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系列报告会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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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文学研究所“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系列报告会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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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讲 刘魁立         民间叙事形态学问题                     3月16日


地   点：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大楼11层西段1103室民族文学研究所会议室
时   间：周二下午2:00～4:30(讲座时间60～90分钟，剩下时间讨论)


欢迎踊跃参加，备有绿茶、咖啡+小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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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简介


    刘魁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哲学博士(俄罗斯)，主要从事中国民俗学及民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欧洲民俗学的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民间文学论坛》杂志主编；全国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1986--1995）等职；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AFNS）会长，世界民俗学者组织(FFN)全权通讯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俄罗斯科学院民间文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顾问。

　　刘魁立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他早年在俄罗斯留学研究期间，曾多次深入原苏联各地区进行民间文学考察，他搜集的故事曾在俄罗斯民间文学作品集中出版。六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至今，在中国各地多次深入农村及边远地区进行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的考察活动。1956年及1960年曾经结合我国民间文学状况，发表《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和《再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两篇长篇论文，全面阐述田野工作忠实记录的原则，引起民间文学工作者的一场大讨论，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1979年协助贾芝等民间文学工作者前辈，参与恢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及筹备全国文代会的工作。随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书记职务。并参与筹划中国民间文学（民间故事、民歌、民间谚语）三套集成大规模搜集和编辑工作，同时担任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副主编。1982年受命协助钟敬文等民俗学前辈筹备成立中国民俗学会。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任首届秘书长，继而被选为副理事长、理事长（1999年至今）。1985年以来，担任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从书》主编（现已出版蒙古族、藏族、纳西族、傣族、彝族、仡佬族、赫哲族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30余卷）、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民族文学分支副主编；曾主编《中国民间文化丛书》（包括《中国神话》、《中国民歌》、《中国民间信仰》、《中国民间工艺》、《中国民间年画》、《中国民间音乐》、《中国民间舞蹈》、《中国民间传说》等14种，第一、二版，1990，1995，浙江教育出版社）、主编《原始文化名著译丛》（包括《原始文化》、《人类学》、《金枝精要》、《比较神话学》、《月亮神话》、《面具的奥秘》、《图腾崇拜》、《金叶》、《西方神话学论文集》等十余种，1989—2001，上海文艺出版社）。

　　长期以来，刘魁立先生积极参与和推进中外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学术交流，在国际学界深有影响。1994年与日本著名学者稻田浩二教授、韩国著名学者崔仁鹤教授共同筹划，成立了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并被选为学会副会长，同时担任中国分部负责人，2000年被选为会长。1995年始，多次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访问学者、外国留学生讲授《欧洲民俗学史》课程。八十年代以来，多次参加在芬兰、南斯拉夫、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在中国台北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学术论文，并多次在芬兰、南斯拉夫、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有关刊物上发表论文。

　　刘魁立教授的主要著述有《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获全国文联“山花奖”理论著作特别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合著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俄罗斯民间文学专辑》，《苏联文学》1984年)；《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神话学派》(《民间文艺集刊》第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号1982年)；《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3期)；《重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文学评论》1984：6)；《〈金枝〉论评》(《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3期，此文曾获民间文学银河奖)；《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类型学研究》(《民间文化讲演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等，并出版多种译著。

　　近年来，刘魁立先生主要致力于民间故事学和民间叙事传统的理论研究，著述颇丰，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主要代表作有：《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在日本大阪“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上的学术报告，以中、日、韩三种文字发表，1997年10月)；《论中国螺女型故事的历史发展进程》(以中、日、韩三种文字发表)；《论19世纪下半期俄国北方民间文学讲述人和演唱人》(以俄文撰写， 《斯拉夫学刊》2000年)。 《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故事类型形态结构分析》(《民族艺术》 2001：1)、《〈民间叙事的生命树〉及有关学术通信》(《民俗研究》2001年：2)、《梁祝传说漫议》(《民俗学刊》总第5期)等，其中他从方法论意义上提出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鱼儿是要在水中看的”等学术理念，不仅创立了故事形态研究的文本解析模型，同时建构了民间叙事传统研究的动态观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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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下午有魁立老师的讲座! 欢迎大家参加!!!


  ·民族文学研究所“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系列报告会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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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讲 刘魁立         民间叙事形态学问题                     3月16日


地   点：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大楼11层西段1103室民族文学研究所会议室
时   间：周二下午2:00～4:30(讲座时间60～90分钟，剩下时间讨论)


欢迎踊跃参加，备有绿茶、咖啡+小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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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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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Karin兄提醒大家。

魁立老师还为讲座准备了PPT文件。欢迎大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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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文学网(民族文学研究所)新开【在线讲座】，欢迎收听：

民族文学研究所“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系列报告会

第九讲　刘魁立 民间叙事形态学问题 3月16日

音频文件：MP3格式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6_sws/zxjz/lklj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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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研究所“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系列报告会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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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赵世瑜    从田野中发现历史：民间文献、传说故事的知识考古          4月27日
                 Discovering History from the Field:
                            A Knowledge Archeology on Folk Literature, Legend and tales
                 



地   点：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大楼11层西段1103室民族文学研究所会议室

时   间：4月27日(周二)下午2:00～4:30(讲座时间60～90分钟，剩下时间讨论)


欢迎踊跃参加，备有绿茶、咖啡+小点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科研处
2004年3月29日


[ 本帖由 iel-ot 于 2004-3-29 21:45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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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赵世瑜, 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民间文化史。

　　代表论文

· 《寺庙宫观与明清中西文化冲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
· 《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该文获首届全国青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 《论中国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转载于《新华文摘》1996年第4期，英文转载见《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7年第3期。
· 《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 《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 《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代表著作
· 《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独立作者，22.5万字。
· 《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独立作者，25万字。获第五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三等奖。在《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中国历史学年鉴》（1995年版）有书评和介绍。
· 《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一作者，20.5万字。获1993年晋版图书二等奖。

   
【新著简介】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赵世瑜著，三联书店出版杜，2002年4月版)

　　本书从民间社会中的寺庙入手，窥查中国传统社会治下的“狂欢精神”、明清鬼神信仰与西方文化冲突、庙会功能与城乡关系，作者在探讨民间庙会的文化娱乐、商业贸易功能的同时，亦考察其作为“民俗聚落”的地域性与宗族性。个案研究，则兼及明清以来妇女的宗教活动、闲暇生活与女性亚文化；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清至民初北京的祭祀与行业等。本书不仅是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场对话，更是文献工作与田野工作的一次共舞。



[ 本帖由 iel-ot 于 2004-4-23 21:23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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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民间的记忆——赵世瑜谈历史研究的视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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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3-9-26 1:35:06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作者：吴娟  点击 194 次







以“自下而上”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



记者：你的历史学新著《狂欢与日常》（三联书店2002年4月版），通过对明清以来庙会的研究，让读者看到一个很新鲜的民间社会。这样的研究很特别，有人说中国史是部帝王将相史，记载着王朝兴亡。但在此书中，几乎难以看到被过去的人认为是直接创造历史的显赫人物或历史巨变。



赵世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官修正史基本是帝王将相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是一部“政治史”，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而事实上，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应尝试从更多的角度、以更多样的方法复原和阐释历史。我一直主张“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尝试将研究视角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试着将立场移到民众一方，由此观察整个世界。



记：对民间社会，传统的历史研究一直是忽视的吗？



赵：将目光从帝王将相转向基层生活，并非我们这一代的发明。上世纪初至30年代，学者关注点的这种转移已经开始，如顾颉刚等人的研究；50年代后相当一段时期，历史学再次演变为单一的“政治史”，以“重大”事件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代替了日常生活的历史，即使史学偶尔关注普通人的历史，那也已是精英历史的附属、延续或残余，或是不自觉地居高临下地审视它，而非设身处地地同情理解它；最近20年，对民众生活的研究重新成为热点，但情况比较复杂，有的研究者只将社会史简单当作社会生活史，有的研究有意追求冷僻，甚至带有猎奇猎艳的味道。我一直认为，社会史不是一个领域，而是全新的研究范式，可以重新解释过去那些有定论的东西。有必要将以往忽略的基层社会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民间文化史掸去灰尘，重新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应该意识到，普通民众没有掌握记录历史的权利，没有被赋予发出声音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生活在历史中，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记忆。应该将这部分内容也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



记：中央电视台刚刚直播了埃及金字塔的考古发掘，我们看到，西方考古学家原来只注意王者的历史，但近年来有重大改变，转向寻找与建造者有关的史料，从而有了新的发现。



赵：无论埃及的历史还是金字塔的历史，都不仅牵扯法老，还牵扯到数不清的工匠和普通人，牵扯到历史学家最希望了解的古埃及社会。要做到这一点，要破解那些千古谜团，比如：金字塔的建造者究竟是外星人还是人类，是奴隶还是市民，等等，就必须要找到建造者的痕迹，这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历史研究是一样的道理，“民间”并不是历史学研究的终点，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站，是走向整体历史或总体史学的必由之路。



在区域性、长时段的研究中重构历史



记：民间社会中可供选择的“历史意象”、可供切入的历史细节相当多，为何你选择庙会尤其是华北地区的庙会这种大众文化现象作为明清历史研究的切入点？



赵：当我们审视地方志中的地图时，会发现除了衙署之外，标识最多、最醒目的就是当地的各个寺庙。寺庙构成了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民间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社会史研究而言，庙会当然不是惟一的切入点，事实上切入点可以有许多，目前也出现了不少好的研究成果。在我看来，这个切入点应该具备理解区域社会的功能，有可能从中透视社会的深层内容，发现过去忽视的重大问题。我的选择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刚开始做庙会研究时，我主要研究庙会作为集市的功能，但渐渐地，我发现，其作用绝不仅仅于此。今年六月我去了山西介休的一个村子，那里水的问题很突出。有一股泉水灌溉当地的大片土地，在泉水发源处的源神庙里，我们看到，这里有从宋代到民国的几十块碑，记载了这里历时一千多年的历史。当地人怎么用水，如何为水争斗，政府与民间如何协调解决，当地的村落、水利组织及其首领，写得清清楚楚。寺庙在许多地方都是微社会的中心。



记：当地围绕水发生的诸多事件，对于“正史”而言似乎微不足道，但对某区域上千年之久的一系列相关事件进行观照，就可能会发现一些新东西。



赵：是的，选择一个历史事象，沿着一条线索，做长时段的研究，我认为很重要。传统历史注重的政治事件，大多转瞬即逝，改朝换代本身很快就完成了，新统治者还会尽力消除旧朝痕迹。但社会深层的东西，决不因改朝换代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水的问题，人们永远要喝水，与水相关的社会组织网络不会因政权的更迭发生根本变化，社会管理系统有个延续性，一些长时段的东西在整个社会中一直持续地起作用。就地域而言，整部中国史是由不同的区域史构成的，区域性、长时段的研究努力，有助于我们重构或者重新解释历史。



历史研究应以开放的姿态解决问题



记：转换研究视角的结果，会不会经常提供出有别于“正史”的不同版本？你书中那个东南沿海地区“太阳生日”集体记忆的个案研究非常有意思：崇祯皇帝的自缢日被民间作为“太阳生日”暗自祭祀，实际代表着民间对朱明王朝所象征的本土历史传统的怀念，代表着与清朝的对立。这样一种历史暗流的揭示和呈现，无疑与明清之际史事的官方版本存在根本差异。



赵：结果经常是不可预见的，也许研究结果正好与“正史”所提供的趋势和动向相吻合，也可能只是一些补充，当然，也有可能是“拔乱反正”。历史研究面对的是一个个需要解答的问题，每一个出发点都有一个指向。研究者可以有自己的设想，用材料证实自己的设想，也可能得出自己也感到意外的答案，所有研究都应符合史学规范，以史实为基础，这是前提。在此前提下，我认为历史学者应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学科界限”，只要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必拘泥断代、国别，可以借鉴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我目前正在研究的华北移民传说与历史的问题，会把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些东西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结合起来，不仅使材料多样化，而且应该能够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过去历史研究多是这样的：先有了通史的框架，符合这一框架的东西往里装，不符合的就抛却。而这些被抛却的东西里面往往有非常重要的东西。有位社会学研究生在调查一个村落时发现，过去写的村史是按照既定的“大叙事”或国家历史的框架，把几乎无关的事件往里面填装，而村民的历史记忆由于与那个“大历史”不相干，倒被从村史中排除。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我们的通史大多有这个毛病，设定一个大的时代特点，然后所有不同地方就都是这个特点，这从本质上说是反历史的。我们希望历史的解释更丰富多样，就其本质来说，也就是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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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两则：

驿亭灯火向人明

读赵世瑜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王子今


　　古人有云，优异的文化作品可以“莹心而醒目”。近读赵世瑜教授新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深心以为确是一部可以令读史者和治史者眼前一亮的好书。作为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总结，尤有不宜忽视的价值。

　　《狂欢与日常》全书分列“概说之部”、“地域研究之部”和“个案研究之部”。“概说之部”包括“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寺庙与民间文化——以明清时代为例”、“民间社会中的寺庙：一种文化景观”、“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寺庙宫观与明清中西文化冲突”以及“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等内容。“地域研究之部”主要以华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并兼及与江南地区的比较，其内容有“明清时期的华北庙会”、“明清时期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之比较”、“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域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个案研究之部”则向读者展示了如下专题研究的成果：“明清以来妇女的宗教活动、闲暇生活与女性亚文化”、“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鲁班会：清至民国初北京的祭祀组织与行业组织”。关心社会史研究的学人一定记得，其中有些内容作为论文最初发表时，已经引起过学界积极的反响。

　　《狂欢与日常》的“附录”收有作者探讨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心得，包括“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以及“文献工作与田野工作——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点体验”。作者认为，“社会史首先应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式，是一种总体的综合的历史研究。”他希望，“社会史(social history)的修饰词‘社会’是来自‘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而不是或不仅是‘社会学’(sociology)。”这样的意见显然是值得重视的。

　　可以看到，作者在新的理论的探索、新的方法的试验、新的视界的开拓、新的见解的发明等方面，都表现出值得肯定的创意，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另一方面，在“实证性的研究”工作中，作者也表现出深湛的功力。具体如“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域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中的两节，“说‘社’”和“作为‘民俗聚落’的社”，对于“社”的原始和流变的研究，论证充备，说理明晰，资料的调用和分析均别开生面。还应当说到，在关于秦汉时期“社”的形式的讨论中，作者有“参见”宁可先生《述“社邑”》一文(《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1期)的注文。宁可先生另一篇著名论文《汉代的社》(《文史》第9辑)，作者也一定读过。而俞伟超先生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僤—弹》(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版)中有关于“社弹”的论述，如果作者有所参考，亦当有益于讨论的深入。当然，《狂欢与日常》一书以“明清以来”作为研究对象的时限界定，我们对说明早期相关历史现象的希望，不免有苛求之嫌。

　　赵世瑜教授在《后记》中自谦地说：“对于许多历史学者来说，这些研究成果根本算不得什么学问，即使是研究社会史的同行，也认为那种试图以社会史来改造传统史学的努力虽然美好，但却无法成功，因此社会史只能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领域。”现在看来，所谓“许多历史学者”的数量估计，也许是过高了。人们在读《狂欢与日常》这样的专著时，应当对于其中的史学学术涵量，除肯定之外，亦心怀钦敬。作者表示，“我所希望做的，正是提供一些尝试，以上努力不仅是美好的，而且完全可以成功，关于宦官的主题、明清易代的主题等都是例子。”这样的意见，我们是赞同的。赵世瑜教授接着写道：“当然我还会继续通过实证性的研究来证明我的观点，因为本书的出版只是代表着漫漫旅途中的一个驿站，我的跋涉还远未到尽头。”

　　其中有关“继续”“实证性的研究”的志愿，学界的许多朋友是心所共通的。至于所谓“漫漫旅途中的一个驿站”的说法，应当说是极贴切的比喻。《狂欢与日常》一书，其实已经被不少学人看作社会史研究史上的一部标志性的成果。其中所提供的学术贡献，在社会史研究的进程中，确实可以看作学术征途上由一个阶段迈进另一个阶段的交接点上的一处“驿站”。陆放翁《别建安》诗有“驿亭灯火向人明”句，我们不妨用以借喻赵世瑜教授在社会史领域以深刻思考、辛苦劳作所点燃的学术光亮。

　　如果认真翻阅这部书，就可以感觉到，作者在选题、探研和论证等多方面表现出来的学术风格，确实是值得学习的。笔者虽然主要以秦汉史为研究方向，与赵世瑜教授的研究领域距离甚远，但是依然能够在《狂欢与日常》一书中得到启示。比如关于民间宗教与社会生活，关于“国家正祀”与通常所谓“野祭”“淫祠”，关于妇女的宗教行为，关于民间休闲娱乐生活等，以往的思考都可以因借鉴赵世瑜教授的研究而有所深化。《狂欢与日常》一书的《叙说》中在讨论“研究民众”的意义时写道：“在传统的政治史范式中，个别的普通人在‘重大’事件中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对长平之战后坑杀的几十万人并不十分在意，而更多地关注‘秦王扫六合’。这在今天看来，不能说是公平的态度，因此需要彻底的改变。”其中所举白起坑杀长平降卒和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实例，正是战国秦汉史研究者非常熟悉的史事。然而对于传统史学思路应当怎样实现“彻底的改变”，人们的思考可能尚不成熟。作者在《叙说》结尾处说：“本书定名为《狂欢与日常》，是想揭示庙会这一类游神祭祀活动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构成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集中体现了特定时节、特定场合的全民狂欢。这一静一动，一平常一非常，正是我们的生活节奏。”笔者虽然曾经出版拙著《中国文化节奏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版)，却并未注意到应当从这一角度考虑社会生活节奏问题。读到这里，和这一论点不免也有“相见恨晚”的遗憾。

　　说到“特定时节、特定场合的全民狂欢”，想起近日校读《历代竹枝词》所见清光绪年间忏广所作《湾城竹枝词》。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曾经说到这位忏广：“乡人忏余生，以使事驻美洲之古巴。顷以《纪古巴乱事有感》十律见寄。”“忏广复有《湾城竹枝词》如干首。湾城者，古巴首都也。其词亦感韵顽艳，且可作地志读。”“竹枝词”作为仿民歌体的诗作，往往细致描绘乡土风情和民间习俗，于是能够成为“地志”的生动的补充。忏广《湾城竹枝词》中的一首说到当地狂欢节情形：“鬼脸佯装谏那哗，妍媸摸索费疑猜。车中果漫潘郎掷，多少游人认易差。”作者自注：“每岁二月间，有节名‘谏那哗’。痴儿女皆戴面具作种种怪状，游行街市，举国若狂。盖乡人傩之滥觞耳。是月城中俱乐部皆开跳舞会，赴会者，男女皆戴面具，或以帕蒙首，不使人见。幽期密约，掩耳盗铃，不知凡几。洵恶俗也。接连十日，红男绿女，游骑如云，皆以五色纸条或丝带花果之属，逢人抛掷，遇素识者掷之愈狂。佻 少年以得女郎掷己多者为荣。”这是中国晚清时代一位驻外使臣的拉丁美洲狂欢节印象。由作者“痴儿女”、“种种怪状”，以及“洵恶俗也”等文字，或许也可以透露出中国当时社会相应的礼俗形态和观念形态。忏广笔下的“谏那哗”，即carnival，或音译作“嘉年华会”。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赵世瑜著，三联书店2002年4月版，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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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散的真實

⊙ 張殷銘



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2）。


　　來自年鑒學派的挑戰，使近人在研究思想文化史時，開始注重對社會下層的研究，並主動吸納了來自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近來台灣和大陸學者對於明清中下層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其中引人注目的著作亦為數不少。誠然，這些學者帶著同樣的焦慮和希冀去探尋那些以前被他們所忽略的歷史，但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仍然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擺脫精英史學的束縛，這種缺陷既存在於敘述邏輯上，也存在於資料上。從這個角度來看，趙世瑜積十年之功而成的這本《狂歡與日常》就顯得彌足珍貴了。

　　在這部論文集中，趙先生賦予了以往被忽視的純粹的民間信仰以及活動（即所謂「淫祀」）超出了傳統社會思想史範疇的意義，而將其昇華為「一種集體的心理活動和外在的行為表現，也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把其放在了與長期作為傳統社會史研究對象的「正祀」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他在書中不斷以對個案的詳析來加強這種判斷，甚至在不斷凸顯民間信仰的強大滲透性、以至於在面對被強制納入正統化的信仰系統中去的壓力時，亦勾勒出了民間信仰某種難以想像的對正統信仰的反融化特徵。在「概說」部中，對於「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作為不同的思想和組織體系與鋪蓋其上的正統思想體系之間的關係，作者總括性的作了明晰的區分，並藉此強調了民間信仰系統對於上層道統體系的「含蓄的挑戰或反抗」中所呈現的主動性特徵，是基於其自身強大的不可抹殺的生命力。趙先生以明代為例，論證統治意識形態對於廣泛見於民間的地方神崇拜現象表現出一種搖擺態度，即從嚴厲打壓到默認再到努力將其正統化，這正是一種上層對下層的妥協的表徵。而反映其間的是儒學者和循官酷吏激烈抗爭和力行嚴禁的無力性，儘管在文獻上我們看到的是他們的雷厲風行和卓有成效。正如趙先生所言：「誇張一點說，屬於『大傳統』的『精英宗教』──正祀，只在制度和理念上存在，在實踐上則大多『淫祀』化了或者『民間化』了……。」這就再一次對那些為把持著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霸權的歷史製造者們所炮製的「思想的歷史」提出了有力的質疑：精英們為我們所提供的歷史圖景，難道定是超越於「日常」之上的真正的歷史嗎？

　　在趙先生的論文集中，我們看到了一種與精英們的理想圖景完全不同、屬於另外一個思想和文化的世界，一個在文獻資料中表現得因支離破碎而朦朧、真實存在並自成體系，支撐著為人所見的精英文化的隱形世界。而趙先生的勤勉和富有專業精神的探索，使他得以扒開精英文化鋪設的迷障而見到覆蓋其下的蔚然風光。這個神秘的知識和精神的世界，在趙先生的這部社會思想史研究的論文集中得到最好的揭示。

　　此論文集中的「概說」與「個案」研究兩部作為重頭壓軸，前後關照，表現出來的縝密的相關性為論文集中所罕見，這正是因了作者在著文時所專注的對象本身表現出的極盡宏大又極盡細密的特點。研究對象的這種複雜特點使得作者既要在宏觀上對其進行主軸的把握，又要在微觀上對其擁有透徹深入的了解。但要純熟運用這種結構性把握，以做到理論層面和資料層面的雙重把握殊為不易。例如，在「概說」部作者力圖對民間的寺廟賽會文化進行整體性的勾勒，但又不得不借助對於個案的稽考。因此，正如作者自道，「概說」部幾篇綜合性的研究，實際上是「提出了我為甚麼研究這個題目的問題，講到了一些概念」，而「現在看起來有些概念還要重新考慮」。而「個案」部對於那些需要「重新考慮」的問題也只是起到側面展現的作用。

　　廟會問題一直是本書關注的重點。作者在書中所提到的「傳統社會中的寺廟」在實質上同民間宗教信仰不僅有著並存的關係，也存在著互為發生的關係。如廣泛見於民間的三官廟，供奉神祇天官、地官、水官三官大帝，也是在民間宗教與道教本宗的相互砥礪中漸漸成為道教的正祀神祇。而明清民間宗教信仰中的三教混雜現象，並非單向地來源於主流意識形態中的三教合流傾向，而是其自生自發、向上的一個融會過程。早在梁朝高僧慧皎之自道已曰：「昔佛法初傳，……如為出家五眾，則需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為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詞。若為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見聞。若為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可見，遺高妙佛法自獨成一體而莫談，單論佛教自身在民間的傳播過程中，由於手段和策略的變化，必然要趨於地方化和俗世化，而最後也必形改神移，難回本真了。而民間廟會文化確實因了其將精神領域的訴求落實到物化層面的功能，使之成為民間儀式化的宗教信仰體系的承載體。這些不入流的人格神和物神崇拜體系確也作為地方社會的信仰主體而延存了下來。在書中作者根據地域特點討論了很多類似的個案。分布於南方的五顯、五通、梓潼、天妃、張王，分布於北方的三官、八臘、藥王、三叉、馬神、牛王、劉河間（劉守真君）等，皆得到相應的地方信仰系統的支撐。而這些人格神和物神的信仰，是盡皆出自於某地區然後繁衍開去的，因此這其中同時也蘊含了傳播學的關注點，即為甚麼在民間信仰的傳播過程中，主流意識的介入是如此微弱呢？既然影響微弱，那麼民間信仰與正統信仰的融會又主要是通過甚麼樣的渠道進行的呢？的確，在廟會文化的研究過程中，同時存在著一系列發生學和傳播學等相關學科尚沒有來得及回答的問題。因此，趙先生始終以廟會文化為切入口，探討民間文化景觀以及所謂大小傳統的關係流變問題，是切中肯綮的。

　　「個案」部的五篇論文表面上看遠離了紛紜雜說的理論探討，深入勾勒了一些底層的文化現象，但是如若從細裏分析，這五篇論文仍然在力圖解答作者在「概說」部所提出的問題。對「太陽生日」、「黑山會褒忠祠」、「京師五頂」和「魯班會」現象的剖敘，實質上仍然是圍繞民間廟會文化的主題而進行的。第一篇對明清婦女亞文化的研究也是對民間廟會文化研究的一種外延，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仍然處於對民間廟會文化內涵研究的框架之內。最後一篇對於「魯班會」的研究，是從信仰功能的角度再探討所謂行業工會的組織特徵，而其重心依舊是落在了對民間信仰的世俗功能研究上。第二篇從傳播學的角度探討「太陽生日」信仰中隱藏的心理抗爭，但無論是作者著意刻劃的「歷史記憶」，還是在文章中出現頻率甚高的「地方性話語」，其中都隱含著一個對於民間信仰創造和傳播方式的社會學假定，即地方廟會文化成為正統文化尋求力量補給的支撐地，而在事實中，民間文化是正統文化的氧氣瓶還是搖籃並不是一個已成定論的研究課題。同樣，作者在第三篇和第四篇研究京師的人造信仰體系時，同樣表現了以民間廟會信仰系統為論基而造推論的傾向。可以說，從理論的角度來看，「個案」部是「概說」部白熱化討論的繼續和論題的化約，而不是遠離。

　　從資料上來看，作者使用得最多的是傳統文獻，即方志，其次是碑文資料。正如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打破學科畛域與歷史學的學科本位〉談到，「對於試圖研究基層社會歷史的學者來說，通過田野調查收集譜牒、契約文書、口碑等地方文獻，體驗特定的歷史情境，就比單純依賴官方文件具有更大的有效性」。而在社會文化史的研究中，最過於缺少的恰恰是這些珍貴資料。在資料的把握上缺乏自信，故而必然會回溯到理論的推演上去。在幾個個案研究中，趙先生盡最大限度地使用碑刻等民間資料，並力圖通過田野觀察挖掘新的民俗學資料用以研究，以擺脫以往對於方志和官碑的迷信依賴。這種努力，在本書中是清晰可見的，但同時也是充滿了遺憾和無奈的。在「黑山會」的研究個案中，使用得更多的仍然是館藏碑刻；在「婦女亞文化」以及「太陽生日」等多個個案研究中，作者運用了大量的民間寶卷，然而其中大多數仍然來自儒生的記錄。缺乏第一手資料確實給歷史學家的研究帶來了困難，並弱化了其研究成果的價值。但是，篳路藍縷的開創之路，必然是充滿著對新問題的大膽假設，也必然是踩著對幼稚假設的不斷推翻而大步前進的。正如顧頡剛在對民俗學的研究過程中滿懷信心地鼓舞歷史學家，繁重而艱難的「這種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開創的事業，無論哪條路都是新路，使我們在寂寞獨征之中更激起拓地萬里的雄心」。趙先生的研究正應了顧老的肺腑吶喊，而成為「新路」開拓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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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2年8月號總第七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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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研究所“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系列报告会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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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从田野中发现历史：民间文献、传说故事的知识考古
          Discovering History from the Field:
          A Knowledge Archeology on Folk Literature, Legend and tales
                 
主讲人： 赵世瑜 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地  点： 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大楼11层西段1103室
         民族文学研究所会议室

时  间：4月27日(周二)下午2:00～4:30(讲座时间60～90分钟，剩下时间讨论)

欢迎踊跃参加，备有绿茶、咖啡+小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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