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ing,就宗教神话学的口头传统请教各位老师

爪哇堂

   小的正在赶一篇读书报告，关于芝加哥大学宗教系桂冠教授Wendy Doniger O'Flaherty的神话学著作，主要是《Other peoples' myths : the cave of echoes 》。此姝(60多了)以研究印度神话起家，在这本书中，把西方神话vs.印度神话转换成 written vs.oral，即fixed vs.fluid。奇怪的是，帕里-洛德理论她提也不提!
   这就让人郁闷了。是她不够关注口头传统的研究(按理说1988年的书不应该不关注才是，而且她的学问在美国女性学者是排前五名的)？还是宗教神话学的口头传统根本就与民俗学的不是一回事儿？我又想在读书报告里写点帕里-洛德理论(主要是想我老板可能不熟悉)，又不知道如何与印度神话的实际结合起来。有哪位大侠好心帮帮我!
[ 本帖由 爪哇堂 于 2003-12-28 00:35 最后编辑 ]

Sylvie

爪哇堂 于 2003-12-28 00:10 写道：
小的正在赶一篇读书报告，关于芝加哥大学宗教系桂冠教授Wendy Doniger O'Flaherty的神话学著作，主要是《Other peoples' myths : the cave of echoes 》。此姝(60多了)以研究印度神话起家，在这本书中，把西方神话vs ......

我曾跟过此贴。后来因论坛服务器出了问题，那段文字也就丢了。刚才偶然在自己的文件夹中“发现”了那段文字的拷贝版，所以重新贴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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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爪哇堂君这里的“郁闷”引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没有读过Wendy Doniger的任何著作，但依我在哈佛听课的感受而言，其神学院(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宗教学”专业(Religion Studies)所开设的神话学课程与学院本部的“神话学和口头传承”项目(Mythology and Folklore) 神话学课程大相径庭，这是宗教学的学科本位所制导的。值得注意的是，“神话学和口头传承”(Mythology and Folklore)在美国的许多高校往往不是一个学科或专业，而是针对专修者concentrators开设的专门课程，一般称为“program”。而FOLKLORE在美国并非是我们理解的民俗学，而主要是指口头传承，因此，后者的神话学是从口头叙事的角度来开设课程的，而宗教学课程中的神话学则以“信仰”问题为出发点。Wendy Doniger 既然是一位宗教学者，她关注神话的学术立场自然与古典学者帕里和洛德有所不同。此其一。

    其二，帕里─洛德学说，最初是作为一种文本分析方法，肇始于以古希腊史诗为惟一对象的研究。而其理论核心在于“口头程式”，诸如特性形容修饰语、主题、故事范型等，主要运用于口头诗学的文本阐释，因此有学者说“这一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一个变型。”而宗教学中的神话研究并不怎么关注“句法”、“结构”、“表演”之类的口头传承方式。而邓迪斯在编者前言中也提到了口头程式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我个人也认为这一学说发展到80年代前后，其主要的应用也大致是在所谓的“歌”(song)或篇幅较长的“韵文体”或散韵兼行的口头(或源于口头)的叙事传统中。如果你发现Wendy研究的印度神话也是从口头程式的角度出发的，她没有提到帕里─洛德理论也真是就奇怪了，因为她的硕士是在哈佛读的，按她的年龄，她不知道哈佛的师徒俩及其学说是不可能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她主要的学术方向是印度教与神话学，并以翻译吠陀经典而著称，同时作跨文化的比较，也涉及到了帕里和洛德所研究的希腊传统。我猜她不提帕里─洛德学说，大致是因为她并不关心口头诗学，或者这部专著本身并不涉及口头程式。如果你想清楚地知道Wendy是否运用过口头理论，也可以到美国口头传统中心的网站上键入她的名字进行查询。

    其三，至于口头理论与神话学研究的关联主要在于故事范型的结构分析上。邓迪斯在弗里那部著作(朝戈金译)中也提到：“口头程式理论与使普洛普声誉鹊起的‘形态学’有着某些相同的理念，即一个结构性的空位是可以被某一相关的系列性填充物来填补上的。历史地看，这也许有趣，即洛德和普洛普同样有涉于神话─仪式的研究。” “普洛普相信其民间故事的结构顺序映射的是某种成年礼的仪式（adolescent initiation ritual）；而同时洛德认为被他称作归来歌(The Return Song)的故事结构（出走，遭掠，归来，报仇和婚礼）也与某些植物的生长仪式有关。（普洛普的和洛德所研究的结构序列都是以‘缺席’开始而以‘婚礼’告终）。”同时也指出：“毋须认为他们对神话─仪式的形式主义设想也同样可靠。”还有：“也许情形是这样的，史诗允许即兴创作，而民间故事则是一种不易让其讲述者有过多自由发挥余地的样式”。

    其四，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口头理论与印度传统研究中，洛德本人已经接触到了西印度的帕布基（Pabuji）史诗与南印度的诗歌(同样基于song)，他认为，“由于史诗，中亚和印度的史诗传统，或者是马里的歌或扎伊尔的史诗，是极为适宜而且应当作纵深的研究的”（洛德1986b：472） 而直接运用口头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默里•伊曼纽（Murray B. Emeneau）关于托达（Todas）人的田野作业和著述。此外，还有凯拉萨帕惕（K. Kailasapathy）的《泰米尔英雄史诗》（Tamil Heroic Poetry，1968）；约翰•史密斯（John D. Smith）的西印度史诗传统研究；我的课程导师格理高利•纳吉（Gregory Nagy）的《希腊和印度步格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Greek and Indic Meter）；以及伯克利•皮博迪（Berkley Peabody）的大部头著作《有翼的词》（The Winged Word）。这些比较研究都是按帕里─洛德开创的比较研究切入印欧语言传统的，尤其是在步格谱系（a metrical genealogy）乃至音位、程式、跨行、主题及歌等方面展开。所以说，这个阶段的印度传统研究大都针对的是“a song”或“the song”。换言之，就是口头诗学。而将口头理论运用到神话学研究中的印度个案，我尚未在手边的资料中查到例证。

    其五，口头理论发展到后来也对宗教学研究发生了影响，比如圣经研究和民间口头布道等等，但也基本上是“口头程式”的影响。

    其六，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你指出Wendy Doniger在Other peoples' myths : the cave of echoes中把西方神话vs.印度神话转换成 written vs.oral，即fixed vs.fluid。据我所知，大抵上当是在口头理论兴起之后出现的“书写研究”(literacy thesis)影响所致，其学术思潮与“口承─书写”大论战(1962爆发，延宕至今)密关，而非是口头程式理论或帕里─洛德学说的直接产物。学术史的问题非常复杂，这里无法一一具陈，可参见《民俗研究》2003:4上的哈夫洛克一文，更晚近的动态也将刊发在《民俗学刊》总第5期上吧。这里针对written/oral，或fixed/fluid，我想是针对印度等传统中的Sacred Text提出来的二元对立概念，在宗教学研究中是司空见惯的，尤其谈到Scriptures时，往往都使用这样的二分法。不过二元对立论已经在90年代遭到质疑。这里我仅能根据我读过的文章(主要是C. J. Fuller的)提供一两点信息：
    就印度而言，格雷厄姆（Graham, William A.）在对“经籍的口头性方面”作出比较分析之际，将印度传统置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来看待，因为“古代吠咜的传统堪称经籍作为口头的、诵读词语的范例。”吠咜作为印度教最为古老的文本一直以口头方式传承，其历史已有3000多年，甚或更为悠久。尽管很早就有书写的使用，但是婆罗门祭司依凭记忆来唱诵的正是吠咜诗歌，而且独享其权威性的地位。口诵词语的首位性，导源于吠咜与其他文本的教学中，虽然“书写文本业已使用”，但“在没有教师直接以口头方式教授给学生的情况下，一个文本仅仅只是许多毫无用处的书页。”(C. J . Fuller，Orality, Literacy and Memorization) 因此，我想，所谓的written/oral，或fixed/fluid，主要围绕的是口承、书写与记忆的关联问题，印度传统、东巴传统和彝族毕摩传统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惊人的相似证据，这是我曾经关注印度传统的原因所在。
    其实“口承─书写”论战，主要针对口承性与“书写的逻辑结果”而展开，以杰克•古迪与其著作的批评者形成对垒。Fuller指出：实际上，除了在向多数人的意见挑战之处，古迪的著作几乎没有怎么谈到印度，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吠咜属于口头创作的作品，并且仅以纯粹的口头方式传播。但他几乎没有抹去梵语学者在技术上提供的关于吠咜早期历史的证据和辩护。在其他一些地方，他承认印度教领袖即宗教老师古鲁的重要作用，“在一种将口承模式与书写模式合二为一的传播过程中，他们将个人超凡的指导力贯穿在书本的教学中。”但是，这里令人误解地暗示了书本学习中的优先考虑，而且有几分像是为了描述这一印度个案作为“一种书写文化中的口头遗留物”，由此大大地低估了口承在印度传统中的重要意义。

    相似的是，尽管古迪在稍后的著作中说到他在一个印度村子里听到他的婆罗门邻居每天都在诵读吠咜祷诗，他依然非常武断地坚持说，即使在这样的事实下，书写的确在印度教中是至为关键的，而且以可以辨别的相似形式存在于整个次大陆，在其讨论的其他部分，引证材料总是出自书写文本和识文断字群体。

    Fuller认为，古迪强调书写文化的重要性是部分正确的，至少对当代印度来说。然而，他进一步指出：“正如帕里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古迪大胆的设论并没有得到印度资料的证实，也就是说，印度的传统并不支持他所主张在口头与书写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彰显的对立，或主张书写决定了社会的或智力知性的逻辑成果。”

     当然，我没有读过Wendy的论著，对印度神话也不了解。以上看法也许完全是一种“推想”，仅供参考。如果你能在这部专著的引证书目中看到Jack Goody, Walter Ong, William A. Graham，C. J. Fuller, Wayne Howard，David M. Knipe，Jonathan P. Parry等人的名字，大体上就能说明这与“口承─书写”大论战相关。反之，就算我完全是在主观臆断吧。



[ 本帖由 Sylvie 于 2006-3-14 20:56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