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论从田野出发——首期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回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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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理论从田野出发——首期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回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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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小也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1-28 20:57:07发布)　　阅读108次


    中国的传统历史文献十分丰富，从朝代更迭到建置沿革，有着各种给定的线索，然而，历史人类学的任务是将这些线索放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从中勾画出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历史脉络。因此，虽然关于蔚县有若干种志书，我们还是要到田野中去寻找文献之外的历史。

　　当我们在图书馆里苦思冥想，看不出历史脉络时，是不是应该到田野中去寻找时空联系？当很多在地方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抱怨缺乏资料时，是不是可以看看身边正在消逝的历史档案？

　　去年下半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首期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该班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乡土中国研究中心主办，学员（包括正式学员和旁听学员）数十名，是来自全国各地十几所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与文博系统的35岁以下的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

　　笔者因参加2001年12月中山大学的田野工作坊，对于历史人类学曾有所接触。它在观念、理论与方法上的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此我曾写下《人文学者的工作坊》一文（《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22日》），对它的缘起、活动与主要参与者进行报道。与田野工作坊的传统一致，研修班的教学与实践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进行了7次讲座、7天田野调查和11次讨论，学员们颇多辛苦，也颇有收获。


　　理论：疑问与解答


　　研修班讲座的主题是：萧凤霞的“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陈春声、赵世瑜的“从传说解读历史”，庄孔韶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科大卫、蔡志祥的“宗教文书与乡土社会”，郑振满的“民间契约文书的收集与解读”，刘志伟的“族谱：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以及孙立平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口述史”。

　　听者当中除了授课老师的学生之外，其他人对历史人类学都比较陌生，感到新鲜甚至是震动，之后却又有些迷惘。笔者也有过同样的感受，这是因为历史人类学突破了我们长期接受的学科训练，对我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前提与结论都是一个挑战，很难被纳入到原来的知识体系中去。只有彻底更新观念，才能理解它、接受它。在听课过程中，学员们向老师发出了诸多疑问，而老师的回答，乃至回答的方式，都显示了历史人类学的重要特征。

　　究竟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在研修班中，“究竟什么是历史人类学”是最经常被学员们问起，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明确答复的问题，几位学者不肯对这一概念做学科分类意义上的解释，他们甚至会说，“叫什么没关系，你可以随意命名”。这让一向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入手的学员们摸不着头脑。其实，他们的态度本身已经说明了历史人类学的本质特征。

　　历史人类学的鲜明特色是不从概念出发。以萧凤霞的讲座为例，笔者以为这是七次讲座中最具理论性的一讲，然而，她通篇都用了叙述过程的方法，并且称“历史人类学”为“我们在华南做的研究”。的确，对于萧凤霞、科大卫、蔡志祥、陈春声、刘志伟和郑振满等学者而言，今天的所谓“历史人类学”，就是他们在华南研究中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并由此产生的具有广阔视野的研究方法，其背景是国际学术环境的变化，具体过程中则存在着种种机缘。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赵世瑜等因吸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与华南研究殊途同归。历史人类学的产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历史学需要人类学的文化批评和田野方法，人类学需要历时性观照，各自的学术传统都在发生变化，其优势恰好在于打破学科之间的分界，因此，挂什么牌子并不重要。那么二者之间是否真的不存在分界了呢？当然不是，萧凤霞认为，无论是历史学者还是人类学者都只是需要借鉴他人来增加对自己学科的敏感度，他们会分别继承自己学科传统的问题意识，并不断挑战前人的目标。

　　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学员们经常问的另一个问题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经常是一个很小的点，这样的研究有什么代表性呢？如果没有代表性，那么对于今人来讲又有什么借鉴意义呢？对此，几位学者的共同看法是，强调代表性的结果往往是不具有任何代表性，我们应当关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问题，但是，这个目的只能通过观察具体的千差万别的对象和过程来达到，用郑振满的话来讲，“有代表性的是我们的问题意识而不是研究对象”。他们还指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点虽然小，但是集中了历史、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意义，研究者据此形成对历史整体的、还原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按照自身的脉络而不是按照某种因果决定论——特别是建立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因果决定论发展的。那么，这样的研究成果是否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呢？在笔者看来，毫无疑问是的，只是它更多地展示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也许这正是人们在对现代社会进行反思时最需要的借鉴意义。

　　如何从民间材料中发现历史？受过历史学科训练的人在阅读文献方面大都有些基础，但是在听取口述、观察仪式方面就不那么灵光了。因此，学员们对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也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几位老师以自己丰富的经验一一给予解答。科大卫回答说，“在乡下跑两天，问几个问题，这不是田野，各种方志里记录的风俗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因为它们通常只是笼统地描述了‘怎样做’，这是绝对不够的。我们关心的不是风俗，而是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关系”。关于为什么要观察仪式，蔡志祥解释说，仪式是一定时空中一定人群的活动，仪式将人们对社区的参与整合为一系列象征符号，而且具有传承性，这是因为仪式必须是固定的，否则在人们心中就失去了效力。我们研究礼仪的出发点仍然在于社会，仪式是不掌握文字的人的历史记录，其发展变化也反映着社会发展过程。


　　田野：经验与感觉


　　研修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田野考察，地点是河北省的蔚县。

　　蔚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与山西省交界，明代时曾属山西大同府。五代时它曾作为幽云十六州的一部分（当时叫做蔚州）被割归辽国，此后历经宋、金、元等朝代，一直在少数民族政权的控制之下，直到明代才回到汉族统治者手中。但是，由于瓦剌蒙古多次骚扰明朝的北部疆域，它仍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令蔚县大出风头的一次历史事件是土木堡之变，当时，怂恿明英宗视察前线，造成皇帝被俘，自己命丧阵前的司礼监王振即是本地生人。

　　中国的传统历史文献十分丰富，从朝代更迭到建置沿革，有着各种给定的线索，然而，历史人类学的任务是将这些线索放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从中勾画出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历史脉络。因此，虽然关于蔚县有若干种志书，我们还是要到田野中去寻找文献之外的历史。

　　按照族墓书写族谱。杨?是蔚县历史上的另一位名人，据说蔚州曾为元大都（北京）修建城门提供建筑用材，而杨?对于伐木运京很卖力气，因此得到了朝廷的褒奖，被封为忠顺大夫，知宣德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杨氏先茔碑铭就是杨?为其祖先立的，碑文是大书法家赵孟?的手迹。这固然弥足珍贵，但是，与碑铭所在地——麦子疃杨氏族墓显示出来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相比，要差得很远。在一片坡地上，几十座（如果不是被雨水冲刷、泥土掩埋，甚至人为破坏，则会更多）坟墓集中在一起，一定程度上还看得出左昭右穆的规制。在老师的带领下，学员们一座一座地看过去，记录墓主之间的关系，在晚间的讨论会上，一个小小的族谱建立起来了，将其与杨氏族人手中的族谱相对照，居然发现后者存在着一些错误。

　　在碑刻中寻找百姓故事。蔚县境内现存大量碑刻，其中的绝大部分没有像杨氏先茔碑那样被当作文物保护起来，然而老师们指出，它们记录着我们百般寻找的普通人的历史。宋家庄的苏氏祠堂里外各有一块碑，上面记载苏家祖先于正德十二年授龙门指挥使，从南方迁来蔚州，死后葬于宋家庄，苏家人庐墓而居，并建立了祭祀祖先的墓社。乾隆年间族中有士大夫出面买地，经营祭田，承担赋役，建立宗祠并组织仪式。这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参与宗族建设的故事。单堠村关帝庙墙上的碑文中记录了单堠村与回回墓村之间发生过的矛盾：回回墓村原为单堠村的帮庄（所谓帮庄就是没有正式在国家赋税体系中登记的村子，又叫另庄，正式登记的村子叫做正庄），分摊单堠村的赋役，后因回回墓村抗不交纳，单堠村的乡正、副请官断定，后者遂独立成庄，承担赋役。这样鲜活的社会经济史资料是我们在传统文献出无法看到的。

　　从访谈看历史记忆。蔚县人对自己的历史很自豪，我们下车伊始就被告知，全县现有多处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丰富的馆藏文物。然而老师们提出问题：虽然有文物为证，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王振家乡的人知道有这么个名人吗？学员们在所到之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访谈，结果发现，在据说是王振家乡的卜北堡，已经找不到他的家族的任何后人，现在住在堡中的居民似乎不愿意讨论王振其人。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倒是讲了一通土木堡的故事，但一听就是从书上看来的。杨?的后人至今仍居住墓地边的村庄里，与自己的祖先为伴。但是，他们对那一片墓地没什么感情，清明时祭拜的也不是这些祖先，而是离自己的小家庭更近的祖辈父辈。这些都引发了我们对历史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历史记忆的深刻思考。

　　蔚县之行，给每一个学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笔者而言，有三点感受最为强烈：

　　一是经验的重要性。经验成就感觉，感觉虽然不一定能够落实到文字上——换句话说它也许不能写成文章发表，然而，它能够帮助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把握，因此十分重要。

　　二是各地都可能有丰富的研究资料。本次活动中，学员们只去了十几个村庄和寺庙，却发现了一二百块碑。碑刻默默地诉说着历史，特别是我们在文献中无法发现的历史。笔者不由得感慨，当我们在图书馆里苦思冥想，看不出历史脉络时，是不是应该到田野中去寻找时空联系？当很多在地方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抱怨缺乏资料时，是不是可以看看身边正在消逝的历史档案？

　　三是田野工作必须建立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历史人类学研究看起来很有趣，但是入门之后你会发现，它是非常严肃和艰苦的，尤其要求扎实的文献准备。老师们强调，不阅读文献是无法在田野调查中找到感觉的。有趣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学员有较好的阅读文献的功底，他自嘲说是因为香港资料很少，不得不细读。他的话对于我们这些拥有更多资源的内地学者来说，也许是一个提醒吧。

　　在田野工作中，研修班的学员不仅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对历史人类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大家群策群力，建立了一个“蔚州模式”，并且在研修班结束之后仍不断互通信息，来丰富这个成果。

　　第二期研修班今年还将举办，我们会与更多新朋友相约在广阔的田野。


　　



出处：《中华读书报》2004年0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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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的交叉和互鉴--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历史学研究关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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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金明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4-1 1:25:29发布)　　阅读37次


    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笔者还不知道历史学应该如何研究，只是心中有一个明晰的概念，即历史学是以过去的事实为研究对象。读了将近两年的历史系研究生，才开始明白历史学的些许真谛，即历史是历史学家根据文本和考古材料用各种方法重构出来的。听了厦大人类所郭志超老师人类学田野调查这门课后，又进一步明白历史学不仅可以根据过去的证据来重构，而且可以通过对现实的世界进行考察，然后回溯到历史的长河中，进而更加准确地认识过去。

　　由此可见，人文学科之间是互相交叉而又可以互相利用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给历史学研究带来某些启发使其理解和研究问题有更加独特的视角和更加多样的方法；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使人类学具有历史的大视野，用历史文本去丰富人类学研究的对象。那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的关系究竟怎样？研究它们的关系对研究历史尤其对我们方向的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对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加以阐释。首先从学科体系构成的角度，看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其次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人类学研究方法对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启发；最后从现实和历史交叉的角度，来看关注现实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下面是对这三个问题的具体论述。

　　人文学科之间--就学科构成来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即使现在学科内部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但这种人为的划分也有不科学的地方。以历史学为例，就时段可大致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按地理则可分为国别史、区域史、世界史和地区史；以研究领域则可分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心态史、史学史等。这种划分虽有利于史家进行专门的研究，但十分不利于他们之间的交流，造成学科内的人为隔阂，以至于大家条块分割、山头林立，老死不相往来。实际上，不仅历史学科内部分野没必要这么细化，就是人文学科之间也是紧密相关，应加强联系。以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来说，两者关系十分密切，研究对象同为人类社会；虽然各有一套成熟的理念和方法，但两者的割裂会严重影响彼此的研究深度和学术价值。只有将两套范式、两种思想维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展和丰富这两个学科。

　　我们知道，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田野调查报告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依据。田野调查关注的是微型社区，研究的目的是以小见大，管中窥豹，"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最终是要反映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变迁历程。而历史学则是用大视野的角度关注人类的过去，其研究目的是通过历史的考察，鉴古知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两者关系似乎不大，但实际上它们的目的都是要认知整个社会，为当代人服务。

　　此外，在进行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过程中，有必要互相借鉴，互为补充。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要有历史的宏观视野作为指导，这样做可以更好的把握历史的脉动。舍此，我们的研究只能是就事论事，难以深入下去。同时我认为历史学更应该积极吸收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到田野中去搜寻历史的"残片"。在一些历史遗存中，我们可以找到文本中难以找到真实资料，丰富历史学的研究手段。最重要的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的方法应为我所用，提高历史学的研究品位。接着就来谈一谈人类学田野调查对历史学研究的一些启发。

　　首先，从收集材料的角度看，人类学田野调查可以为历史学研究提供更加丰富和可信的史料。众所周知，历史学研究主要靠文本，在古代史研究中往往面临遗留史料不足，而大量藏书又可能有伪造的可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深入田野，尽可能找到所需史料或者佐证。就近现代史来说，由于年代距今并不久远，所以民间的史料遗存可能会更多，使用价值更大。若论起专门史，则民间的文本、碑刻、薄计等就成为重要史料，缺乏这些很难做出有价值的成果。单论最后一方面，厦大历史系已走在史学界前头，傅衣凌前辈开创的傅氏学派已经名满天下，对民间史料的收集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其次，从历史论文的写作方法来看，人类学民族志可以为之提供范本。民族志结构合理，逻辑性强，很好地控制了抽象和具象、主观和客观、现实和历史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这里就给我们历史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地方，如果历史论文也能避免就事论事的不足，正确地处理现实和历史、理论和事实、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关系，就不用担心写出的论文不引人入胜又有学术价值。可惜直到今天，我们的历史学家们还在沉溺于历史事实的考证和阐释，缺乏从其他学科中吸收理论加以指导和借鉴的勇气和开拓精神。就此而论，厦大人类所的李明欢教授和历史系的陈衍德教授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开始将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应用到华侨华人学的研究，在世界史治学中闯入一片新的天地。

　　再次，从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角度，人类学关注小社区以折射大社会的方法可以为历史学的某些研究提供参考。我们研究历史的前提当然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通晓，但以我们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人类史的研究几乎不可能。正如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不可能以整个人类社会--甚至一国或一地区的社会为研究对象，历史学家同样要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对象作为关注点。这样做虽然会面临史料不足和治史方法上的困难，但如果有成果出来，同样可以以小见大，揭示人类历史的某些规律。

　　拿学术界吵的很热的世界民族主义问题这一话题来说，各种学科都加入进来，大谈其历史根源，表现形式、主要特征和消极后果。国内学者的专著、论文也是批量生产，好像学术界一片繁荣。可是翻开这些文章、著述，其中雷同和抄袭现象频出，实在让人难以找到一丝新意。不仅在定义、写作体例、文章架构上基本相似，而且书中所列例证也大同小异，读之无味，弃之不惜。这实际上反映出学术界的一个恶习--跟风和投机取巧盛行。如果我们能够对一个民族主义问题突出的地区利用田野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即使不能反映现代世界民族主义的宏观体系，也必能为民族主义学说添砖加瓦。只有这样做才能写出具有现实感的著作，更好地为现实提供借鉴。

　　所以在最后，本文将要谈一谈人类学从田野出发对现实进行研究对历史学的一些启示。考虑到当前研究现状，历史学应该更加关注现实，了解时代的最强音，与时俱进。江泽民总书记曾一再强调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其目的肯定是让我们的研究为国家的现实服务，而不是让我们为学术而学术，因为历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如果不深入现实社会，而是埋头于图书馆和故纸堆，即使做出一些成果，也很难为现实提供借鉴。可是我们高等教育中文科学生的培养模式就是让学生进图书馆，不要过多地了解和参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一开始就扎根于社会的细胞--社区中，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和了解来发现并试图解决问题。这样的研究才具有针对性，才能更好地发挥人文学科的社会功用。

　　历史学界可能会怀疑这样做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大胆的尝试怎么能够使我们的学科建设有新的突破呢。当年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势力兴起时，他们也肯定没有想到今天在史学界会有这么重要的影响。况且，当时19世纪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追求历史真实、以政治外交史为研究主导的史学在史学界仍占优势地位。在各种实用主义学说喧嚣尘上的今天，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如果不加强学科的内部整合和相互借鉴、走与现实结合的道路，是很难有很光明的出路的。








出处：读与思200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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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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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支平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9-10 9:47:07发布)　　阅读344次


    陈寅恪先生是大家公认的史学大家，他在谈到史学创新时，特别强调研究者对于新史料的开拓和新观点的发现。然而我们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新史料和新观点的认识，有一个从单线向复线的演化过程。

　　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十分迷信。本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文献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掘的新资料。然而一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对于“正史”之外的各种私家笔记以及地方志资料的运用，依然是小心翼翼，甚至心怀疑虑。少数比较保守的史学家，坚持认为私家笔记和地方志，或挟私嫌，或囿地域，不足为据。

　　时至今日，大概没有什么人会对中国历史上的私家笔记和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产生疑问。然而，本世纪初许多史学家对于私家笔记和地方志资料的疑虑，并非没有道理。从历代王朝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研究历史，官方的典籍记载无疑是最可信的研究史料。孟森先生是当时最著名的明清史学家，“先生之治史，多本中国传统方法”，（注：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附商鸿逵：《述孟森先生》，中华书局，1986年版。）故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所据以立论的明清史资料，大部分是以官修的文献为主，至于地方志的资料，就绝少涉及了。同时代的许多治学严谨的学者，其对文献史料的取舍，亦大多类此。

　　然而，本世纪毕竟是一个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时代，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逐渐介绍引进，中国的史学研究也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史、道德史的单线研究，向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拓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引进，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史学家们的研究模式。其中，经济史、生产关系史、社会结构史等领域的研究，正以崭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维开拓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个史学更新的时代里，以往官方“正史”典籍中的历史资料，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代史学研究的学术要求。一方面，以往官方典籍中的记载基本上是以帝王将相为记载核心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中国帝王将相的家谱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的历史典籍，其史事的记载必然忽略经济关系等有关下层一般民众的记载，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历代民间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概况所知甚少。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文化、史学等方面所拥有的强势垄断，官方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不能不带有一定程度的立场错位和价值取向的偏颇。这样的历史典籍，自然也不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这种文化、史学的强势垄断和价值偏颇，延续了二千余年，形成了理所当然的传统，更需要新一代的史学家们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建构新的史料基础。于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一些年轻的学人，开始把史学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扩展到政治史之外的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经济史领域。人们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范围，也突破了以往官方“正史”典籍的局限，开辟多方面的资料来源。私人笔记、小说野史、方志家谱，都已逐渐进入史学研究的殿堂。与此同时，有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进入农村城市的基层社会，进行社会调查，并且运用社会调查的资料所得，开拓了全新的史学研究的领域。其中如陈翰笙先生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傅衣凌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都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傅衣凌先生在回顾自己的这一学术经历时说：

　　实在说，我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直到抗战爆发后，我从沿海疏散到内地的城市和农村，才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一九三九年我曾居住在永安的黄历乡，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碉堡，四周则是一些矮小的平屋，佃户环之而居。我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中，使我恍惚联想到中世纪的封建城堡制度，是不是还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注：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载《文史哲》1983年第二期。）

　　三、四十年代傅衣凌诸位先生把社会调查资料引进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尝试，虽然在当时还未能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应，但其研究成果“很快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而后又由日本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日、美汉学界被尊为一代大师，享有很高的声誉，不是偶然的。”（注：《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杨国桢：《序言》。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解放以后，虽然说中国的史学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但是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干预，史学研究仍然不能摆脱“政治史学”的羁绊，而傅衣凌先生等少数学者能够坚持社会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发掘包括社会调查资料在内的多方面的史料来源，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到了七、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的社会科学与国际上的交流日益加强，各种流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重新涌入中国。中国的学者们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国际学术接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这学术逐渐开发的年代里，傅衣凌先生等的史学研究，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肯定。一批在“文革”后学成并投身于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以及一部份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都对社会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学术道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与调查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并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们的积极参与。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的结合，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就在于它能够“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这从理论上说，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大贡献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 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强调的这些核心问题，显然需要社会调查这种“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来加以认真的印证，而仅仅依靠“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官方“正史”资料，是远远不够的。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理论和方法论的不断翻新，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手段之一——社会调查，也完全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相适应。举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国家体制“大传统”与民间社会“小传统”的理论为例，我们不能不赞同这样的解说：（田野调查）观看民间的文化形式虽不能从中得到现成的启示，但它却能够给予我们“野史”般的冲击。民间仪式当然不具备文本的定制，因而我们只能费尽苦心方能从中“读到”书籍所代表的“大传统”、“雅文化”所能轻易提供的思路。然而，……文本只能给予我们了解思想史的素材，而作为（乡土社会）“隐秘的文本”的仪式，却是活着的“社会文本”，它提供我们了解、参与社会实践的“引论”。（注：参见王铭铭：《象征的秩序》，载《读书》1998年第二期。）国家体制“大传统”给我们留下的“文本”资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文化的全貌，其中最大的空缺就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历史学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的政治文化道德伦理固然对民间行为、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居高临下的规范作用，但是民间社会经济、下层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样可以影响统治者、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调适。这也是我们强调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来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性之所在。

　　社会调查工作在学术研究上的运用，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口学家等，也都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田野工作）的运用。有些学科对社会调查工作的重视远远超出一般历史学家的重视程度。这种多学科对社会调查的关注，正体现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即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淡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正朝着多学科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方向迈进。传统的历史学过于迷恋典籍文献的资料作用，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社会调查（田野工作）上的成就，无疑给寻求学术创新的历史学家们予有益的启示。以往对典籍文献资料往往抱怀疑态度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近年来也对历史文献的资料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学术研究中多学科的结合运用，显然已经对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产生了良好的效应。

　　当然，不同的学科毕竟有着自己的学科特点，有着各自专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其体现在社会调查的具体操作上，也应有许多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就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而言，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和调查对象，采用较为可行的相应措施。不能强求一致，或是过分仿效他人的研究方法。从这点上讲，我十分赞同研究历史应当是“史无定法”的主张。傅衣凌先生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这个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从考察社会结构的总前提出发，探求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帐籍、碑刻等证史；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以社会调查所得资料诸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民俗、传说、地名、口碑等资料证史。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求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认为：即使从今天看来，傅衣凌开创的这种社会调查与多种资料、多种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效法、大力发扬。

　　我们这里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社会调查固然应当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调查是推进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事实上，社会调查所征询的对象，由于文化教育程度、地域观念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他们所能提供给研究者的信息，往往是芜杂混乱的，且带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这就需要我们在芜杂混乱的民俗材料、口碑访谈、民歌民谣、传说杂抄、谱牒私册等资料面前，进行认真的梳理，从中分别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资料来。因此，我们回到历史学的传统话语，历史学家做好社会调查工作，还是应当具备唐代刘知几所谓的那种史才史学和史识。否则的话，社会调查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陷阱，使研究者沉溺于漫无头绪之中，从而失去了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

　　中国的传统史学极其注重对史料的辨析，这是一个很优秀的传统。史学家们不仅要考辨史料的真伪，还要鉴识史料所含信息的真实意义。论从史出，只有在审慎辨析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对历史的真实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社会调查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对社会调查所得的资料不加辨别分析，就有可能听风就是雨，只见到树木而不见森林。甚至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看到一点东西就发一通宏观的议论，大大降低了社会调查资料作为历史资料的可信度。同时，从事社会调查所应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应当极力避免先有了一个主观或主题的预设，然后根据这个预设找资料进行论证。这种作法就更加与史学研究“论从史出”的起码常识格格不入。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的结合，固然是本世纪中叶逐渐兴起的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把社会调查资料运用于史学研究，有益于拓展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是，这种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同样应该吸取传统史学的优秀成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把史学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促使中国的传统史学呈现万古常青的繁荣局面。


【作者简介】陈支平：厦门大学年生产能力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处：东南学术199904  

夏敏

认真拜读。会议及相关论述非常吸引人，得继续慢慢消化也。历史与理论跟田野相映证，也相校正，从田野中探询历史陈迹与文化记忆，我们很早就奢望这么做，现在整到台面上，当是可喜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