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评书，谈谈我的看法

sunny

                    
                     浅论传统题材评书的创新
       
    今天，当曲艺诸形式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时，评书却能长期占据电台、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拥有较高的收视率、收听率，并培养出大批青少年听众，很有点一枝独秀的味道。各种说唱艺术形式为了生存下去，都在谈创新，变革，然而成功者廖廖，从现状来看，评书无疑是创新最成功，因而最富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说唱艺术形式。本文试图结合对一些书目的分析，考察评书艺术发展与创新的过程和特点，探究它受听众欢迎的原因，以期为曲艺诸形式的革新总结一点经验。
        评书艺术创新，无非有两种途径：一是拓展新的领域，表现新的时代内容，创造新的题材，如革命历史题材，公安题材等等。二是继续开掘传统题材的宝藏，赋予传统的故事和人物以新的思想内容，价值观念。对于前一种形式，笔者不喜欢，也对之不抱有期望，故仅就后一种形式——传统题材的开掘展开以下论述：

一、        前天

    整个评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变革的历史，传统评书更是如此。不论现在还是过去，对多数听众来说，评书讲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故事，至少开头、高潮、结局的大架子，是我们都知道的。三国的故事，不少人都熟，甚至能给别人讲，可袁阔成一开书，我们照样儿天天听，这回听袁阔成的，下回还得去听连丽如的，再下回袁阔成又录了一遍，我们还得听。这就是因为评书演员能不断地对传统题材进行内容上的深入和丰富，思想上的开掘和翻新。人物名字一样，但性格有变；性格一样，经历有变；经历一样，故事有变；故事一样，情节有变；情节一样，细节有变；细节一样，细节所代表的意义有变。借用相声的术语，就是“一遍拆洗一遍新”。
        想当初，讲朝代，说公案侠义的说唱艺术可不止评书一种。几乎各种鼓书、弦书、快书都有长篇大书的形式。可现在这些说唱门类大都只保存了短节目，而长篇大书几乎都绝响了。唯有评书仍能保持铁马金戈，纵横捭阖的气魄，甚至有逐渐变长的趋势。现今，百余回已是评书的标准规模，三百回以上的超长书已也屡见不鲜。单田芳的几部“白眉毛”的书，连接起来够听二三年的。
        书越长，吸引听众就越难，评书之所以能保持如此规模，甚至越来越漫长，当然有其艺术手法细腻，表现生动题才丰富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其与音乐完全分离，全靠一个人表演，形式极简单因而极自由、灵活、善于变化，比起鼓书、弦书来，更利于内容的变化和思想的创新。
        评书是一种通俗文学，市民艺术，为了贴近听众，各个时代的评书演员，都必须对其所掌握的传统评书的内容、思想、情感、语言进行当代化的处理。一个“梁子”，不同“跑”法，横向比来，就见出演员的个人色彩，纵向看去，就看出时代的色彩。
        在此，我们不妨举个例子，看看过去的艺人是怎样对评书进行创新和发展的，我们要说的就是著名的前辈评书大师陈士和和他的《聊斋》。正如《聊斋志异》不是一部神怪小说一样，评书《聊斋》也不是说神鬼妖狐的书，而是一套富于浪漫想象和批判现实精神的世情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故事与人情事理相结合。陈士和的时代距离聊斋创作的时代已有二百多年了，他说这些故事却并不是如实地敷衍原书的情理，而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历融入故事里，“以意逆志”，赋予书中人物以当代人的声口。这样他讲的是妖孤，却认人觉的就是自己身边街长里短的事儿，书中人物的各种情感经验，有的自己亲身体验过，有的虽没有亲身经验却特别能理解，易同情，陈士和把整个《聊斋》都入置到当时的市民生活环境中来，给所有细节，都结合上寻常百性的种种心态、情感，和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微妙关系。这与以前评书的评——讲理与书——叙事洁然分离、夹叙夹议不同，是把情理溶化在故事和人物语言里，让听众自己体味，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与陶治作用。陈士和的这种使故事本身入情入理的“评”法，是评书艺术的重大变革与步。

二、        昨天

     评书艺术最严重的危机出现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而此时真正需要几部书来扭乾坤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为评书重新赢得听众。完成这一任务的，正是经过大胆创新的传统题材评书。
“《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昆曲，刘兰芳一部《岳飞传》救活了评书。”这是尽人皆知的说法。《岳飞传》是第一部不“跑梁子”的评书，作者直接取材原作《精忠岳传》，大胆删改情节以突出主题，加强主线，刻画人物。尤其是精心选取了几个有时代意义，能引起人内心共鸣的主题。进行了开掘，并围绕其组织故事。“忠奸斗争”成了全书的核心主题，从岳飞枪挑小梁王，康王泥马渡江，牛头山之围，岳云出世，朱仙镇大捷，直到岳雷上坟，岳霆打雷，云南探母、岳雷挂帅，全书的这些核心关目，无一不笼罩在忠奸斗争的氛围之下，一条阴郁的暗线几乎贯穿始终，这使一系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斗故事，却有一种悲剧宿命和悲壮色彩。本书中分别以张邦昌、秦桧和宗泽、李纲、宗芳为代表的奸党忠臣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成了重要的墨点，为国家保住贤才和保全忠良之后成了双方斗争的焦点，因岳家父子而起的几次金殿斗争都是全书的精彩回目。奸佞当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这种属于一个时代的历史主题，当然会引起那个时代听众的巨大心理共鸣。
        另一个着力把握的主题是“少年英雄”。“英雄出于少年”也是贯穿全书的思想。岳家父子满门无一不是“少年英雄”，还有关铃、何元庆、陆文龙、张宪和一班岳家小将。岳云出世，锤震金弹禅子、银禅子被公认为当代传统评书经典中的经典，其它如岳雷出世，岳霆打擂，何凤盗马也都是极精彩的段落。那一代的听众，许多人都被历史耽误了自己的青春，自然而然地把国家和个人的希望，寄托在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这个“少年英雄”的主题，显然又切合了时代的脉络。
        堪与《岳飞传》比肩的是稍晚于之的田连元的《杨家将》这又是一部以忠奸斗争为核心的长枪袍带书，但创作者在忠奸斗争之外又特别突出了“义气”与“敢作敢为”两个主题。杨六郎身边的几个“膀臂”：孟良、焦赞、岳胜、杨星无一不是义字当头的汉子，他们团结在六郎周围，并不是为了效忠宋主，保家卫国，而简简单单地就是为了“义气”。特别值得注意的，孟、焦与杨结拜兄弟的关系统不同于刘、关、张结义那种“兄弟而又主臣”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兄弟关系，所以有时为了杨六郎，孟、焦也会顶撞这位哥哥，甚至给他惹出祸来。至于相貌酷似六郎的任炳任堂惠，情愿代六哥赴死，更是义的极至。另一方面，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无一不是敢作敢为的（除杨六朗以外）：寇准敢以七品县令的身份接手潘杨大案，以双天官的身份屡批龙麟；烧火丫头杨排风敢领先锋职陷阵，视辽军如草芥；穆桂英初来乍到，就敢接过老公公的帅印统兵大破天门阵……我们注意到，《杨家将》里体现出的“敢作敢为”，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勇”，绝不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果敢与无畏，而是处处包含着一种僭越，甚至是颠覆，是一种不计后果，不顾生死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血气方刚的少年精神。全书描写的最成功的人物——孟良，恰恰是“义气”精神与“敢作敢为”精神二者的统一体，他敢骂皇上，敢自己当皇上（山大王），敢顶撞六哥，又愿意为六哥拼掉性命，可以因为余太君的一句话，摘了新科状元谢金吾的人心来教敬盟娘，也可以为了好奇心就鼓动穆桂英，生擒了她老公爹。孟良这个人物，完全凌驾在一切宗法礼教之上，完全随心所欲，往远了说，能与李贽的《童心说》和小说批评遥相呼应，往近了说，在北京的胡同里溜一圈，你就许能撞着一个半个的。我认为这个人物形象，其成就超过了前人塑造的李逵、鲁智深、程咬金等，作为俗文学创造出来的经典形象，将在民间持续地放出光彩。
        而与这部书同时，在中国都市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奇特有趣的社会现象，就是“讲义气”成为了一代都市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时尚追求。举个例子，“哥们儿”这个词从一个北京方言词汇成为了几乎全国性的流行语，就侧面反映了这个现象。而摆脱其父辈所身受的束缚，追求自由行动，也是80年代中期都市青年突出的精神风貌。《杨家将》的成功，当然与创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引入这些时代精神有直接关系。
        分析过了这两个部书，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回到了那个最简单的道理上——一个时代的艺术，必然反映这个时代的面貌，换句话说，能反映时代面貌的艺术作品才是好作品。正着说反着说，都是这么回事。作为贴近十大普通民众的评书艺术，先锋的探索与古典的怀旧都找不到市场，现在进行时，才是它最好的时态。

三、        今天

我认为，现如今评书艺术已近入一个平稳繁荣的时期。由于媒介的革命性进步，评书的演观方式发生了变化，由从前一个说书的“伺侯”几十人至多上百人，到几千万人可同时通过电视看一个人表演，每个演员面对的观众数量大增，所以演员数量减少并不代表评书艺术的衰没。相反，当今评书名家纷呈，题材范围之大，作品数量与听众数量之多都是空前的。更可喜的是，与其它说唱门类“能把师傅的东西学下来就不错了”的情况不同，评书演员在继承的同时还不断在艺术上探索新的空间。传统大书在反复挖掘之中被不断赋予新的思想内容，产生新的“听点”。
        从传统题材的类型上看，神怪类的书甚本已绝响，才子佳人的书也很少，但铁马金戈的长枪袍带书和公案侠义的朴刀杆棒书却极大繁荣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当然是时代选择的结果，也是评书适应观众欣赏要求所作的变革。更大的变革还在于评书的内部，以下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考察一下当前传统评书革新的特征：
        第一：赋予评书的主题以时代特征
        如前所述，评书作为面对广大民众的艺术，必须永远是“当代”的艺术，不论多么古老的题材，演员要播讲就必须先以当代的思想和价值观对其内容进行重新阐释，这样的“评”，才能让听众接受。而贯穿全书统领诸段的“评”，即一部书的主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偷梁换柱，易之以有时代特色的中心思想呢？一些书目的大胆探索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陈丽君播讲的《两辽王》是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一部书。其故事基础就是“跨海征东”。但创作者特意加强了小人张世贵欺上瞒上，贪天之功匿为已有这一线索，以小人挡圣聪致使“英俊沉下僚”这一内容作为主题。薛仁贵“应梦贤臣”硬是被张世贵说成“应梦反臣”，这一矛盾成为全书的核心矛盾，薛仁贵一方与张世贵的斗争成为主要“战场”，而薛仁贵在前敌上与东辽的斗争反而成为辅线。这一偷梁换柱，立刻使全书思想更深刻，节奏更紧促，斗争更尖锐，矛盾更复杂，一句话，就是更“耐听”。至于其折射现实的意义，我们不言自明。
        楚汉相争是传统评书的题材之一，说楚汉的书，基本上是以总结王朝兴规律和战争胜负规律为主题的。袁阔成的《西楚霸王》虽然继承了这一主题，却特别提出了人才问题作为全书的关键词。创作者以得失人才作为得失一场战役乃至得失天下的根本原因，故并不纵横恣肆地书写战斗场面，而更愿写决策者与参谋者的关系。在书中，项羽前期的兴盛，正是他大力招拢贤才的时候，季布、钟离昧、桓楚、于英纷至账下，而后期衰落也与他失去人才密切相关，从去韩信，陈平直至失去亚文范曾，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而刘邦的发济史，在书中被处理为逐渐聚拢人才的历史，从早期的好友萧何、曹参、樊哙，到后来的开国大将韩信、彭越。尤其是刘项分兵取咸阳一段书，并未正面写刘邦一刀一枪，只一句“兵不血刃”来概括，却大写了他一路上收来郦升、张良、夏候婴三个人才，特别是前两位着墨极多。鲜明地透露出作者在中心思想上的用意。这种对传统大书主题的改造虽不是偷梁换柱，却是高层建瓴。
        第二、赋予评书的人物以时代特征。
        人物是一部评书中活的灵魂，中有几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撑着，听众就“开”不了“闸”。精彩的人物形象能在演员与听众之间创造一种会心交流。好比说听单田芳的“白眉毛”，房舒安一出场，他还没说话呢，观众就绷不住乐；徐良一出场，他还没动手呢，观众这儿就捋胳膊挽袖子，知道又有一场好打。
        在评书中，演员需特别着力塑造的人物从地位上说有主角、主要配角和一类特殊的“书胆”。“书胆”往往是主要配角，但少数书里，主角本身也起着“书胆”的作用。主角与配角当然是情节推进必不可少的，而“书胆”除了推进情节以外，还起着给观众提神儿的作用，所以一部百余回的书说完，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往往是一个或几个“书胆”式的人物。
        过去评书中的人物，往往较平面，性格简单，只表现出一两个侧面。评书艺术创新的方向之一就是使人物也越来越趋复杂、立体，主要人物能出现出内心的不同侧面和矛盾斗争，次要人物也不会过于脸谱化，千人一面。要做到这一点对于“跑梁子”的大书来说颇为不易，当前一些优秀的创作者较成功的方法是在保存人物传统形象主要性格同时，加入一两个很有时代感的性格侧面，以造成一种反差。例如《两辽王》这部书，保存薛仁贵面对盖苏文等敌人时的运筹帏幄与果敢坚定、勇不可挡，同时又大力刻画他面对欺上瞒下的上级将领张世贵表现出的一些很“现代”的感受：迷惘，无助、失语和焦虑。
        而一些“书胆”人物，发挥他们的润滑剂的作用，也不再是仅仅靠外部的滑稽等征，古怪声音，插科打诨等等，而开始深入到他们内部，制造一种性格与角色身份或性格与时代环境的不合谐，以达到一种充满张力的喜剧效果。比如单田芳“白眉”系列中的房舒安，作者有意借其草莽出身之题，发挥其机灵，有时又固执，油滑却又勇敢，最少正统思想、主流意识，最不摆官架了的性格，使他在开封府的一大群年轻却束手束脚老气横秋的办差官中显得格外突出。同时他割了鼻子认徐良作干爹，好像是委曲求全，实际却对徐良忠心不二；他论能耐是头号饭桶，每次都要靠别人救他，论智慧却是第一智囊，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人物，这两对矛盾集中于房舒安一身，才使这个“书胆”在招人喜爱的同时表现出一定的性格厚度和感染力。田连元《杨家将》中的寇准，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当代化了的人物。在我看来，田连元书中的寇准实际上是包公，诸葛亮、焦裕禄，快嘴李翠莲四位一体的人物。前两个是传统的评书中寇准形象应有之义，后两个则是创作者匠心独运的发挥了。我们主要谈后者。
        对于寇准，历史上说他是“竞豪奢”的“寇莱公”，民众间却说他是保持本色的“寇老西儿”，评书选择并强化了后一个形象，这才有了“调寇”中摆豆腐席的穷县令，扒了靴子跟踪柴郡主的“不遵品”的双天官， 这个清官，农民官化的处理方法，是寇准形象深受听众喜爱的基础。
        在田连元书中，寇准的恢谐幽默，是与他的直言不忌分不开的，甚至还常说点带辙带韵的顺口溜。寇准当军师，辅佐八王挂帅征辽，其口头禅是：“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不为军师。”他看破了假冒任炳的杨六郎，就用话点他：“蛮子蛮子你别闹，你的事情我知道！”有了焦裕禄的心，寇准贴近了百姓；加上李翠莲的嘴，寇准又增加了亮度，再裹以通篇的半山半陕的“倒口”，恐怕往后很长时期内，人们心中的寇准形象都要以田连元的寇准为基础了。
        第三、改进评书的结构
由于评书观演方式的变化，听众有了更大的自由度，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也要求艺术表演紧凑高效，同时大书篇幅变长也对演员减少拖沓，增加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给书听”，一方面又要不断地变新花样，这就要求创作者必须在长篇评书的结构安排上下功夫。我们不妨对比单田芒的两套书，来谈谈结构方式对于听效果的影响。
        单田芒的《铁伞怪侠》是一部在结构上较有创意的长篇评书。全书篇幅虽长，却紧凑连贯，浑然一体，基本上没有拖沓或断裂之处。这是因为创作者使用了一种连续剧式的结构方式，以主要人物岳霆为核心，跟随岳霆的行踪，从东京汴梁到武当山，从江南水乡到塞北金邦，引出各式人物和一连串的故事。全书结构上的匠心独具之处在于两点对评书结构的文学性改造：一是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传统说书人全知全能的视角，而给听众一个岳霆的视角，叙述不离开主人公一步，不让听众比岳霆知道的更多。这样，主人公的疑虑也就成了听众的凝虑，使听众更容易把自己投射到故事主人公身上去。二是改变了传统评书主人公性格能力一成不变的型式，而是反映了一个年青、单纯的小伙子在人格上逐步健全，在阅历上逐渐丰富，思考能力逐渐增强，城府逐渐深厚，同进武艺三次飞跃性提高的成长过程，这使岳霆形象在听众心中更加鲜活、生动、可亲可近。
        与此相对的是单田芳“白眉”系列中的三部书：《白眉大侠》和《龙虎风云会》上、下部，这几部书因为篇幅很长，可能是为了简化结构，易于演说而采用了类似系列剧式的结构，全书分成几大块段落，每段自成一体，各段之间地点虽不同但故事框架大同小异，人物也总是那些人。归结起来就是六个字“平山、灭寨、打擂”。开封府的一帮人抓一帮贼，贼总躲到某个山寨上，然后摆个擂台，双方各请高人，一决胜负，当然是白眉徐良一方获胜，贼人逃跑去到下一个山寨上盘踞。类似的情节一再反复，叙述上也比较拖沓，常“不给书听”，除了少数几个人物，如徐良，白云瑞，房舒安比较吸引人外、整部书可听点不够多。
        第四，翻新评书的艺术手法。
评书的表现力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艺术手法丰富，从大处的“草蛇灰线”、“龙蛇笔法”，误会与巧合，到小处的赞、赋、开脸、“摆砌未子”，各种手法都在随着观众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更新，同时又有一些新的文学表现手法被引入评书艺术，在此反就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几利新方法，挂一漏万的谈一点。
        《水浒人物志》是我所听过的田连无的书里最深沉，最有思想内容的一部。我认为这部书发人深思的原因，是在于创作者吸取了现实主义文学人物性格分析的方法，叙述一个个好汉经历的同时，挖掘其性格形成与环境的关系，分折人物种种行为的心理基础，把人物的遭遇，性格，行为三者联系了起来，让听众第一次从性格和心理学的深度上重听了水浒故事，再认识了这些好汉。比如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段，我们以往的认识是，鲁达本来是个粗鲁人，过不惯寺庙的清淡生活，受不了清规戒律的束缚。田连元的书却结合其上山前的性格和遭遇，分析出他此时的心理状态。鲁达一向好打抱不平，其观念就是“人间不平人人平”，其价值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可他为救金家父女打死恶霸镇关西的善举，却换来离家弃职，亡命天涯的不公待遇，目睹的和亲历的种种人间的不公平，使他的人生观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心态失去平衡，才会纵酒闹事，把对尘世上的种种压迫的一腔怨气出在谨持山规，法度森严的僧众身上。田连元不惜笔墨刻画鲁智深醉酒上山时的心理活动，让他回忆了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并大声地向天呐喊：“哪里有天理！哪里有公道！天理在哪里！公道在何方！”通过这种性格和心理分析，田连元就在这个纵酒闹事的“花和尚”身上挖掘出了一个追求公平，反抗压迫的孤独的战士形象。
        赞、赋是传统评书语言上的一种格套，在书中如能根据人物环境对赞赋进行改造，就能使其不仅在语言上有喷薄的气势，流畅跳跃的节奏，更在内容上起到生动传神的效果。比如刘兰芳在《岳飞传》中反用传统的英雄赞，给反面人物大刀将王炳武编了一段“丑角赞”：
        “看这员将：
头上戴全家该斩的一项帽，
脑后飘摆两根野鸡毛。
尺裹骨一身甲，
五花大绑勒甲绦。
断子继孙一双脚，
脚底下蹬着献人朝。
瞒心匿已掩心甲，
手拿自杀一口刀。”
您瞅这位这倒楣劲儿。
        不论是长枪袍带书还是朴刀杆棒书，都常有绿林草莽、山贼或好汉截道的场面，截道者往往先唱一段“山歌”。田连元非常注意这个细节，他的书会根据不同人物性格，让他们唱不同的山歌。比如在《杨家将》里，孟良有一段山歌：
“不住楼，不住杈，
高山密林是我家。
有人打我山前过。
留下银钱叫我花。
哪个斗胆说不字，
斧子一摆要摘瓜。
叫你小脑袋就得搬家。”
这段山歌放在孟良身上，才显得生动，恰当。
        就是这些细枝来节处的匠心独运，可以使长篇传统大书充满了生趣，与听众沟通起来，丝毫不显得隔膜。

四、        明天

评书艺术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无数次变革与创新，也保留下不少独有的技巧与表现方法。其“于说法之中现身”的表演方式，“说书唱戏劝人方”的艺术旨归，动容动心的感染力量，生动曲折的叙事艺术很大程度上是其它艺术门类所取代不了的。特别是传统大书，经过许多代艺术的反复锤炼，必然有许多我们尚未完全认识到的艺术规律，也容纳了许多传统的有较高技巧性的表演方式，这些都是我们依据新题材独立创作新评书文本所难以具有的艺术元素。所以，我认为评书艺术发展和革新的重点，仍在于传统题材的挖掘和演绎。
        不管文学和艺术如何发展，情艺因素永远对欣赏者的吸引力。评书艺术利用其惯用的“龙蛇笔法”，夸张与想象，误会与巧合，几乎将情节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再加上对人情事理的评说，可以使听众得到在其它叙事艺术中得不到的欣赏角度和想象空间。只要评书艺术家能不断地继承和创新，并通过一些渠道接受听众反馈，以改进自己的艺术，同时学者们加强对评书艺术规律的研究，以指导评书的创作，我以为评书艺术的前景是乐观的、岳飞、杨六郎将会一直在民间的沃土上纵马驰聘，薛仁贵也会成为每一代少年心中的偶像，寇准、程咬金也将继续给我们带来会心的微笑。

小人家

图表呢？
另外，你说评书很兴旺，到底怎么个兴旺法？占媒体文艺节目的比例多少？时间段价值如何（可以用该时间段的媒体广告价格衡量）？视听率多少？“前天”到“今天”的视听率变化情况如何？观众/听众的年龄、教育程度的构成如何？一般人对这一艺术形式的评价如何？从业人员的数量、年龄结构及发展趋势如何？等等等等。有没有这些方面的资料呢？

爪哇堂

小人家，你提的问题很中的，据我所知，现在各电台所播的评书多是十几年前录的，给艺人很少的钱，但是可以无数次地播，比如广州的蔡悦楷，人死了几年了，中午时分还到处是他声音。事实上，评书艺人并不多大愿意上电视和电台，怕他们创作表演的价值被电台电视台剥夺。试想一下，一个艺人可以凭一个看家故事讲几十年，因为观众是流水的，利用现代手段后受众是多了，但是现场表演也失去了吸引力。而且现在的新著作权法虽然规定电台播放创作性作品必须每次付费，实际上，广州电台播出那么多评书，只付过第一次的录播费。
现在广州最后一个讲古佬颜永图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被他自己打败，电台是播着他的评书啊，可是他已经失业两年了!

小人家

几处错误。
第一：张悦楷；
第二：颜志图；
第三：广东本地没有评书艺术，电台播的“古”从80年代初就有了，是由电台根据一些小说文本请人改编，然后请人讲，或请讲古的人自行改编，电台录音播出，不能说是那些讲“古”佬的创作性作品。严格地说，他们和电台之间是雇佣关系，录好以后版权是电台的。张悦楷去世以后，他讲的《杨家将》被很多电台播出，版权都是和广东电台洽商的。颜志图的讲“古”都是那种短篇的，现场的，跟电台的并没有冲突。说明一下，广州电台讲古的典范之作，张悦楷的《杨家将》就是根据评书《杨家将》改编的。这部评书我也极为喜欢。
录《杨家将》的时候，我爹正在电台负责这个，最早几个在电台讲“古”的我都认识，其中主力是省话剧团的张悦楷、吴克、林兆明。比较活跃的还有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冼碧莹，一位女导演，男声几可乱真。另外还有一位某工厂工会的，叫贺兰。还有很多，都是早期在珠影给电影配粤语的，来自各行各业。我记得的有公共汽车司机、市第二毛巾厂的、卖冰棒的、省木偶剧团的、省杂技团的……嗬嗬！反正没有一个专业的讲“古”佬。当时的广播剧也是他们录的，我还扮演过一个资本家小少爷，吃了点心还要听完故事才睡觉，没有刷牙。
论讲古的感染力，颜志图和张悦楷根本不能比。这个不要告诉叶老师。

爪哇堂

听说广州讲古坛有官家艺人与民间艺人之分，好似张悦楷等就是官家的，他们都是话剧出身的人，不讲古也自有一份稳定工资，他们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艺术只有廉价贩卖的份，并不在乎有多少徒弟继承，遑论毕一人之力将讲古发扬光大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说的民间文艺兴旺事实上是官家艺人们的强奸民间艺术。

小人家

如果把民间艺术摆上神坛，这样表述是可以的。但是，就我个人看来，民间艺术并没有被摆上神坛的必要，也没有这个资格。“讲古”乃是一种文艺形式，颜志图讲得，张悦楷为什么讲不得？把是不是领国家工资也当作一个考虑因素，也太中国特色了吧？如果有一个民间艺人津贴，颜志图领着一份，那又该怎么说？作为一个研究者，最忌的就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产生了过于深厚的感情，以至于失去了客观思考的能力。为“民间艺术”打抱不平，甚至抻衣撸袖、挥拳踢腿，伤了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就不好了。
你是不是听过颜志图诉苦了？其实“讲古”在广州根本就没有真正兴盛过，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失落。电台的广播小说连播是跟评书学的，和本地的“讲古”并没有血缘关系，广播小说的兴起，与颜志图本人也无关。他为什么没有地方“讲古”了？不能光听他一家之言，问问茶楼里的老茶客，恐怕能得到更客观的结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的兴衰，是有很多种因素影响着的，如果在着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它要衰落甚至消亡，也只好由它。陈老师说了，“花开花落两由之”嘛！当然了，怨天尤人或“义愤”填膺是最容易的。
既然你说到张悦楷和颜志图，对这两个人我也有话说。颜志图是个很认真很执著的民间艺人，这点我是尊重的。但是，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本事到了什么程度，这个不好说。当年张悦楷讲《杨家将》，万人空巷不说，连带广州卖饭碗的也发了一笔小财，因为一边听一边吃饭，失手砸了饭碗的人实在不少。颜志图“讲古”，我是听过现场的，老实说，没有这个能耐。他后来在电台录了什么我没听过，但现在广州每到12点准时放下手头所有活计听“古仔”的人还很多，你可以去问问。那里头10个有9个半能记住张悦楷，有多少个能记住颜志图？一个艺术家，能凭着一个故事，十多年后撒手西归时让20多岁到80多岁的很多广州人唏嘘不已，不大可能是强奸艺术的结果吧？如果是那样，艺术恐怕很乐意被强奸呢！
总而言之，一种艺术，民间也好，非民间也好，兴不兴旺，还是应该问受众吧？
好！上课去了！
[ 本帖由 小人家 于 2002-11-26 21:03 最后编辑 ]

清平客

大家应再提一下北方评书吧。

maz

很高兴大家提起广州的“广播故事”。除了历史小说之外，武侠小说在8、90年代也是粤语“广播故事”的一大主角。而对一代青年人的影响之深远，相信大家有目共睹。我还记得当初讲古龙的《小李飞刀》等故事的人，我认为是深得古龙之精髓，只是不知道名字了。

moming

   小人家 评论一名艺术家,我们是用流传久远地态度去看还是用流行遥远的态度去看呢?我觉得你的评论是用后者的眼光!而且你说的张悦楷的万人空巷似乎也有好些年了吧!还有你所谓的现场评书与电台评书又作如何观?不同于电台评书的对着本书念即可,现场评书需要很多艺术技巧,例如对诗词歌赋的引用,对地方俗事的概述等等!电台评书的艺人需要而且能说出来吗?
   在你看来,一种艺术的存在,一个艺人的声名,就必须要"那里头10个有9个半能记住",似乎艺术如同吃饭一样,必须在日常生活里让大家牢牢记住不可,我倒觉得你这是在强奸艺术!!
   你说颜志图没必要诉苦,因为"其实“讲古”在广州根本就没有真正兴盛过，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失落。电台的广播小说连播是跟评书学的，和本地的“讲古”并没有血缘关系，广播小说的兴起，与颜志图本人也无关",希望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广东说书的来历而说出来的!而且,照兄弟您的推理颜只是个路人甲乙罢了,只是据我所知,整个广州的人民似乎都在坐公共汽车或者小车啥的!连个"回头一笑百媚生"都成了"回头一笑獠牙生"的,哦,牙还是镶金补的.您认为似乎关注评书艺术要由那些"正义人士"君临天下的指导和哀悼!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如果这只是问问而已,何必当真的话,wo希望是假话!!!!
   其实,我更觉得没有任何一种艺术需要摆上神坛,只有三牲才有这个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