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论文《从磁州窑酒器观察宋元的饮酒民俗》

Rita

从磁州窑酒器观察宋元的饮酒民俗
程宜（广东 佛山 528000）
提要：宋元的饮酒风尚深刻影响了磁州窑的发展，磁州窑留下的大量酒器和与酒相关纹饰的器物，为我们了解宋元时期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使我们通过这些器物和纹饰得以反观当时的饮酒民俗。
关键词：磁州窑  酒器  宋元  民俗

磁州，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南部，因州的西北部有座磁山，盛产磁石，故于开皇十年（590年）取名磁州。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南宋、辽金元、明清至今，延烧千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民窑体系，以烧造黑瓷、白瓷、白地黑彩、白地褐彩瓷为主。由于磁州窑在民间的名声非常显赫，许多窑场争相模仿，使磁州窑逐渐由一个地方窑场演变为遍布全国多个省份的磁州窑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磁州窑器型以各式的瓶、壶、罐、盘、碗、碟、盏、钵、洗、盆、枕、缸等生活用器为主。以下层民众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磁州窑，因为其野逸的民间身份，一直不为官方重视，直到二十世纪初才由外国学者为磁州窑正式命名，并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宋元时期，商业繁荣，城市快速发展，人们对世俗生活的接受和重视程度加大，记录民俗生活的文字较之前代有了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宋元时期兴起笔记创作的热潮，出现了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枚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重要的著述。这些作品拥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古人生活记的价值，地理志、名胜志的价值，戏曲小说研究史料的价值以及文学价值。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得以遥望千年前的人世繁华。就宋元时期遗存下来的实物而言，数量和种类都十分有限，这和我国多年的战乱、自然损坏和其它人为破坏有关。保留至今的宋元建筑（及其附属艺术如木雕、壁画等），绘画（特别是宋元风俗画），陶瓷等，使我们能籍此触摸到当时的生活。
对于研究宋元民俗重要的实物资料——建筑、绘画而言，过去已经有无数学者进行了长时间的卓有成效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就陶瓷而言，宋元时期比较受主流青睐的是以清雅的单色釉为主的装饰形式（如宋代官、哥、汝、定、均五大名窑），对于研究宋元民俗，可资利用的资料有限。而磁州窑与许多官窑和官、民兼烧的窑口不同，它是专为民间烧造日用器皿的窑系窑口，并始终保持着民窑的独特风格。磁州窑是以彩绘（黑白）装饰为主，描绘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民情，风俗习惯的瓷绘纹饰，为我们研究宋元时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使我们多了一条回溯宋元历史的途径。其中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磁州窑酒器和众多与酒相关的纹饰，让我们对宋元的饮酒民俗有了直观鲜活的认知，这些器物、纹饰反映了酒文化在宋元民俗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值得关注。
一、宋元磁州窑流行的酒器。
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陶瓷器已经与酒结缘，出现了陶质酒缸和酒杯。从此，酒与陶瓷器关系日渐紧密，相伴至今。从现存的宋元磁州窑器物看，酒器所占比重非常大。主要有瓶、罐、壶、杯、碗、盆、缸等。反映出酒在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其中，瓶作为盛酒器，使用最为频繁。尤以经瓶、玉壶春瓶、四系瓶等最具代表性。
“经瓶”一词，始于宋代。宋人赵令畴《侯鲭录》卷三说：“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 经瓶的功用主要是储藏酒水，饮酒时，一般还需倒在玉壶春瓶或注壶中，再斟到酒杯、酒盏中饮用（豪饮除外）。在宋元时期，磁州窑生产了大量经瓶。宋代袁文《瓮牖闲评》卷六说：“今人盛酒大瓶谓之京瓶。”京瓶即经瓶。可见，“经瓶”一词在宋代很是流行。它身长口小，清秀挺拔，是宋元时期家庭和大小酒铺里常见的盛酒器(图一，《宋•“风吹十里透瓶飘香”梅瓶》，采自王兴编著，《磁州窑史话》，第10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明代时民间有插梅的习俗，经瓶因其“口径之小仅能与梅之瘦骨相称 ”，故逐渐由经瓶改称梅瓶。
玉壶春瓶又称玉壶春壶。基本形制为撇口、细颈、垂腹、圈足，体量较小，造型优美婉约。玉壶春瓶的造型定型于北宋时期，在当时是一种装酒的实用器具，功用相当于现在的酒壶，其颈部曲线恰适人们斟酒时抓握。由于人们钟爱玉壶春瓶美观的造型和装饰，故逐渐演变为观赏性的陈设瓷。唐代司空图的《诗品•典雅》中有“玉壶买春 ，赏雨茆屋；座中佳士，左右修竹”的句子，“玉壶买春”即用玉壶去买酒（“春”指酒。唐代时人们多称酒为“春”，后代沿用）。《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讲：“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可见，玉壶春是一种酒的名字。南宋《武林市肆记》上也记载有海岳春、蓬莱春、锦波春、浮玉春、 秦淮春、丰和春、谷溪春等酒的名字。因此，许多专家认为“玉壶春瓶”的名称是因“玉壶春”酒而来。（图二，高27.6、口径7厘米，山西省博物馆藏《元•白地黑花花卉纹瓶》，采自《中国陶瓷全集》（元上），第一四0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四系瓶也是磁州窑的典型器物，体型细长，小口、束颈、长腹、圈足，瓶口与瓶肩处附有四系。器体上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或褐釉，在白釉部分书写、绘画。装饰以文字为主。其中，书馆铭的有“仁和馆”、“八仙馆”、“太平馆”、“贞元馆”、“同乐馆”、“嘉和馆”等；直接书含“酒”文字的有 “清酒肥羊”、“一色好酒”、“百家酒”、“酒”、“省酒瓶”、“酒色财气”（图三，《宋•黑花“酒色财气”铭四耳瓶》，通高28.5、口径4.7、底径11.3厘米，采自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图73，文物出版社。）、八思巴文“美酒”、“此酒填平闷海推倒愁山”等；书酒的品种的有“梨花白”、“秋露白”、“羔羊酒”等。从磁州窑大量四系瓶上所书文字来看，其主要功用乃为酒瓶。
此外，如故宫博物院藏《宋•磁州窑黑釉罐》（图四，高17.5、口径6、底径13厘米，采自《中国陶瓷全集》（宋上），一五八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宋•磁州窑白地黑花小口瓶》（图五，高35、口径5、足径11厘米，采自《中国陶瓷全集》（宋上），一七三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喀左博物馆藏《金•磁州窑白釉黑花龙凤纹罐》（图六，高27.3、口径16.5、腹径29厘米，采自《中国陶瓷全集》（辽、西夏、金），一七八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赤峰市喀喇沁旗博物馆藏《元•磁州窑白釉剔花缠枝牡丹纹葫芦瓶》（图七，高22.4、口径3.3、底径8厘米，采自《中国陶瓷全集》（元上），一三八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赤峰市博物馆藏《元•黑釉盏》（图八，高5.4、口径4.6、底径9.4厘米，采自《中国陶瓷全集》（元上），一九五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器形，都是当时以盛酒为主要功能的陶瓷容器。“元时，彭城磁州窑……白地黑彩常变为赭彩，很显然这是为了适应快速大批量生产方式的需求而导致的结果，其中一半多的产品是酒器 ”。可见，酒器的产量是十分可观的。
二、从磁州窑酒器看宋元丰富的酒的种类。
宋元时期的磁州窑产品，有的直接在器物上书写酒的名称的，多见的就有“梨花白”（图九，邯郸市博物馆藏《元•白地黑花“梨花白”大口罐》，高14.5、腹径15.5、底径7.3厘米，采自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磁州一枕梦邯郸——磁州窑精品展》，第38页，未公开发表书籍）、“竹叶青”、“红梨花”、“秋露白”“莲花白”、 “金波玉液”、“羔羊酒”等，反映出宋元时期丰富的酒的品种。
宋以前，我国酿酒主要是以酒曲法酿造，宋代初期出现“煮酒法”，元代进一步创“蒸馏法”酿造技术。用“煮酒法”、“蒸馏法”酿造的酒，与用“酒曲法”酿造的酒相比较，酒质更加纯净，味道更加醇厚浓郁，为宋元酒业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元时期酒品十分丰富，北宋著名的酒有：产自武陵桃源的用优质曲和糯米精酿而成的“五菱桃源酒”；用桂林桂花酿造而成的“瑞露酒”；深受达官贵人追捧的用羔羊、糯米和曲酿制而成的“白羊酒”（即羊羔酒）；用黄柑酿造的“洞庭春色”；产自滑州的“冰堂酒”；用生鸡蛋与酒搅匀共饮的“金丝酒”；用绿豆酿制而成的醇香色碧的“醇碧酒”；用蜂蜜酿造的“蜜酒”；水上人家疍民酿造的“蜒酒”；苏轼自酿的“万家春”；产自广东惠州的用梅子酿造的“梅酝”；苏轼在惠州罗浮山区自酿的“罗浮春”；治病保健的“苏合香酒”；金陵老儒辛思顺所酿“辛秀才酒”；用泰州客次井的蟹黄水酿造的“雪醅”；凤州凤翔所产“凤州酒”；四川古蔺镇所产“凤曲法酒”等 。
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饮酒的风气并未减弱，酒的品种也丝毫不比北宋逊色。《武林旧事》中记载南宋的各种名酒就有“（出自御库的）蔷薇露、流香；（出自三省激赏库的）宣赐碧香、思堂春；（殿司）凤泉、（祠祭）玉练槌；有美堂、中和堂、雪醅、真珠泉、（出卖）皇都春、常酒、和酒。（浙西仓的）皇华堂、（浙江仓的）爰咨堂、（扬州）琼花露、（湖州）六客堂、（苏州）齐云清露、双瑞；（淮东东总领所的）爱山堂、得江；（江阃）留都春、静治堂；（海阃）十洲春、玉醅；（西总）海岳春、（江东漕）筹思堂、（秀州）清若空、（越州）蓬莱春、（镇江）第一江山　北府兵厨、锦波春、浮玉春；（建康）秦淮春、银光；（温州）清心堂、丰和春、蒙泉；（严州）萧洒泉、（常州）金斗泉、（衢州）思政堂、龟峰；（婺州）错认水、（兰溪）谷溪春、（秀邸）庆远堂、（杨府）清白堂、（吴府）蓝桥风月、（杨郡王府）紫金泉、（杨驸马府）庆华堂、（张府）元勋堂、（荣邸）眉寿堂、万象皆春（谢府）济美堂、胜茶 ”。《东京梦华录》卷二之《宣徳楼前省府宫宇》就有“银缾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的记载，可知银缾酒和羊羔酒的市价。据宋代学者张能真《酒名志》记载，仅磁州附近就有“风曲法酒”、“艾城酒”、“香桂酒”等品种。正因为饮酒风气隆盛，因此，宋代佳酿的品种特别多、产量特别大。
三、从带馆铭磁州窑酒器看宋元时期的饮酒场所。
宋元时期，不少磁州窑的酒瓶、酒罐书写了与酒肆有关的文字，如“仁和馆”、“八仙馆”、“太平馆”、“熙春馆”、“玉春馆”、“玉山馆”、“贞元馆”、“元贞馆”、“同乐馆”、“长乐馆”、“嘉和馆”、“状元楼”、“武阳馆”、“玉山馆”、“梨花馆”、（同）醉馆等。如元《白釉黑彩“仁和馆”四系瓶》（图十，高25厘米，口径4.5厘米。采自张晓光、李文振编著，《中国民间古陶瓷图鉴》，第232图，石油大学出版社。原图标为宋代）和元《白地黑花“八仙馆”铭四系瓶》（图十一，高23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8.1厘米，邯郸市博物馆藏。采自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磁州一枕邯郸梦——磁州窑精品展》，第40页，未公开出版书籍）等带馆铭的四系瓶，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宋元时期闻名遐迩的“仁和”、“八仙”等酒楼。虽然“仁和馆”四系瓶可能只是金元时期北方地区某处馆驿订造，而非为“仁和”酒楼专烧 ，但这类四系瓶属于酒瓶确是无疑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研究人员认为带馆铭的四系瓶“与宋元时期的市井生活，酒肆文化密切相关……‘仁和馆’等馆名应为酒肆或馆驿的字号，并在宋、金、元时期一直沿用” 。籍此，我们不妨追忆一下“仁和”酒楼的昔日风光。“仁和”可谓宋元酒楼中的佼佼者。宋•朱牟《曲洧旧闻》卷七记：“尝记天下名酒，今著于此……和乐楼琼浆，遇仙楼玉液，玉楼玉酿，铁薛楼瑶醽，仁和楼琼浆……”。可见仁和酒楼的“琼浆”是当时的著名的酒品。宋•文瑩《玉壶清话》记“真宗赏曲宴群臣于太清楼，群臣欢浃，笑谈无间。忽问廛沽优佳者何处，中贵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进之，遍赐宴席”。描写了真宗与群臣间到“南仁和”饮酒欢愉的逸事。欧阳修《归田录》记“仁宗在东宫，鲁肃简公为谕德，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又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可见，“仁和”酒楼不单名气大，延续时间长，而且还不只一家。
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日本的加藤繁博士在其30年代初所作《宋代都市的发展》论文之《酒楼》一节指出，宋代城市中的酒楼，“都是朝着大街，建筑着堂堂的重叠的高楼……这些情形都是宋代才开始出现的 ”。酒楼是宋元城市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行业之一。“两宋都城，著名的酒楼就有：忻乐楼、和乐楼、遇仙楼、铁屑楼、仁和楼、清风楼、会仙楼、八仙楼、时楼、班楼、潘楼、千春楼、明时楼、长庆楼、红翠楼、玉楼、状元楼、登云楼、得胜楼、庆丰楼、玉川楼、宜城楼、集贤楼、晏宾楼、莲花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太和楼、西楼、太平楼、熙春楼、三元楼、五闲楼、赏心楼、花月楼、日新楼、蜘蛛楼、看牛楼…… ”《东京梦华录》之《酒楼》中描绘了京城酒楼的奢华和繁华：“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歩，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晩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此外，《东京梦华录》还记录了北宋时期的多家著名酒楼。如“宣徳楼前省府宫宇”之张家酒店、遇仙正店；“朱雀门外街”之清风楼酒店；“东角楼街巷”之潘楼酒店；“潘楼东街巷”之看牛楼酒店、铁屑楼酒店；“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之唐家酒店、班楼酒店等。《武林旧事》记录了南宋时期“熙春楼、三元楼、五间楼、赏心楼、严厨、花月楼、银马杓、康沈店、翁厨、任厨、陈厨、周厨、巧张、日新楼、沈厨、郑厨、虼蟆眼、张花 ”等著名的民间酒楼。当时，酒店可谓遍布城邑，“……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 ”而且通宵达旦地经营，当第二天赶早入市的人，听到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闻声而起时，“酒店多点灯烛沽卖……至天明不绝 ”。这样的情形，也可直观地从《清明上河图》中见到，图中就生动地呈现了市民当街沽酒、酒肆饮酒、戏楼唱酒的热闹场景。
酒馆确实是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地方。《北窗灸輠录》记载，从酒馆、茶馆传来的作乐声，曾使宋仁宗感叹宫中的寂寞，羡慕起宫外民间的夜市生活来。宋话本《赵伯升茶肆遇仁宗》更进一步艺术加工，描写仁宗微服到京城著名的集制酒售酒为一身的樊楼私访，利用皇帝的视角，发出这样的感叹：“城中酒楼高入云，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金。”不单仁宗有微服造访民间酒楼的嗜好，真宗、神宗、徽宗也被文学作品渲染，曾流连于酒楼茶肆之中。
环境良好的酒楼可能还是孵化宋元词、曲的摇篮。文人之间饮酒少不了玩既“斗酒”更“斗才”的行酒令，由行酒令还逐渐发展出“小词”、“散曲”，可谓宋元文化艺术的意外收获。宋代的行酒游戏十分昌盛，连端肃的司马光也难免“轻辞丽句”:“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轻烟翠雾笼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四、从磁州窑看宋元时期与酒相关的行业。
磁州窑有书写“神芎丸”的药罐（图十二，邯郸市博物馆藏《元•白地黑花“神芎丸”大口罐》，高13、腹径23、口径15厘米，采自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磁州一枕梦邯郸——磁州窑精品展》，第39页，未公开发表书籍），和许多用文人与歌妓共同创作的词、曲装饰的器物，反映出城市中大小酒楼间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又和茶肆、香药、租赁、娱乐业等联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酒文化体系，共同编织出缤纷的宋代日常生活。
茶肆兼容性相当大，既喝茶，又炒菜、饮酒，成为人们交流沟通的重要场所。其中酒肆中的“分茶酒店”实际就是中小型酒店，而“分茶店”则是以经营面食为主兼卖酒水的店铺。茶肆的形式多样，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茶肆都兼营酒。
许多香药、饮品也因为酒而生意兴隆，《武林旧事》载，当时设有香药局，掌香料及醒酒汤药之类。如神芎丸、香薷饮、二陈汤等就是比较流行的醒酒药丸和汤药。神芎丸由大黄，黄芩，牵牛，滑石，黄连，薄荷，川芎等构成。有消酒食，清头目，清食肉多口臭等疗效。宋元人肉食主要以猪、羊、牛、家禽为主，以酒佐之，神芎丸正可对症治疗酒食过量；香薷是一种一年生或多年生的草本植物，饮之除有解热、利尿的功效外，对中酒不醒，效果尤佳，只要饮上三服，即可痊愈；流行于北宋的“二陈汤”由半夏、枳实、酸枣仁、陈皮、茯苓、甘草等组成，不仅是养生佳品，也是化解“伤酒”的良药。《水浒传》第二十一回就有“伤酒”的宋江向卖汤药的王公索“二陈汤”化解的描写。
《武林旧事》卷六记录了专门生产各种剂型的熟药圆散、生药饮片作坊。（图十三,《<清明上河图>中的香药铺》,采自周密著，李小龙、赵锐评注《武林旧事》，第164页,中华书局。）还有以药名组合为戏并生发语趣及韵致的表演，南宋的杨郎中、徐郎中、乔七官人等精通此艺 。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诸杂院爨》中即列有《神农大说药》的名目。可见，“说药”可能还是酒楼的娱乐助兴节目之一。
各种香药果子与酒也很有渊源。《梦粱录》卷十六之《分茶酒店》在列数的数百种下酒食品中记录：秋天有炒栗子、新银杏、香药、木瓜、枨子等类。将香药与水果坚果列在一处，既表明香药的运用极为日常化，又让人猜测香药可能就是一种有药用功能的果品。卷十八&#8226;民俗《物产&#8226;果之品》记“木瓜，青色而小，土人翦片爆熟，入香药货之，或煎糖，名熬木瓜 ”。除香药果子外，宋人也十分喜爱时果、果脯和各种果子制作的饮食，其中也有助酒之功能：“果子局，掌装簇飣盘看果、时新水果、南北京果、海腊肥脯、脔切、像生花果、劝酒品件 ”。
为了更加专业化，还出现了各种租赁行业。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负责掌管宴席排档的安排打理。这种机构用于商业租赁，雇主只需出钱，不用费力，就可以轻松举办繁复的筵会。“茶酒司”等“四司”担任了其中重要的角色，“凡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檐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吃食下酒，自有厨司。以至托盘，下请书，安排坐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谓之‘白席人’，总谓之‘四司人’。 ”而六局中的“香药局”，则专掌香料及醒酒汤药之类 。
《东京梦华录》卷二之《饮食果子》中载“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更有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酒客换汤斟酒，俗谓之‘焌糟’……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或献果子香药之类，客散得钱，谓之‘厮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剳客’，亦谓之‘打酒坐’；又有卖药或果实萝卜之类，不问酒客买与不买，散与坐客，然后得钱，谓之‘撒暂’ ”。一幅酒、药、果、曲相互辉映，各色人等共冶一炉的热闹繁华图景。
五、从磁州窑瓷器看宋元的饮酒民俗
上海博物馆藏宋磁州窑《登封窑珍珠地划花人物瓶》（又名《醉翁图经瓶》）（图十四，高39.7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10.1厘米。采自李辉柄主编，《中国陶瓷全集》（宋上），第二00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此橄榄形瓶主纹饰描绘一醉态酣然，头带幞头的文人，在柳间抒怀。有人认为此纹饰描绘的是才华卓著、性情放达的宋代文人代表人物之一苏东坡，更多的人则认为描绘的是东晋五柳先生陶渊明。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曾创作了《饮酒》诗二十首，与《醉翁图经瓶》相同纹饰的瓷器残片在登封窑大量出土；广东省博物馆藏宋代《褐彩人物梅瓶》（图十五，高31、口径6.7厘米，之一采自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图67，文物出版社。之二采自《中国陶瓷全集》（宋下）二二0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通体褐彩勾绘，中部四开光，分别描绘了带巾着袍袒胸的酒徒欲饮、稍醉、大醉、昏睡的四种饮酒状态；磁州窑中反映当时饮酒生活的诗文的瓷器数量非常多。如一件《宋&#8226;磁州窑黄釉瓷枕》划写“绿杨沽酒市”五字，金元时期的红绿彩诗文碗也有不少书写相同文字的；另一件《宋&#8226;白釉诗文瓷枕》上划写“风吹前院竹，有酒后亭（庭）香”诗文，（图十六，采自张晓光、李文振编著，《中国民间古陶瓷图鉴》，石油大学出版社，第222图）。普通市民饮酒的去处是非常宽泛的，市廛到处可以找到不同层次的酒馆。
宋元人们饮酒喜欢行酒令，文人们更钟情于“曲水流觞”之戏。“曲水流觞”之俗，原为我国夏历三月第一个巳日，祓除祸灾，祈降吉福的民俗节日。晋代王羲之“曲水流觞”写下著名的《兰亭序集》以后，“曲水流觞”逐渐从爙灾祈福演化为文人雅聚的活动。一般是在院子里挖一条曲折的小水流，或在风景宜人的山谷中寻觅自然曲水，将酒杯从上游向下游漂流，当酒杯漂到某人面前停下时，此人就要即兴吟诗、作词或唱曲一首，如果不能完成就要罚酒一杯。孟元老有：“都人最重三伏，盖六月中别无时节，往往风亭水榭，峻宇高楼，云槛冰盘，浮瓜沈李，流杯曲沼，苞鲊新荷，远迩笙歌，通夕而罢 ”的记载，记录了人们在难熬的三伏天，流杯曲沼，饮酒笙歌，通宵达旦的情景。宋代苏东坡、黄庭坚等文人在全国各地留下无数“曲水流觞”的遗迹。
不单文人雅士、普通市民热衷饮酒，妇女也饮酒为乐。宋代妇女在寒食、冬至、元旦三大节日的晚上，有结伴外出游玩，在饭馆饮食的习惯：“……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七夕“乞巧”：“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餖飣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 ”，享受属于女孩子的美好时光。在宋代，立夏日“妇女作李会，取李子汁和酒饮之，谓之驻色酒 ”，认为饮李子汁酒不仅能留住姣好的容颜，而且能祛除夏日疾病。
饮酒就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逢各种节日当然更要集体饮酒作乐一番。元日饮屠苏酒；立春皇帝给近臣赐酒；清明祭祀先祖，更是热闹非凡，不醉不归。“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最盛……斜阳御柳，醉归院落 ”；四月，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按惯例于四月初煮（黄）酒开坛。四月八日浴佛斋会“在京七十二戸诸正店，初卖煮酒 ”；五月端午节，人们将菖蒲切成丝放入酒中，饮菖蒲酒；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市人争饮，中午刚过，各家的酒就宣告售罄；九月重阳清酒开坛，众人将“辟邪翁”茱萸和“延寿客”菊花浮于水面饮用，祈福消灾；冬天来了，围炉取暖饮酒聚会更是适逢其时，十一月一日，“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也”。（图十七，《宋代煮酒画像砖》，采自（宋）周密著，李小龙、赵锐评注《武林旧事》，第168页，中华书局）逢下雪天，宫中“遇雪即开筵”，赏雪时“羊羔儿酒以赐”。除夕之夜，一家人团聚在一起，通宵守岁，饮酒唱歌，其乐融融。 一年中，哪一天不是饮酒的好日子呢？
宋元的饮酒风尚深刻影响了磁州窑的发展，磁州窑留下的大量酒器和与酒相关纹饰的器物，为我们了解宋元时期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使我们通过这些器物和纹饰得以反观当时的饮酒民俗。

作者简介：程宜，女，汉族，籍贯四川，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广东省佛山市博物馆副研究员。
联系方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43号，佛山市博物馆
联系电话：13630111264，邮编528000，邮箱chengyi-xiaolong@126.com

R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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