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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的种种困惑
郝瑞 Steven Harrell著
张海洋译
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研究的过程经受了大量的自我反省。初看之下,这样做的理由并不充分。把始于马林诺斯基(1961,原版1922)和米德(1975)那个时代的早期陈述与后来更为高度理论化的陈述(我个人喜欢Daniel 1984;Lavie 1990和Trawick 1990,但类似的作品有数以百计)相比,田野工作其实没有什么重大变化。无非是研究者在一位或数位当地人帮助下进入一个或几个社区,住上一段时间,用观察,提问,有时也用更严格的技术手段来收集资料,从心理投射测试,文献摘录到各类问卷不一而足。研究者有时也声明得到过一位或几位当地人的合作,然后就把从田野调查中收集的资料,加上其他文献资料,转写成学术文章。有时为了争取不同类型的读者,还把同一资料写成不同的文体。
自马林诺斯基和米德那个时代以来发生了急剧变化的,并不是人类学田野研究的过程,而是对这个过程的意识,特别是对这个过程中的认识论、语气、情感和道德层面的自我反思的关注。早期的田野工作也有丰富的背景陈述,但都把人类学家说成或大或小的英雄,讲他们如何克服自然环境的艰辛及当地人最初的怀疑或敌意(Evans-Pritchard 1940: 7-15 ;Chagnon 1968: 1-17)。最近以来,伴随着学术界对殖民支配时期人类学研究动机的批判(Fabian 1983;Asad 1973),田野工作本身和把田野工作成果转写成文献形式这两个过程的诸多层面都受到了更为缜密的检验。检验的内容包括感知研究对象的认识论困惑,论证阐述的困惑,研究者、合作者和研究对象人际关系的困惑,以及把给人添麻烦的调查写成有潜在敏感性题目的困惑等等。
认识论困惑:民族志知识
语气困惑:民族志的权威性
情感困惑:民族志经历
伦理困惑:民族志责任
凉山田野工作三季度
(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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