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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纪念赵景深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摘录)
车锡伦
1955年我考入复旦中文系本科,听赵师 景深先生的民间文学课,得到赵师赏识。1960年本科毕业,经赵师极力推荐,进入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班,1964年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毕业。先是去内蒙古十五年,后又沉浮于扬州二十年,对师恩既不能报答一二,个人学业也无多建树。现奉命退休在家,愧对先师!只有尽力发挥“余热”,继续在赵师开拓的民间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多做些工作,来纪念赵师。
我很同意邓绍基先生的意见,要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评价赵师六十年来的学术成就。另外,想做补充的是: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传统的“作家文学”以外的“民间文学”的研究,实际上有两派:一派是引进外国的(欧洲的、日本的)观念、方法,来“套”中国的文学,外国没有的、套不进去的,一概回避;一派是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着重于中国民间文学历史发展的研究。这一派前有顾颉刚、刘半农等著名学者。研究的方法,当年顾颉刚先生在主持“孟姜女故事”讨论时曾说:“近年来,大家厌倦切实的工作而喜欢说漂亮纤巧的话”,“我也希望专事空谈的人看看实做研究的难处。我的工作,无论用新式的话说为分析、归纳、分类、比较、科学方法,或者用旧式的话说为考据、思辨、博贯、综合、实事求是,我总是这一个态度。”(《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继之,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正式将“俗文学”(民间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体系。赵师就是在郑先生的影响下,走上了这条研究之路。他研究中国戏曲、小说、说唱文学,从广阔的研究领域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所以,他认为“大鼓”是“素朴而富于生命力的民间文学”(《大鼓研究》),他可以用弹词作品研究白蛇传故事的流变(《弹词研究》);他用小说、戏曲的资料考证了“八仙传说”。五十年代后,赵师以戏曲、小说、曲艺研究名于世,而在上述研究领域中,总是注意其中的民间文学部分和同民间文学关系的研究,这正是赵师民间文学研究的特点;同时,赵师也不轻视民众喜爱的“通俗文学”的研究和创作。这是五十年代后占主导地位“民间文艺学”研究所难以做到的。
现在有人把上述两派分别称作“民俗学派”和“俗文学派”。但在五十年代以前,两派之间还是“和平共处”的。所谓“俗文学”派,既用“俗文学”,也用“民间文学”的概念,因为郑振铎先生认为“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五十年代后,中国引进了前苏联的“民间文艺学”,以“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作为界定“民间文学”的标准,这样便将一大批历史遗存——尚未被充分发掘、整理、研究的民间文学作品和当代仍流行的民间文艺演唱活动排斥在外。难以回避的,则当作“封建糟粕”“封建文人拟作”批倒;客气一点,称作“市民文学”。但郑振铎先生关于“俗文学”的六个“特质”,被抄了“五个半”去做“民间文学”的“特征”(剩下的“半个”是指出俗文学“有的时候,比之正统文学更要封建的,更要表示民众的保守性些”)。赵师不是锋芒毕露的学者,在那方兴未艾的时候,赵师与关德栋教授筹划编校《明清民歌时调丛书》五种:《山歌》、《挂枝儿》、《夹竹桃》、《霓裳续谱》、《白雪遗音》,并在1959-1962年陆续出版(赵师整理的后面三种,出版于1959年)。而当时的研究者,从这几本民歌时调集中挑出了三五首“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民歌,写进“文学史”;其它则一律称之为封建文人的“拟作”的“封建糟粕”。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这几部书,出版社方面写的《出版说明》还在重复着1958年的老调。比较一下当年赵师和关德栋教授为每部书写的长篇“前言”,就不能不感觉到他们的远见卓识了!
如今“民间文学”已按照国外民俗学的体制,成了民俗学的“附庸”,中国大陆高等学校中基本上不再开“民间文学”这门课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陆续出版了,却没有人认真去研究它们,倒是中国台湾和外国的学者如获至宝。这也不奇怪,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民族,都不能如中国这样,有积累深厚、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式样和作品;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长期共同发展,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台湾高等学校将《民间文学》和《俗文学》课程列入教学计划是八十年代后的事,正是大陆高校《民间文学》课纷纷下马的时候。目前,台湾著名大学(如台大、清华、政大、中正、文化、东吴等)的中文系、中文研究所都有“民间文学”或“俗文学”的课程;台湾“国家图书馆”博、硕士论文检索系统,可以查到200多篇民间文学论文。尽管台湾学界也在为“民间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争论不休,但是实际的研究,却多走顾颉刚、郑振铎先生和赵师 景深先生开辟的路子。只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精华”“糟粕”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外语都特好,谁也不玩弄什么“新概念”“新方法”之类的洋玩意儿吓唬人,而是老老实实地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进行研究。1996、2001年我两次应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邀请作访问学者,对方要求讲的都是中国的“宝卷”(目前那边没有专门研究宝卷的学者,但1998年后以“宝卷”为课题的硕士论文,我看到的有3篇);2001年6月我去花莲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两位研究生来讨论他们的“论文”题目:一是“十殿阎王”的传说研究;一是佛教“放生故事”的研究。这类课题,过去在大陆都是被视做“牛鬼蛇神”的东西。
回顾往事,本人感激赵师引导走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之路,同时也感激五、六十年代在复旦中文系课堂上得到朱东润、蒋天枢、王欣夫、王运熙、鲍正鹄和张世禄、吴文祺等导师的指导,能够有较为厚实的基础,从事中国民间文学史的研究。举例说,本人能从事宝卷的研究,自然得力于赵师的学术引导,而能编出《中国宝卷总目》,则得力于当年从王欣夫先生学习文献、版本和目录学方面的知识。这里也想说明,民间文学研究并不是“小儿科”。过去,民间文学研究让人家瞧不起,也因为那些政治功利化、概念化的“思想性”“艺术性”研究,上不了台盘。
[ 本帖由 淇园之竹 于 2002-12-28 23:19 最后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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