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民间文学本体的理论探索及其局限

之农

摘  要：学科发展史往往也是学科对象的本体探索历程。为了思考民间文学学科的现状与前景，文章梳理20世纪民间文学的本体论线索，把这近百年的理论探索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后的三十年、建国后十七年和新时期以来二十年。它们大致呈现出由不自觉到自觉、承前转后、片面性批判继承的理论轨迹，提出了多元说、口头创作说和民俗说等本体观，这些本体观决定了相应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其局限性主要有学科意识淡化、本体思维的依附性、缺乏体系性和原创性，因而极大地影响了民间文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

二十世纪早期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理论界一直较少深入探讨民间文学的本体问题，在研究实践中不自觉地养成了对其他学科理论的依赖性，独立学科意识及其学科理论都严重淡化，而主要开展淡化理论的微观研究与资料整理。二十世纪后期，民间文学深层次的体裁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一直潜在的忽视民间文学本体理论的倾向却越发显著，学术对话的空间越来越小，学科理论体系陈旧而不完整，以至于作为整体学科的基础理论严重滞后于体裁学研究，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学科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边缘化命运。这一现象的重要根源之一是闲置民间文学本体。对此，一些学者大声疾呼，主张加强学科理论研究，以拯救民间文学学科的当前危机。基于这种学术史语境，文章梳理20世纪民间文学的本体论线索，认真检视其特点与局限性，以进一步思考民间文学本体论探索对于民间文学学科的影响。
一
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刘魁立曾经说过：“每当某种研究对象有新的挖掘、新的发现时，人们往往会返回到元科学的角度，重新反问：关于学科本身的基础性认识以及研究对象的原有定义等是否继续正确，是否继续适用？”[1](P65) 一定程度上，民间文学本体理论的重新思考正与此相关：民间文学研究走到二十世纪末，其学科定位由文学学科逐渐转为社会学学科，一个基本的问题被凸显出来——民间文学本体的原有概念在什么意义上成立，民间文学本体究竟是什么？
在此，我们有必要先对“本体”概念作一个学理认识。本体属哲学概念，是指世界的存在本原、本质与规律。作为中国哲学的中心概念，本体“兼含了‘本’的思想与‘体’的思想。本是根源，是历史性，是时间性，是内在性；体是整体，是体系，是空间性，是外在性。‘本体’因之包含一切事物及其发生的宇宙系统，更体现在事物发生转化的整体过程之中。” [2]（P5）也就是说，本体的根义是无形无源的宇宙存在，它体现于微观事物的演化之中。显然，我们借用本体概念是突出其与哲学意义相联系的具体事物的本质存在。质言之，民间文学本体是指民间文学现象产生、传承及其演化的整体，是民间文学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自足性与独特性存在。
民间文学本体问题是民间文学研究首要思考的问题。尽管研究者的本体意识有时呈现出不自觉状态，但在具体研究之中却总延续着或明或暗的对于研究对象的本体定性线索。20世纪以来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我国学者顺应时代学术潮流，对民间文学本体予以了理论探索，这些探索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后的三十年、建国初十七年和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
新文化运动时期，民间作为一个文化观念被充分地开掘出来，民间的反封建性、文化包容性受到普遍关注，而其相应的文化事象也随之得到重视与研究。在这一背景下，民间文学被许多现代学科引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加以解读，其中，最为主要的有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文艺学、民俗学、教育学等。我们从不同学科对民间文学的本体探索中可以见出各自不同的观点与主张。文艺学和民俗学方面的研究成绩最为显著。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其会刊《歌谣周刊》对民间歌谣征集的目的作了这样的说明：一个是学术的，即以民间歌谣作为民俗学的重要研究资料，以期对中国社会作出更深入的考察；一个是文艺的，即从民歌中探寻出未来时代民族的诗歌发展道路。从这一说明中，我们可以清理出民间文学研究之所以获得现代学术品格的文化根源。同时，也可视为民俗学、文艺学、语言学与教育学等学科对民间文学本体的基本立场，即从民间文学作品中寻找学术的、社会功能的以及文学创作的资源。二十世纪早期，胡适在为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所作序中，也认为做文学史最要紧的，便是这样叫大家知道，历史上“曾有民间文学升作正统文学的先例，”可以给发掘与探索口承文艺，提供一点比较的材料。[3]（P109）我国最早的民间文学本体研究是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4]。文章界定民间文学为“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其特质是“创作的人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是口述的文学，不是书本的文学。”还对其价值、分类、研究方法、学科发展等都作了简要而且较为科学的阐述，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已经认识到民间文学的国际性（人类普遍性）特质，并成功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关研究状态作了评介。因而，这篇民间文学现代研究的开山之作，不仅其立足点是学科性的，而且已经较为深入地确立了学科的研究对象，对某些基本理论范畴如民间文学的民族性、国际性等的阐述也具有很强的科学性。1935年底，钟敬文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首次创用了“民间文艺学”的概念，就其对象特点给予了阐述[5]（P256），这是继胡愈之以来较为自觉的本体论思考。此外，茅盾、赵景深、周作人、江绍原、闻一多、黄石等学者的研究等也代表了上述学科的基本观点。四十年代解放区民间文艺学也有较多成果，“始终与革命文艺的发展同步，它为建设新的人民文艺做出了自己的努力。”[5](P149)其主要旨向是服务文学创作与革命文学。
历史学者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以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演化史研究最为著名。这一研究把民间文学视为历史现象，认为民间文学不是固定形态的作品，它存在一个缘起、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与历史现实、风俗移易、人们的观念和时代变革存在必然联系。顾颉刚以历史学家的渊博学养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为孟姜女故事描述了一个演化史：孟姜女故事有两千五百多年的演变过程，人名、地名、故事情节等都经历了复杂变化。最先只是春秋时期的一个违礼事件，齐庄公在郊外向战死沙场的部将杞良之妻吊唁，因违礼遭到拒绝。到战国时代，这一礼法事件开始与情感因素相关，杞良妻追念亲人悲痛不已，她具有了善哭的特征，许多齐国妇女都跟着她学哭，事件自此具有了故事性。故事传到汉代，当时盛行五行学说，强调天人感应，于是杞良妻哭声感动上天，坚固的城垣也为之崩塌。南北朝时期，城垣与长城联系，变成了杞良妻哭倒长城。借助长城，故事对中国很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唐朝，故事又与命令建造长城的皇帝秦始皇串联在一起，杞良妻的正式姓名也改成了孟姜女。唐以后，故事基本定型[6]。在此，历史学者的研究已经触及到民间文学本体的一个特质：历史传承意义上的本体存在，这也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历史学者对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贡献。
三、四十年代，一些因抗日战争由华北、华东内迁西南的社会学、人类学家采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神话、歌谣、传说，吴泽霖、张少微、陈国钧、杨昆、吴文藻、费孝通等著名学者是其代表。他们主要运用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的方法，考察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背景下民间文学产生的根源与表现形态，认为民间文学首先具有重要的民族文化功能，可以用来解释特定民族、社会、民俗事象的产生与演化[5]（P115-133），我们可以将这些成果视作对民间文学本体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由于这些研究从更为宏观和整体的文化人类学视角切入民间文学，因而其结论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较强，为民间文学本体的探索提供了具有深远的学术史影响的研究范例，一定意义上也总结了民间文学本体的独特性，即民族的、历史的和地域的文化本文。
由于存在多学科研究的多元本体观，我们也把第一个时期称作民间文学本体探索的混融期。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初期的十七年。1950年成为这一时期具有象征意义的关于民间文学本体探索的良好开端。此时，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题为《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的报告，将民间文艺主要定性为文学遗产，即文学本体。同年，蒋祖怡出版了《中国人民文学史》，提出了人民文学（民间文学）有四项特质：口语的、集体创作的、勇于接受新东西、新鲜活泼而又粗俗浑朴的。[7]（12-18）尽管这一研究受到当时学术界的严厉批评，存在极左思潮的诸多谬误，但其对民间文学的文学本体的认识，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严肃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与此同时，钟敬文连续在《文艺报》、《光明日报》、《新建设》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评述民间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社会政治功能[8]，其本体认识是基于文艺社会学的。
此后，许多文艺工作者继续接受延座讲话的影响，开始重视民间文学，把民间文学纳入到文学框架内加以研究，依照作家文学的批评标准，如思想内容、艺术上的典型、情节结构、语言特色等，分析民间文学，强调其文学性。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受到时代思潮的严重影响，民间文学研究者学习和认同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界的本体观，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把它作为劳动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和口传历史，在阶级论文学与阶级历史观的意义上界定民间文学，其中以北京师范大学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为代表[3]。
总的说来，第二个时期的民间文学本体观是文艺学的，其探索是在明确的学科意识与苏联化的学科体系下完成的。
第三个时期是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改革开放与思想自由的宏大历史语景下，国外民俗学、人类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译介，形成了空前的学术繁荣期。民间文学本体研究是在批判传统研究的前提下展开的，抛弃了苏联化与阶级斗争观，步入学科意义的全面研究阶段。1980年钟敬文主编的全国性教材《民间文学概论》[9]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民间文学的本体意义与基本特征：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和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它具有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征。这一观点确立了此后我国民间文学本体研究的基本原则，也是民间文学理论的核心线索。1984年段宝林发表了《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对民间文学本体特性作补充性探讨。文章认为，民间文学除了学术界公认的四个基本特性以外，立体性也是其重要特性：民间文学的异文形态、表演性、多功能性、实用性、即兴创作、传承途径和表现内容等都具有显著的立体性。尽管新时期早期已经大量译介了西方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新理论，但就其运用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实践而论，还没有影响到民间文学的文艺学研究，或者说，并未改变民间文学的文艺学意义上的本体观。
二十世纪八十代后期至二十世纪末，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一批学者对新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民间文学研究很快出现了具有本体色彩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野的重大突破。这些新方法的运用，主要有历史地理方法（芬兰学派）、形态学方法、AT分类法、母题方法、叙事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等，导致民间文学体裁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堪称中国学派的重要成果，极有力地推动了民间文学本体研究。事实上，方法论的丰富体现了本体论的拓展。本体诠释学创始人成中英曾说：“用方法来解释本体的整体性与非方法性，也用本体来理解方法的整体性与非本体性，”[2]（P54）本质上讲，体裁学研究的深入呈示了民间文学方法论与民间文学本体的互动关系。
台湾民间文学界致力民间文学的人类学研究，为我国民间文学的本体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人类学家李亦园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他运用西方人类学的展演理论来观照民间文学。所谓展演（performance）,是指一种沟通（communication）与表达（expression）的方式。展演理论作为探讨口语文学沟通表达的基础概念与架构，李亦园认为其主要内涵是：传诵、讲述口语文学作品时的技艺与其所含意义，包括讲述时的音调、速度、韵律、语调、修辞、戏剧性与一般性表演技巧等等；传诵过程中所有参加者，包括“作者”、讲者、听众、助理人员、以至于研究者之间的各种互助、反应行为；不同类型的口语作品的定义与意义有时不单靠口语的表达，其他各种非口语（non-verbal）的因素，包括姿态、表情、动作、甚至于音乐、舞蹈、服装、布景、非口语的声音、颜色等等，也有传递、表达的含义；传诵者的个人特性、身份背景、角色以及其文化传统更是关键要素；此外，讲述传诵时的情境（context）也是重要的项目[10]。民间文学的展演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本体线索，即民间文学在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独特性。
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本体探索，侧重于民间文学之文化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跨学科意义上的独特性。
二
总的看来，近百年来民间文学本体的理论探索呈现出逐渐明晰化的特点，这对于民间文学学科而言具有关键意义。“学科对象的逐步明晰化既是学科自觉的标志，也是学术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价值取向使用不同的价值范畴，学科历史由此而演进”[11]。也就是说，民间文学本体问题是一个民间文学学科的首要问题，对其理论研究史的梳理也反映了学科史的基本线索。我们有必要在描写本体探索的基础上，分析其局限性，进而思考它对于民间文学学科的影响。
第一个时期的民间文学本体研究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民间文学本体的多元观；一是本体论研究与方法论研究的结合。著名哲学家奎因认为，科学研究既是本体论的也是方法论的：它不仅是表现为来自科学探究过程中的科学理论的最终结果，而且是对世界进行科学的真实写照的方法论的出发点[2]（P16）。多学科学者对民间文学的普遍关注与深入探讨，都体现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为民间文学的本体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法论空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探讨大多缺乏本体自觉，其研究立场均以本学科为出发点，从而在本源上决定了民间文学本体研究的非独立性，影响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也就不可能开展全面、系统的民间文学本体探讨。
第二个时期，民间文学本体研究因借鉴苏联民间文艺学理论，相应地建立了学科体系，因而具有独立的本体意义。后来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冲击，加之本体认识的单一化，本体研究最后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学术轨道，成为政治和阶级学说的工具。
第三个时期，是我国民间文学本体研究的辉煌时期，不仅在方法论上得到丰富，而且本体研究的深入程度也有质的飞跃。但从规范和严格的本体研究来看，自觉而深入的研究却并不多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民间文学论坛》连续刊载文章批评和总结民间文学的本体论研究，这是我国最早的系统而严肃地反思民间文学本体研究的本体批评，也是学术繁荣期民间文学研究具有独立学科意识的重要标志。毕尔刚的《在文学表象的背后——民间文学本体论思考提纲》[12]认为，民间文学理论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于民间文学本体的认识只停留在初步的表层结构的分析上，对它的深层结构尚未进行深刻的洞察和剖析，还没有真正将民间文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来加以研究。文章对民间文学本体理论的不足作了鸟瞰式的批评：理论研究对民间文学的个性特征的认识，往往只是从一个平面来观察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民间文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一些基本概念、命题和范畴，大多是借用一般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理论，这对于作为特殊文化体系的民间文学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对于民间文学概念范围的理解上，通常只是从其表层结构的特征上加以分析，忽视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少有从学科本身的内部规律中去总结其特征。这一本体论的自觉批评较为准确地指出了民间文学研究本体意识薄弱、理论依附性强、问题探讨缺乏深度等。另一篇文章是徐新建的《民间文化：走向复归的第三世界》[13]，以自觉的本体意识对民间文学理论作出了深刻检讨。文章认为，以往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研究忽略了它作为民间文化形态之一的本体特质——民间性，而多局限于其表象特征如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等，从而非但未建立起确有必要的“学科意识”和“独立体系”，反倒出现了大有被其它学科，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神话学等肢解瓜分乃至全盘取代的危机。上述本体批评作为繁荣期的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性总结，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民间文学本体研究更为普遍地运用人类学方法，人类学倾向愈来愈显著[14]，以至于逐渐失去对其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观照。1997年国家学科调整将民间文学由文学的二级学科改为社会学的三级学科，一定意义上与这种研究倾向有关。为此，许多著名学者对民间文学学科的危机现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刘锡诚认为，“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将民间文学降为三级学科，这一行政决定导致许多高校文学系的民间文学课程变为选修课或干脆取消了，许多老师和研究生都纷纷转向民俗学或其他学科。这无疑是个错误的决策，应尽快改正过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15]钟敬文晚年的重要文章也曾多次谈到民间文学学科的危机：“有些学者看到国内外社会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等一时势头旺盛，认为民俗学学科的存在已是‘强弩之末’，其所属口承文艺命运的不济，就更不在话下了。这种学界新思想表现的一端，就是若干原来口承文艺的专门刊物，近年来都先后变质了……它使那不明学科底蕴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感到方向迷离，心情困惑。”[16]这是从研究者的角度谈学科危机，但归结点也是学科理论的不足（包括学者对学科理论的认识不足）。
总之，二十世纪民间文学本体的理论探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学术史承继与批判的关系。这些观点有三大明显的局限性：一是固于一见，缺乏整体观，本体思维有很强的依附性。二是学科意识淡化，没有与学科建构相结合，本体探索浅尝则止。由此决定了另一个局限性，即本体研究缺乏体系性和原创性。
三  
从本体研究的学术史中，我们不难认识民间文学本体探索的一对悖论：表象上，呈现出发展与兴盛局面，而本质上，则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种学术替代，民间文学的深层理论探寻大多属于外在的、边缘性的，几乎没有系统而独特的本学科理论，直至二十世纪末，民间文学学科亦是介于文学与民俗学之间的模糊的非独立学科，足见其本体研究的局限性。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学术史现象呢？
我们认为，首要的是树立坚定的学科意识。民间文学学科的依附性是现代学术转型的必然产物。前现代学术体系下它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那么能够借助于其他传统学科的发展获得新生机会，已是现代学术史上值得肯定的一个学术事件。在具有依附性的研究中，必须明确民间文学独立的学科意识，大力推进民间文学本体研究，逐步建构独立的学科体系，从而由依附性走向自立。
其次，应该注重民间文学研究的多元性，而不是顾此失彼。就民间文学本体的研究史而言，显然存在这种现象，建国初十七年和新时期早期民间文学本体的文艺学探索取得过较大成绩，但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多年，这一方向的探索趋于停滞，而主要转向人类学层面的探索，使得本体研究总是处于片面性之中，无法实现长期、持续的学术积累。
最后，我们的理论探索存在严重的“外来导向”，即过分依赖国外学术成果，且往往以其为惟一的方向，自己的理论研究缺乏体系性和原创性。很多理论在国外有独特的学术史源流，与我们的学术传统并非一致，片面拿来，不分析自己的学术史个性，不坚持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与特性，缺乏长期而稳定的学术史探索与厚实的学术积累，原创性研究也就显得异常难得了。因此，关键的还在于坚守一种学术理念，强调学术自立与原创性，培养具有良好专业素养和乐于献身专业研究的稳定的学科队伍，当前民间文学理论的困境与民间文学学科的危机就会有切实可行的出路了。
                                
参考文献：
[1] 刘魁立民俗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 成中英.本体与诠释[C].北京:三联书店,2000
[3]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
[4] 胡愈之.论民间文学[A].妇妇杂志[J]第7卷第1号,1921.1
[5] 苑利.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 顾颉刚.民俗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7] 蒋祖怡.中国人民文学史[C].上海:北新书局,1950
[8] 刘锡诚.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1949~1966[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1） [9] 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0] 李亦园.民间文学的人类学研究[J].民族艺术,1998.3
[11] 吕微.论学科范畴与现代性价值观[J].文学评论,2001.4
[12] 毕尔纲.在文学表象的背后——民间文学本体论思考提纲[J].民间文学论坛,1988.4
[13] 徐新建.民间文化:走向复归的第三世界[J].民间文学论坛,1988.5
[14] 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J].民俗研究,1996（2）
[15] 刘锡诚.关注民间文学学科的生存状况[J],文艺报,2001.12.8
[16] 钟敬文.口承文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位置[J].文艺研究,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