之际，大约是一千年左右，以我们归纳的“以数为纪”类型的理论体系形成原理来衡量，在情理之中。

当然，我们说《洪范》形成的漫长过程合乎情理，并不等于不加论证就认同箕子所说的《洪范》的年代。我们认为，《洪范》的年代问题的解决仍然可以从其语言中的“以数为纪”寻得突破。



五、先秦时期的“口头传统”与《洪范》的形成年代



“以数为纪”是口头语言程式，如果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再向前追寻，就会发现“以数为纪”有一个更加广大的文化背景，这就是先秦时期的“口头传统”。[11]

先秦时期的“口头传统”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黄帝以前，上限可以上溯到人类语言产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此时人际交流完全是口头形式。第二个阶段是从黄帝到商周之际，此时“口头传统”在社会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的“古史传说时代”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的前期，而后期则产生了与“口头传统”并行发展的“书写传统”，如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类典册等，而《诗经》早期篇章与“诰誓号令”则是“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相结合的产物。第三个阶段是从商周之际到战国末年，此时以史官文化为代表的“书写传统”逐渐发达起来，而战国时代诸子私家著作的出现，则标志着“书写传统”在主流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社会生活中，“口头传统”仍然活跃，并且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而一直延续下来。

我国先秦时期的“口头传统”与古希腊的“口头传统”有明显的不同。古希腊的“口头传统”主要是史诗，而先秦时期的“口头传统”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是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12]一是以《洪范》为代表的政治经验与诰誓号令等。

我们已经指出，《洪范》是“保存在口头语言中的政治纲领”，它除了上文所揭示的“以数为纪”的口头语言程式外，还采用了韵文的形式。《墨子·兼爱下》云：

《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

《墨子》所引《周诗》就是《洪范》。《洪范》被称作“诗”是因为有韵，而且“都合于西周及《诗》的用韵通例。”[13]因此我们说：《洪范》既是口头创作的作品，也是口头流传的作品，因而是典型的先秦时期“口头传统”的产物。

在创作阶段，《洪范》集合了众家口头流传的职业经验，无论是政治的实践，还是对社会与自然的观察。作为经验，为了便于记忆与传授，语言采取了“以数为纪”加韵文的形式。阮元说：“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是以有韵有文之言，行之始远。不第此也，且以数记言，使百官万民易诵易记，《洪范》、《周官》尤其最著者也。”[14]葛志毅先生则进一步发挥说：“古代的韵文，其初不全出于美感而作，实多为诵习授受的方便计。故韵文在初实为一种具有固定形式、以使内容不易变改、且易于记诵的口诀式文体。”[15]古今学者的论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所以能一语中的。

因为“其初不全出于美感而作”，所以《洪范》虽然是韵文，是“诗”，但不像《诗经》那样是为了用来歌唱。《洪范》的流传方式是口头讽诵，讽诵是介于朗读与歌唱之间的形式，即“背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16]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讽是干念，背书；诵是打起调子来念。”[17]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因为它的内容是政治纲领，传与受是在统治者中间进行的。

这样一篇典型的“口头传统”的作品，其产生必定是在“口头传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个时代则非夏商莫属。在此之前，我们的先祖对社会、自然、政治等各方面的实践与认识，都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平。在此之后，“书写传统”逐步发展起来了，由发挥辅助作用到最终完全取代“口头传统”在主流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没有了产生无论句式还是文体都如此繁复的“以数为纪”的社会文化土壤。

我们把《洪范》的形成年代定在夏商，是指《洪范》由单项内容的产生经口耳传诵到基本定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洪范》的内容由分散到集中，形式由粗糙到完善，其中某些个人可能起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已经不知其详，但可以初步确定箕子可能是这样的关键人物之一，因为箕子在商末是“在父师之位而典之”，[18]并最后由箕子将其献给周武王。《庄子》说“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圣人之法，诚哉斯言！



六、余论


先秦时代在语言、文体上与《洪范》类似的文献，还有《易》与《逸周书》中的《大武》等篇章。《易》的语言中既有“八卦”这样的“以数为纪”，又有简洁的韵文；《大武》等篇章的语言也是“以数为纪”加韵文的形式，因此笔者认为它们也是先秦时期“口头传统”的产物。《易》的形成时代上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犧，下则断于西周初年，正与“口头传统”的兴盛时代相始终；《大武》的时代，按照《逸周书·序》的说法，是在西周初年，也在“口头传统”兴盛时代的范围之内。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确定不移的历史实际。不过，要对此加以证明，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容纳得了的，笔者只是在此提出一个话头，待以后作专文来论述。


注释：

[1]庄子：《庄子·天下》篇。阮元：《数说》，《研经室三集》卷二，《研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姚鼐：《惜抱轩全集·文集（卷五题跋）·辨〈逸周书〉》，中国书店1991年版。丁宗洛：《逸周书管笺》之《提要·论义旨》。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序，商务印书馆1940年。陈梦家：《尚书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5页。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赵伯雄：《先秦文献中的“以数为纪”》，《文献》1999年第4期。

姚鼐肯定《洪范》是西周初年作品，但认为同样以“以数为纪”为语言特征的《逸周书》则是后人伪托，丁宗洛肯定了“以数为纪”是圣人先王之法，但对《洪范》没有提及。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45页。

[3]赵伯雄：《先秦文献中的“以数为纪”》，《文献》1999年第4期。

[4]李零：《兵书的三大类型和它们的国别》，《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第393页。

[5][18]杨筠如：《尚书核诂》，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4、136页。

[6]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认识》，《文物》1981年第9期。

[7]胡厚宣：《卜辞同文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九本），一九四七年。

[8]邓小平：《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0页。

[9]许树棣：《历代名家写作经验介绍》，语文出版社1985年，第143—145页。

[10]“三读”，是许树棣概括的欧阳修《归田录》中的话，原话是：“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寮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三多”是陈师道《后山诗话》中的话，原话是：“永叔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11]“口头传统”的概念，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口头传统指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verbal art）。”（朝戈金：《口头·无形·非物质遗产漫议》，《读书》2003年第10期）“口头传统”既可以是一个过程，也可以是这个过程的产物。

[12]王靖献著、谢谦译：《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刘起釪：《〈洪范〉这篇统治大法的形成过程》，《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4]阮元：《数说》，《研经室三集》卷二，《研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

[15]葛志毅：《今文经学与口说传业》，《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16]《周礼·大司乐》郑玄注。

[17]俞平伯：《诗的歌与诵》，《论诗词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4页。

作者按：该文原载于《东南文化》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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