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宽：媒介即文化――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批评

Sylvie

何道宽：媒介即文化――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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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2-8-31 23:22:03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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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媒介即文化。文明史就是媒介史。西方文化经历了3次媒介革命：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化和非部落化两个阶段，正在进入重新部落化的第三个阶段。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产生了线性、逻辑、“理性”、分析、专门化的西方文化。印刷术产生了残缺不全的“谷登堡人”。电子媒介是意识的延伸，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这是一个多元化的重新部落化的全球一体的美好新世界。麦克卢汉奇怪的媒介说终于得到认可。他反常的研究方法终于受到承认。

[关键词]文明；媒介；传播；媒介革命；重新部落化；研究方法

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是西方传播学巨人。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大学里执教英美文学，默默无闻凡20年，直到1964年，因《理解媒介》的出版才一举成名，成为传媒追捧的风云人物。自此，他完全转向研究媒介、传播和大众文化。他的研究宏观上观察人类文明史和传播史，微观上透视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的各个侧面。同时，他又用比较文化的镜子关照东西方文明和欧洲各国文化。

麦克卢汉的声誉沉浮颇具戏剧性。30年前，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分为对立的两极。毁誉之声，别若天壤。90年代，他的声誉重新崛起。他的《理解媒介》已经成为经典。

历史证明，麦克卢汉是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先知。20世纪的思想巨人。今天，他的预言一个个都实现了。他关于“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识延伸”的论述，无人能出其右。

有人说，“批评家要花30年的时间去理解麦克卢汉”(1)。中国人知道他快20年了，可是我们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本文攫取一鳞半爪，评介他的媒介理论。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根植于人类文明的宏观背景之中，文章就离不开全景式的扫描。管窥不忘全豹，蠡测不忘大海，让我们纵深跳入人类文明的汪洋大海，去看看他的媒介史观和传播史官。


一、奇怪的媒介观

麦克卢汉首创了“媒介”这个词。他说的媒介“很怪”。一般所谓媒介指的是报纸、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等几大媒体，这就是狭义的媒介。他说的却是广义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术。这使他有别于常人，也有别于其他的学者。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他的“媒介”是那么的宽泛无边、稀奇古怪。

他在《理解媒介》中列举细说了26种媒介，每一种媒介自成一章，且都用了一个奇妙的比喻。兹抄录于下：1.口语词：邪恶之花？/2.书面词：以眼睛代替耳朵/3.道路与纸路/4.数字：集群的侧面像/5.服装：延伸的皮肤/6.住宅：新的外貌和新的观念/7.货币：穷人的信用卡/8.时钟：时间的气味/9.印刷品：如何理解它？/10.滑稽漫画：《疯狂》漫画通向电视图像/11.印刷词：民族主义的建筑师/12.轮子、自行车和飞机/13.照片：没有围墙的妓院/14.报纸：靠透露消息的政治/15.汽车：机器新娘/16.广告：使消费者神魂颠倒/17.游戏：人的延伸/18.电报：社会激素/19.打字机：进入钢铁奇想的时代/20.电话：是发声的铜器还是玎玲作响的符合？/21.唱机：使国民胸腔缩小的玩具/22.电影：拷贝盘上的世界/23.广播电台：部落鼓/24.电视：羞怯的巨人/25.武器：形象之战/26：自动化：学会生存。

我们介绍他的文化观，必须要从他的研究方法、历史观和媒介观说起。

麦克卢汉在英美文学的园地里耕耘30余年，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但是，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逐步转向媒介、传播学和大众文化。这一转向既是出于他个人的爱好，也是因为社会的客观要求。美国是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大众传播的沃土。在教学生涯的初期，他难以理解学生中流行的大众文化。为了了解学生，他逐渐移情于斯，同情、中情、献身探索、发现。经过20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西方学界卓然成为大家。


二、从研究方法说起

麦克卢汉有一句经典名言：“媒介即是讯息。”套用这一警语，似乎可以说：“媒介即是文化。”他诸如此类论断和表述比比皆是、令人费解，既晦涩难懂，又隽永深刻。他的语言风格汪洋恣肆，他的研究路子放荡不羁，九确实引起很大的争议。

“媒介即是文化”，这是他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为了证明这个命题，让我们先说他的研究方法，说它有何独特、为何独特、有何价值，又为何受到批评。他的方法和西方科学研究、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的传统背道而驰。在这一点上，他遭人误解、批评和攻击。

批评家对麦克卢汉的指责，集中指向两点。一是他无所不包的媒介定义，二是他反实证、反经验的研究方法。

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他的叙述方法也一反常态，可以概括为：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只推出马赛克图像，不搞量化描摹。

读者最不习惯的，是他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有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于是英语里增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这个戏说之词是法国人发明的，但是它很快不胫而走，在西方学界流行开来。

麦克卢汉对文化史的研究，综合了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文学的研究路子。他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简约为传播史。他的历史尺度和跨度太大，难免大而无当，但是他毫不在乎。他喜欢信马由缰、天马行空，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驰骋。他举起“杂家”的旗帜，公开批评“专家”。他不屑于当专家，因为他认为专家是畸形人。他讴歌整合一体的“部落人”，悲叹分割肢解的“拼音文字”、“谷登堡人”和“机械人”。他呼唤“重新部落化”的人。他希望研究人类的“无意识”、“意识的延伸”和“地球村”。

由此可见，虽然他对西方文化隐隐约约有一些批评，但是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彰否任何一种文化。他既不当卫道士，也不当吹鼓手；既不当掘墓人，也不当陪葬品；既不当法官，也不当辩护律师。他只当探索者，把自己发现的东西陈列在世人面前，由他们自己去做判断。

他宣告自己的方法反传统：“我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几乎没有接受传统智慧中看待它们的任何观点。”

他把自己的探索方法叫做开锁匠的方法：“我从来没有把探索的结果当做揭示的真理。我没有固定不变的观点，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别人的……我的工作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有点像开保险柜的工匠的工作。我探索、倾听、试验、接受、抛弃。我尝试不同的序列。直到密码锁的制动栓落下来，保险柜的门弹开。”

他不屑于当专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专门家圈定一小块研究领地，作为自己的地盘，对其他任何东西却不闻不问。”

他认为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我对文学和文化传统有道义上的责任，于是着手研究威胁文化价值的新环境。我很快就发现，这些新东西用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是挥之不去的。研究证明，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

他认为线性分析法不能用来研究媒介环境。他说：“一切研究环境的线性路子都没有用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科学界已经认识到需要统一场理论。它可以使科学家使用一套连续性的术语，借以把各个学科领域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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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ie

(续上)

三、麦克卢汉文明史观

“媒介是人的延伸。”按照他这个定义，弓箭是手臂的延伸，轮子是腿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口语是思想的延伸，文字是口语的延伸，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印刷术是文字的延伸，近代机械文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是印刷术的延伸，电子媒介是大脑的延伸，网络是大脑的延伸，如此等等。

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史观，也就是他的文明史观。在他看来，文明史就是传播史，就是媒介演进史。

如是观之，人类文明经历了3次飞跃，也就是媒介的3次飞跃：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媒介。第一次飞跃是口语向拼音文字的飞跃，发生在两千多年前。这里所指的文字专指拼音文字，其他的文字不入此列。第二次飞跃是手写文字向机械印刷的飞跃，发生在16世纪。因为印刷机是谷登堡发明的，所以这一次技术变革叫做谷登堡革命。第三次革命发轫，于19世纪的电报，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微电脑，起飞于90年代的网络世界。

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期可以图示如下：


表1：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四期说

口耳传播       拼音文字传播      机器印刷传播     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   迄于16世纪       起于16世纪       起于1960年代

有趣的是，英雄所见略同。1953年，美国二战前后顶尖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alphLinton），在《文化树》中提出“文化突变”的思想。用这个思想来考察世界文化史，他提出了3个文化突变期。第一个突变时期的标志是火的使用、工具的制造和语言的起源。第二个突变期是农牧业的兴起，第三个突变期肇事于工业革命。而且，他还抓住初露端倪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预告第三个突变期的来临。可惜他死于1953年，来不及看到空间时代和电子时代的来临。1980年，美国未来学加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把人类文明史概括为3次浪潮，他的这个思想在中国特别走红，影响了整整的一代人。他在《第三次浪潮》中，从产业更替的角度来观察文明史。他认为，第一次浪潮是农业社会，滥觞于一万年前。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爆发于18世纪。第三次浪潮是信息社会，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


四、独特的社会史观
与他的传播史观相配合，麦克卢汉提出了独特的社会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的部落化、非部落化和重新部落化3个时期。社会发展史与媒介传播史的对应关系大致如下表：


表2：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史和社会发展史

口耳传播      拼音文字传播     机器印刷传播   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  迄于16世纪       起于16世纪    起于1960年代
部落化时期            非部落化时期            重新部落化时期

在部落世界里，只有口语，没有文字，文化只能靠口耳相传，人们只能面对面交流。部落人口头交流时，感官是平衡的。眼耳口鼻舌身全部调动，全身投入，感官没有分割。此时的口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魔力，它不仅用来传递信息，而且用来支配世界，祈祷、诅咒、施行巫术。部落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和部落融为一体，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部落圈子里的生活，形成一个无形的网络之中。口语“伟大的持久不变的大众媒介”，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又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我们的目语，是我们全深信投入的东西。”

部落人生或在听觉空间和声觉空间之中。听觉空间没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别。它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它是由眼耳口鼻舌身同步互动而产生和感觉到的空间。耳朵不能聚焦，不能分析分割。口语不能视象化，只能形成一个立体的声觉空间，不能像文字那样形成视觉空间。面对面口头交流时，人不能只突出一种感官，而是要调动一切感官。这个声觉－听觉空间是同步、整合的、通感的。部落人只能靠口语获取信息，所以他们被拉进一张无形的部落网络。口语比文字承载的情感更丰富，因为语调能够传达喜怒哀乐愁。部落人的听觉—触觉世界是集体无意识的、充满魔力的、不可分割的。这是由神话和仪式高度程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不受任何挑战。

读者务必注意，麦克卢汉所谓的文字，特指西方文明和使用的拼音文字，其他文字不在此列，因为西方的拼音文字与其他的文字有本质区别，切不可混为一谈。他认为，“印刷会意文字和印刷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为会意文字是同时调动所有感官的复杂的格式塔完形，比埃及的圣书文字有过之而无不及。会意文字不让形声义分割，而这种分割正是拼音文字的管见所在。”

拼音文字要打破感官平衡、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他说：“拼音文字与圣书文字和象形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埃及、巴比伦、玛亚和中国文化确实是感官的延伸。但是这个延伸是下面这个意义上的延伸：它们用图形表现现实，他们要用许多符号来涵盖范围很广的知识。这一点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拼音文字用没有意义的字母去对应没有意义的语音，它可以用少量的字母去包容所有的意义和所有的语言。这个成就要求词语的形态和词音从它们的语言意义和戏剧性意义中分离出来，目的是要使实际的语音成为看得见的东西……感官系统的平衡、心理和谐和社会和谐都要被打破。视觉功能就会发展过头。其他的文字没有这样的情况。”

拼音文字造成人、社会和知识的分割。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开始用序列、线性的方式推理。又开始对数据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由于知识是以拼音字母的形式延伸的，知识就发生局域定位，分割成专门的类别，造成功能、社会阶级、民族和知识的分割”。

拼音文字如何粉碎神圣的部落世界呢？

拼音文字是空间的线形展开。它和口语的根本区别，是脱离听觉世界，粉碎听觉场，分离视觉，突出视觉，形成文字的视觉空间。它打破了感官平衡的声觉——听觉空间。文字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它成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客体。此后，它就可以分割肢解、抽象分析了。人们可以摆弄、操纵、利用这个工具。于是艺术和科学应运而生，编年记事、记时器和建筑物相继产生，歌舞音乐和说话发生分离，和声与肢体表演发生分离，哲学、逻辑、修辞和几何也逐步产生了。


现将口语和拼音文字的主要差别图示如下：


表3：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

口语传播                                   拼音文字传播
声觉－听觉空间，一切感官外化         视觉空间，只有视觉外化
感官平衡，通感，感官同步互动         目光延伸，视觉突出
不能聚焦，无中心--边缘分别           线形展开，科技聚焦
有机的、不可分割的                   强烈分析分割的、线性的
用语调承载丰富的情感                 不能用非言语手段表达丰富的感情
网络生活，人际关系密切               个人主义的，人际关系疏离
口语魔力，集体无意识，神话，仪式     文字魔力，“理性”，一致，序列，连续
前科学，前艺术、不专精一门           科学，艺术，逻辑，专门分工

麦克卢汉就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脍炙人口。还是听听他侃侃而谈爸。他说拼音文字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

“拼音文字发明之前，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具有部落深度和共鸣的封闭社会。这是一个受听觉生活支配，由听觉生活决定结构的口头文化的社会。耳朵与冷静而中性的眼睛相对，它的官能是强烈而深刻的，审美力强、五所不容的。它给部落亲属关系和相互依存编织了一张天衣无缝的网络。全体部落人和谐相处。首要的交流手段是言语。看不出有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或少一些。这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个人主义或专门分工。个人主义和专门分工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直到今天，部落文化仍然根本无法理解个体的观念或独立公民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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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区别是听觉空间和视觉空间的区别。他说：

“听觉空间是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的空间。它不像严格意义深的视觉空间，视觉空间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声觉空间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是通过各种感官的同步互动而感觉到的空间。与此相反，“理性的”或图形的空间是一致的、序列的、连续的，它造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点部落回音世界的共鸣。我们西方世界的时空观念是从拼音文字产生的环境中派生出来的。西方文明的整个观念也是从拼音文字派生出来的。部落世界的人过的是一种复杂的、万花筒式的生活，因为耳朵和眼睛不同，它无法聚焦，它只能是通感的，而不能是分析的、线性的。言语是要发出声音的，更准确地说，它是我们一切感官的同步外化……无文字民族的生活方式是隐而不显、同步和连续的，而且也比有文字的民族的生活方式要丰富得多。由于要依靠口语词获取信息，人们被拉进一张部落网。因为口语词比书面词承载着更丰富的情感——用语调传达喜怒哀乐愁等丰富的感情，所以部落人更加自然，更富裕激情的起伏。听觉—触觉的部落人参与集体无意识，生活在魔幻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之中。这是由神话、仪式模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与此相反，文字人或视觉人创造的一个环境是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显赫的、逻辑的、专门化的，疏离的。”

拼音文字使感官分割：“只有拼音文字才使眼睛和耳朵分割，语义与字码分割。因此，只有拼音文字才有力量使人从部落领域转入“文明”领域，才能使人用眼睛代替耳朵。”

拼音文字加速了从部落人到“文明”人疏离的过程。他说：“在部落社会中，由于非常实际的原因，触觉、味觉、听觉和嗅觉都非常发达，比严格意义上的视觉要发达得多。突然，拼音文字像炸弹一样降落到部落社会中，把视觉放到感官系统最高的等级。文字把人推出部落社会，让他用眼睛代替耳朵，用线性的视觉价值和分割意识取代整体、深刻、公共的互动。拼音文字是视觉功能的强化和放大，它削弱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渗透到部落人非连续的文化中，把他的有机和谐、复杂通感转换成一致、连续和视觉的感知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把这种感知方式当做“理性”生活的标准。整合的人变成了分割的人。拼音字母粉碎了令人着迷的圈子和部落世界共鸣的魔力。它好像使人发生爆炸，变成专门化的、心灵贫乏的“个体”或单位，在一个线性时间和欧几里德空间的世界里运转的单位。”

他说拼音文字把部落人变为视觉人：“拼音文字把复杂的部落文化转换成简单的视觉形式，使部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中性化。请注意，让我们疏离的只有视觉。其他的感官使我们卷入，但是拼音文字培育的疏离却使人脱离卷入，使人非部落化。人脱离部落之后，其首要特征是成为视觉人。”

拼音文字祸福相倚：“有许多证明显示，人们为专门的技术和价值的新环境付出的代价也许是太高了。精神分裂和异化也许就是拼音文化的必然后果。”


五、谷登堡人的分裂
印刷术把西方人撕得粉碎。谷登堡人是分裂的人。如果说，拼音文字是精神分裂和异化的重要诱因，那么机器印刷使这个倾向大大加重。它使文人孤栖书房，使人追求隐私而脱离社会。它培养了雄心勃勃的个体，使个人主义变本加厉。他说：“印刷术是人的急剧的延伸。”

他认为印刷术直接产生了“宗教改革、装配线及其后代、工业革命、整个因果关系的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学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这一切都大大地强化了个人主义和专门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是两千多年前的拼音文字产生的。于是，思想和行为的分裂变成了体制。于是，分割的人——首先被拼音文字分割——最后被印刷术剁成了字钉一样的东西。从那时起，西方人就成了谷登堡人”。

总之，印刷术的产物包括西方文化的一切方面：民族国家、民主制度、宗教改革、装配线、工业革命、因果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字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

这似乎把印刷术吹得神乎其神。但是，如果静下心来婷婷他的说明，他的想法其实是非常有趣、破有道理的。兹摘录若干隽语，借以揭示他那出人意表的洞见。

印刷术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随之兴起。“印刷术发现了生动逼真的民族疆界，印刷术籍的市场也是由这样的疆界圈定的，至少对早期的印刷商和出版商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能够看见母语穿上可以重复的、相同的技术衣衫，也许在读者的心中会产生一种统一和强烈的感情。每个人和操母语的其他读者分享这样的感情。前文字和半文盲的人的国家是迥然不同的。”

“民族主义是16世纪印刷术爆炸的结果。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不存在民族主义。印刷术使人以分析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母语，把它看成是规模一致的实体。印刷机大批量生产书籍和其他印刷品，使之传遍欧洲的各个角落，把当时的白话语言区转变成规格一致的民族语言”

印刷术引起工业革命。“事实上，活字印刷是一切装配线的祖先。”

印刷术导致市场经济。“拼音字母文化最有力的表现，是我们的统一价格体系，它渗入到遥远的市场，加速了商品的周转。”

印刷术强化了个人主义。“使用拼音文字使自由派相信，一切真正的价值是私密的、个人的、个体的。”


六、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根据麦克卢汉的思想，3次媒介革命是人的3次延伸。拼音文字是从听觉空间向视觉空间的延伸，电子技术是从肢体走向大脑的延伸。他的宏论处处闪光、字字珠玑：“在机械化时代，我们实现了自身的空间延伸。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使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时空差别。目前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如同我们已通过各种媒介使感官和神经系统延伸一样。”

“今天的电子媒介终于使我们从催眠术中苏醒过来。谷登堡星汉被马克尼星座遮蔽了光辉。”

“电子媒介使我们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提高和外化……电报的滴答声敲响了印刷时代的讣告。西方拼音文字价值观的丧钟敲响了。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和电脑的发展进一步给它的棺材敲上了钉子。电视用最终埋葬拼音文字的讯息塑造人的感知系统。”

“由于电脑的问世，意识的延伸已经开始。我们对超感官知觉和神秘意识的痴迷，就已经预示了意识的延伸。”

“电脑问世之后，意识本身要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要完成意识的延伸，依靠现存的理性观念是办不到的。”

“我们已经延伸了中枢神经系统，使之转换成了电磁技术。把意识迁移到电脑世界。”

“假如‘大脑移植’的时代就在前方也许就可以给每一代新人提供‘大脑的复制品’，直接对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的大脑进行活体复制。人们不再买莎士比亚或伊拉斯谟的著作，很可能会用脑电图扫描的方法，把莎士比亚和伊拉斯谟的感知和博学植入自己的大脑。于是，书籍就可以绕开了。”


七、地球村里的新“部落人”
麦克卢汉创造一批令人惊叹、永载史册的新词，“地球村”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电子媒介使人类结为一体，人类要“中心部落化”，电子时代就是新“部落人”的时代。他说：“电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这颗行星变成一个环球村落。”

他所谓的“地球村”是一个比今天的西方社会更加美好的社会：“全球村是一个丰富的、富有创造性的混合体。这里实际上有更多的余地，让人们发挥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全球村比西方人同质化的、大规模的都市社会要略胜一筹。”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他说：“电子信息运动的瞬时性质不是放大人类大家庭，而是非集中化，使之进入多样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状态之中。”

他相当详尽地买会了这个新奇的世界：“这将是一个完全重新部落化的深度卷入的世界。通过广播、电视和电脑，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环球舞台，当今世界是一场正在演出的戏剧。我们整个的文化栖息场，过去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容器，如今它正在被这些媒介和空间卫星转换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自身又包容在一个全新的宏观宇宙之中，或曰一场超地球的婚姻之中。个体的、隐私的、分割知识的、应用知识的、“观点的”、专门化目标的时代，已经被一个马赛克世界的全局意识所取代。在这个世界里，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在电视、喷气飞机和电脑的作用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同步的、“瞬息传播”的世界。此间的一切东西都像电力场中的东西一样互相共鸣在这个世界中。”

他用神来之笔反问到：“为什么不可以把世界意识联入一台世界电脑呢？凭借电脑，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求得一种与柏格森预见的集体无意识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无意识……这种状况可以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

他惯用简约幽默的故事，说明复杂而抽象的构想。他的“地球村”和“新部落”其实是这样的简单：“一个二年级小学生做出的反应就是这样。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时，老师叫她写一首儿歌。她是这样写的：“新型这么大，地球这么小，待在原地吧，别跟它飞走。”她是这个新型部落水的一员，生活在一个复杂无比的世界之中，广袤、永恒。”

注释：

(1)高竹梅：《传奇式的传播学家——关于麦克卢汉》，《现代传播》1998年第2期第40页

(2)其余一切引语均见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和《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文学院邮编：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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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ie

陈卫星：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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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2-8-31 23:20:42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 麦克卢汉McLuhan的传播思想是从技术变化与文明发展的关系出发的，直接师承了哈洛德.英尼斯INNIS。只不过，麦克卢汉关心媒介超过关心文明,从媒介的技术文化特点出发来阐释传播媒介的心理学和生态学特征，并提出了似是而非的冷热媒介区分。对社会的文化发展持媒介技术决定论，麦克卢汉忽略了传播关系的支配作用。而信息传播的效果实际上离不开社会主体和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

On McLuhan’s Communication Theory

Inherited in Harold INNIS, McLuhan’s communication theory takes its depatreure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However, McLuhan’s concern is more of the medium itself than of civilization as he expounds, in a media-techno-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psychological and ecological nature of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sets forth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ot”and “cool” media which sounds logical but misleading. A media-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 on social-cultural development, McLuhan ignores the dominant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relations.In fact, any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cannot but occur within the contex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a society and the related social environment.

在欧美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史上，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麦克卢汉的传播理论与控制论、经验 － 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论相比，算不上大流派，但他的理论却是最普及的，被人解释最多的，并成为西方六十年代的时髦思潮和一个有未来主义色彩的“传播意识形态”的版本，一本用技术药方包办社会问题的福音书。

麦克卢汉的理论渊源

美国的传播学理论家多半出身于社会学、心理学或者技术科学专业，从而在为实业和政治服务的研究中发展了传播学的经验论证方法。麦克卢汉生前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英美文学教授，这使得他不以瞬间心理效果、信息在一个职业群体工作场合中的扩散或者是监视和控制的技术性能为研究对象。就是说，不是把传播当作撞击、影响、控制和刺激问题、循环网络或人际关系等实用性的社会关系的表现。本人专业与传播学无直接联系的麦克卢汉在研究方法上受到了另外的启蒙，从时间顺序上，有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 （Pierre KROPOTKINE）和英国人杰德斯（Patrick GEDDES）。从本世纪初到二十年代，这两人先后影响了社会学领域中的芝加哥学派。后来，继承了这种思考方法的美国人芒福德（Lewis MUMFORD）从城市规划和领土整治的角度重新考察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在《技术和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1934) 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看法，这就是传播技艺是“人的延伸”和技术变化是文明史的核心这两个观点。这是后来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感官的延伸”的思想的直接起源。尽管后来芒福德自己完全否定了技术对文明的拯救效果。〔１〕

对麦克卢汉的理论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加拿大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哈洛德..英尼斯 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２〕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遭到欧美学术界冷遇的英尼斯获得过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生前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系主任和加拿大政治学协会主席，是一位研究传播社会发展史的启蒙性人物。他对传播学的介入不是从心理学，也不是从社会学，而是从政治经济学，更具体说来是从传播的社会历史出发。英尼斯对传播的理论定位是把传播放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中考察。他认为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和贮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有关技术手段。所有的文明都由知识、思想、习惯、实践、仪式、艺术等。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组织的转化、主体性的新形式和知识的重新组织都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他首先关心的问题是传播有助于维持权力，建立知识的垄断。就是说在已知的社会背景条件下，传播形成了有利于一定社会阶级的知识和权力的集中和垄断。

从对知识的垄断作用出发，英尼斯的传播理论的内核是传播的倾向性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就是说媒介有利于把握时间（口头）或把握空间（写作），从而产生对知识状态的影响。在文化处于口语状态的远古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不超出人的声音的范围。这个时候的知识储存和传递方式是代代相传的口头神话，这种叙事方式整理了世界的秩序。而书面文字的问世可以抵抗时间的压力，可以把过去和现在进行比较，开辟了认知未来的可能性。和口头性相比，文字允许具体保存思想、观念，可以经受理性审查，可以拉开人际距离，从而开辟了间离社会规范的个人主义行为实践的可能性。事实上，当一个社会的成员能和社会在知识形态和组织形式上拉开距离就产生了个人自我转化的可能。这种距离效应是个人主义的历史性生成形式。最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取代了宗教利益和神性表述，媒介这种知识形式就成了权力的支柱。新的知识垄断的霸权不再是针对时间而是空间，一个典型的历史事实是古罗马帝国。

在英尼斯的概念中，媒介和权力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相互决定”的关系。口头社会倾向于一种复杂而不易转移的文字载体（石头），而与圣经有关（即与书面文字有关）的社会倾向于一种简单易行的文字载体（纸莎草纸）。石头是一种向时间倾斜的媒介，而纸莎草纸是一种向空间倾斜的媒介。从这个结论出发，英尼斯找出了媒介和社会的对应关系。就是说传播技术形态决定了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传播技术对知识的垄断，支配了社会群体之间政治权力的分配。

在英尼斯看来，权力是一个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事务。之所以传播系统锻造了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因为传播系统结构了人类社会对时间或对空间的关系。在历史上，我们可以区别两种形式的媒介和传播。第一种形式和时间相关，是通过口头文化、手稿、记忆、小群体和权力的传统形式，是一种非集中化的方式。第二种和空间相关，直接和空间在一起，是通过印刷和电子媒介得以象征化。是对地域的扩张和控制，是一种集中化的方式。

英尼斯一生中只在最后两年留下两本著作：《帝国和传播》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和《传播的倾向性》（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这里的“帝国”有双重含义，是指英国和美国对加拿大的支配。英尼斯试图分析这当中的区别。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的传播技术系统的发达直接威胁到邻国，甚至可以直达“加拿大文化的心脏”,换句话说是提前了加拿大的文化危机。加拿大被夹在两个帝国之间和两种传播倾向之间，就是说要受到相互对立的技术力量的影响，而这类技术力量本身削弱了加拿大自身的文化回应能力。这种媒介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围绕着知识垄断的冲突。英尼斯认为，为了反对现代技术决定论的效果，有必要重建“口语传统”，唤醒记忆，创造一种民主参与等其它积极因素，建立另外一种形式的传播。也就是说，在对传播现实的看法上，英尼斯是持悲观论的。

毫无疑问，作为多伦多大学的同事，英尼斯的传播思想深深启发了后来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的形成。在《哥德堡群英》一书中，麦克卢汉直接表达了这一点：“英尼斯是第一个在理论上处理了与技术形态本身有关的变化过程。和他的工作相比较，我的工作只不过是在他的著作中的位于页面下方的注释。”他们的区别在于，麦克卢汉关心媒介超过关心文明和文明的命运。

麦克卢汉的理论贡献

和他的理论先行者和启蒙者英尼斯一样，麦克卢汉把传播当作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文明现象。这使得他专心致力于从媒介的文化特点来阐述现代传播媒介的心理学和生态学特征。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用部落文化（口头文化）、脱离部落文化（拼音字母和印刷）、重返部落文化（电子媒介）来隐喻人类传播史的宗教赎罪过程 － 伊甸园、人的堕落和重返天堂。

麦克卢汉不象英尼斯那样将兴趣主要放在传播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上，他的论点主要集中于传播媒介对人类感觉中枢的影响上。他的成名作《歌德堡群英》首先表现了对拼音文字和印刷品造成的感觉和文化后果的思考。麦克卢汉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认为媒介和技术性工具一样，如车轮或字母，是人类感觉器官或身体功能的巨大延伸。每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因为产生感觉分离如创伤效应或令人入迷的力量而在文化中创造不平衡，改善“感官的关系”。

当任何一种感觉或身体的功能以技术的形式具体化时，官能的分裂和各感觉之间比例上的变化就出现了，从而结构出人体感官新的感应性轮廓和复杂性，如时间延续、影响范围、速度和幅度。比如听觉有利于发展人类的情绪和直觉经验，而印刷术的发明巩固并扩大了视觉在应用方面的知识可能性，从而与拼音文字区别开来。与印刷的书籍比较，中世纪的手稿是不清晰的，常常被读出声来，需要视觉和听觉的相互交流。印刷书籍由于加重了视觉偏向而进一步分裂了感觉生活，阅读成为更个人化的沉默行为。书本的方便携带也造成了对个人主义的崇尚和理性批评精神的诞生，推动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３〕

麦克卢汉的名声是从1962年出版的《哥德堡群英》（The Gutenberg Galaxy）一书开始的。两年后问世的《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 风靡欧美，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显然和他的叙述方法不无关系：生动、概念的浓缩游戏、理论上的拼贴技巧和令人震惊的微言大义。比如他说电报缩短了句子，电话创造了电话应召女郎。又比如他说“希特勒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存在是广播的一个直接结果”。无疑，在学术论证方法上，麦克卢汉是反学院派的或者说是“挑衅性的”，用记者式的语言简化了人文知识，并作出了“最后裁决”。他的幽默、小贩式的担保叫卖和运用隐喻的广告天才，表明了他是一位善于把握文化气氛和社会节奏的传播修辞术的高手。

麦克卢汉在理论上的标新立异是提出了热媒介 － 广播电影和冷媒介 － 电话电视的区别。他说热媒介可独自延伸意义并予以高清晰度定义，能够允许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批评距离。从电视的技术语言上说，高清晰度即带有大量的信息。视觉上，摄影有高清晰度。一张动画素描没有高清晰度，因为信息太少。电话是冷媒介和弱清晰度，因为耳朵只能接收少量的信息。他认为，一个冷媒介是指话语、手稿或电视。和热媒介相比，它为读者和观众留下更大的参与空间。如果媒介是高清晰度的，参与就会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媒介是低密度的，参与就应该是高密度的。麦克卢汗还就此引申出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发展中国家是“冷”的，发达国家是“热”的；农村是“冷”的，城市是“热”的；今天的电子时代是“冷”的，往昔的机械时代是“热”的。这种没有学理规范的区别是麦克卢汉在理论上的大败笔，从而降低了他的学术声誉。当时的英国学者布尔丁（Kenneth BOULDING） 就对此予以反驳：媒介的各种属性至少要放在三个而不是一个维度中去考虑。首先是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就是被要求的信息接受者的物理状态的参与水平；其次是媒介的效力半径，这是指媒介的反馈机制能力；最后是通过载体被传达的信息的密度。〔４〕

从理论构成来看，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有刺激 － 反应理论、经验 － 功能主义学派和控制论的成分。麦克卢汉的主要学术贡献有三点。

第一，他提出了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不是表述，而是媒介自身。他说：“正是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交往和行为的尺度和形式”，“社会的形成在更大的程度上总是决定于人们相互交流所使用的传播媒介的性质而不是传播的内容”。这就是说，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就会引起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不管这种媒介传播什么内容。他认为，媒介传递的“讯息”没有什么价值，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就是媒介本身的性质所产生的作用。传播媒介的影响并不是出现于有意识的意见和观念的层次上，而是在感觉比例和知觉类型的下意识层次上，传播技术的任何进展引起人类事物的规模、步伐或类型上的变化。

第二，他把技术决定论的思想运用到社会的文化分析上。他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所有的媒介都是人的某种心理和肉体能力的延伸”，如印刷品是人们眼睛的延伸，收音机是人们耳朵的延伸，电视机是耳朵和眼睛的共同的延伸。他认为“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感官爱好的秩序。”任何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会使人的感觉器官的平衡状态发生变动，产生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影响。他说，“任何一种感觉的延伸都改变着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即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当这种比例改变的时候，人就随着改变了。”他的技术自然主义强调媒介是人的生物性延伸，而不是人的社会性延伸。实际上，任何一项技术工艺的产生背景和演变过程都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技术只是社会设想和社会利益的携带者。而麦克卢汉对媒介的思考离开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

第三，他的理论叙述有一种美国式的人道主义标记的乐观主义情怀，客观上反映了西方六十年代展露头角的大众消费福利社会的欢欣气氛和技术发明改变世界的一厢情愿，这恰好和英尼斯相左。英尼斯认为对知识的垄断是以力量关系和社会不平等为前提的。而麦克卢汉认为对传播的参与是以平等分享和力量关系的撤离为前提，是一种默契的可能性。所以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冷媒介的支配地位和一种要求个人积极参与社会的整体化结构过程，极力推崇电视媒介那种超越所有感官的接触性。从技术表现性能的完整和完善出发，麦克卢汉显然是一个乐观的技术决定论主义者，认为电子媒介时代是口头表达方式的光荣再现，是推动人性统一的媒介文化的重新“部落化”，可以重新创造普遍的全球性社会和谐。

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地球村”的概念是麦克卢汉在1969年出版的《地球村 － 战争与和平》（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一书中提出来的。当时在大众传媒领域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电视对美国侵越战争的现场报道使战争变成历史上第一次“电视化的战争”，被吸引在电视机前的美国公众成了这场战争的直接观众。令人震惊和沮丧的残酷画面使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以前就在媒介上输掉了战争。事隔22年，在中东海湾地区，对技术上更加进步的电视媒介的操纵和监控使五角大楼和美国有线电视网CNN一起从头到尾策划和制造了一场在现实中以胜利告终的电视战争。而这种把战争直观化、游戏化的技术可能性是从22年前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开始的。1969年7月16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 （Neil ARMSTRONG） 登上月球，这一新闻通过美国的通信卫星进行了全球电视直播，媒介从此进入一个新的被人称之为直观的时代。

媒介系统的逻辑功能原来只是表达事件，现在是直接参与，改变了人们对真实的感知。媒介把事件与人们用来产生意识的工具直连接在一起，人们从影象进入直观。我们知道，电影的经典叙事手法是通过正反打镜头的组合所产生的“缝合”机制来制造一个观众介入的视点，它有助于人们的感知和思考。而关于电视直观问题，按照巴赞以后最负盛名的法国电影评论家达勒 （Serge DANEY）的说法：“直观是一个纯粹技术功能的视觉证实。”〔５〕直观的视点是封闭的，它通过制造情绪融合的传播捷径切断了信息反馈的通道，是当今世界上传播关系支配信息内容的技术表现形式。

麦克卢汉的技术乐观主义态度使他对媒介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冲突和社会有关力量的干预视而不见，也没有考虑到国际经济贸易交换中的分工和不平等关系及其文化表现，更对世界范围内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知识扩张和知识同化的差距现象估计不足（当今世界传播中有65%的信息来自美国，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提出包含现代性的总体模式、行为方式和普遍价值的扩张性传播战略的国家）。

在传播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国际舞台上整体国力的竞争是通过四个主要因素 －军事、传播手段、经济和意识形态 － 表现出来的。这实际上使得国家和民族之间通过传播制度和传播实践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和观念的冲突和调和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随市场经济一体化而缘起的，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跨国性媒体机构所构筑的，国际化传播网络所经营的，视听文化商品的跨国传播和渗透正在软化所有类型的民族抵抗。

“媒介就是讯息”质疑

在麦克卢汉的传播学遗产中，有一句影响很大的话，“媒介即讯息”。这里所说的媒介是指技术载体如电报、电话、电视等。他认为，每一种媒介发出的信息都代表着或是规模、或是速度、或是类型的变化，所有这些信息的形式变化都会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因此，这里的信息也就是技术的特征，甚至显得比内容更重要。比如说，在印刷媒介出现以前，人文交流的信息是直接的、及时的。然而，印刷媒介把复杂的现实生活用一系列语言符号加以表现，并迫使人们一行行地、按顺序地阅读和思考，而不能像现实生活中那样立体地、复合地认识和考察。在麦克卢汗看来，每一种新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媒介的形式本身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信息，并引起社会的某种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本身就代表着某种时代的信息，媒介就是讯息。

意大利著名学者艾柯（Umberto ECO）认为“媒介就是讯息”这个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混淆了传播通道、符码和讯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６〕比如把道路和文字说成是媒介意味着把传播通道与讯息混为一谈；说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服装是媒介更是把符码（一种把经验形式化的方式）和讯息（基于衣着习惯的一种能指方式）相混淆。

实际上，麦克卢汉感兴趣的不是信息的内容和形式，而是信息存在的技术表现可能性和工具性形态特征。这里的合理成分在于作为康德哲学中“先验主体”的人的思想都需要载体，需要工具，需要媒介如纸，笔，语言，文字，实验室，图书馆，数据库等等作为自己“被隐藏”的伙伴。人类社会的媒介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是传播工艺的社会使用的历史。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传播工艺的社会意义在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积淀下来。

要让一个信息成为信息，就意味着要有媒介 － 物质载体（如纸张、银幕），物理管道（如声音、光线），社会环境和能够分享同样符码的接受者。这种意义上的媒介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考虑对“媒介就是讯息”这个观点提出几点商榷。

第一，历史发展的逻辑不是技术决定论。技术工具的发展水平影响到信息的产生，但本身也只是合作产生信息的要素。如人们用画笔与用计算机作出同样的一幅画，信息的意义没有变，只是信息产生的技术方式和接触界面改变了，媒介在这里是产生信息的合作者。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关系总是有实验和选择，发展和限制。人类对科学技术的选择不仅仅局限于专业人员，也包括消费者、投资者和政治家们。大众传播媒介并不是完全自主的，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操作机构，要服从于各种规则、惯例，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正式和非正式的控制。媒介提供了一个信息传播的技术条件，但不能决定什么信息是应该被传播的。媒介本身并不能禁锢人的思想或者使社会文化自动走向民主，而是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态中的一部分。在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史上可以看出，技术工具和社会应用的关系是一个适应关系，体现了社会和政治的选择。

第二，信息的效应或效用取决于信息本身所作用的社会环境，取决于作为信息携带者的社会主体和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的信息携带者那里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信息的贴切性是有边界条件的，这就是它所处在的传播环境和传播网络当中的位置。也就是说，一个信息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性质的意义要由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这个环境中的社会主体来决定。由社会主体和社会环境所组成的媒介环境才能激活、培育和再生产这个信息。对个人来说是这样，对集体性的社会实践来说，也是同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的诡计”的悲喜剧。社会主体意义上的人对信息的完整把握不是一个自发反应或瞬间过程，需要提示的是在什么尺度内，我们的认识工具支配我们的理性。

第三，社会的日益媒介化使人对媒介的依赖正在悄悄地变为人对信息的依赖。媒介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社会关系的中介。对大多数人来说，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形象和思想是认识社会和历史的主要依据，是集体记忆的再现，是自我认同的参照。在一个媒介化的社会，被分享的大众传播媒介成了人们形成个人认识的一个依赖，构成一种人与社会的中介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比直接的个人关系更加冷漠，更加脆弱，更无人情味。也可能比直接的个人关系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更令人向往。当电视画面的直观性维护着观众观赏心理中的自恋栅栏时，毫无疑问在起着调节社会心理张力的作用。而在通往信息高速公路的计算机网络世界中，信息接受者对影像和声音的信息操纵（因电视遥控器的使用而盛行的ZAPPING行为也属于类似的现象）使信息接受者自身成为“虚像现实”的制造者。媒介在此时已经不是信息，而是网络（包括频道和波段）世界中与我们有关的信息本身成为人与外界的媒介。

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是如何为人的思想的物理状态定义？传播工具和权力操作的关系是什么？媒介的技术铭文和社会的象征秩序的关系是什么？媒介创新和社会群体的知识运动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一种传播意义上的象征表现会比另一种表现更具有动力性？今天如何在电视观众的眼皮下改变合法化和支配的规则？等等，这或许是些有讨论价值的问题。

〔1〕参见法国学者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的新作《传播的发明》的第6章（L’inven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Decouverte, Paris 法国发现出版社1996）

〔2〕本文中有关英尼斯的介绍参见加拿大学者阿塔纳Paul ATTALLAH所著《传播理论－历史，背景，权力》第11章。Theorie de la communication － histoire, contexte, pouvoir, Tele-Universite Sainte-Foy Quebec Canada 加拿大电视大学出版社 1989

〔3〕 关于这一点，密西根大学教授伊丽莎伯.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TENTEIN也在研究近代西欧印刷史的专著《欧洲近代化初期的印刷革命》（La revolution de l’imprime dans l’Europe des premiers temps moders , Decouverte法国发现出版社 1991）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她不但肯定印刷加速文化扩散和思想扩散，而且认为印刷和出版技术的主要结果是改善了知识生产的状态，这包括创造性活动、思辨传统的内部演进、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的信息交换。印刷不仅仅使新思想和文艺复兴的概念的流传成为可能，而且它含有的传播嬗变扩大了人的创造潜力，扩展了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活动。是这个嬗变允许把思想运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联系起来，推动了西欧的近代化进程。

〔4〕参见斯特哈G E STEARN编选的文集《保卫和反对麦克卢汉》Pour ou contre McLuhan , SEUIL Paris 法国1969年

〔5〕参见达勒文集 Devant la recrudescence des vols de sacs a main 法国里昂 Aleas出版社1991年。海湾战争后，电视传播中的直观效力及其景观问题是西欧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学术焦点，需另文讨论。

〔6〕参见 La guerre du faux by Umberto ECO , Grasset Paris法国格拉塞出版社 1985

附注：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麦克卢汉的引文均出自『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s by Marshall Mc LUHAN , McGraw Hill, USA 1964）和『麦克卢汉访谈录』（ Essay(Processus and Media) by Marshall Mc LUHAN, by Edition Hartubise HNH, Ltde, 1977, Montreal, Quebec, Canada ）

原载北京《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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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时，彼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