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平《华北日报》的《俗文学》周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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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2卷•第2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平《华北日报》的《俗文学》周刊 （中）

关 家 铮
(山东大学图书馆，济南，250100）

摘要：本文首次论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平《华北日报》的《俗文学》周刊，并将其俗文学研究资料进行了全部的篇目列入和整理、略录，旨为俗文学研究者及俗文学研究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华北日报、俗文学、研究。


吴晓铃：
吴先生的文章比较多，有22期都刊载了文章，文章大体可分为：基础俗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和俗文学史料；如：
《故事的巧合与转变 —俗文学究方法一》刊载于(上、下、）第24、25期，文章对张长弓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史新编》中有段话说，中国戏剧的产生导源于印度戏剧的理论，并引证具体例子做证明，讲《琵琶记》的前身蔡伯喈戏文里的赵贞女上京寻夫被拒，应该脱胎于印度戏剧家卡里台莎所写戏文，这所谓的题材移植。怎么知道是印度的题材移殖到了中国呢？于是有书为证，因为该戏文曾经在中国天台山一个庙里发现，这样追本溯源，引证资料说明有书为证，然而还是落了空。从这里本文作者引出了研究文学和俗文学的朋友们所最喜应用的比较研究方法中的“母题”例，实际应用这种比较方法也有许多困难。第一，我们千万不能粗心地去把平行的事例拿来放在一起比较，猛看处处相似，但这却正像铁路的两条轨遂，虽然在远处好像交叉合一，但不知中间的距离始终并没有缩短或是伸长。并举例加以说明。第二，我们千万不可粗心地看到两个同型的故事，便不管地域远近，时代古今，而贸然捏合成一个。我们如果想做同型故事相互关系的试探，也必须极度仔细地抽绎出一条线索去贯穿它们演进的程序。文学作品演变程度时常是错综而复杂的。尤其俗文学，因为它萌芽于民间，长成于民间，开花结果于民间，而民众的头脑往往比文人活泼，想法也新颖，他们自由的和大自然接触，不象职业作家，一方面有意无意地遵循一个传统的轨跡走路，一方面把头塞进书堆里不见天日。在这里，也举例予以说明。
《俗文学的供状》一文刊载于第49期，作者在读到《现代知识》第2卷第12期里俨圃青先生的《中国文学的经济化和浅显化》一文，对涉及俗文学的一段话，讲述了一点看法，表明了一点对俗文学的观点。作者认为：自从新文学史运动起来以后，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观念改变了，这种观念的改变，关系极大。每一种文学体制的产生都是从民间开始，等到文人摆在案头，于是渐渐的衰老死亡，当这衰老死亡的时候，另一个新的便又从民间产生，这样生生息息，我们才能得到一部永生的文学史。俗文学是通俗的文学，是语体的文学，是民间文学，是大众的文学。研究俗文学的人主要告诉读者，那朵奇异的花卉，怎样地从野生移到暖室，同时还採集了更多的野生花蕾，拿来告诉读者。严格的讲，俗文学的范围可以包括民俗学（Folklore）的全部，同时它又和广义的艺术不能分家，并不只是限于文学作品。
《我们应再检讨》一文刊载于第51期， 文章认为：俗文学至少在中国学术界是一条新的路，因为它是一条新的路，我们不曾建立起一条理论体系来，我们还不曾完成各种必要的基本工作。因此也就不应该对别人的误会加以感情的怨懣。所谓必要的基础工作，我在《我们研究戏曲的方法》一文里简略的论述过（见《国文》月刊一卷第九期页二十至二十三）。 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以目标的决定里推衍出来的。我们俗文学者的目标应是历史的。我们研究俗文学作家的事迹和他们所不能跳出的时代和社会，最终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产生的因缘。对于这一历史的目标，我们实有必要做一番再认识。郑振锋先生曾经说过文学是“史料的渊薮”“在官书，在正史里得不到的材料，见不出的社会现状，我们常常可于文学的著作，像诗、曲、小说、戏剧里得到或见到。在诗、曲小说、戏剧里所表现的社会情态，只有比正史、官书以及‘正统派’的记录书更为正确，真切，而且活跃。在小说、戏剧，以及诗，曲里所表现的，不一定是枯燥的数字，不一定是无聊的事实的账本——要在那里去寻找什么数字，十分之十是要失望——而是整个的社会，活泼跳动的人间。我以为，我们今日要下笔去写一部中国历史——一部通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等，如果踢开了或抛弃了这种活泼的材料，一定要后悔不迭的。唐代史料存在于太平广记和全唐诗里的，准保要比新旧唐书多而重要。”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特别着重于俗文学的。这里我们必须投入广义的历史中去，设法把俗文学作品里所反映的时代消息，尽量捉住去填塞历史家有意无意地所留下的空白，帮助历史多吹几声鉴往知来的警号，这样俗文学研究的学术地位才能巩固，俗文学研究的意义才更深远。郑振铎先生《论元人所写士子商人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便是最好的一个示范的著作。以及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李涛先生的《中国戏剧中的医生》……来说明。
《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一文刊载于第60期， 文章提供了许多史料，作者认为：“俗文学”这个名词的提出，郑振铎先生是第一人，好像是在《小说月报》发表的《敦煌俗文学》那篇文章里。俗文学以定期刊物的恣态出现，开始于香港的《星岛日报》，那时民国三十年的春天，由戴望舒兄主编，一直延续到了四十三期，在同年的十二月六日停办（作者称为：“港字号”俗文学）。会到赵景深兄，知道中国俗文学研究会成立了，沪字号的《俗文学》周刊在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降诞不久，《通俗文学》周刊跟着就落了地。去年（民国三十六年），北平的俗文学研究者联合起来，从七月四日开始，产生了平字号的《俗文学》周刊，由傅芸子兄负责编辑。作者认为朱自清先生的《歌谣里的重叠》27期一文，芸子兄把那篇文章故意迟发到今年的正月2日登载颇有缘由，是“平字号”俗文学之内容放大，正是在朱先生的那篇识大体不拘小节的文章发表以后，以前三十期为分水岭。在读了朱先生的文章之后，作者认为：所谓职业的的俗文学者，毛病都是都犯在搞得大窄，专门诚然不假，结果实未能在大处着眼，这也就是我们直到现在还写不出有系统的东西的原因，写出来的东西还只能给有数的学者专家阅读而不能让一般读者去接触的原因。因此，我们希望能有像朱先生那样的又擅长创作，又做专门研究，注意到了普及和启蒙运动的人多多帮助和支持。读者可以看得出来“平字号”俗文学的范围比较广泛些，除了做为骨干的戏曲小说之外，我们还顾及到俗曲、故事、变文、谚语、笑话、宝卷、皮簧和乡土戏等等。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较多的俗文学研究和俗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史料，很值得珍视。
吴晓铃先生有关戏曲研究的文章；如：《<今乐考证>与<今乐府选>撰集的年代初考》（上、下）一文刊载于第21、22期，文章查检了多种资料，对马幼渔先生、钱南扬先生、郑振铎先生、赵斐雲先生、赵景深先生等有关论述进行了引证、综述，考证得出镇海姚梅伯的《今乐府選》的辑成约在他47岁时，而《今乐考证》约在他47—58岁这十二年之间。
《青楼集作者姓氏考辨—元剧杂考之一》一文刊载于第35期。 文章认为：《青楼集》对于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人应多加注意，这里面保存了许多元代演剧的活材料，蕴藏着不少尚待论证的问题。《青楼集》的作者经查引资料，论证认为应是夏庭芝（夏伯和）。
《<六十种曲纂刻人质疑>质疑》一文刊载于第41、42、43期，作者对《俗文学》周刊第32、33期连载的蔡五石先生《六十种曲纂刻人质疑》一文提出质疑，引证指出蔡氏文章对这书当初所刻在六十种以上和该书应该是奎璧斋的陈大来或是陈大来的子孙的结论，论证不足。
《王和卿及其幽默作品》一文刊载于第56期，作者论及王和卿的生平事迹不详，天一阁旧藏明蓝格钞本《录鬼薄》卷上在“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部分中把“王和卿学士”列在第五。明孟称舜刊本《录鬼薄》却作“王和卿散人”。 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详，仅仅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载他和关汉卿相互讥讽的一段故事。或云名鼎，和卿是他的字，里居有的说大名，有的说是大都，没有确实材料暂不作论断。我们知道钟醜斋《录鬼薄》序是在元至顺元年（1330年）写的，所谓“前辈名公”由他看来不单诸公誉望甚隆，就是时代也相去较远，依常理推知，大约死在大德五年（1300年）之前，是十三世纪时候的人。论及他的散曲，总括王氏作品的四个特点：第一个是专为小令；第二个是善于咏物；第三个是鍊词幽默；第四个是题材新颖；这四个特点使他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得以崛立不群。并引作品分析。
《新刻今古传奇——念瞿室所藏珍本戏曲小说题记》一文刊载于第58期，文章就所见作了叙述，《新刻今古传奇》一作《古今传奇》，清康熙十四年乙卯坊刻本。全书应该有十四卷，这是个残本，仅仅保存了三卷，那是《新锓庐梦仙传奇卷之一》十九页，《新刊宗二娘传奇卷之二》十三页和《新刻申屠娘传奇卷之三》九页，加上前面序文二页和目次一页，总四十四页。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八字。竹纸，“金镶玉”，二册一函。并列出全书目次简述故事内容，考证出处。
此外还有：《说“三十六髻”——古剧杂考一》一文（上、下）刊载于第29、30期， 《跋胡适之先生所藏抄本救母记曲本》一文刊载于第64期，《现存六十种曲初印本小记》（上、下）一文刊载于第70、71期等等。
《关于俗讲考也说几句话——就正于向觉明先生》一文刊载于第1、11期，就向觉明先生《唐代俗讲考》（《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九十期合刊）一文，《大公报——图书周刊》第6、15、18、21期，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6期）、《关于俗讲考再说几句话》（21期），关德栋《“读唐代俗讲”的商榷》（15期）、《略说“变”字的来源》（《大晚报》的《通俗文学》周刊第25期），向觉明《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兼答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18期）、《关于俗讲考再说几句话附记》（21期）以及施蛰存的文章（见向达先生文章提供），讨论的关于唐代俗讲的问题，作者从释“角” 、释 “变” 等方面，阐述了一点意见。此外吴晓铃先生还以“嘿斋”为笔名写的几篇书评：书评:《全元曲》刊载于第59期、书评:《云南民间传说》刊载于第67期、书评:评《小说与戏剧》 刊载于第69期、书评:《曲学入门》刊载于第 73期。
郑骞：
《明刻本南北宋传》一文刊载于第7、8期，论述所藏残本《明刻本南北宋传》存卷四至七，原题《新刻全像按鑑演义南北宋题评》，无作者及刻印者姓名，上图下文，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审其刻工字体，是嘉靖万历间刊本。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著录。此书体制与明代其他讲史小说相同，每卷卷首注明某年事实，其下分则，每则二目。文章移录四卷，籍窥全豹。
《辩今本东墙记非白朴作》一文刊载于第14、15期，论及《录鬼簿》在白朴（仁甫）名下著录有《董秀花月东墙记》，这本杂剧亡佚了很多年，仅李玄玉《北词广正谱》第十六帙仅引用越调《鬥鹌鹑》《东原乐》《绵搭絮》三曲，赵景深先生据以收入《元人杂剧辑逸》。商务印书馆根据脈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出版以来，此剧全部显于世，元剧四大家之一的仁甫，又多了种作品。但看过全戏之后，感觉现存的这个本子名目虽与《录鬼簿》中名目相同，却不象仁甫原作，提出两条理由：一，套袭王实甫《西厢记》和郑德辉的《＿梅香》的曲目很多，情节关目也有许多类似之处。二，元人杂剧四折，向例由一人独唱，此剧时而生（马彬）唱，时而旦（秀英）唱。由此可以断定今本《东墙记》是西厢盛行，而且是北杂剧受南戏影响改变以后的作品，其时代在元明之间。文章同时将《东墙记》抄袭旧文的地方择录出。
《打董达与打韩通》一文（上、下）刊载于第19、20期，文章论述《明本南北宋传》存残帙卷四至卷七。即卷四第一则起所记打董达事，只有后半，与杂剧情节大致相同。所异者剧云：董达追至店中，初向柴荣索钱，继以口角，终乃尽碎其伞而群殴柴荣，赵郑寻至，即于店中打死董达。小说则云：柴荣走入后园躲，董达觅柴不得，乃碎车夺伞而去，赵郑追及于路毙之。杂剧云：董达之党有单潮虎宋义，歪蹄虎曹智。小说无宋、曹之名，单一颗强人概括之。杂剧有打死董太公事，小说无之。杂剧云：柴等三人同至郭彦威处为将。小说则云：匡胤自往关西五路，郑恩伴送柴荣至郭处, 郭欲收用之，郑辞不就，仍往关西寻赵。就以上四点观之，知小说所载乃传说原型，杂剧则敷衍增饰而成，以求演来火炽。杂剧、小说叙打董达事，大同小异。打韩通事南北宋传亦有记载，与杂剧歧异之处甚多。现分別述之，亦足考见此一故事演变之迹。综观杂剧小说所叙此事，异多同少，不似打董达事仅有详略之分。考以史传证之，则小说所记较为近实。
《吴臞安的绝笔》刊载于第53期，文章对近代曲学大师吴臞安（吴梅）先生校订他的弟子盧冀野所作《楚风列传奇》，题了一支羽调“四季花”，认为这是吴先生生前最后一支曲子，而又是最好的一支曲子。这支曲子僅见卢冀野所编的《吴臞安先生年谱》，附载于四川印本吴先生遗作《南北词简谱》卷首，此书也较罕见。文章全文引这一支“四季花”，并与《南词新谱》上所收的羽调“四季花”一曲比较。此曲无论是否懂得曲子的人，读了这支“四季花”，都会感到其音节之特别铿锵谐婉，的确把曲子的音乐美发扬尽致，与谱上所收古作完全相等，分析起来，有两个原故：一是去上声的分配，一是双声字的运用。这首“四季花”曲录如下：法曲继长平，把贤藩事，娇儿怨，又谱秋声。凄清。前朝梦野影空泪零，如今武昌多血腥。旧山川，新甲兵。乱离夫妇，谁知姓名，安能对此都写生。苦雨春莺，正是不堪重听。倒惹得茶醒酒醒，花醒月醒人醒。
傅惜华：
傅惜华先生的文章大多是有关曲艺方面的论述，如：有关子弟书方面的《明代戏曲与子弟书》一文刊载于第1—4期，文章论述：北京俗曲中“子弟书”创始于清代乾隆年间，此种民间歌曲，七字为句，间以衬字，篇章短者不分回，长者数回，以至二十余回，每回均有二字标名，如明清传奇之句目然。每回冠以七言诗，一首或两首，谓之“诗篇”俗称“头行” 。每二句叶韵，回限一韵，不可逾越。其所用韵目即北方戏曲通用之“十三辙”。此种体制，实渊源唐代之“变文”，宋元 之“弹词”也。清人震钧《天咫偶闻》卷七云：“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实创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西韵尤缓而低，一韵萦良久”。 《燕京岁时记》亦谓“子弟书，音调沈穆，词亦高雅。”在 北平俗曲中，最为难工，且以词节高雅之故，至近三十年来，旧京艺人，已无擅者，殆成绝声。此种民间词曲之价值，盖其词曲，通俗易晓，写情则欹人性沁人心脾，写景则在耳目，述事则如其口，诚能达于文学上所具之真、善、美三种原则，故余当谓清代俗曲中之“子弟书”与‘岔曲’，洵 为旧京“俗文学”之代表作品。“子弟书”所述故事，题材来源，有根据明清两代通俗小说，或采取前人杂剧传奇之故事，也有取材于旧京当日社会，风土人情。此种俗曲，取材范围如此广大，故其中包含之戏曲、小说衍变史料，与社会民俗资料，极为丰富可贵。作者将自己碧蕖馆所藏子弟书曲本中，取材于明代《琵琶记》、《千金记》、《金丸记》、《还魂记》、《南西厢》、《焚香记》、《水浒记》、《金雀记》等传奇的作品作了较详的叙录。
《聊斋志异与子弟书》一文（上、中、下）刊载于第48、49、51期，文章论述：清代小说相当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的当属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王渔洋、纪晓岚、俞曲园辈，均相当激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叙述“《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奇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所闻，亦多简述，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蒲氏此作，脍灸人口，传播广泛，特别对其后戏剧及俗曲方面，取材《聊斋志异》者颇丰富，影响巨大，举不胜举。作者认为俗曲方面则以“子弟书”为多。并将自已所藏的若干种“子弟书”中衍述《聊斋志异》故事的曲本加以叙录，供参考。
《明清两代北方之俗曲总集》一文刊载于第6—17、19—21、23—26期，共连载19期。文章论述：作者近二十年来，治理戏曲之瑕，在俗曲方面研讨甚感兴趣，对中国各地方俗曲唱本，尽力搜集，无论曲调类别，时代早晚，镌刻钞写，排印等本，全都收之。现检取个人所藏明清两代俗曲总集，先将流行区域属于北方的二十种，解题以成此篇，并附内容以供参考。
傅惜华先生在曲艺其它曲种研究方面，也较早的作了系统论述；如：《“快书”概说》刊载于第5期、《梨花大鼓概说》刊载于第35期、《西河大鼓概说》刊载于第38期、《坠子概说》刊载于第44期、《梅花大鼓》刊载于第45、46期、《“莲花落”概说》刊载于第54、55期、《京音大鼓概说》刊载于第70期等，这些文章，作者均从释名、起源、组成、歌法、曲本、乐调、赘语等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加以较详细的叙述。这些都是较早研究曲艺史的文章，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此外还有：《辨“番合钏”鼓词非明人作》一文刊载于第37期、《“番合钏”鼓词之集唱本名目》一文（上、下）刊载于第39、40期、《捧腹编——古笑话与俳谐文总集之一》一文刊载于第33期、《端阳节之小曲》一文刊载于第50期。《傅芸子俗文学论著要目》一文刊载于第74期，比较全面、详细的总结了傅芸子先生俗文学研究成就，为研究者提供了所需的参考资料。
赵万里：
《金元素事迹考》一文刊载于第5期，文章论述：金元素的名字在戏曲史里较生疏,对贾仲明《录鬼簿》提到的记载，引用资料，加以考证。
叶德均：
《凌濛初事迹系年》一文刊载于第4—7、9期，文章蒐集了大量资料对凌濛初事迹作了详尽的引证，给研究凌濛初的生平，提供了相当确切的资料，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金仁杰“东窗事犯“非小说》一文刊载于第19期，作者论述：元代戏曲作家金仁杰的作品，据《录鬼簿》所载有《蔡琰还朝》、《秦太师东窗事犯》、《周公旦抱子设朝》、《萧何月夜追韩信》、《长孙皇后鼎镬谏》、《玉津园韩太师》、《苏东坡夜宴西湖梦杂剧》七种。但明、清人的杂记却说还有《东窗事犯小说》。明郎瑛《七修类稿》、清禇人穫《坚瓠甲集》材料引证，有所抄录。禇氏徵引原书颇多改易文字之处，《坚瓠甲集》是第二手资料，固不足信。郎瑛《七修类稿》也同样的不可靠。郎瑛是明代万历间人，成书也是万历中，去元代已远，所说未必有坚实证据，而他自己也明说：“东府小说，不能记忆矣。”可见著书时单慿着“尝见”的记忆，并未打开书本比勘，更难保没有错误。近人也有误信他的话，冯沅君先生《古戏说汇》中《古剧四考跋》说：“这一证启示我们……作剧的人可以有时也作小说，如金仁杰（注释说见：郎瑛《七修类稿》）”。引文证明，依据郎瑛的话却有订正的必要。
《释“常卖”》一文刊载于第54期，文章引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技艺”条记崇宁大观间东京瓦市讲史人的伎艺说“霍四研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又卷六“元宵”条下有“尹常卖五代史。”说三分是讲“三国志”平话，五代史是讲“五代史”的平话——这两种都属讲史的一家，霍四研和尹常卖是讲史的两个“说活人”。郑振铎先生《宋金元诸宫调考》中说“尹常的‘五代史’今绝不可见。”赵景深先生《南宋说话人四家》一文，列出说三分—霍四研；卖五代史—尹常；讲史。这两篇文章误将“尹常”二字当作人名。文章引北宋蔡绦于南宋初著《铁围山丛谈》卷一；南宋龚明的《中吴纪闻》卷六“朱氏盛衰”条；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朱国桢《涌幢小品》等，加以论证人名应为尹常卖。
刘修业：
《考花草粹编和吴承恩的关系》一文刊载于第20期，作者根据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写了一部《吴承恩事迹交游考证》，在论吴承恩著作的一章，讨论他的《花草新编》和陈耀文所著《花草粹编》就有是一部书的可能。大概是陈耀文根据吴承恩的选本，稍稍增删了一下，便刻成了现在的《花草粹编》。从《射阳先生存稿》卷二《花草新编》自序与陈耀文的《花草粹编》自序对比，比较两篇序文的异同，陈序虽增添了一些掌故，但也是用吴序作底稿，犹极为明显。再研究陈耀文所增添的他自己的几个事迹；再看他们两序述的义例；猜想陈氏是用吴氏稿来改编的，大概不会很错的。可是今本保存原稿多少，因为吴氏原稿不可见，我们无从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