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研究与民俗学的学术地位

温柔地思想

传承研究与民俗学的学术地位

    无疑，当下的中国民俗学陷入了对自身学术地位和发展出路的困惑。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与人类学和社会学重合，三家皆以对现实的民间社会和民间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人家显然比我们做得更在行也更出色。
    民俗学吃惊地发现，自己正在日益丧失自己的学术特色，可能会沦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附庸。
    为民俗学的学科自立计，具有忧患意识的民俗学从业者合计出了种种出路，比如说，施大侠的收缩策略，建议民俗学回归民间文学，在当前，这不失为一条权宜之计，但肯定不是长远之计，因为，风俗、仪式、迷信、禁忌、宗教等等，都是民俗学的传统地盘，把这些都丢给人家，祖宗会埋怨我们的。
    民俗学者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民俗学果真就无立足之地了吗？
    民俗学原本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科，当初，它之所以产生，肯定不是某位学者的心血来潮，无事生非，而是因应历史和学术之运而生的，它之所以能够传到现在，也一定有其存在和流传的依据，一定在学术和知识的版图上有其独特的地盘。
    民俗学现在的处境，就像一个人家，世世代代耕种着一片土地，耕读传家，本来是没有衣食之忧的，一家老小过得虽不富裕倒也安居乐业，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的土地被霸道的邻居圈进了自家的地盘，大家想想这个人家该怎么办？动武打不过人家，告官上访大概也不顶用，最现实的办法，也许是赶紧回家翻箱底，把自家那本早已就被遗忘的老谱书找出来，把自家的来历从头到尾数下来，看看自己的祖宗是如何从山西大槐树迁到这蛤蟆湾，受皇帝爷爷的恩准在这片土地上扎下地盘，垦荒种地，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然后传到了自己这一代。明白了自己对这片土地占有权的来龙去脉，然后再上访告官，才有指望把被邻居霸占的地盘夺回来。流离失所的民俗学，当务之急就是盘点自己的家谱，搞清自己的来龙去脉，梳理清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历史脉络和学术地图，而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或捡漏子钻空子，那样，只会处处碰壁，到头来还是找不到容身之地。
    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家谱，我们无需追溯到自己的远祖，那些采风的王官或《周礼》中的小史、外史之流，只需上溯到我们的近祖，即一手缔造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顾颉刚先生，我们只要弄明白，顾老爷子是出于什么动机和背景提出和从事民俗学这门学科的？
    这一点，翻翻《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爷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他老人家倡导民俗学，是为了研究历史。
    在顾颉刚之前，历史学家如过江之鯽，那么，为什么以前的历史学家都没有想出民俗学这个名堂，而偏偏顾颉刚标新立异，横生枝节，扯起民俗学这杆子大旗呢？
    因为顾颉刚第一个发现了历史叙事传承的秘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学。——顾颉刚说，他在北大读书时，不喜欢上课，偏喜欢逛戏园子，看戏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书上的历史不就像戏台上的故事一样吗？也是一代一代增饰叠加上去的，古史既然就像故事，因此，他就像“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古史”。
    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古史，这不就是民俗学吗？民俗学就这样呱哒一声坠地了。
    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古史，就是研究文化现象和历史叙事在历史过程中的流传、传播、变迁、分合的动力、背景、机制和规律，藉以甄别史料、辨析古史、重建古史。顾颉刚所关心的不是历史规律的研究（唯物史观），也不仅仅是史料的考据和编纂（传统经学和史学），而是关于历史叙事的史学，即历史叙事规律的研究。
    研究故事在历史中流传、传播、变迁、分合的动力、背景、机制和规律，这是目的，而甄别史料、重建古史，则是目的，将目的和手段一刀两断，将前半段，也就是叙事的传承研究，作为主题和专业，就是民俗学。歌谣研究、孟姜女研究、妙峰山研究，都是围绕着传承这一主题进行的。
    将叙事的传承研究从历史学的地盘中划出来，树上一块牌子，上书“民俗学”，这就是顾颉刚给咱们争下的一份基业，我们继承的也就是这份基业。
请问：这份基业他人类学、社会学抢得去吗？
    也许我们不应该怪人家人类学和社会学抢了我们的地盘，相反，倒是东游西逛的我们，侵入了别人家的地盘，我们之所以东游西逛，之所以替别人越俎代庖，是因为我们舍弃了自家的田地，因为我们懒惰，自家的田地荒废了，看见人家地里的庄稼长得好，就放着自己的田地不种，到人家的地里拾漏子钻空子。乡下人称那些放着自家土地不种而到别人地里偷瓜摘枣、放着自家老婆不养而在别人妇女面前先浪荡、做出些乔张致的人叫“二流子”，我们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放弃自家的地盘，放弃了由顾颉刚开辟的传承研究，因为我们对“民俗学是当代学”这一提法的理解简单化了。民俗学确实应该是当代学，应该立足于当下的民间生活和文化，但“立足于”不等于“专注于”，我们应该挽起裤脚下田野，但我们下田野时却不应该仅仅把自己的目光定在自己蹲点的那一亩三分地，风物宜应放眼量，民俗学原本就来自历史视野，因此，永远不应丢弃这种历史眼光，我们立足田野，却应放眼历史，再从历史折回，用从历史中获得的洞察，返观田野，理解当下生活，如是，我们才不仅对历史，也对田野（现实），获得透彻的理解，实际上，撇开历史，我们又何尝能理解田野？相反，撇开田野，我们又何尝能立足历史？田野是有历史厚度的。说到底，历史与田野，又何尝能一分为二？
    或问：历史不也研究传承吗？将民俗学的研究课题界定为对叙事的历史传承的研究，这不是将民俗学混同于历史学吗？如此，则无疑将民俗学消融于历史学，这岂不是乍出龙潭又入虎穴！答曰：非也非也。人类文化传承，方式大凡有二，一曰书策文字，一曰言传身教。研究文化的文字传承，是为历史学；研究文化的言传身教的传承，是为民俗学，民间的言传身教的传承方式有着与知识分子的文字传承迥异的媒介、体裁、内容、场域、机制、旨趣、规律等等，顾颉刚之前，史学家和经学家不谙此理，不识民间传承的风情，因此常常铸成大错，闹出笑话，比如，三皇五帝的历史神话；因为民俗学的后辈不争气，顾颉刚之后的历史学家也仍然不谙此理，依然常常走火入魔，比如在“走出疑古时代”精神指引下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依然痴人说梦，把神话当史实。
    实际上，就是顾颉刚本人，也未尝不犯糊涂，其疑古太甚，因上古历史只有口传而无典据，就否认上古历史传说的可靠性，从而给史学家留下把柄，就是其软肋之一。实则，既然承认古史就是故事，则反之亦然，故事就是古史，故不妨从那些看似荒唐的神话故事中窥见古史的真相。顾颉刚之所以给人留下了这一把柄，就因为他虽然明白民间传承如积薪，后来者居上的道理，却不知道民间传承虽越千百载未经文字记载，却依然可以保存邃古之初的消息。一方面注目民间，一方面又看轻了民间，实因顾颉刚仍未摆脱经学家的积习。
    研究民间文化及其叙事的传承规律和机制及其与文字传承的差异和联系，建立综合性的文化和叙事传承理论，据以（1）考察民间叙事、习俗、仪式、迷信等等民俗事象的来龙去脉；（2）理解当下民间习俗的历史和意义，从而理解民众的文化象征和精神世界；（3）清理因混淆精英传承和民间传承而在学术诸领域中造成的误解，对学术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做出自己的解释；……这应该就是民俗学的地盘，我们可以干得事情还少吗？我们还怕无地自容吗？
    然而，恰恰是传承研究，恰恰是民俗学自己这片“自留地”，却是目前中国民俗学界最荒疏、最凄凉的领域，我们舍了自家的本行不顾，一方面，在田野中，跟在人类学和社会学屁股后面凑热闹，拿出了不少十分工整的田野研究报告，将民俗事象的当下情态加以描绘就完事，对其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和嬗变不置一辞；另一方面，在要追溯民俗事象和民间文学主题的来龙去脉时，又一味重复文献考据和西方理论的陈词滥调，东拉西扯，痴人说梦，仿佛气功大师在招摇撞骗，又像是阴阳先生打卦解签，迄今登不上大雅之堂。
    传承研究，必定要上下求索，探赜索隐，既要有扎实的文献功夫和理论功底，又要有细腻全面的田野研究，两者做起来都很累，但如果我们只知道投机取巧，拾人牙慧，左顾右盼，丢了自家的基业，可就真的成了学术“二流子”了。

附记：纸短情长，一言难尽，各位大侠明察，本人决不主张民俗学应回归历史学，民俗学脱胎于历史学，这是勿庸置疑的史实，但从民俗学产生的那一天起，他就成家立业单立门户了，但我们也确实要记住历史学是自己的亲戚。
[ 本帖由 温柔地思想 于 2002-12-14 21:17 最后编辑 ]

施爱东

　　　传统学术史在提到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起源的时候，往往只提国外的影响和为建设新文学的目的，其实顾先生提倡民俗学是为史学寻找新的增长点。
　　　下文以实证支持温柔兄：


　　　“民俗学” 在确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曾经是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历史学”而被关注的。1922年4月的《晨报》上有一篇文章说：“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但我们的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历史的研究一方面，大抵是属于民俗学的，便是从民歌里去考见国民的思想，风俗与迷信等。” 这种提法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
　　　对顾颉刚来说，所谓西学只是用来作为招牌的幌子。他很乐意从西方的学术发展中汲取“科学研究”的方法，但他最终的目的是为我所用，他似乎从来没有把西学当作一种学术的标准来遵守。他骨子里有着浓重的“历史”情结，无论是对“歌谣”还是对“民俗”的兴趣，都是站在为“历史”研究服务的角度来切入的。
　　　他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他说：“我自己知道，我的研究文学的兴味远不及我的研究历史的兴味来得浓厚；我也不能在文学上有所主张，使得歌谣在文学的领土里占得它应有的地位；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
　　　顾颉刚是把民俗当作民众生活的历史来看待的，他的《民俗》周刊“发刊词”的最后一句口号是：“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这从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 的演讲稿中也可看出，他说自己在历史研究中，时常因历史记载的偏畸而感受着痛苦：
　　　(我们)研究圣贤文化时，材料是很丰富的，中国古来的载籍差不多十之八九是关于这一方面的；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以前我们在北京大学，曾开手做过这种运动，设立了一个风俗调查会和一个歌谣研究会。后来因经济及种种关系，没有干出很好的成绩。现在中山大学有民俗学会的组织，就是立意在继续北大同人所要做而未成功的工作。
　　　他把民俗学要调查搜集的材料分成风俗、宗教、文艺三个方面，把它与胡适与何思敬所述的西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比较，就知道顾在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上，明显借鉴了西方的概念。当然，在学术目的上，他不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服务，他说，“我们研究的东西也许是社会上很需要的，也许现在虽没有用而将来可以大用的，但这种的斟酌取择，原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尽力于研究还来不及，那能顾到这一方面呢？” 顾颉刚仅仅是把民俗学当成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即属于下层人民的历史来研究的，所以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搜集材料是第一位的。何思敬虽是个社会学家，但也认为风俗资料是为历史学服务的：“风俗习惯，学术上，是贵重的资料，着实可以给现代新历史学以许多难得的暗示，有特殊的价值。”
　　　中山大学早期民俗学工作中关于“民俗”与《民间文艺》的分野，其实即是“历史”与“文学”的分野。这一观点还体现在后来语史所（或称文史所）各部门的工作计划之中：搜集民俗资料是历史学部的事，而搜集民间文艺的资料则是中国语言文学部的事。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2-12-15 13:15 最后编辑 ]

施爱东

温柔地思想 于 2002-12-14 21:11 写道：
也许我们不应该怪人家人类学和社会学抢了我们的地盘，相反，倒是东游西逛的我们，侵入了别人家的地盘，我们之所以东游西逛，之所以替别人越俎代庖，是因为我们舍弃了自家的田地，因为我们懒惰，自家的田地荒废了，看见人家地里的庄稼长得好，就放着自己的田地不种，到人家的地里拾漏子钻空子。乡下人称那些放着自家土地不种而到别人地里偷瓜摘枣、放着自家老婆不养而在别人妇女面前先浪荡、做出些乔张致的人叫“二流子”，我们是什么？

说得很好！民俗学界一直有人在喊着要通过扩充地盘来挽救危机，刘魁立先生早就提出不要再扩充地盘了，他说（简接引语，意思应该不错）：如果民俗学什么都做，最后就什么都不是。

温柔地思想

顾颉刚先生研究民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抱着“礼失求诸野”的旨趣的，“礼失求诸野”当然是民俗学传承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但不是唯一的目的，这种研究取向还主要是提倡向后看，即站在田野瞩望历史。而民俗学一旦独立为一门学科，手段成了目的，民俗学的传承研究也就不必仅仅满足于为历史学服务了，传承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本身就是目的，通过对传承规律和机制的掌握，不仅可以从田野理解历史，也可以从历史理解田野，后者可能比前者更有意义，因此，我们在回归顾爷的时候，也要超越顾爷。

Pangjc

   很同意温柔兄讲到的以“传承机制和规律”的研究作为民俗学的主要目标。我觉得，现在的口头传统和“表演理论”很值得借鉴到民俗，包括民间文艺的传承研究中。另外，有一些是历史的传承问题，还有一些是当下的传播问题吧。希望多听到一些如何研究的具体意见，或者介绍一些研究范例吧。

流萤

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