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迷失

刘晓春

启蒙的迷失
——萨林斯《何为人类学启蒙》读书报告

陈东（暨南大学04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

西方人类学形成的过程，与西方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是同步的。这一体系的维系是以贸易、军事征服和政治诱导为基本方式构造出来的。在这种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学，必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于是，西方人一直以“理性的代言人”自居，表现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对非西方社会进行殖民活动的同时，他们又企图“善意的”对这些地区实施各方面的启蒙教导，以巨大的责任感改变这些未开化的蛮帮。然而他们那所谓的文明的开化，使用的手段却丝毫没有文明的特质，而更多的显示出血腥和暴力。他们试图用坚挺的大炮、枪支，“屠杀”掉“他者”全部“愚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为这些非西方地区彻底地大换血。然而他们的造血工程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满意，让我们先从几个不怎么启蒙的论点看起。
1．把非西方土著人描述为“没有历史”的文化，他们的改变就是“文化的丧失”，这显然是相对于西方的进步性而论的。
2．失望理论、“单线进化论”。
3．在资本主义的晚期，人类学关于异文化的研究被看作是一种赎罪式的“文化批评”，即以一种道德上值得赞许的分析方式大量使用其他社会的例子来作为改正西方社会最近遇到的任何麻烦的托词。这好像其他民族是为了西方社会才建构他们的生活的，好像是为了解答西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帝国主义等邪恶才存在的。
4．以道德政治的意义来解释诸如新几内亚的猪肉筵席等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形式，满足于把文化当成帝国主义支配所产生的效果或对这种支配的抵抗。
强调以上论点是不怎么启蒙的关键在于他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证实。
1．那些被依附论者认为已经死了或正在死去的民族，正在使他们的依赖性变成自己独特的文化理论。显示了“土著文化的振兴”。在爱斯基摩人当中，存在一种既保持爱斯基摩文化又为我所用地吸纳现代技术优势地决心。
2．面对西方强大的文化掠夺，非西方并没有产生前者以为的失望情绪，而是采取了一种迈向现代化的行动，即产生将“现代性本土化”的“文化自觉”。在那些土著民族中，“金钱并没有变成社区的对立面，而变成了社会构成的手段。”
3．非西方民族为了创造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而展开的斗争，摧毁了在西方人当中业已被广泛接受的传统与变迁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尤其明显的是，摧毁了20世纪著名的传统与发展对立的观念。
4．中心与边陲颠倒，土著的家乡与大城市“外面的家园”之间是结构性互补的，乡村秩序本身扩展到城市。
由此可见，人类学家的启蒙总是呈现相反的景观。他们不得不发现在启蒙过程中他们固有的、以为是先进的论点被驳斥的体无完肤。他们所认为是古老落后的中国人告诉他们：技术不是基础。爱斯基摩人使他们惊醒原来金钱与市场，并不能改变传统道德与心态，颠覆不了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超地区的社区观念更是大大欺骗了一大批已经被启蒙过的西方社会科学家。
究竟谁是启蒙者，谁又是被启蒙者？被西方人类学者称为的非西方普遍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文明其实正是在这些非西方的文化启蒙下发展繁荣起来的。然而西方人总是在爬上了第100层台阶后，就记不起，甚至是不承认原来所爬过的99层楼梯。西方人类学者的启蒙行动，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池莉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那些自诩为精英的知识分子要反过来接受市民们的反启蒙。西方人类学者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只会自我迷失在启蒙之途无力自拔。
我始终认为，谈启蒙问题一定要确定好参照系，要有对比的标准。西方人要启蒙“他者”，立足点必定是在自己这边。西方惯有“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之说，并在尼采那里得到了放大。酒神狄俄尼索斯是被放逐的神，他迷乱，是人的本真状态，颂扬激情和生命。在酒神身上更多地彰显了生命意识和人的权利意志；而日神阿波罗是主司裁断的神，他惩恶扬善，始终保持清醒，不存在迷狂状态，崇尚精神的愉悦，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生存意识。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始终处于二元对立的两端，而这种对立又依赖于一个先在中心的存在，由这个中心才能确定对立的另一方。如果说日神在西方的开山者是苏格拉底和耶稣的话，那是因为它正是代表了一种理性的精神，那么酒神的迷狂则多少让人觉得具有非理性的特质。这种酒神与日神的对立模式在西方一直存在，比如希腊精神与西伯来精神的对立。如果在人类学的启蒙问题上借用一下这种对立，那么以理性自居的西方人类学家更倾向于日神一方，他们不断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类似酒神的“未开化”、“毫无理性”的东方。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神圣不容侵犯的，人类学的启蒙家们就是要把这种他们认为不可更改的中心强加于东方，使东方在他们潜移默化的文化侵略中臣服与自我迷失。
非西方的自尊是全人类必须珍惜的，因为没有了人类在“童年时代”的充分发展，也就不会有现在已经步入成熟和壮年的西方社会。非西方在经济发展上应该借鉴西方，依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然而在文化上一定要有自觉意识。儒家文化是由我国传入韩国的，但时至今日，韩国的儒家文化保存的要比我们好的多。当我们在叫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真正的回到自身，回归本土，珍惜那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呢？
作为启蒙另一方的人类学家需要用一种宽容而又广博的“非我”眼光来看待被研究的人和地区，一切的俯视和仰视只能带来视角的偏差，不能得到确实可信的结论。提倡“文化相对主义”观念是势在必行的，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既有差异，又有共通之处，共通的地方就是人通过互通有无来建立社会。人类只有抛弃了可怕的夜郎自大情绪，积极地从“他者”那里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才能达到一种整体的普遍的进步。
当然要破除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不是易如反掌的，需要人们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要顺从地屈服于固有的偏见，思想的樊篱毕竟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拆除的。

[ 本帖由 刘晓春 于 2004-12-10 18:25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