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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爱知大学周星教授来我院讲学
2010年3月4日—9日，应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教研室邀请，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周星将在文科基地楼107教室为民俗学、人类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以及相关专的研究生进行一系列关于中国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的专题研究讲座。周星教授的本次系列讲学拟分十讲（包括两次讨论），讲授中国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传统、田野工作的方法论及一些学术热点问题的研究等等，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初步掌握民俗学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能够从民族、地域或文化的角度观察和研究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具体、实际的问题。
以下为讲学内容：
第一讲 异域和故乡：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的魅力
周星教授通过这个专题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述了他对于自己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双重身份的认识。他首先分别对人类学的“异域”与民俗学的“故乡”概念进行了论述，认为人类学者在表达异域文化时容易产生两个“陷阱”，即自我文化中心化和把异文化浪漫化。同时对人类学重要的“文化相对主义”、“整体论”、“跨文化比较”等方法进行了评述。接着又指出，相对于人类学者的田野“进去难”的情况而言，民俗学的问题则在于“如何走出来”，并建议同学们要尽量选择异地做田野，或者在能够与家乡文化保持足够距离的前提下回家乡做田野，要接受异文化的刺激，学会从自己的文化中跳出来。最后指出，“异域”与“家乡”实际上是一对范畴，只是两个学科将其分开来理解，因此两个学科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应该试着兼顾二者，使两个学科的遭遇为我们的学术带来新的思考和挑战。
第二讲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中国的文化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民族工作的整体经验来看，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始终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其“兴衰荣辱”和文化政策有着深刻的关联。周教授通过对民族文化政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回顾与展望，为我们阐述了他所思考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对文化政治的一个基本看法：我国历史上一直以教化实行政治统治，而近代以来（从五四到文革）形成了一套“文化革命”的传统，这样的文化革命虽然有好的动机，如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同的国民国家，但总是在否定自己的文化，把其看做是需要改革的对象。到二十世纪末，随着我国先后加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物质到非物质，中国政府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已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与中国通过加入WT0，借助国际力量来对体制内部的问题产生影响，促使其调整、改革的行为相似，中国通过加入联合国的非遗公约缔约国，设立国家名录等文化政策，建国以来首次对民族、民俗文化进行了如此大规模地、相对全面而彻底地整理和保护。终于能够基本上做到把民众的文化看成是正面而有价值的。尽管如此，非遗的保护工作仍存在许多问题，我们还需要慢慢摸索，并借鉴国外的经验。
以非遗成为“流行”的现象来看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是周星教授在这一讲为我们提供的一个独特视角。在之后与同学的互动与交流过程中，他还对目前非遗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和难以解决的，需要关注的问题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给同学们带来很大启发。
第三讲 关于时间的民俗与文化
“时间”通常会被人们有意、无意地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物理现象，周星教授以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时间还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现象。他从时间是古代的宇宙观、时间观念与异文化遭遇、有关“时间”的历史文化遗产、时间的民俗、文化的“并置”与“涵化”等方面讲述了关于时间的民俗与文化。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里，往往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时间框架”（制度）和“时间观念”，甚至可能出现多种时间观念与制度并存的局面。周星教授用“‘并置’的时间制度”来描述中国复杂多样的时间制度和时间观念，阐释其阳历与阴历并行的原由及表现，说明中国采取的“拼盘”式的节庆体系。
第四讲 文化空间——风水及桥俗
周星教授认为，有秩序是文化空间最基本的特征，文化空间同时也显示出等级秩序。周老师用“他界”和“俗世”这组相对应的范畴来引申到“做风水”及桥俗，表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对“他界”的设定，它是我们对另一种美好世界的向往，于是也就出现了“搭桥之说”，桥是空间转化的符号，它连接“阳间”与“阴间”、“男”与“女”等等。“做风水”是一个民俗概念，来自于广东实行“二次葬”的地方，意为做坟墓。而民间也常有以“修桥”作为积德行善的方式，这也和“桥是通道”的民俗意义相关联。
第五讲 国家与民俗
周星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存在两个运行规则：一个是国家法律法规，另一个便是人民遵行的传统风俗习惯，并认为作为倡导无神论的国家在具体行使行政法律制度时，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出现了问题。在民间，人民有自身惯行的一套看待问题和处理事情的方式，这些方式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现有的国家法律制度可能忽略了这一方面，或在某些方面替代不了民俗在民间的作用，老百姓仍然按照原有风俗办事。
周星教授列举了具体生动的例子，使我们深入理解了国家与民俗这一讲的深意。如在财产的分配问题上，女儿已出嫁，在习惯法上不分与财产，而在国家法律中按照血缘关系则应该分得一份。又如，在周星教授研究的“死给案”中指出，从国家法律的角度将死者自杀行为判定为自杀事件，但在民间，造成死者自杀的个人将会受到死者亲戚朋友的谴责甚至报复，背负极大的精神压力。再如，谈到葬礼问题时，周星教授富有人文关怀的指出，对人死后的牵挂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举行葬礼能让人从非常事件的悲哀中较快的转化到正常状态。最后，周星教授还提到，中国的成人礼没有统一起来，这一点很值得人们进行深思和关注。
第六讲 民族服装问题：关于汉服运动
周星教授从马英九祭孔子所穿的长袍马褂和孔泉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时所穿的中山装说起，向同学们展示了在不同场合穿不同服装的意义。再通过一组图片展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人服装的变化——从清末的男士改发易服、新军制服中诞生的中山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兴起的旗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的军便服、改革开放后流行的时装。据此，周星教授指出清末是服制社会，所穿的服装是有阶级、有等级的；新中国是制服社会，从领袖到工人穿的都一样；改革开放后是服装时代。
周星教授重点讲述了唐装的横空出世和汉服运动的兴起。为2001年上海APEC会议专门设计的唐装，自出世以来就风靡全球。但却遭到了以年轻人为主的汉服运动者的反对，认为唐装是从清朝的长袍马褂演变而来，不能作为“国服”。而以互联网为舞台的汉服运动自身也有其缺陷，不能得到普通民众的理解。相关内容见周星教授论文《新唐装、汉服与汉服运动——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有关“民族服装”的新动态》。
课后，周星教授与同学们就少数民族服装的舞台化和旅游化这一现象进行了讨论，周星教授认为文化事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会使得少数民族服装做工更精致、色彩更艳丽，这一趋势反过来也影响着少数民族群众对自身民族服装的选择。
第七讲 黄河流域的花馍
周星教授以自己的调查个案为切入点，重点讲述了韩城市党家村的花馍民俗——什么是花馍、花馍的制作、花馍在祭祀和送礼中的用途、与其他地区花馍的比较等。花馍也称“面花”，其形状多种多样，形如石榴、梨、桃、虎、狮、鱼，还有条子、馄饨等其他形状。一般是作为赠送礼品和祭祀供品，如女儿出嫁作陪嫁用的虎馍，给老人祝寿时用的寿桃馍，七夕时做的殻儿馍等等，依不同岁时和用途有各种形式和意义。周星教授的花馍研究处于进行时，敬请关注！
周星教授以这个调查案例生动地向同学们展示了田野调查的模式、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其倡导大家先从调查材料中发现问题、理清思路，再寻找理论的关怀的思考方式，让初尝田野的大家受益匪浅。
第八讲 生与熟：一组民俗范畴
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中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文字系统，是既交错互映又独立成系统的单元，如：阴与阳，生与熟等二元结构的组合，这是构成我们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在列维斯特劳斯的书中，生食与熟食属于神话思维的范畴，是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火的发现是生食与熟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过程--生属于自然的范畴，熟则是文化的范畴（熟的过程是一个文化化的过程），这被隐喻为自然和人。周星教授提到，中国人“是非不分”的原因与“生熟”这一对二元结构有很大关系，因为“生熟”常与“好坏”这一结构发生逻辑转换。而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中，我们的认知、存在价值、关系等形成于“熟人社会”之中，在“生”与“熟”之间经营着自己的人生，“生”与“熟”是一个重要的潜意识结构，而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导致我们习惯性的“恶劣”对待“生”人而情感偏向“熟”人。
[ 本帖最后由 金梅 于 2010-3-17 23:15 编辑 ]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0-3-17 23: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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