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论文很长,上一贴未尽,现续上。
试谈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流派问题(上篇)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刘锡诚
四、文学人类学派
对神话传说的关注与研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这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思潮:人们普遍希望能够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找到认识文明社会种种问题的钥匙。而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世界观和“以今证古”的学术原则和方法,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一期望。于是,神话研究中的人类学派在欧洲崛起后,很快便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到20世纪初,人类学派神话学通过两条线传到了中国,一条线是从欧洲,一条线是从日本,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这个派别在“五四”前后,对我国的神话研究发生过重要的影响,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和学者接过了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将其加以有限度的改造(即本土化),用以探究中国神话和世界神话诸问题,为我国的神话研究乃至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晚清末年就已经有人介绍欧洲(古希腊罗马、北欧)的神话,并试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人文理论来解释和评述神话了。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给鲁迅、许寿裳筹办中的《新生》杂志寄过一篇《三辰神话》的文章,就是根据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家安德留·兰和该莱的神话学著作而写的,可惜的是《新生》胎死腹中,这篇文稿也就没有出世。同年,鲁迅发表《破恶声论》文言长文,这是继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之后,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又一篇较早发表的探讨神话等问题的文章,其中对神话的一些见解,如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等,虽然没有提到人类学派,却显然是与人类学派的观点相一致的。 也是这一年,周作人以周逴的笔名翻译了英国人类学神话学家安德留·兰等根据荷马史诗而撰著的小说《红星轶史》,在《前言》中对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安德留·兰的文字。此去五年后,1913~1914年周作人再次在其所撰《童话略论》和《童话研究》中,重新拾起安德留·兰这个话题,对其作了详细的评述。英国人类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几乎都或简或繁地出现在周作人的随笔小品中。
到20—30年代,介绍和传播欧洲人类学派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和方法的人骤然多了起来,除了前面提到的周作人、鲁迅外,继之而起的有胡适、沈雁冰、郑振铎、赵景深、钟敬文等,他们都崇尚人类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或作翻译介绍,或在自己的著作中采用人类学派的观点和方法。使人类学派神话学成为20世纪上半叶在我国学界最为流行、影响最大的一个西方神话学派别。
从翻译介绍来说,赵景深做得最多,影响也最大。他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1923)、《神话与民间故事》(1926);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1927)、《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兽婚故事与图腾》(1933)、《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1936)等。他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研究童话和故事的著述中,介绍和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夏芝的民间文学分类法,他在1926年就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取法于人类学派“类型”研究的《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发端》发表于1928年5月9日的《民俗》上。
从事翻译的还有一些人,如杨成志译该莱《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班恩的《民俗学问题格》;郑振铎译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等。日本学者小川琢治、松村武雄的一些民俗学零篇也陆续译载于刊物上。
从研究的成就和影响来说,当以茅盾(玄珠)为代表。他从1918年开始研究神话,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1925)、《中国神话研究ABC》(1928)、《楚辞与中国神话》(1928)、《中国神话的保存》(1928)、《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1928)、《神话的意义与类别》(1928)、《关于中国神话的通信》(1928)、《神话杂论》(1929)、《北欧神话ABC》(1930)、《读〈中国的水神〉》(1934)。 他引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如“遗留物”、“心理作用共同说”、进化论思想、以今证古等,对中国神话和希腊、印度、北欧神话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古神话加以整理,并力求把外来学说“本土化”,成为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开拓者。茅盾的神话文论撰著于20世纪初年,毕竟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反映了他早期的文艺观点,吸收外来的理论观点也难免带有某些局限性,是很自然的。但到1978年出版他的《茅盾评论文集》的时候,他在《前言》中专门谈到早年所作的神话研究,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对神话发生兴趣,在1918年。最初,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其次,又阅读了若干研究神话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神话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何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原因何在?这一派神话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被公认为神话学的权威。当192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神话时,使用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直到1928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引者按:即《中国神话研究ABC》)时仍用这个观点。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及消失的一小段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当后来知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因此,现在再印这本小书,也就仍其原样,不再修改;是耶非耶,幸专家和读者有以见教,至为盼切。”
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之初,于1916年3月间写信给在东京的同学和朋友梅光迪(觐庄),略说他的见解,梅于同年3月19日写信给胡适,指出“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poetry, spoken language)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胡适在后来、即1933年写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中引述了梅光迪的这封信后,说:“这封信真叫我高兴,梅觐庄也成了‘我辈’了!”在梅的启发下,他又加写了文学“皆以俚语为之”。他说:“他认清了中国俗话文学(从宋儒的白话语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是中国的正统文学,是代表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的。” 那时,他并没有很看得起民间文学,他所拟的“文学革命”的八条中,也没有提到民间文学。他所说的“白话文学”主要是指历史上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一部分民间的创作,但决非独指民间的口头文学,更不是梅光迪说的现在还活着的“民间文学”。直到1920年,朋友们酝酿成立歌谣研究会时,他大概才意识到了歌谣对于他所提倡的新文学的意义,于是参加了歌谣研究会。在《歌谣》周刊1922年12月17日创刊后第三天出版的《努力》周报第31期上,他发表了一篇《歌谣的比较研究法的一个例》,署名Q。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引进了“母题(motif)”这个术语,用于歌谣的比较研究,这些都源自于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从而为中国的歌谣研究开了一条新路。十年后,胡适于1936年3月9日为《歌谣》周刊复刊所写的《复刊词》,才公开全面地阐述了他对歌谣和搜集保存歌谣的见解:“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
二三十年代从事神话研究的不少学者和作家,受人类学派影响的还有钟敬文、黄石、谢六逸、林惠祥等。郑振铎早期的民间文学文章,特别是他从欧洲回国后写的一些文章,也无不显示出他对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的倾慕。到30年代中后期,他集中研究俗文学,成为首倡俗文学研究,并成为俗文学—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俗文学派的领袖人物。
五、俗文学派
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确立于20世纪30年代,以郑著《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为标志。40年代,抗战胜利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界处于20世纪以来相对低潮的时段,由郑振铎的追随者及其以他的文艺学术思想为旗帜的俗文学刊物,几乎在相同的时段里分别在香港、上海、北平三地出现,即通常史家所说的“港字号”《俗文学》周刊(戴望舒在香港《星岛日报》)、“沪字号”《俗文学》周刊(赵景深在上海《神州日报》、《大晚报》、《中央日报》)和“平字号”《俗文学》周刊(傅芸子、傅惜华在北平《华北日报》),遥相互应,争奇斗艳。这一派的学术研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中国文坛和学坛的一时之盛。
郑振铎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和关注开始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从他1921年任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主编、继而创办《儿童世界》起,他就开始对民间文学关注、介绍与研究了。他起草的《儿童世界宣言》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应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献,他把刊物的内容分为十类:插图、歌谱、诗歌童谣、故事、童话、戏剧、寓言、小说、格言、滑稽画,还有杂载、通信等。可以看出,我们今天认为的民间文学的内容,占了多么大的地位!作为主编,他除了在刊物上发表安徒生童话等民间作品和他的许多朋友写的文章外,还在其编刊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中,出版了他翻译的《莱森寓言》(1925)、《印度寓言》(1926)、《列那狐》(1926)和《高加索民间故事》(1928)。 继而,他接手主持《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1923年7月30日起改为《文学周刊》)后,这两个文学刊物,就成了他发表民间文学文章的主要园地。他于1927年6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中山狼故事之研究》和《螺壳中之女郎》两篇论述中国民间故事的文章。同时期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卷下里还收了他的《民间故事的巧合与演变》、《榨牛奶的女郎》、《韩湘子》等文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顾颉刚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1924年11月23日《歌谣》周刊)、《孟姜女故事研究》(1927年1月《现代评论》)之前,他就在1924年9月的《文学周报》上发表了《孟姜女》一文。他写的第一篇冠以“俗文学”名词的文章《敦煌的俗文学》,也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郑振铎不得不去欧洲避难和游学。在英法两国的国家图书馆里大量研读了中国古小说、戏曲、变文等,同时也研究希腊罗马文学和神话,接触了外国的民俗学理论,翻译了《民俗学概论》(后毁于战火)和英国民俗学家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郑振铎关于民间文学—俗文学的观念逐渐形成了。
30年代初,郑振铎离上海到北平,受聘于燕京和清华两校任教授,一方面潜心于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一方面通过编辑刊物推动文学运动。1932年朴社(北平)出版了四卷本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8年商务印书馆(长沙)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这两部大著的出版,加上《文学大纲》中的一些篇章,完整地体现出了他的文学观,奠定了他的民间文学—俗文学理论体系,也在民间文艺学中为“俗文学派”占领了一席地位。
郑振铎的俗文学观,以最简练扼要的语言,浓缩在了《中国俗文学史》这部著作中:“‘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 他把俗文学的“特质”归纳为六个:第一,是大众的,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为民众而生存。第二,是无名的。第三是口传的。第四,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第五,其想象力往往是奔放的,并非一般正统文学所能梦见,其作者的气魄往往是很伟大的,也非一般正统的文学的作者所能比肩,但也有种种坏处,如黏附着许多民间的习惯和传统的观念。第六,勇于引进新的东西。按内容,五大类:(1)诗歌——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2)小说——专指话本;(3)戏曲;(4)讲唱文学;(5)游戏文章。
《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从20年代所信奉的进化论的世界观,进到以唯物史观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梳理中国文学史的进程与演变,论述了民间口传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和流传存在的价值,不仅在资料占有上无与伦比,而且在观点上自成一说,发人所未发,成为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他的民间文学—俗文学思想达到成熟的时期。
郑振铎关于“俗文学”的概念及其解释,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和非议。批判者的观点可以概括为:(1)民间文学史应该是阶级斗争历史的反映,而《中国俗文学史》没有反映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2)文学史应该是现实主义发展与斗争的历史,而《中国俗文学史》却成了某种文学形式的延续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文学史。(3)《中国俗文学史》是一些地主阶级、小市民的庸俗作品的堆积,没有反映出我国民间文学史的真实面貌。 被批判者与批判者的分歧点很多,涉及得也很广,但根本点在于:一个说是俗文学大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一个说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而“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乃是纯而又纯的、是没有糟粕的文学,一切糟粕都来自于统治阶级强加于劳动人民的,俗文学则恰恰是“小市民”所创作、为“小市民”所享受的、充满了消极因素甚至封建毒素的文学。后者指责前者模糊了、抹杀了或取消了阶级界限。
进入历史新时期,在消除了这种政治教条主义的理论的影响之后,俗文学的研究再次兴盛起来。特别是中国俗文学学会成立以来,全国有志于俗文学研究的学者以民间的方式集合起来,尽管还没有被主流意识和机构所采纳,没有进入中文系的课堂,但关于变文、宝卷、子弟书、唱本等俗文学的研究著作已多有出版,即使有的著作不被大陆出版机构采纳,台湾和香港的出版机构也接纳出版,关于俗文学的研究论文和史料辑录,也开始受到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关注。总之,郑振铎开创的俗文学研究正在缓慢地回升。国内学者对郑振铎的俗文学观和“民间文学”与“俗文学”这两个概念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阐释和评价。
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与《中国俗文学史》这两部专著之间,郑振铎还发表了一系列单篇有关民间文学的论文,写于1932年12月2日、发表于1933年第30期《东方杂志》的长文《汤祷篇》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一篇他试图运用人类学、人种志、民俗学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解析古代传说的文章。
关于《汤祷篇》的写作意图,他写道:“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已出了三册,还未有已。……但我以为,顾先生的《古史辨》,乃是最后一部的表现中国式的怀疑精神与求真理的热忱的书,它是结束,不是开创,他把郑(谯)崔(述)等人的路线,给了一个总结束。但如果从今以后要走上另一条更近真理的路,那只有别去开辟门户。像郭沫若先生他们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便是一个好例。他们下手,他们便各有所得而去。老在旧书堆里翻筋斗,是绝对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以外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旧书堆里的纠纷,老是不会减少的。我以为古书固不可尽信以为真实,但也不可单凭直觉的理智,去抹杀古代的事实。古人或不至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末样的惯于作伪。惯于凭空捏造多多少少的故事出来;他们假使有什么附会,也必定有一个可以使他生出这种附会来的根据的。……自从人类学,人种志,和民俗学的研究开始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已不仅视之为原始人里的“假语村言”了;自从萧莱曼在特洛伊城废址进行发掘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也已不复仅仅把他们当作是诗人们的想象的创作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常把许多古史上的重要的事实,当作后人的附会和假造呢?”“我以为《古史辨》的时代是应该告一个结束了!为了使今人明了古代社会的真实的情形,似有另找一条路走的必要。如果有了《古史新辨》一类的东西,较《古史辨》似更有用,也许更可以证明《古史辨》所辨证的一部分的事实,是确切不移的真实可靠的。”“在文明社会里,往往是会看出许多的‘蛮性的遗留’的痕迹来的,原始生活的古老‘精灵’常会不意的侵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特别在我们中国,这古老的‘精灵’更是胡闹得利害。” 这段话不仅说了他的学术主张,还想要通过汤祷于桑林的传说,揭示出隐藏在这传说中的“蛮性的遗留”来。
在《汤祷篇》之后十年,他又于1946年,写了另一篇与《汤祷篇》一脉相承的长文《玄鸟篇》。 作者在《玄鸟篇》中,用在《汤祷篇》中采用的相同的研究方法,既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比较方法,拨开诗人描绘的文学画面的迷雾,深入到中国古代社会的赘婿制度及其形成的经济原因,以及与赘婿制相关的婚俗、赘婿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的理性层面,甚至还涉及到了养子、童养媳、妾等封建社会的其他相关家庭制度。
赵景深是“俗文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赵景深于1961年10月17日郑振铎逝世三周年忌日写的《郑振铎与童话》这篇文章中写道:“我在古典小说和戏曲以及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方面都是他的忠实的追随者。”说赵景深是郑振铎所创立的“俗文学派”的重要的追随者和代表人物,不仅是因为他所理解和从事的俗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对象(即范围)上一脉相承,还在于他的研究俗文学—民间文艺的方法,以及他后来主持编辑的几种“俗文学”周刊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同道者。
赵景深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是从童话开始的。他的第一批文章,是发表在1922年1—4月的《晨报·副刊》上就童话问题与周作人的讨论。他结识了郑振铎和文学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后,他的民间文学研究,逐渐扩及到俗文学的其他门类,戏曲、曲艺、鼓词、小说等,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他早期受人类学派的影响,也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阐释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民间故事和童话中的现象,但他的学术贡献却主要不在狭义的民俗学方面。他在民间文学方面的成就,以早年的《童话评论》(1924)、《童话概要》(1927)、《童话论集》(1927)、《童话学ABC》(1929)等著作为代表。关于他的研究特色,他说:“我对于民间文学的探索是从童话开始着手的。……系统地探讨民间文学是在1927年以后。……那时,国际上民间文学的研究,人类学派及其比较研究故事的方法正在流行,我国的研究也深得这一学派的影响。……在那一时期,我国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除我之外,还有顾颉刚、钟敬文、董作宾和黄石等人。顾颉刚、钟敬文、董作宾等虽然也研究民间故事,却偏重于民间文学中的韵文部分即歌谣的研究……;而我及黄石则主要从事散文部分,即民间故事、童话故事传说等等的探索,很少涉足民间歌谣的园圃。” 1946年到1949年初,他主编了三种“俗文学”周刊:《神州日报》的《俗文学》周刊、《大晚报》的《通俗文学》周刊和上海《中央日报》的《俗文学》周刊,“深受学院派文化影响,整体上呈现出浓厚的学术气息,承载的内容是当时文化精英们提供的学院派研究,也就是说‘沪字号’《俗文学》周刊刊载过程是一个促进、推动、拓展中国俗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过程。”
从总体上说,赵景深的民间文学观与郑振铎的阐释是大体一致的。他在《民间文艺概论》里说:“民间文艺这一名称,有人以为有‘士大夫’与‘雅’的自高的含义在内,是不好的。其实‘民间’也可以解释做‘在人民中间’,并无轻视之意。说实话,知识分子在现在还是一个阶层,到将来社会主义时期,人人都受到平等的教育,都有知识,也就无所谓特殊的‘民间文艺’了。最近在报纸杂志上,也常有‘民间艺人’这样的名词出现。又有人以为要改称作‘民俗文艺’,他解释这‘俗’字是指风俗,不是‘雅俗’的‘俗’。但我以为这名词太生硬,不通用,并且在意义和用途上,民间文艺已经扩大为通俗文艺,注重这形式来改造人民的思想,已经不是民俗学(folklore)所能范围的了。”
属于“俗文学派”的学者,还有:戴望舒、谢六逸、许地山、钱杏邨(阿英)、杨荫深、孙楷第、朱自清、冯沅君、王重民、钱南扬、陈志良、付芸子、付惜华、杜颖陶、徐嘉瑞、吴晓铃、关德栋、黄芝岗等人。有的是在20年代与郑振铎一起或协助他办刊物、著文和编书的朋友,多数是团结在40年代的“港字号”《俗文学》周刊、“沪字号”的《俗文学》周刊(以及《通俗文学》周刊)、“平字号”《俗文学》周刊周围并在这些周刊上发表俗文学—民间文学文章的学人。“俗文学派”的学者们,横跨于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两个研究领域之间,他们有共同的学术理念,而又各有其专攻和特长,以自己的方式从事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发掘研究,个个都是卓有成绩的人物。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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