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底层、“阶级”与当下中国社会

刘晓春

今天看了两篇文章，颇有感触。
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载《天涯》2004年第3期
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两篇文章都谈到，9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资本市场造成的贫富分化，使得阶级问题再次浮现在文化视野之中。在文化具体表现为存在着一种文化殖民现象，强势阶层利用各种资源将自己的文化强力推行给其他阶级，国家意识形态利用自己的权力改造底层文化，将底层文化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同时，民众又能利用仍然保留的一些文化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实际上，这种文化现状，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然是值得重视、值得研究、值得继承的思想遗产。
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的研究越来越丧失其固有的、曾经是立命之本的文化、社会批判性，而越来越成为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共谋的学术，成为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的重要资源；当然，后者也是我们的学术之所以立命的根本之一，而这种学术取向却使民间文学的研究缺乏当下的关怀，漠视民间口传文学的当下形态，体现在民俗学的研究中，则缺少对于民众现实生活状态的体察与理解，越来越固守于象牙塔之中。当我们感叹于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生存危机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得反思一下，在沉醉于象牙塔式的学术积累的同时，我们难道不是缺少了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吗？当阶级、底层、性别身份成为问题的时候，与这些问题相互缠绕的“民间”是否还能保持其所谓的超然姿态？

[ 本帖由 刘晓春 于 2004-5-27 16:53 最后编辑 ]

flytree

好象是老帖子了/以前在哪里见过。

"强势阶层利用各种资源将自己的文化强力推行给其他阶级"
_————————————---这是个从阶层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的现象。事实上， 强势阶层的改造与底层文化隙缝中的穿行我认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吹尽黄沙，最后必然留下一些东西。
对现实的沉重闭上双眼，对当下冷漠的无视，这是缺乏情操的表现。

刘晓春

呵呵，有时老调也可重弹。

戈兰

看看人家经济学家，好不让人羡慕煞，如今大家都在削尖脑袋向经济学家看齐，给海外资本当买办，谁耐烦听穷亲戚哭穷喊冤？

中国经济学家的皇冠失落
　　
　　稿件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人们的观念里，经济学家应该代表公众利益。而人们察觉现实中的经济学家似乎并不完全如此行事
　　
　　　　有一句颇让经济学家自负骄傲的名言: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那颗明珠。中国现
　　在的情形似乎是，经济学家失去了改革之初所享有的社会崇敬了。比如,他们面临的一个指控就是为利益集团说话。人们的观念里,经济学家应该代表的是公众利益。而人们察觉现实中的经济学家似乎并不完全如此行事。
　　
　　　　笼统地讲经济学家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并不意味道德上有什么缺点,也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如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班子,要么是一些愿意为民主党总统服务的经济学家,要么就是一些愿意为共和党总统服务的经济学家。美林、摩根这些大的投资公司都有为自己服务的经济学家和首席经济学家。诺奖得主马克维茨就兼任着日本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裁。其实,和一些科学家用专业知识为某个企业或集团服务一样,经济学家用自己的知识为某个利益群体服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那么,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为什么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就被人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是一种道德缺陷呢?原因之一是服务方式。经济学是一门事实科学,它的服务主要是根据专业知识,研究和发现某种约束条件可能导致某种因果关系,以供某个利益集团做趋利避害的选择。但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服务并不是如此。他们是利用人们对学问和专业知识的尊重,为某个利益集团已有的和将做出的选择发表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往往与事实无关,而是满足利益集团的喜好。
　　
　　　　人们记忆清楚的事例起码有:一是中国股票市场上发生的第一起收购案。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就在一家权威的中央级报纸上为这宗收购案叫好,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知情人都知道,他的亲属就在其中一家公司高层任职,而且他本人还在国家机关任职,并对当时的证券管理机构有着相当的影响力。按常识和常理就得回避,但事实就是这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发生了。另一件事是一家公司游说国家加强管制在华的外商零售企业,一些经济学家也应邀帮助宣传论证。事情至此已经跟科学和事实没什么关系了,而只是为一利益集团的偏好找理由了。
　　
　　　　科学的强项是发现和证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就讲过，说好坏是非,做价值道德判断,科学家与普通人比并没有什么优势,甚至还不如普通百姓。但有些遗憾的是,似乎目前中国热心价值伦理道德的经济学家，还是大大多于关注事实的经济学家。人们由此似乎可以恍悟,五四时期，那些人为什么要把“科学”这个词与民主并列;因为,我们传承有感情用事的民族性格。其实,对事实问题做价值和道德的宣传游说,从知识的角度看既不道德也无价值。
　　
　　　　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关注事实判断的经济学家比执著于价值判断的经济学家道德上更优越。中国经济学家目前的这种分布跟知识和知识结构有关。掌握有一套处理事实间因果关系的知识工具的经济学家,处理起事实来,成本显然比只善价值好恶的经济学家来得低;而后者说善恶道德有比较优势。代价大小,成本高低,将经济学家也做了分工,使一些经济学家更关注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而另一些经济学家选择将资源更集中配置在伦理道德上。这两方面似乎都有些过火,有些注重事实关系的人,迷信数学能像在物理世界那样，在人的世界也能求出同样多的解,比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还要乐观许多;而有些偏好议论善恶道德的人为了强调自己产品的差异性,就宣称为弱势群体说话,自己搞的是“穷人经济学”,事实上哪有穷人的科学和富人的科学之分呢?不过，经济学家也是人,理性的人按自己的比较优势分工、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又有多少值得谴责的呢?
　　
　　　　中国经济学是继续张扬马寅初、顾准、孙冶方的英雄主义呢,还是像目前这样分工下去——尽管它常常以世俗化的面目示人——有些可憎?人们实在拿不准爱谁恨谁。
　　
　　　　另外,大概也由于社会资源分布上的不均衡(不均衡的原因很复杂,有的可能是正常竞争所致,有的恰恰是缺乏竞争所致),百姓对官员、老板等等有权有钱有势的人群是心情复杂的。在网络上可以真实感受到这种复杂的宣泄。可以猜想,被社会称作“经济学家”的人决不是穷人,多少还有些权,比如话语权;多少有些势,比如影响力。无论怎么说,他们不是弱势群体,而是一个较特殊阶层。这也是“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皇冠落地的一个原因吧。当然,有如前述,决不仅仅是这个原因。 -(高小勇）

[ 本帖由 戈兰 于 2004-5-27 22:24 最后编辑 ]

戈兰

“复杂”的圈子：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的是是非非
　　
　　
　　《瞭望东方周刊》
　　
　　　　记者吴立波报道
　　
　　　　谢百三:“大部分经济学家是主张正义、有理想的。他们不需要靠谁养。”
　　
　　　　杨帆:“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
　　
　　
　　　　2004年1月20日，亚信公司(Nasdaq: ASIA)发布了其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的2003年第四季度季报。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12月31日，亚信第四季度的总收入为3060万美元，同比增长30%，净收入(除去硬件成本)达到1620万美元，同比增长21%。
　　
　　　　在亚信人的努力里面，应该还包含了一种特殊的贡献。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去年10月亚信庆祝成立10周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以亚信独立董事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
　　
　　　　其时，业界把张维迎出任独立董事看作是亚信“打造最强董事会”的一步重要棋子。亚信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董事长丁健表示，张维迎教授“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理解以及他在中国企业管理、战略规划方面丰富的经验，将为亚信的董事会创造很多价值。”
　　
　　　　亚信仅仅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吗？
　　
　　　　张维迎教授是中国最有名望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助理，是经济学界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对于舆论最有影响力的公众经济学家之一。他参与政府决策咨询，从而是一位对政府重大措施出台有影响的学者。
　　
　　　　1998年，张维迎教授和盛洪教授在《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文中列举了中国邮电部的种种垄断和压制打击竞争对手联通公司的行为，最后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政策建议：组建新的“国家电信管理委员会”(或电信管理局)、将长话经营与市话经营分离、将中国电信分解为几个公司、将邮电部的一部分电信网划拨给联通公司，等等。文中特别提到：“中国电信市场非常大，从长远看，双寡头的市场结构不足以形成有效竞争，需要引入更多的竞争者。”看看今天的电信业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不对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表示由衷的赞叹──中国电信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亚信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并在电信行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张教授在政策上的鼓与呼。虽然，改革过程中经济学家对政策独一无二的影响,被思想界一些人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但现实中的企业与其“逆之而害”,何若“顺之而用”?
　　
　　　　实际上，张维迎教授对电信行业改革的鼓与呼是不遗余力的。他不久前在中国一家媒体发表的演讲稿中，又对中国电信行业的垄断行为进行了抨击:“在中国，如果注册公司名称有‘网’字，你就需要得到信息产业部门的批准──谁赋予了信息产业部垄断名字的权力?其合法性在哪里?没有人追问。”
　　
　　　　看到这里，有人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从事电信行业的亚信，为什么要聘请张维迎教授作独立董事，是不是可以更明了一些呢？更为重要的是，在民营企业的利益诉求渠道还不够畅通的情形下，亚信未来的利益，尤其是政策需要，是不是可以通过张教授这样对政策影响很大的著名经济学家来进行游说呢？
　　
　　　　这的确是当今中国的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
　　
　　　　皮与毛的关系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一个著名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用在今天，也是十分适合的。
　　
　　　　根据媒体公开的信息，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
　　
　　见表:
　　
　　经济学家 任职企业 曾或现任职务 年薪(万元)
　　钟朋荣 三九集团 顾问 　
　　 茅台酒厂 顾问 　
　　　 中房银川 独立董事 　
　　　 浙江电信 独立董事 　
　　　 裕兴电脑 独立董事 　
　　　 诚成文化(600681) 独立董事 　
　　　 长运股份(600369) 独立董事 4
　　　 华立控股(000607) 独立董事 6
　　　 国泰基金 独立董事 　
　　董辅礽 ST猴王 独立董事 5
　　　 成都正光科技 独立董事 　
　　　 国光瓷业(600286) 独立董事 1.88
　　　 长江证券 独立董事 　
　　　 泰康人寿 独立董事 　
　　吴敬琏 神州数码 独立董事 　
　　　 中国联 通 独立董事 　
　　　 中石油 独立董事 　
　　　 中水渔业(000798) 独立董事 5
　　萧灼基 大唐电信(600198) 独立董事 　
　　　 中集集团(000039) 独立董事 　
　　　 清华紫光 独立董事 6
　　　 嘉实基金 独立董事 　
　　　 华安基金 独立董事 　
　　魏杰 华纺股份(600448) 独立董事 8
　　　 新疆屯河(600737) 独立董事 3
　　　 三九医药(000999) 独立董事 20
　　　 澳柯玛(600336) 独立董事 3.6
　　张维迎 国旅联合(600358) 独立董事
　　吴晓求 凤凰光学(600071) 独立董事 1.5
　　　 华立控股(000607) 独立董事 6
　　　 用友软件(600588) 独立董事 6
　　　 广汇股份(600256) 独立董事 8
　　张曙光 烟台华联发展集团 独立董事 2
　　　 湘财证券 独立董事 　
　　高尚全 宝钢股份(600019) 独立董事 20
　　　 宁波海运(600798) 独立董事 8
　　刘纪鹏 万向钱潮(000559) 独立董事 　
　　盛洪 三联商社(600898) 独立董事 12
　　周道志 南玻科控(00012) 独立董事 5
　　曹远征 华侨城(000069） 独立董事 8
　　王钰 三九医药 独立董事 20
　　
　　
　　
　　
　　
　　　　西安海星集团策划部王万牢副部长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海星的顾问班子中就有像钟朋荣、樊光鼎这样的经济学家，也请过张维迎(张是陕西西北大学毕业)。对于经济上的往来，王的说法是，自己并没听说海星对这些经济学家在课题上有资助，一般都是免费咨询。对于海星是否通过这些经济学家向媒体或者政府反映过情况的问题，王说：“我们容总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是陕西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委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政府反映，没有必要通过他们来反映情况啊！我们主要是向他们咨询企业发展的战略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对浙江传化、重庆力帆、上海紫江、上海新航星等企业的调查表明，它们都与经济学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但对于课题经费这样的敏感问题，以上企业的有关人士均没有回答。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2万元的有18家，2万-3万元的有26家，3万-4万元的49家，4万-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为16家。据中国证监会规定，一人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最多不得超过五家，独立董事每年为上市公司的工作时间不应少于15个工作日，并确保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无法知道，那些身兼数职、不断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对各种经济问题发表意见、一场接一场地赶场子出席各种论坛和研讨会的经济学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来履行这么多兼职的应尽职责呢？——三联商社的前身郑百文的独立董事、经济学家盛洪先生的前任陆家豪先生，在2001年因郑百文的作假而被证监会罚款10万元后，连连喊冤，称自己对公司造假之事毫不知情。
　　
　　　　在美国，安然事件发生后，纳斯达克市场对独立董事制度最大的改革措施是，不再允许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领取最高每年6万美金的报酬，更彻底的是对上市公司向独立董事所服务的机构提供捐助也作了最高限制。
　　
　　　　股市之争与“利益”
　　
　　　　观察经济学家对公众经济事务发表意见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2001年年初，有经济学家“良心”之称的吴敬琏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股市黑幕、基金操纵和中国股市甚至不如赌场等严厉批评，被舆论称之为“切中时弊”。然而，200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萧灼基会同厉以宁、董辅、吴晓求、韩志国4位经济学家举行“恳谈会”，认为“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言论。
　　
　　　　萧灼基说，“股市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如果股市就是赌市，那5800万股民就是赌徒，政府就是赌场老板，1200多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就是筹码，这怎么也说不过去”，“有的同志说，揭露股市的弊端是要保护广大股民，尤其是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把股市当成赌场，而赌场是非法的，应该关闭，如果关闭股市取缔股市，受到最大损害的是谁，还是广大股民。如果广大股民有意见，谁来赔偿？我要是股民就会提出，股市是政府开的，上市公司是政府推荐的，股票发行价格是政府决定的，监管是由政府负责的，你现在说要关掉，我的损失找谁赔？应该找政府赔。政府赔得起吗？”
　　
　　　　作为回应，吴敬琏于2001年3月在《财经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中国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然而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结合后来吴敬琏和中金公司许小年关于股市的一系列言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杨帆教授认为，吴敬琏作为有摩根斯坦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许小年作为中金公司的高管，背后是买办资本，他们之所以不断发表对股市不利的言论，目的是打压股市以便让跨国资本低价吃进——不过，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在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当不得真。萧灼基于是继续发布他的利好消息。2001年7月8日，萧灼基应中天证券研究院、广东证券和中山大学邀请在广州作演讲时说，中国证券市场经过10年快速发展后，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10到30年，中国证券市场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他特别提到，一些研究所的研究项目纷纷改制为企业，而且很多改制而来的研究所企业都将上市，目标锁定于创业板，发展资本市场可以为科研力量提供资金保障。
　　
　　　　2002年5月12日上午，萧灼基教授在为广大投资者准备的报告会上称:“去年春节，我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国证券市场(以上海股市为例)从1992年5月的1000点，到2000年7月的2000点，涨幅超过1倍用了8年时间。据此推测，从2000点到3000点的涨幅只有50%，时间会相对缩短至4年，扣除去年，未来3年将会达到3000点，到目前为止我依然乐观地坚持这种观点。”
　　
　　　　2003年11月16日，萧灼基在“2003北京大学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向记者表示，尽管上周四上证综合指数跌穿1310点，达1307点，创4年来新低，但目前中国股市80%股民套牢，下降空间很小，上升空间很大。
　　
　　　　萧灼基教授的言论不能不说是言之有理。但仔细观察和思考着的股民，如果把萧教授一贯的言论和股市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肯定会纳闷：为什么不管股市风起云落，萧教授的预测总是利好呢？当然，有可能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萧灼基教授信仰的理论模型就是这样的。
　　
　　　　然而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却说，萧灼基的家属炒股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他一个女婿就曾供职于某证券公司北京分公司——现在是否还在，杨表示未曾证实。
　　
　　　　人们也注意到，萧灼基教授身后有过清华紫光、中集集团、大唐电信等三个上市公司，嘉实、华安两个基金公司，现代资产投资、中国资产管理等两个投资咨询公司。
　　
　　　　博览财经公司研究部李主任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对记者做这样的选题表示了担心。他认为，现在什么样的收入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的是个很难弄清的问题。李主任透露，现在一些研究人员或者公众学者的子女、学生，通过关联交易、建立咨询投资企业等相融合，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是很难说的。个别人不顾中国股市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创业板的好处，在全流通法人股的问题上积极推动，实际上与他们的关联公司及其控制大量法人股有关。
　　
　　　　但另一些接受采访的人，则对这样的说法持反对意见。更多的经济学家表示，吴敬琏也好，萧灼基也好，他们的言论，是出于一片公心，目的是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没有他们的理论，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如今的成绩。
　　
　　　　“心照不宣”
　　
　　　　《瞭望东方周刊》联系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福前教授希望进行更深入的采访，方教授了解到采访意图后，犹豫了一下让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再联系。当《瞭望东方周刊》第二次与方教授联系上后，方教授最终拒绝了采访。在短暂的交流中，方教授奉劝记者放弃这个选题。他表示，经济学家或者学者，拿某些企业或者基金的资金，作可能有利于出资者的研究，这在经济学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
　　
　　　　他说，比如林毅夫任主任的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就拿过福特和其他好几个国外基金的资金，天则经济研究所也拿过福特基金和其他私营企业的钱。“但这些问题你能怎么说呢？详细的情况人家不会说，外人又怎能知道呢？”
　　
　　　　在谢宁撰写的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林毅夫：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家》中，根据林毅夫自己提供的信息，“(北大经研)中心是一个非赢利性质的研究机构，全部资金由发起人自行筹集，没有求助于政府拨款。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这就使中心的研究人员有可能获得比较高的待遇。”
　　
　　　　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对圈内拿企业课题经费而影响研究公证性的事情进行了批评。而一向主要对宏观经济问题发表意见的林毅夫教授，关于可口可乐这一个企业的“实证”研究就很有意思了：《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网站上，这篇由林毅夫、平新乔、杨大勇在2000年1月合写的文章赫然在目。文章在结论部分说，“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可口可乐系统的直接经济影响约为94亿元人民币”，“为中国创造了总价值为214亿元的中间需求”，“此外，我们对可口可乐系统的注入给资本形成、利润、税收、尤其是就业所造成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高度的就业关联，上述注入对中国就业状况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估计，可口可乐罐装生产所单独创造的就业机会约为466078个”，“另外，罐装系统的注入所间接导致的政府税收增加值在1998年约为12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罐装系统向政府直接交纳的税收的3倍”，“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影响只是可口可乐系统所作的全部贡献的一部分，它直接改善了我国的生产过程中的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下游影响，即可口可乐产品及其相关的销售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家庭与政府的支出造成的进一步影响，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这样一个过渡型的新兴市场经济的繁荣。”
　　
　　　　程恩富教授指出，任何有健全智力的学者在考虑外资饮料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不可能不考虑它对中国民族产业的“挤出”效应。可口可乐的进入，使中国本土民族饮料企业纷纷倒闭，现在只剩下“健力宝”和“娃哈哈”在苦苦支撑，在这之中损失了多少的产值和利税，使多少中国工人下岗，在研究时必须考虑，不能简单得出增加就业和产值的结论。“问题是，促使那么多聪明的学者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么？”程教授反问。然而，偏颇的也许是程教授。学术无禁区，学者怎么立论是自己的事，与收受捐赠与否，难说就有必然联系。程教授是不是在“嫉妒”？
　　
　　　　“复杂”的经济学圈子
　　
　　　　在原国家计委工作数年、现任加拿大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的徐滇庆，曾组织长城金融研究所进行民营银行案例研究。
　　
　　　　据称，2000年7月徐滇庆在西安组织成立长城金融研究所后，私下声称是国务院委托他们做民营银行试点的课题的。《瞭望东方周刊》为此专门采访求证于徐教授，他是这样回答的：“至于说民营银行研究项目是谁委托的，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历史来回答吧。反正到时候会有很多著名人士出来说话的。”
　　
　　　　就在2003年7月的北京大学，面对即将作古的长城金融研究所，徐滇庆还表示，“要澄清一个误解，不是说长城金融研究所在和金融监管层博弈。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一起商量的”，“国务院不少领导都很关心金融创新的研究。戴相龙曾经找过我们几次，很多问题我们大家都讨论过”。在加拿大，徐滇庆与台州银座商业银行董事长相识，后经银座董事长介绍，与浙江泰隆信用社董事长王钧相识。在徐滇庆的背景和“国务院委托”的吸引下，泰隆加入长城金融研究所的研究计划。有消息说，泰隆的王钧经过当时的台州市委宣传部长苏建国之手(原因不得而知)，为研究方转交研究经费数万美元。
　　
　　　　苏建国是怎样一个人呢？2001年10月，苏建国因受贿被拘留，11月被逮捕。2002年8月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赃款48.8万元予以追缴。中新社报道称苏“出差走到哪，嫖到哪”，“收红包48万，养情妇14个”。
　　
　　　　《瞭望东方周刊》向浙大经院负责长城金融研究所民营银行浙江案例研究的史晋川副院长了解，史院长语气非常肯定地说，浙大经院课题组不曾收过苏建国或者王钧一分钱的课题经费，也不曾收到过长城金融研究所任何课题经费，只是在去年天则经济研究所和浙大经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时，收到过泰隆信用社人民币10万元的赞助。
　　
　　　　那么经过贪官苏建国之手到底有没有钱到了长城金融研究所那里呢？徐教授回答:“苏建国是谁？我从来没有见过。”“在2000年10月北京大学会议上，我们确定了东北、西北、浙江、苏南和广东5个试点，请他们每家给北京大学捐赠科研费用5万元。所有这些经费都进了北京大学的账号。北京大学还扣掉了15%的管理费。这些费用完全是用来报销学者们出差调研用的路费和会议费。除了给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支付过一点助研费(每人每月500元)之外，没有给任何一个教授支付过人工费。这些声名赫赫的学者来开会，我们连车马费都没有给过。大家都是白干。几次会议和调研之后这些费用就用完了。在2002年5月，为了组织学术调研和研讨会，浙江泰隆信用社、广东南海和深圳中科智又各自捐赠了5万元。共15万元。现在还剩下一些在北京大学账目上。”
　　
　　　　徐滇庆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之后，2003年12月12日发布了第215期长城金融研究通报，就此事说了下面一段话：“依长城金融研究所或者我个人现在的名声地位，倘若给某个企业作咨询，收个10万20万美金，司空见惯。你到毕马威、摩根斯坦利去打听一下，咨询费用大概是个什么档次？他们派出的人是什么档次？不过，倘若我收了某个企业的咨询费用，一定会按章缴税。不是吹牛，如果我开口的话，别说是8万美金，再多一些也要得到。”
　　
　　　　然而苏建国事件将泰隆牵涉其中，王钧被有关部门调查。进而，谣言四起，浙江台州发生挤兑事件，人民银行调集大量资金平息事态。在巨大金融风险的压力和其他因素作用下，王钧安全归来。人民银行鉴于泰隆信用社金融风险的干预，使得泰隆通过“研究”完成民营银行的梦想提前落空，泰隆最终退出研究计划。
　　
　　　　虽然以上的情况很难说它非法，但在“良心”与“利益”之间，另外一些情况就比较令人深思了。
　　
　　　　以下这些圈内的“传言”，显示出了经济学界的“复杂”。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提到了一件企业花钱请经济学家替自己宣传吹捧的事情。上个世纪80年代，中农信总经理翟新华出书后，花钱请经济学家论证，北京某著名学府的一位经济学家就露骨吹捧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现在这样的用语该经济学家早已不提──是天才(翟新华后来因为腐败落马)。
　　
　　　　关于这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员还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另一件陈年往事。左透露，他亲耳听社科院一位领导对他们讲，大概10年前，在一次会议中上洗手间时，这位领导亲眼看到某人追上去，递给这位专家一个红包，请他一定在股市上“讲讲”。当《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试图去采访这位领导时，左大培说，“不用了，领导说话都是很谨慎的，他不会对你们说的。他跟我们讲起是在私下的场合，随便聊的时候。”
　　
　　　　人民大学的孟捷教授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了一件自己有所耳闻的事情:京城某知名经济学家，以前与红塔集团已经下狱的前董事长褚时健过从甚密，经常往红塔跑。后来两人“合写”过两本书。“据传褚时健曾送过他一辆轿车”，孟教授说。
　　
　　　　传言仅仅是传言。但圣洁的经济学圈子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龌龊”的传言？一些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败坏”另一些经济学家的形象？这才是让人郁闷的。
　　
　　　　“大部分经济学家是主张正义的”
　　
　　　　当《瞭望东方周刊》提到不少主流经济学家担任企业的独立董事时，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不假思索地回答：“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
　　
　　　　“那您认为经济学界是不是存在利益格局问题呢？”
　　
　　　　杨帆说:“中国企业界分三个集团。一是投机集团，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萧灼基、韩志国；二是民营企业集团，是干实务的；三是买办资本集团，正在兴起，理论界的代表就是吴敬琏、林毅夫、樊纲、张维迎、江小娟、张五常等。任何社会理论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和社会集团。按马克思说的，利益集团必然要争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政策，还要寻找理论和理论家，要掌握自己的宣传工具。”
　　
　　　　杨帆认为，中国的民族资本、民营资本在国内好像是强者，但在世界上实际上是弱势群体，因而不能赞成弱肉强食，不能相信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必须要有国家保护。“民族资本现在还没明白过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实际代表的是买办的利益。”
　　
　　　　然而经济学家钟朋荣却不这么看。钟朋荣认为,经济学家做研究,立场观点都是站在国家一边的。钟朋荣表示,“我是不会因为拿了哪个公司的研究经费就怎么样，就替他们说话的。不要以为站在富人立场上，就是站在穷人对立面。现在穷人更需要富人”;“民营企业发展好了,受益更多的是穷人,而不是民营企业家自己”。仔细品味，钟教授的话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立场。
　　
　　　　复旦大学经济系袁志刚教授认为，在民营经济的成长过程中，经济学家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整个长三角民营经济的发展，与经济学家的研究推崇关系很大。至于经济学家是否会因在民营企业的现实利益，而使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的公正性受到影响，袁教授说：“这应该不会。经济学家一般都是凭着真理说话，不管在公众舆论，还是宏观政策，或者是在现实利益上，不会为了你那个企业说什么话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策问题是个公共产品，某个民营企业不会因为你某个经济学家说了什么好话而为你付费。这种情况在俄罗斯有，但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像俄罗斯那样富可敌国的寡头，还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袁教授说的俄罗斯的寡头，指的是俄罗斯六家最大的寡头，控制了国民经济一半左右，从而深刻影响了俄罗斯的整个社会。中国的民营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否如俄罗斯那样呢？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数字:截至2002年上半年，全国私营企业数达到221.52万户，私营企业中的从业人员达到2930.6万人。而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0.46%,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3%。全国工商联2000年度上规模民营会员企业调研结果显示:2000年营收总额、资产总额、纳税总额和净资产四项指标规模最大的企业,均为联想集团控股公司，分别达到284.4亿元、136亿元、5.57亿元和63.6亿元;员工最多的是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达到21500人。
　　
　　　　钟朋荣认为，民资的突破仍受到许多限制，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待遇，民资与外资和国有企业相比还有不少差距。在某些行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限制民资进入，可“明宽暗管”的现象十分严重。金融体制对民资仍存在限制。民间资本的合法权益尚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民营企业的财产、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及人身等方面的安全，都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民营企业家最担心什么？最担心财产的安全性！”他认为，这都需要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大力呼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知名经济学家一夜间成为了各大高校推销的“卖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动辄数十万学费的“总裁班”把知名经济学家作为“生源大战”的“法宝”；许多为求生存安全的民营企业家纷纷酝酿“一石双鸟”──知识“充电”和编织高端人脉网，甚至在经济学界挑选利益代言人──民营企业“拜师、求知、交友”，通过独立董事、顾问、课题研究等有偿职务或者课题资助等形式，利用经济学家达到影响政府政策的目的，这实是市场经济迈向成熟过程中的一种无奈。这也反映出，寻求突围的民营企业家面临着新的理论和实践挑战:联盟社会精英，拓展经济与政治新空间。换句话说，即便经济学家为谁代了言，也不能就此否定其理论的价值。当前要做的只是规范代言的程序，并且使其更加透明，消除个别“害群之马”。
　　
　　　　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开设的“总裁高级研修班”任教的谢百三教授听了《瞭望东方周刊》提出的问题后说:“国外都是私营经济,根本就不存在你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当然就是私营经济发展。只要是正常的经济学家,大都会支持民营经济。”在谢教授任教的总裁高级研修班,一年共30天的课程学费是34800元,学员中的民营企业总裁占一半,加上上市公司高管、国企总裁、金融企业高管，超过了90%。复旦大学副校长郑祖康并不讳言,希望研修班把“总裁和复旦联系起来”。
　　
　　　　谢教授说，“大部分经济学家是主张正义、有理想的。他们不需要靠谁养！反过来讲，就算被养着又怎么样呢？”

戈兰

谁愿意听农民工说话
作者： 时间：2004年6月26日2:10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鲜明地反映中国农民工的处境？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有力地证明一些官员和专家的不称职？据《中国青年报》6月24日报道，在日前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部门主办的“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上，当农民工代表发言的时候，官员和专家竟然走了一大半。

　　也许每一个人的离席都有各自不同的正当理由，但当所有的理由加起来最终导致了一个相同的不正当结果时，笔者不得不认为这背后的共同性的问题值得反思。

　　这些以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为名而获得公共权力的官员，这些以研究农民工的状况为名而获得学术地位的专家，当他们都不愿意听农民工代表说话时，农民工的处境还有什么好说的？

　　令人惊讶的首先是这些官员和专家连最基本的文明礼貌和道德感都弃之不顾。报道说，这20多名农民工代表中，有人失去右臂，有人拄着单拐，从全国各地赶来北京开会。即使他们不能赢得专家和官员的尊敬，至少也该得到同情。

　　而且从事这行的人应该懂得，弱者更容易受到伤害，受到尊重正是他们所缺失的权利之一。

　　这些官员和专家的职业态度令人怀疑。众所皆知，无论为政还是为学，调查和倾听乃基础工作。事实上，一些官员总是在前呼后拥中深入基层，一些专家总是在怀揣不菲的学术经费搞调查，现在“深入”“调查”的对象自己来到眼前，他们却掉头而去，这是什么道理？

　　不妨做两个假设。一个是，假设这个会场周围聚集了无数采访机和镁光灯，这些农民工代表的待遇将会如何？那些官员和专家不仅不会离席，而且必定热情握手，认真倾听，频频点头，甚至眼含同情的热泪。另一个假设是，如果发言的人是位高权重的官员，这些官员和专家会走掉大半吗？

　　叶公言行不一是因为害怕真龙，龙为强势，而那些官员和专家的大半离席则是因为农民工为弱势，这正是这个成语的最新演绎版本尤其令人悲哀之处。如果我们处在一个缺乏同情心和敬业精神的环境里，处在一个媒体和权力被滥用的环境里，弱势群体处境改善的困难可想而知。

　　□长平（上海媒体从业者）

戈兰

农民工维权:“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一种表达”
记者 董伟

　　只有真正了解他们才能真正实现维权，然而当20多个农民工代表发言的时候，官员、专家却走了一大半……

　　本报北京6月23日电

　　失去右手臂的陈永刚来了、拄着单拐的陈玉英来了……他们作为农民工代表，从全国各地赶来北京参加日前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部门主办的“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只有真正了解这个群体才能真正实现依法维权，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当20多名农民工代表开始发言的时候，官员、专家却走了一大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树菡是不多的从头到尾都听下来的学者之一，她说：“非常高兴能够听到农民工自己的声音，以前我参加过很多讨论第三方权益、利害等的论坛、研讨会，但都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闭门造车，反而把感受最直接、最有发言权的当事者关在门外，这次研讨会把农民工请过来很有创新意义。”

　　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协作者”（为打工者服务）组织负责人李涛对记者说：“一开始有人对农民工参加这个研讨会有疑问：农民工能坐在这儿么？即使坐在这儿能说出来什么？说出来能有用么？还有人出主意说把研讨会改称高峰论坛更加气派一些。但是我们的主旨是想为政府部门、学术界、民间组织和农民工搭建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共同为解决农民工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努力，这样的会怎么能够缺少了农民工呢？”

　　15岁就开始加入到打工者行列的陈茂，是第一次能够到研讨自己权益的会上谈自己的感受：“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一种表达。”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的幸存者闫小建，那虽经十年恢复仍然累累疤痕的脸和手让人无法回避那份痛苦；河北农民工曹玉清因为恶劣环境下的劳作已经得了严重的尘肺病，他并不希望要国家赔偿的钱，“岁数还不大，如果身体好，还可以干上十几年”。但是，他真诚地希望政府能出台一些维护权益的法律和规定，保护更多像他一样，还在恶劣环境中劳作的工友们的权益。

　　“今天好几个相关部门的同志先走了，不走我会好好说说这些部门的职能发挥问题，一些部门官员嘴上呼吁依法保护农民工权益，却没有真正认识到保护职工权利是我们持续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职能部门监管力度不够是当前农民工健康和安全受到严重侵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代理过3000多件涉及农民工劳资纠纷案子的周立太律师讲话直来直去，对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他的概括是“形势不容乐观，现状令人忧虑”。

　　他的忧虑不仅仅是农民工参加岗前培训的不到30％、机器设备本身安全系数很低、经营者追求利益时的疯狂，更多的是政府部门立法、执法过程中的不负责任。他说，在2004年1月1日以前，工伤性质的认定过劳动部门手续规定是不得超过30天，“但是现在这个期限延长到60天，什么概念，原来我算过一笔账，一个打工者从决定打工伤的官司到打到工伤认定需要1074天，现在等于又加了30天。一个外来工碰到工伤，一打官司就会被赶出来，没吃没住，基本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维权就是空放。”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妇女与社会性别中心主任鲁英告诉记者，她为一个青年女工打官司，本来可以争取30万元的赔偿，最后官司以厂方一次性给4万元私了告终，因为那个女工根本无法熬过法律的漫漫程序。周立太说，“法律执行起来对农民工不利的还有，劳资纠纷要农民工举证。第一，大多数人进厂就没有能够和老板签合同——不是农民工没文化不愿意，要签合同，就丢饭碗；第二，出了事儿，没有人给你作证，我经历过的一个案子，去取证，和我的当事人一个车间的人都说不认识他，都不敢出来说话，说话就被开除啊。”

　　代理了这么多农民工官司，周立太最深切的感受是，对农民工的歧视无处不在，“劳动法是保护所有劳动者的，但是，有的地方法规就毫不遮掩地歧视外来工。上海劳动局就规定，上海本地人工伤二级，残废赔偿60万，同样情况外来工却只赔48900元，凭什么？”

　　记者注意到，那些发言讲话在农民工中引起强烈共鸣的专家学者，都是多年来一直深入农民工中间，有切身感受和调查研究实践的，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既有针对性，又有建设性。

　　而农民工代表提出的问题和希望，也很有代表性。在关于“如何建立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长效机制”讨论中，农民工代表一下子列出了13个问题，包括生产安全知情权没有在生产中得到落实、企业对安全生产缺乏人文关怀、执法力度不够、工友本身缺乏自信和团结等等，同时也表述着他们的期盼和努力：我们要给企业、政府灌输一种双赢的意识，以身说法去影响社会，加强培训（包括执法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工人本身），工人要加强团结、互助的意识，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与支持，加大安全知识宣传，争取政府对我们的信任，改善对我们的态度。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王欣）

被抢救的民间文化的处境，其实也很想农民工的处境。

之农

“民间”的讨论之流行，早已成了茶闲之余的兴奋剂呢！没准儿钻了个大侠来一顿掀底子的“猛料”呀，这就当一夜之间成了破落子弟的王孙们，是该打个激凌清醒清醒的关键时期啦！

gubeide

刘老师，您的文章不错！赵牧

刘晓春

呵呵，这是看别人文章之后的一点想法，不是我的文章。

huangtao

      赞同。我认为目前在中国文化建设方面，民俗学者应该承担起前锋或主力军的角色，关注当下社会现实的研究应该成为民俗学研究的主流。当然象牙塔的学问也不可缺少，但不应是主流，不应只有个别的学者和零散的成果来关注现实社会。这样才是提升民俗学地位的正途，单靠争取学科位置或博士点是不够的，那不起根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