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歌谣的眼光解释《诗经》

温柔地思想

奉竹子之命，把歌谣周刊纪念会议上的发言稿贴上来。

用歌谣的眼光解释《诗经》：
顾颉刚先生的歌谣和《诗经》研究（提纲）

    顾颉刚先生是北大歌谣运动中的主将，其《吴歌甲集》开创了系统科学的收集和整理民间歌谣的先河，其吴歌和《诗经》研究也是歌谣研究中最有份量的著作，对现代歌谣学、诗经学、民俗学和古典文学都有导夫先路的作用，其学术方法和思想遗产仍有待于我们学习和发扬，尤其是其以歌谣解《诗经》的理路，彻底荡涤了汉代经学对于《诗经》的高谈阔论，恢复了《诗经》作为乐歌的本来面目，为贴切中肯地理解《诗经》奠定了基础，对于诗经学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这一点似乎并没有被古典文学研究者应有的重视。
    顾颉刚先生在歌谣研究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用歌谣学的方法研究《诗经》，实际上，顾氏本人就明言，其研究歌谣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释《诗经》：

    老实说，我对歌谣的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我的研究歌谣是有所为而作的：我想借此窥见民歌和儿歌的真相，知道历史上所谓童谣的性质是怎样的，《诗经》上所载的诗篇是否有一部分确为民间流行的徒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歌谣研究是其古史研究的一部分。顾先生研究古史，着力于辨析伪史。因传统的古史系统定型于汉代，辨析古史就必须从批判汉代学术入手，只有看清楚了汉人的曲说和造伪，才能知道先秦典籍的真相，可靠的古史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几部重要的著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年）、《汉代学术史略》（1933年）、《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1935年）、《三皇考》（1936年）等都是为此而作。
    其《诗经》研究也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因为《诗经》也与其他先秦古书一样，也遭到汉代的曲解，汉人将诗篇附会儒术，深文周纳，信口乱说，连其中一些原本明显只是咏唱儿女私情的情歌都硬拉扯到儒家的礼仪教化：

    两千年来的《诗》学专家，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它的真相全被这一辈人弄糊涂了。譬如一座高碑，矗立在野里，日子久了，蔓草和葛藤盘满了。（《诗经的厄运和幸运》）
    我做这篇文字的动机，最早是感受汉儒《诗》学的刺激，觉得这种的附会委实要不得。（同上）

    可见，其《诗经》研究，目的原也不在从文学的角度对《诗经》进行文本解读、诗意分析，而是其批判汉学的组成部分。其《诗经的厄运和幸运》显然是以汉代《诗》学为靶子的，但文章没有写完，只写到孟子的《诗》说（因此后来改题为《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汉儒诗说，尤其是毛诗、郑笺，直到清代，一直是《诗》学的权威，在顾颉刚先生之前，虽也有怀疑者，如欧阳修（《诗本义》）、朱熹（《诗集传》）、郑樵（《诗辨妄》）、姚际恒（《诗经通义》）、方玉润（《诗经原始》）等，但诸家对汉人《诗》说的怀疑仅仅是局限于其对个别诗篇的解释，仍不出经学的范畴，而顾颉刚先生之批判汉人诗说，则完全跳出经学的框子，以其研究歌谣获得的新眼光，彻底揭穿了汉人《诗》学的老底，在历史上，使《诗经》的本来面目第一次大白于天下，可以说，顾颉刚先生是《诗经》中那些古老诗篇的第一个知音。
    《诗经》中的诗本来是乐歌，其中《国风》绝大部分源于民间歌谣，《雅、颂》中也有不少是源于民间的歌谣，即是是文人和王官的创作，也是模仿民间歌谣的体制而制作的，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但是，知道这一常识是一回事，能够坚守这一“常识”出发，将这一“常识”贯彻到底，从乐歌的角度理解和解释《诗经》，又是一回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纵观顾颉刚之后的《诗经》研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鲜有其人，顾颉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顾颉刚在《诗经》和歌谣之间架起的桥梁，后来又断裂了，因为研究歌谣的不关心《诗经》，而研究《诗经》的对歌谣依旧隔阂。

概述：
    顾颉刚先生在分析《诗经》的结构、诗义、诗法、诗用、诗本事和作者时，在广征典籍的同时，处处参照歌谣，将民俗学、音乐学和文学的研究结合了起来。
一、结构。《诗经》章句结构的一个最典型特点就是“重章叠句”，又称“复沓”：每一章的意思和文字大同小异，只是在关键的地方更改一两个字眼。一般的解释都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使诗意不断深化，表现了作者的一往情深。但顾颉刚先生认为，这纯粹是为了适应乐谱的需要：

    乐谱是很短的，但歌却不能同它一样的短，所以乐谱要复奏，歌词便依了它的复奏而分章。（《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而重章叠句时之所以要更改个别的字，不过是为了使歌唱在重复中有所变化，也主要是出于音乐上的考虑，而并无意义上的讲究，而如果以为其中有什么深意存焉，就难免深文周纳，步汉代经师的后尘。（同上）
   
    《诗经》中的诗既然大多都有重章叠句的现象，因此，顾颉刚先生就据此断定《诗经》所录全为乐歌。这一结论对于《诗经》或许过于绝对，但其断定复沓结构处于音乐则是勿庸置疑的，顾颉刚先生第一个从乐章结构出发而不是仅仅从文字出发解释诗篇的章句结构，为理解和研究《诗经》敞开了全新的视野。此外，《诗经》中个别作品的复沓叠确有诗意逐层深化的作用，但这不见的是作诗者故意为之，即是果为有意为之，也非通例。
    二、诗法。这里所谓诗法，是指诗六义中的“赋、比、兴。”赋指描写、铺述，比指比喻、象征，这都不难理解，古人讲的也很清楚，但“兴”是什么，古人却一直没有说清楚，不是将之混同于“比”，就是含糊其词。但除了郑樵，古人无一例外是从诗句的含义上理解“兴”，认为“兴”也和“比”一样，也是指诗中上下句之间的意义关联。顾颉刚先生说他原本对“兴”也甚糊涂，直到收集吴歌，因见吴歌中首句的惯例，如：

萤火虫，弹弹开。
千斤小姐嫁秀才……

萤火虫，夜夜红。
亲娘绩苧换灯笼……

栀子花开心里黄。
三县一府捉流氓……

    才恍然大悟。这些歌谣的首句和下句之间都是没有什么意义关联的，首句只是用来引出下文，两者之间只有声音上的压韵关系。由此可知，《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首句和第二句之间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关系的，也只有声音上的关系。而民歌之所以多用“兴”这种修辞方法，吴歌中就说得很清楚了：

山歌好唱口难开，起子头来便不难。

    顾颉刚先生没有继续往下说，我理解，歌因曲而发，借歌而行，要唱歌先要知道曲调，但民间并无记谱法，因此，曲调只能借歌而传，即使歌词记不全也不要紧，只要记住第一句怎么唱，下面的调子就自然会溜上去，因此，歌的首句实际上就起到了“曲牌”的作用，唱出了第一句，下文自然也就水到渠成、应声而起了。兴，就是通过发起曲调而兴起下文，因此，纯粹是一种声音修辞手段。
    当然，说《诗经》中的“兴”完全与意义无关，也未免绝对，实际上，聪明的歌手在“兴”时，自然会挑选与其要唱的主题有关的事物作“兴”，也就是说，“兴”中有“比”，《诗经》中也不乏此例，但只能因此说“比”中有“兴”，却不能因此将“兴”混同于“兴”。
但汉代经师不懂这些道理，认为诗人将两种看似不相干的事物放在上下文，必有深意存焉，因此一定要找出道理来，把本来很明白朴素的诗句搞得稀里糊涂。
    三、诗义。即对具体的诗歌的理解。因为明白了《诗经》中的诗原本是乐歌，而《国风》中大多是民歌，它们就像后世的民歌一样，原本只是民众质朴感情的表达，并无深意，更与儒家教化的大义无涉，因此，要理解《诗经》，与其引经据典，还不如参照歌谣，比如在《写歌杂记》中参照自己收集的吴歌解释《召南•野有死麏》、《郑风•褰裳》，可谓佳例。
    四、诗用。即古人对诗的使用。《诗经》的诗篇尤其是《国风》，大多是一些世代流传、脍炙人口的乐歌，古人以诗施教，对诗都耳熟能详，因此常在各种场合利用《诗经》中的诗，这称为赋诗。顾颉刚先生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归纳道：

    为了应用而做的诗，和采来的诗而应用它，大概可以分为四种用法：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是言语。是用在典礼和讽谏上，是本身固有的应用；用在赋诗和言语上，是引申出来的应用。引申出来的应用，全看用诗的人如何，而不在诗的本身如何。（《诗经的厄运和幸运》）

     对古人用诗之法，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也做了全面的分析，但顾颉刚先生分析用诗之法，不仅仅是从先秦典籍上找材料，而且总是结合当前的唱歌、听戏、说书等民俗对古籍的相关记载进行解释。如说到春秋时君臣赋诗用情歌表达君臣之义时，就引民国二年，张勋打下南京，唱戏庆贺，当时就点了一出淫戏《双摇会》，说明古人赋诗，往往用诗象征其原本并没有的含义。而春秋时代的这种用诗之法，实际上开了汉人妄意附会的先河。这实际上为汉人解诗找到了制度和风俗上的源头。
    五、诗本事和诗作者。诗本事指做诗之缘起，《左传》、《国语》以及《毛传》中多记载《诗经》某些诗篇创作的缘起，顾颉刚先生认为这些记载并不可靠，可能皆属后人望文生义的依附。他认为诗多是长期流传的民歌和乐歌，其作者和最初做诗的缘起是不可能知道的，也没有必要知道：

    实在一首诗文只要传诵得普遍了，对于作者和本事的传说一定失了真相。《诗经》是一部古代极流行的诗歌，当然逃不过这个公例。所以我们对于《诗经》的作者和本事，决不能要求知道的清楚，因为这些事已经没有法子知道得清楚了。（《诗经的厄运和幸运》）
    汉代的经学家又为要显出他们的聪明，硬把三百篇的故事制造齐备，结果徒然闹了许多笑话。（同上）。

    这完全是一种民间文学的观点：作者是匿名的。
    既然作者和本事是不可知的，因此，解释《诗经》，就应该将精力集中于文本本身，将汉儒那种“外在的批评”，变成“内在的批评”，这正是现代文艺理论的基本取向。顾颉刚先生虽然没有提及这一点，但由其观点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一结论。

    总之，正因为有了歌谣的眼光，有关《诗经》的许多历史上一直缠夹不清的问题，都被轻而易举、水到渠成的解决了，有的则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假问题。歌谣的眼光，使对《诗经》的研究变得举重若轻。
    对比钱锺书先生的《诗经》研究：《管锥编•毛诗正义》同样对毛传、郑笺和孔疏进行了批判，同样对经生儒士的诗说深为反感，但采取的却完全是不同的研究路数。钱是以诗说《诗》，即引证《诗经》本身的诗句和后世的诗歌甚至外国的诗歌解释《诗经》中的疑难诗句。而顾是以谣说《诗》；钱认为经生说诗之所以南辕北辙，是因为他们但求“文字之本”，而不谙声律，即诗歌主要是依靠声音之间的关系进行修辞和表达的，这一观点确实触及到了《诗经》的本质，也触到了汉儒的痛处，于顾氏的观点殊途同归，但因为钱氏终究缺乏“歌谣的眼光”，因此，终究没有对其所谓“声律”说做出根本性的说明。钱在诗经的经学传统内部“室中操戈”， 因此，旁征博引，很费力气，顾在这种传统之外，一下子就点中了其要害，因此，收到了四两拨千计的奇效。

    综上所述，顾颉刚先生的《诗经》研究，完全和其古史研究走得是同一路数：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用歌谣的眼光解释古诗（《诗经》）。

影响：顾颉刚先生以谣解诗的方法可以说是研究《诗经》的一件利器，但是，似乎对于古代文学界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其关于复沓、比兴、赋诗等的真知灼见并未被《诗经》研究者接受。例如，褚斌杰先生主编的《先秦文学史》说：

    “兴”既要起情，先言之物一定要与下文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或者表现为先言之物能隐喻下文，或者表现为先言之物能渲染气氛烘托下文，或者兼而有之，既能隐喻下文，又能烘托下文。

    实际上，当时就有不少学者对顾的起兴说提出批评，朱自清先生的《赋比兴说》也没有采用顾的观点，当代学者赵沛霖《兴的缘起》一书说顾对兴的解释“过于简单化”了。其，不是顾说简单化，而是一般人把问题过于复杂化了，正犯了和汉代经学家一样深文周纳的毛病。
有句广告语说的好：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这是学问；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这是聪明。学者有不缺学问，但就缺少这种来自生活和常识的聪明。

启发：
1，贯通文献与田野、古典与民俗、文本与历史。用文献说明当下民俗，又用当下民俗说明文献，如何将文献研究和田野研究结婚起来，仍是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
2，综合运用民俗学、音乐学、文艺学、考据学等方法研究歌谣。

问题：
    既然其歌谣－诗经研究与故事－古史研究走得是同一路数，那么，也就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视古史为故事，因此，放弃了对古史叙事的真相探求：“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件事实，我们已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人想象中的这件故事是如此纷歧的。”（古史辨•一•自序）同样，对于《诗经》，也放弃了对《诗经》作品的文化渊源的探求，本事和作者自然是无法知晓了，但《诗经》中的作品既然多为民歌和祭祀乐歌，那么，它们源于何种民俗和祭礼背景就是一个值得究诘的问题。对当代歌谣的民俗学研究，当能对揭示《诗经》的文化原型带来有益的启发。

[ 本帖由 温柔地思想 于 2002-12-22 22:40 最后编辑 ]

淇园之竹

当时听的感觉是——陈老师当初讲《诗经》时真应该把温柔兄请过来专门开一次讲座，好在这次的演讲还是蛮及时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