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互文性 (Intertexuality)

Karin

关键词：互文性 (Intertexuality)




互文性也有人译作“文本间性”，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克莉思蒂娃提出的，意在强调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由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诸如先前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在极端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任何文本都是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
作为一个重要批评概念，互文性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随即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识性术语。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包括(1)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一般称为transtexuality)；(2)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一般称作intertexuality）。所谓互文性批评，就是放弃那种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这种研究强调多学科话语分析，偏重以符号系统的共时结构去取代文学史的进化模式，从而把文学文本从心理、社会或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一种与各类文本自由对话的批评语境中。
对互文性的界定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定义以热奈为代表，这种定义认为：互文性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定义以巴尔特和克里斯蒂娃为代表，此种定义认为：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
对于互文性，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曾说：“每一个文本把它自己建构为一种引用语的马赛克；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造。”有趣的是，著名诗人T.S.艾略特对此早就以调侃的口吻说过：“小诗人借，大诗人偷。”〔卡尔•贝克森和阿图尔•甘茨：《文学术语词典》（纽约：努恩戴出版社，1989），第129页。〕这种“偷”是指文本在“互文性的镜子”里相互反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艾略特本人的《荒原》。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术语。
她指出，正如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由“无限组合的意义”（signifiance）不确定地反映出来，主体则被投射入一个巨大的互文性空间，在那里他或她变成碎片或粉末，进入他或她自己的文本与他人的文本之间无限交流的过程中。〔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巴黎：色依出版社，1969），第89页。〕
克里斯蒂娃在《诗歌语言的革命》（1974）中指出：“无论一个文本的语义内容是什么，它作为表意实践的条件就是以其它话语的存在为前提……这就是说，每一个文本从一开始就处于其它话语的管辖之下，那些话语把一个宇宙加在了这个文本之上。”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她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互文性的引文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或直接的，而总是按某种方式加以改造、扭曲、错位、浓缩、或编辑，以适合讲话主体的价值系统。〔帕特里克•奥唐奈等编：《互文性与当代美国小说》（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9），第260页。〕
虽然克里斯蒂娃是提出互文性这一术语的第一人，但她是受到了俄国学者巴赫金的启发才提出来的。巴赫金把互文性的概念（而不是互文性这个术语）——文本/文化关系引入了文学批评理论。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中称陀氏的小说是“复调小说”，这种小说坚持运用语言的不同方式和评价“现实”的不同方式的“并存和相互作用”。〔参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英文版）（安阿伯：阿迪斯出版社，1973），第20—23页。〕
巴赫金还进一步指出“复调小说”体现了“文学的狂欢节化”（thecarnivalizationofliterature）。在起源上，狂欢节不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复杂的文化行为的一种综合，是有着其仪式和象征系统的一种“信仰诸说混合论的盛观”（syncreticpageant）。〔同上，第100—108页。〕
尤其重要的是，狂欢节对文化上认可的种种行为和话语的综合性混合和反讽化。于是，“文学的狂欢节化”这种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互文性理论，或者说它是可以在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之间进行分析的系统性联系。巴赫金在此书中明确指出：“一个人要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指明方向，这就意味着他应把世界所容纳的一切物体考虑为同时存在并从时间上的某一刻去猜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同上，第23页〕
另一位对互文性理论有所贡献的先行者是T.S.艾略特。他认为一位诗人的个性不在于他的创新，也不在于他的模仿，而在于他把一切先前文学囊括在他的作品之中的能力，这样，过去与现在的话语同时共存。他说：“我们常常会发现：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个性的部分都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T.S.艾略特：《圣林》（伦敦，梅休因出版社，1920），第48页。〕
著名的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Prince）在其《叙事学词典》中对互文性下了一个较为清楚易懂的定义：
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

在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促使了互文性理论的迅速发展。一些结构主义者采用了互文性理论，认为文化的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联系。一些后结构主义者则利用互文性理论打开了本体论的领域，认为可以把人类的一切话语都联系起来。但令人注目的是这两种探讨互文性的方式都缺少主体——说话者、作者、读者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巴尔特和克里斯蒂娃把主体，尤其是政治的和性的主体，引入互文性关系的空间。
罗兰•巴尔特在《S/Z》（1970）一书中把文本界定为“跨学科的”（multidisciplinary）和“多主体性的”（multisubjective）。他对读者而不是文本予以更多的关注，他注重读者参与文本的“表意实践”（signifyingpractice——克里斯蒂娃所用的术语）。巴尔特把文本分为两类：“可读的”（lisible）和“可写的”（scriptible）。“可读的”文本是一类可以进行有限的多种解释的文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进行阅读的，是半封闭性的；“可写的”文本则不能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来阅读，已有的解码（decoding）策略不适合于这类文本，“可写的”文本是以无限多的方式进行表意的文本，是开放性的文本。
巴尔特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互文本，其它文本程度不等地以多少可以辨认的形式——先前的和环绕（文本）的文化的文本形式——存在于这一文本之中。〔罗兰•巴尔特：“文本的理论”，收于罗伯特•扬编《解放文本》（波士顿：劳特利奇出版社，1981），第39页。〕
德里达的互文性理论则认为：每一个文本，每一种话语，都是能指的“交织物”（interweaving）或“纺织品”（textile），这些能指的所指是由其它话语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确定的。这样，每一种赏析的或批评的阐释仅仅是对一个文本所作的尝试性的和部分的“补充”，因为一个文本的种种能指只载有它们多重所指的“印痕”。同时，对一个文本的每一种补充本身已经受到先前话语对那个文本的“污染”，以及其它相关文本的“污染”。总之，由于文本本身是内在文本（intextual）的无限变化的一种不稳定过程，在符号中的“差异”（différence）/“延异”（différance）的游戏“破坏”了一种互文性的符号学或一种文本关系的科学。互文性这一概念成了一种无限的指号过程（semiosis）的深渊。
在《诗歌符号学》（1978）及一系列文章中，里法泰尔表明互文性是“读者感知”的主要模式，互文性也是许多特殊文学效果，如幽默、荒谬、含混、及模糊等的来源。里法泰尔认为，每位读者都具有对一个文本所传达的信号、按照此文本的“恰当的”互文性解码作出反应而要求的语言和文化能力。他还认为，阅读行为是一个动态过程，它至少引起理解文本的两个“层次或阶段”。阅读的第一阶段是“启发式的”（heuristic），第二阶段是“反作用的”（retroactive）或“阐释的”（hermeneutic），文本的意义永远不可能在第一阶段确定，只有在第二阶段才可能确定。更重要的问题是，在阅读的这两个阶段文本对读者的“控制”是“绝对的”，因为文本在语义上和语法上是一种等级化的“结构”，需要只按一种方式——作为一种连锁符号的语义系统，而这些符号都是同一个“母体”（matrix）的“变量”——来理解。〔米歇尔•里法泰尔：《诗歌符号学》（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8），第4—6页。〕
里法泰尔阅读理论的中心问题是“符意”（interpretant），顺便提一句，国内有的译者把此术语译为“阐释者”，这是不准确的，〔奥斯瓦尔德•达克罗特和特兹维坦•托多罗夫：《语言学词典》，凯瑟琳•波特译（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9），第85页。〕这个概念是理法泰尔从美国哲学家C.S.皮尔斯那儿借来的，里法泰尔把它定义为：“翻译文本的表面符号并解释文本含义的一种符号。”（里法泰尔：《诗歌符号学》，第81页。）
里法泰尔把皮尔斯提出的客体、符号、符意的符号学三角关系图加以改造，提出了文本、互文本、符意的三角关系图。

对于“互文性”，另一位法国批评家热奈采用了一个不同的术语：“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他认为，从根本上讲文字是“跨文本的“（transtextual），或者说是一种产生于其它文本片断的“二度”结构。同时，热奈提出了跨文本性的五个主要类型：1.互文性。这一类包括了引语、典故及抄袭。2.准文本（paratext）。指一部作品的序、跋、插图、及护封上的文字。3.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指与“评论”（commentary）的关系，这种评论把一个文本与此文本所谈论的另一个文本联系起来。4.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指把文本B——热奈所称的“超文本”（hypertext）同一个前文本A——热奈称之为“前文本”（hypotext）联系起来的任何关系，文本B在前文本A的基础上进行了“嫁接”（grafted），其“嫁接”的方式与评论的方式迥然不同。5.原文本（architext）。指为了充分理解一个文本及其互文本，　读者需要了解组成文学领域的种种类型的等级体系（　thehierarchyofgenres）。
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雷蒙德•费德曼（RaymondFederman）认为文学生产是一种持续的“（游戏性）剽窃”〔pla（y）giarism〕，即这是一种游戏与互文的结合，一种嬉戏性的和自觉的剽窃。亨利希•E•普莱特编：《互文性》（柏林/纽约：沃尔特•德•荷勒伊特出版社，1991），第209页。
耶鲁大学的著名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在《诗歌与压抑》（1976）中进一步彻底地摧毁了那种自足、自主文本的理想主义观念，他说：
没有比“常识性”观念更难于除掉的观念了，那种“常识性”观念认为诗歌文本是自足的，它有一种可以确定的意义或者不涉及其它诗歌文本的种种意义。……不幸的是，诗歌不是物品，而只是指涉及其它词语的词语，而那些词语又进一步指涉及别的词语，如此下去，诗歌处于文学语言的“人口过密的”世界之中。任何一首诗都是一首互指诗（interpoem），并且对一首诗的任何解读都是一种互指性解读（inter—reading）。哈罗德•布鲁姆：《诗歌与压抑》（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第2页。
哈罗德•布鲁姆说，“不存在文本，只有文本之间的关系。”〔哈罗德•布鲁姆：《误读之图》（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第3页。〕
对互文性问题作了较全面阐述的美国学者可能要算乔纳森•卡勒。他在《符号的追寻》（1981）中论述道：
“互文性”有双重焦点。一方面，它唤起我们注意先前文本的重要性，它认为文本自主性是一个误导的概念，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某些东西先前就已被写到了。然而就互文性强调可理解性、强调意义而言，它导致我们把先前的文本考虑为对一种代码的贡献，这种代码使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有各种不同的效果。这样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特定前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参与，一个文本与各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为它表达出那种文化的种种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样的文本研究并非如同传统看法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来源和影响的研究；它的网撒得更大，它包括了无名话语的实践，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这些代码使得后来文本的表意实践成为可能。乔纳森•卡勒：《符号的追寻》（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第103—104页。
卡勒进一步指出，文本是一个互文性的建构，只有依据它所扩展、补充、改造并使之升华的其它文本才可能理解它。同上书，第108页。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Iser）认为互文性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关于在本文（即文本——笔者注）之内选择本文外的传统、价值、引喻、引语等进行联系的过程；第二，在本文内组织具体语义内容的过程，或者说通过联系纳入本文的外部事物而产生本文内部参照系的过程；第三，词的互相关系或语言的特殊运用过程，包括打破词意限制，占有语义内容，重新安排规则和改变规则。”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1988），第86页。　　　
互文性研究不仅扩展到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关系的研究，而且还扩展到非文学的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诸如，西方有人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与约翰•亨利•富塞利（JohnHenry　Fuseli）〔20〕的绘画；歌德的《浮士德》与李斯特的“浮士德交响曲”；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里特（Magritte）的绘画与罗布—格里耶的小说《迷人的美女》；维克多•哈特曼（VictorHartmann）的绘画与穆索尔斯基的音乐作品《展览会上的绘画》；莫里斯•拉威尔的《包列罗舞曲》与莫里斯•贝热（MauriceBéjart）的芭蕾《包列罗》，等等。

“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flytree

小生有一次考试就是栽在这个上面，忘了克里斯蒂娃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