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蛇传传说：我们应该回答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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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传传说：我们应该回答什么问题

刘锡诚



白蛇传传说，是我国流传最为广泛的民间文学作品之一，是传统口头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所蕴含的社会生活内容、所积淀的不同时代的思想和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所显示的民族文化精神，都是非常丰富的，有价值的。其流传形式以散文体的传说为主，兼有诗体的歌谣（山歌）和叙事诗（唱词、弹词、清曲、鼓词、道情唱本、宝卷、戏曲等）。学界常将其与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孟姜女的故事一起并称为“四大传说”。



学者认为，唐人传奇《白蛇记》[1]可能是白蛇传传说的胚胎。[2]南宋时代的话本《雷峰塔》，就已形成较为完整情节的故事了[3]，洪迈《夷坚志》中的“蛇妻”故事可能与后来的《白蛇传》有渊源承续关系。[4]经历过大约八百年上下的口头传承和书本形式的传播，传至现代，白蛇传传说仍然还在民众口头上传诵不衰。但白蛇传传说究竟起源于何时，百年来学界多有歧见。仅就其起源动因或地域而言，还缺乏足够的实证材料和有力的开掘，况且迄今还没有发现唐以前的文籍材料，唐代《白蛇记》之后与宋明时代的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之间，似也缺乏必要的和更多的环节。应该说，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有趣问题。



某个传说的起源问题，属于发生学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传说作品何以会产生，何以会在某地或山川阻隔的不同地方产生，以及在什么样社会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条件下产生。具体到白蛇传传说，最早产生在何时、何地以及其雏形结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不仅是饶有兴味的，而且是重要的文化问题。



20世纪前50年间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白蛇传的研究论文，数量不是很多，似乎从未形成民间文学研究的热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颇为寂寞的领域，充其量不过十数篇（部），而且几乎大部分是考证其起源的。诸如钱静方《白蛇传弹词考》（《小说考证》卷下第90～93页，商务印书馆1924年）、秦女、凌云的《白蛇传考证》（《中法大学月刊》第2卷第3～4期，1932年12月、1933年1月）、谢兴尧的《白蛇传与佛教》（《晨报·学园》1935年3月21日）、霭庭的《白蛇传故事起源之推测》（《天地人》第1卷第10期）、（任）访秋的《白蛇传故事的演变》（《晨报·学园》1936年10月6～8日）、曹聚仁的《白娘娘传说中的悲剧成因》（《论语》第107期）、赵景深的《弹词考证·白蛇传》（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大多都属于这类的文章。他们探讨的重点是白蛇故事的起源或来源。这一时期的白蛇传故事的起源研究，人言言殊，在笔者看来，大体可以赵景深先生为代表。他认为，白蛇传故事起源于印度：



中国人的思想一向就是中庸的、调和的，因此《西游记》里同时有如来佛，又有玉皇大帝，并不认为冲突。不过《白蛇传》虽非专阐佛教，其来自印度，却有可信之处。本来有一派研究故事就说过，一切故事起源于印度，又何况是蛇的故事，怎能使人不疑心出自蛇之国呢！但我遍查《佛本生故事》，只叙到男蛇或蛇王Nāgas或Muchalinda，不曾提起女蛇。……大约《白蛇传》故事是从印度来的，另外印度又把这故事传到希腊，以致英国济慈(John Keats)有根据希腊神话而写的七百行的叙事诗《吕美亚》(Lamia)。……这故事中的李雪斯就是许仙，吕美亚就是白娘娘或白云仙姬或白素贞，阿坡罗尼阿斯就是法海和尚。田汉的《女与蛇》说阿坡罗尼阿斯：“曾由波斯旅行，到过印度国境，恐怕这段故事也和《西游记》一样，是印度古代的文献里产生的。因此一方传入希腊，经后世英国诗人的才笔化；一方传入中国，而成《白蛇传》。”的确，《吕美亚》与《白蛇传》相似之点极多。



而在中国，最早的白蛇传故事，他认为应是明冯梦龙笔下的宋人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我国最早的白蛇传故事，该是《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也许这一篇原为宋人话本，那末该是南宋的产物了。……在笔记小说中，很少有与《白蛇传》极相似的。只有清钱泳的《履园丛话》里的《蛇妻》最相似。但此书有道光五年孙原湘序，已是很迟的作品了。[5]



郑振铎先生认为，最早的《白蛇传》是弹词，时代在明末。他所说的最早的白蛇传弹词，应该就是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所录之“话本”。“今所知最早的弹唱故事的弹词为明末的《白蛇传》。（与今日的《义妖传》不同。）我所得的一个《白蛇传》的抄本，为崇祯间所抄。现在所发现的弹词，更无古于此者。”[6]经查《郑振铎文集·西谛所藏弹词目录》等文，并没有见到他所说的抄本，只是《记1933年间的古籍发现》中有：“（四十三）雷峰塔（白蛇事）五册。”一条，[7]所记是影戏脚本即影词，而不是弹词。



在此顺便说一说，最早所见的《白蛇传》传说是话本或弹词，而且清代以前流传于世的载籍颇为鲜见，这一点，也可反证白蛇故事大体上起于或主要流传于吴越一带的江南地区，它的起源与江南吴越一带的地理人文、风俗习惯、信仰等条件至为相关。



在赵景深的此论发表30年后，美籍华人丁乃通先生于1964年在德国的一家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高僧与蛇女——东西方〈白蛇传〉型故事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化和肯定了白蛇传故事印度起源说。他的研究结论是：英国作家济慈《拉弥亚》（赵景深译“吕美亚”）中的印度故事，于公元2世纪传到希腊，于12世纪传到欧洲和中国，而冯梦龙的叙述只不过是济慈笔下的“拉弥亚”故事在中国的异文。他写道：



笔者倾向于相信：费洛斯特图斯（案：系首先在欧洲记录了拉弥亚故事者）、瓦特· 迈普和冯梦龙所记述的是同一个故事的异文，而不是各自完全自发的创作。它们共同的原型可能是一个宗教说教故事，这个故事的原型大家知道现在还未发现，不过，由于大多数宗教故事发源于普通民间故事，所以，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民间故事，它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讲述顺序组合A（案：费洛斯特图斯的说法）和B（案：冯梦龙的说法）中的大多数故事成分，就可以推测出该故事的一个构拟原型。这个民间故事就是《国王与拉弥亚》。《国王与拉弥亚》首先在《印度口传故事类型》一书中列为一个类型：该书提到了七篇异文，全部出自克什米尔—旁遮普地区。[8]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随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文化和文化研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白蛇传》的起源研究无形中中断了，《白蛇传》起源问题、《拉弥亚》与《白蛇传》之关系的研究，再也无人问津，被长期搁置起来了。



回顾这一时期，有关白蛇传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当非傅惜华编纂的《白蛇传集》及其序言莫属；该书的最大特点是搜罗了历史上大量有关白蛇传传说的民间文学-俗文学资料，丰富多样，堪称是白蛇传故事历史资料集的集大成之作；所惜者，是作者没有能够收入当代流传在民间的口传资料，当然，当时他没有这个条件。他在长篇序言中叙述了白蛇传的演变情况，把最早的文本，定为南宋时代的“话本”《雷峰塔》。他这样写道：



《白蛇传》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优美的民间传说。它的起源，很是古远，距今八百年前的南宋时候，民间曲艺中的“说话”，就已经流行着这个故事了。今天所遗留下来的宋人话本里便有一本《雷峰塔》，收在明末冯梦龙编选的平话总集《警世通言》的第二十八卷，题作：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从这个话本的内容，一些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而与宋人史籍施谔的《淳祐临安志》，吴自牧的《梦梁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书所记载的，比勘印证起来，另一方面再从这个话本的“说话”的风格研究起来，都可以证明它就是那个南宋时代所流行的话本。因此，《雷峰塔》的话本，可以认为是现存的《白蛇传》故事中最古老的作品。[9]



傅先生之所论，只限于中国最古的白蛇传文本，并没有涉及到它的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问题。但他在将《雷峰塔》与宋人的其他史籍的比勘中得出的结论，则不仅有新意、而且在白蛇传早期文本研究上前进了一步。



在傅文发表之前，戏剧评论家戴不凡于1953年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试论〈白蛇传〉故事》的颇有深度的论文，因是发表在文艺界的重要报刊上、又因系参与戏曲改编问题讨论的文章，故而影响颇大。他虽然也没有绕开《白蛇传》的最早的形态这一属于起源范畴的问题，虽然也批评了一些戏曲改编者和评论者在改编和评论时离开了民间传说的原意，但戴文的主要之点，却是以当时一般文艺评论的立场和价值观来阐述白蛇传故事的“主题”和“演变”（包括改编）的“积极”意义。他的结论是：“一、《白蛇传》是一个有深刻意义的优美的民间传说。它是通过神话的形式，像折光镜一样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二、这是一个以反封建为主题的神话。这一主题是通过追求幸福的妇女（白蛇）和封建势力（法海）的矛盾和斗争而表现出来的。三、故事最早的思想内容和今天流传的不甚相同；许仙原先为坏人，在故事的演变途中，逐渐成为好人。这并不妨碍它的主题，而且和它的主题（反封建）的形成有连带的关系。”[10]显然，他在批评一些非历史主义倾向时，也站在主流思潮之中“拔高”了这个民间传说原本并不具备的思想意义。



这一时期，白蛇传传说的研究，实际上逐渐形成了以两大主题的阐释为主的格局：一，改编白蛇传故事能否适应新的社会变革、思想教化和审美情趣的需要；二，对白娘子形象的理想化和对自由婚姻的追求的赞美。围绕着田汉根据白蛇传传说改编的《白蛇传》而展开的规模很大的批评和讨论，多少离开了民间传说的本原思想和情节结构，大大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故事的干预。又由于思想界对《红楼梦》研究“索隐派”的批判运动的影响，使得考据学大受挫折，前50年曾经热闹一时的对白蛇传起源的追寻，到建国初期嘎然而止，没有再继续下去，悬而未决的《白蛇传》故事起源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挂了起来。



“文革”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20年间，白蛇传故事的研究十分活跃，成为百年来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于80年代初编印了《白蛇传资料索引》（《白蛇传》研究资料之一，1982年7月）、《白蛇传故事资料选》（《白蛇传》研究资料之二，1983年5月）、《白蛇传歌谣曲艺资料选》（《白蛇传》研究资料之三，1983年5月）。同时，江苏省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及镇江分会编印了《白蛇传》（资料本），收录了该省民间文学家们新近从民众口头上采录的有关白蛇传传说的记录稿26篇（主要是流传在镇江及周围地区的），山歌、清曲、扬剧记录整理稿7件。嗣后，1984年4月，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的民间文艺研究会在杭州联合召开了“全国首届‘白蛇传’学术讨论会”，罗永麟、王骧、吕洪年、程蔷、薛宝琨、陈勤建等所撰6篇大会论文在《民间文学论坛》（北京）1984年第3期上选刊，会议的论文集《白蛇传论文集》也于1986年10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1989年10月，两省一市的民间文艺家协会与镇江市文化局、文联联合又在镇江召开了“第二届‘白蛇传’学术讨论会”，贺学君、罗永麟、陈勤建、朱恒夫所撰4篇论文在《民间文艺季刊》（上海）第4期上选刊。罗永麟先生是改革开放后较早研究白蛇传传说的上海学者，他的第一篇白蛇传研究论文《论白蛇传》，发表在1981年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第1集上，稍后，接连发表了《白蛇传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此文是二次讨论会的主题报告）、《白蛇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及其悲剧价值》等，都收入他的《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中。王骧先生把白蛇传传说中的人蛇结合（白娘子与许仙）与人蛇斗争（白娘子与法海）两大主题溯源到了上古的图腾崇拜，以期从发生学上解决白蛇传传说的起源问题。他认为“《白蛇传》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古神话的传统，沉淀着古民俗信仰图腾崇拜的残渣，由魏晋志怪小说中异物化美女迷惑男子的简单传闻，发展为铺叙有致的唐传奇《白蛇记》，进一步再同宋代盛传的杭州雷峰镇怪和镇江僧龙斗法等地方风物传说结合起来，开始形成今《白蛇传》故事的基本轮廓。”[11]可惜论述还嫌粗略，未能像丁乃通那样把费洛斯特拉图斯本《拉弥亚》和冯梦龙本《白蛇传》分解为十个共有的重要情节，从其重合与相异情节中找出故事发展演变的规律，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上述这些文章涉及到了白蛇传故事的起源、流变、灵异思想（异类婚姻）、与吴越文化的关联、与儒道释三教的关系、形象与艺术、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戏曲的改编与戏曲对民间传说的影响等，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理念和方法上，都有了较大的开拓。既有传统的文艺学的研究与阐释，也有民俗学的介入，学术思想的多元，使白蛇传故事的研究呈现出多彩的格局。



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的白蛇传研究队伍基本上限于江、浙、沪三地的学者们，切入的视角也还有某些时代的局限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白蛇传研究，已走出了这个作者队伍的圈子，新一代的学者们，在选题与方法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也有一些令人高兴的成果问世。与此前的以白娘子形象和社会矛盾分析作为研究焦点的时代不同，起源与流变问题（包括“拉弥亚”与“白蛇传”的比较研究）、人兽婚姻故事类型等以往未涉及的问题，再次受到了关注，多少显示了在文艺学研究之外，民间文艺研究的民俗及文化特性回归的强化趋势。



2005年6月，“白蛇传传说”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我国文化史和白蛇传研究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和机遇，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民间文化遗产的重视和评价，使这一在当代仍然广为流传的著名传说，在国家法规的层面上得到良好的保护，确保其永远的世代传承下去。作为白蛇传传说最主要的两大流传地（还有杭州）之一，镇江不仅至今还在民众口头上有广泛流传，还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源（镇江的文化工作者们从20世纪60年代就在辖区内记录了许多白蛇传传说的文本）和相关文物（如传说中金山寺、法海洞、多种形态的白蛇故事民间美术品和工艺品等），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编辑的《白蛇传传说文化丛书》把此前搜集采录的不同异文的白蛇传传说、80年代以来在报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和各种以白蛇传传说为题材的民间美术品和手工艺作品的图片收集在一起，成为一部白蛇传传说相关文献资料的总汇，读者可以看到，建国以来50年间白蛇传研究在资料的蒐集与理论的开拓上所取得的成绩。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工作，不仅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民族文化的文献和读物，最重要的，是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保存和记录下了民族的文化记忆。



自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原名镇江民文化馆）成立之日起，我就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特殊的情感，加之我又参与了文化部组织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审工作，故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的朋友们嘱我为这部即将出版的白蛇传传说总汇写序，我高兴地答应下来，谨撰此文以为序言。在上文中，表达了我的一些个人的看法，不当和谬误之处，欢迎批评和指正。

2006年11月1日于北京



（本文系为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编、刘振兴主编《白蛇传传说精粹》丛书作的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发表于上海《文景》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