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钟敬文的“大文学理论”观：钟敬文晚年文艺学思想的一座灯塔

之农

                           
[ 摘   要 ]  二十世纪末期至二十一世纪初年，钟敬文先生以世纪老人的高龄坚持学术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是以民间文学理论为出发点倡导的“大文学理论”，这既是钟先生与当前文学理论界一批著名学者共同倡导的文化诗学的结晶，也是他以可敬可贵的学术创新精神关注与思考当前中外文学理论的缺失与偏颇而提出的理论创见。钟先生指出，当前文学理论仅仅把文学界定为作家文学，因而也就不是科学的整体的文学理论。他同时提出了文学对象与文艺学的双向层次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应包含精英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三个层次，文学理论也需要建立相应的以这三个层次为对象的层次理论体系，即两个层次的文艺学，第一个层次是能够总括整个民族的各层次文学现象的一般文艺学，第二个层次是针对不同层次的文学现象的文艺学，也即一般文艺学的分支学科，如作家文艺学、通俗文艺学、口头文艺学。口头文艺学的文化研究方法对于一般文艺学和作家文学具有借鉴价值。大文学理论具有深远的学术史意义。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文化学家，他的民俗学理论和民间文艺学理论都是我国相应学科的奠基理论。二十世纪末期至二十一世纪初年，钟先生以世纪老人的高龄坚持学术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是以民间文学理论为出发点倡导的“大文学理论”，这既是钟先生与当下文学理论界一批著名学者共同倡导文化诗学的结晶，也是他以可敬可贵的学术创新精神关注与思考当前中外文学理论的缺失与偏颇而提出的理论创见。钟先生指出文学理论长期忽视其研究对象，仅仅把文学对象界定为作家文学，因而其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只是作家文学的理论，而不是系统的完整的文学理论，不是真正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这种文学理论也就不能全面揭示文学本质。钟先生主张把民间文学纳入到文学理论体系中并借鉴民间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拓展文学理论的研究，从而完善现有的文学理论，使之成为科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相对现有的以作家文学为基点的文学理论而言，笔者把钟先生建构在文学整体上的理论称为“大文学理论”，期望能较为准确的认识和阐释这一理论，从而在文学理论的本体论与学术史这两个层面上思考“大文学理论”的内涵及其深远意义。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中外文学理论界一些学者也曾提出“大文学理论”，指的是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范畴上的文、史、哲相综合的广义文学研究的一种设想。[1](P7)应该说，这两个同名概念的语境是相同的，即都产生于二十世纪末期至今大力倡导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但其具体意义又是迥然相异的。
一  理论语景：现有文学理论的局限与反思
钟敬文先生1997年10月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庆祝《文学评论》刊行40周年纪念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现有文学理论需要在方法论上加以扩展：“我想应该提出增加民俗学的新视角的问题。我是搞民俗学的，提出这个建议，难免有卖菜翁说好之嫌，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很客观地考虑如何拓展文学理论的阵地的。就此而言，民俗学，也是一种视野，一种方法。”[2]就民俗学方法引申而言，也涉及到人类学的部分方法，也涉及到文化的研究方法。钟先生以十分谦谨的科学态度给文学理论界提出了研究要向民俗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拓展的问题，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钟先生是我国学术界较早在民俗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视野下拓展文学理论的学者。事实上，钟先生并非纯粹以民俗学学者的身份来探讨这一问题，也是以文学理论学者的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的。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学养十分渊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且，早在《文学评论》创刊的1957年，钟先生即是该刊的编委之一，后来也从事过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不仅有理论研究，同时钟先生还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有着丰富的文学创作体验与理论总结，因此，方法论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他学科的一种观照，而是有着严谨的学理依据和文学史基础的科学论断。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钟先生更为深刻、全面地审视现有文学理论的本体论问题，并继续关注和参与文艺学的文化研究。他发现，现有的文艺学主要研究的是精英文学，而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被排除在文艺学之外。2000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全国性的“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钟先生出席了这次学术会议。他在学术报告中首次深刻地指出了现有文学理论的学科对象的片面化问题。他说：“大量的、原初的、有价值的东西（民间文学），却被忽略不计了。一个民族的大量的民间文学创作，没有被这个民族的文艺学作为应有的研究对象进行理论概括，而只集中于上层文学或精英文学，这样的文艺学，应该说是不完全的。”这种文学理论只是精英文学理论，因而不是完整的文学理论。
综观当前中外文学理论，大多以作家文学为研究对象来建构其理论体系。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论断已为中外文学理论家广为接受。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构成。[3]（P5-6）这一理论鲜明地界定了文学理论对象的以作者--读者式文学活动为特征的作家文学性质。西方其他几部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也以作家文学为其基本对象。[4]（P14-46)我国较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亦是如此。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作为一部有较大理论创新的著作，也以作家文学为其对象：“文学作品是人写的，是直接或间接地写人的，并且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写的。”[5]（P31）这一观点可以代表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基本看法。由此看来，当前中外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都主要是作家文学，而不是人类文学活动的全部和整体。
现有文学理论的局限之一是学科对象的范围上存在着形式逻辑错误。文学理论家在阐述其理论时，是以文学的整体的概念来展开论证，而具体分析时则以作家文学为基本概念，也即把作家文学视为文学整体来建构其文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出发点显然存在着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就是对象的逻辑周延问题。西方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曾经说过，“如果存在着文学理论这样一种东西，那么，看来显然就应该存在着某种叫做文学的东西，来作为这种理论的研究对象。”[6]（P1）即文学理论是与其设定的文学对象为基础的，由此看来，本质上，现有的文学理论只是作家文学的理论。从一般的学理性上讲，任何科学都必须遵循逻辑原则。然而，从现有文学理论的对象把握来看，显而易见违反了种属关系的形式逻辑错误。
现有文学理论的另一局限是基于其对象的片面性而相应出现的方法论的丰富性缺失。西方文学理论流派众多，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直觉主义、新批评、现象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理论、解构主义等，[7]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也有亦步亦趋的“东施情结”，呈现出相似的理论轨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活跃与丰富，但由于这些方法之间多是一种更替关系，“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而不是累积性的，[8]也就在丰富性的另一面显示出具有反讽意义的方法论的丰富性缺失。
传统上，少数中外文学理论家也曾思考过文学的整体形态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作家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就是一位从文学整体上研究文学的大学者。他在其名著《文心雕龙》中较为全面地审视了各种形态的文学。苏联文艺理论家莫·卡冈在《艺术形态学》中也专门思考过这一问题，他认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有重大差别，应作为文学的另一形态加以研究。[9]（P208-214）另一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是一位视野开阔、学术精深的大家，他立足作家文学而关注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中的一些体裁如神话作出了极为独到的研究。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更多的中外文学理论家已经开始关注上述问题，以使文学理趋于完善。特雷·伊格尔顿曾强调文学的理解必须坚持历史的观点，他已经意识到现有文学理论纯在着对象的周延问题，“人们也许正在把某种‘文学’概念作为一个普遍定义提出来，但是事实上它却具有历史的特定性。”[5]（P13）也就是说，文学自其产生，经历了相当复杂的漫长的演化史，历史上的文学与现在的文学并不完全一致，早期的文学，形态丰富，与其他艺术样式和文化样式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当前却仅仅以现在的文学观来研究文学，自然不能视为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美国学者J·M·弗里著《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可算是西方口语文学理论界的一种探索。这一理论尽管是以美国学者帕里和洛德基于《荷马史诗》提出的口头程式理论为主线，但其在述评性研究中所申发的以口语文学为对象的口头诗学理论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10]他把口头文学也作为文学理论的一种对象来研究，应该看作是对现有文学理论的一种弥补与丰富。我国学术界也有所突破，较有代表性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1997)和孙文宪的《文学理论》(2000)，他们虽然仍以作家文学为对象，但已经把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活动作为重要问题加以研究，后者还提出了边缘文学体裁的概念，并涉及到了民间文学的一些体裁，如神话、传说和原始歌谣。这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是一次大的发展。
而且，作家文学也有了新的更为科学的对象分析，出现了以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并存的文学理论，因为此前的文学理论的对象更为准确地说只是作家文学中的一部分...精英文学，另一部分通俗文学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研究。一些文学理论开始把通俗文学纳入到文学理论的框架中来，孙文宪主编的《文学原理》即较为系统和科学的考察了通俗文学的基本规律，[11]（P169）陈必祥还出版了专门以通俗文学为对象的理论著作《通俗文学概论》[12]，这对于文学理论研究而言也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
要言之，现有文学理论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理论缺失和局限性，同时，文学理论界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表现出弥补这些局限的理论反思。尽管如此，这一理论反思仍然只是边缘性的思考，只是一种有限的、初步的、亟待促动与强化的理论反思。因此，这种反思应该说是在当前文学理论的缺失与偏颇遮蔽下的反思，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也就是说，理论反思是一种潜在的趋势，遮蔽则是主流的思潮。
   二  大文学理论：拓展文学理论的基本构想
针对现有文学理论的上述问题,钟先生认为,作为一门学科,文艺学不能“只从专业作家作品中抽象出一般的理论，而应该从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来看，专业作家作品终究只占一部分，而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全民族上、中、下层文学的综合体。具体一点讲，中华民族除了上层文学或精英文学外，还有别的文学，如有大量的通俗文学，即城市市民享用的一种文学。此外，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所以在上层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外，还有一种被更广泛地创作和传播的文学，即农民文学、口头文学。这三层文学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学财富。”[13]基于此,钟先生提出了大文学理论的基本构想...双向层次理论，既研究对象的层次理论与理论体系的层次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应包含精英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三个层次，文学理论也需要建立相应的以这三个层次为对象的理论体系，即两个层次的文艺学，第一个层次是能够总括整个民族的各层次文学现象的一般文艺学，第二个层次是针对不同层次的文学现象的文艺学，也即一般文艺学的分支学科，如作家文艺学、通俗文艺学、口头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层次理论与理论体系的层次理论存在着双向拓展关系。
钟先生还从文学史的层面上提出建构大文学理论的必要性。他立足中国文学史认为，“过去由于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所谓文学观只是着眼于上层阶级正统诗文，至于小说和戏曲这个中间层的文学是唐宋以后才繁荣起来的。大量的农民口头文学到了明代以后，由于少数进步文人学者的文学观的变化，才开始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当然，在整个中国学术界里面，把中、下层文学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对象，还是从‘五四’以后才开始的。现在的文学史，不管是北大的，还是中国社科院的，开篇也写神话、歌谣，中间也插写了历代的歌谣，这都反映了一种新文艺学现象。但总的说来，在民间文学方面，取材的量还是很少的。”[2]文学史是文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历经久远的文化传承史，既有不同时代的作品流传，也有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学的传承，还有不同体裁、不同类型、不同异文的作品存在，这样丰富的大量的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却只有极少数的被纳入文学史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缺，一个令人深思的误区。钟先生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认为这是研究者片面低估民间文学的文学价值的后果：“相对于作家文学而言，大多数民间的东西，出现的时间要早一些，原始性比较重一些，但也不尽然，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不仅在长度方面数世界第一，而且在内容和艺术上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对这些宏大精美的民间创作，我们就不能把它简单地归之为原始文学阶段的产物了。”[2]这一论析，既是对民间文学价值的辨证理解，更是对当前文学史的片面性予以的批评与纠正。惟有对民间文学价值的辨证认识，才能建立科学的文学理论观。
与大文学理论观相适应，钟敬文先生提出了作家文学应该借鉴民间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近二十年来，民间文学的研究坚持了他所倡导的多层次方法论，[14] 使得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多学科多角度研究有了巨大发展，这对于作家文学而言很有借鉴意义。因为，“文艺，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任何文化现象都不会只是一个层面，比如讲理性，人都有理性，但也有许多人的行为不是理性的，而是情感化的。人是多方面的存在，把他简单化，就不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学，可以、也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但同时也应该从民俗学、民族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角度来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把文学的内涵都挖掘出来…所以，在这一点上，文学的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只用一种方法，就想解释文学的整体，一定会很不完整。”[15]这一观点，正与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界倡导的文化诗学不谋而和，而且钟先生也积极地参与倡导文化诗学的学术活动，把自己从民间文艺学立场出发对大文学理论的构想与文化诗学的当下语境结合起来，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光明日报》、《文艺报》等一些对全国学术界深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理论，使得这一理论具有了促动学术发展的重要价值。
简言之，钟先生是基于民间文艺学与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和参与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界倡导文化诗学的学术运动相融通而提出大文学理论的。我国学者陈正民以比较的观点来分析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认为钟敬文与巴赫金两位先生关于文化诗学的见解与倡导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主张文化研究要有民间立场，要充分重视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下层文化在文化转型期的作用。巴赫金立足于文人文学而研究民间文化，寻找文人创作的民间文化根源，比如拉伯雷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钟敬文先生不同，他以民间文学作为立足点，研究民间文学对文人文学的影响。但两位先生的整体文化观又是接近的。”[16]在比较视野下认识钟先生的理论可以获得新的启示。
三 大文学理论的学术史意义
我们在阐释钟敬文先生的大文学理论的同时，更应该发掘和认识这一理论的学术史意义，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具有学科史价值的层面上来理解与接受这一理论，或许这才是钟先生的大文学理论的富于人文精神的本质意义。
历史地看,钟敬文先生提出大文学理论并非偶然,这是他在长达八十年的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学术生涯中的精思之言,是钟先生立足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建构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和文艺学思想，也展示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历史状况和演化特征。早在1935年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中，钟先生就已指出民间文艺是“和普通的文艺（文人的文艺、书本的文艺）有着很不相同之处的”，应该创立以民间文艺为主体的相对独立的民间文艺学，[17]这是他第一次把民间文艺与作家文艺视为文艺的两种形态，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早期民间文艺学者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顾颉刚、常惠等人研究的发展。早期学者由于大多从自身的专业出发来倡导和研究民间文艺，因而使得民间文艺一方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进而开启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先河。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开端还不具备学科意义，由于早期学者都有自己相对确定的学科领域，他们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也就必然地带有各自的学科特征，因而这些研究也就往往不是在一个统一的学科视野内展开的，还不是在一个相对明确的学科领域上来整体的、深入地探讨民间文学，在这个学术史背景下，钟先生关于民间文艺学的学科性构想也就具有了深远的学术史意义。当然，钟先生也接受了早期学者运用多种学科方法研究民间文艺学的方法论及其成果。这也是民间文艺研究在“五四”以后的三十年的重要特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文艺学全面照搬苏联模式，民间文艺学亦如此，纯粹的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对民间文艺进行研究，排斥了早期研究的多学科方法论传统，使得曾经一度有长足发展的民间文艺研究陷入困境。不过客观地历史地看，这一时期中国民间文艺学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经过钟先生的艰辛耕耘和大力倡导，通过培养后备人才、开展学术运动、倡导文艺学的社会学研究等，[18]在这三十年中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地位，而且是在相对独立的层面上来研究民间文学的文学本体内涵，因而民间文艺学呈现出区别于前三十年的回归文学本体的学科性特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西方文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被大量引进，一时间中国学术界进入了全新的研究阶段。针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第二个三十年的研究忽视民间文学特殊性的问题，钟先生撰文呼吁必须重视民间文学的特殊性质，他认为，民间文学既与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同属于总的文学的一部分，但又是普通民众的口头创作、传承的语言艺术，因而有必要运用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其它学科的方法来综合性地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可能充分、全面地把握民间文学的内涵。[19]于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开始并实现了方法论和学科本体研究的全面拓展。可以说，迄今的二十年里，中国民间文艺学在钟敬文先生的学科对象特殊性定位的理论倡导下，在他的综合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下，出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与方法论革新。中国民间文艺学这一时期也就体现为学科本体与方法论两个层面共同互进、长足发展的特点。
二十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年，钟敬文先生不辞世纪老人之累，仍以崇高的学术品格与卓越的学术精神全心关注学科的发展进程，抓住学科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以可贵的学术创新意识参与中国学术界回应西方理论界对文学的文化研究的学术活动，大力声援中国文学理论界关于创立文化诗学的学科性拓展，并以敏锐的学科意识把文化诗学的创建与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反思对接性的联系起来，把民间文学的文学本体性与现有文学理论忽略民间文学的缺失联系起来，把民间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与文化诗学语境下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联系起来，从而在广阔的学科视野和开放的研究方法这两个层面上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贡献，拓展了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因而对于中国民间文艺学近年来过度偏离文学本体、对于现有文学理论长期局限于作家文学的非整体性文学研究、对于正在构建的中国文化诗学都具有深刻的学术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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