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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者之风
——悼念关德栋先生
刘锡诚
4月29日早6时起床未久，友人叶涛从济南打来电话，告知我关德栋先生不幸于昨晚18时许在医院逝世了。先生有遗言，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不举行追悼会。听到噩耗，一阵凄凉和悲哀强烈地袭击着我的天庭，与他有20多年交情的我，不禁悲从中来！
放下电话，我便给关夫人阎淑珍教授打电话。那头接电话的正是她本人。我表达了对关先生之死的惊异和哀悼，她说关先生去冬两次因肺炎住院，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身体，但最后死于心脏衰竭。当然在进重病抢护室前，曾有一段周折，耽误了一些时间。人已经逝世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安慰她，要她节哀。她很清醒和爽朗，告诉我，先生生前编好了上下两本自选集，没有出版。不久前台湾文化大学的曾永义教授曾对他说，要把书稿带走，他却因为还要补充一个图表还是一段满文翻译，没有给他。这句话我没有听清楚。我说，曾永义先生要帮他在台北出版，不失是件好事，希望能让关先生的遗著能早些问世。
我知道并仰慕关德栋先生，是青年时代读他编的《新疆民歌民谭集》一书。这本书由上海北新书局于1950年9月出版，书的分量并不厚重，给我的印像却很深。因为20世纪40—50年代用汉文出版的新疆民歌和故事集，毕竟属于凤毛麟角，难得一见。关先生的书就显得特别地珍贵。作为读者，我猜想作者一定是在新疆工作过，否则从哪里搜集这样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歌材料？后来，进入80年代，我结识了他，曾向他问起这个问题，他曾简略地向我讲了他的那段经历。全国解放前，他曾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任职，担任过教育部长江隆基的秘书，兰州解放后，1950年，随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派往兰州大学的军代表，到该校工作。学校将解放前文学院的边政系，改为少数民族语文系。由于关德栋是满族人，又精通满文和梵文，就在少数民族语文系当了教师。由于他的学术资质（对变文也特别有研究）和工作的出色，很快成为学校里当时最年轻的副教授、教授。我想，对新疆各民族民歌民谭的搜集编纂，无疑也是他革命和学术生涯中的一段经历。90年代初，以周扬为总顾问、陈荒煤为总主编，启动新时代的《中国新文艺大系》编辑出版时，我受命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37—1949），关先生这些搜集于40年代的新疆各民族的民歌民谭，很自然地就成了我所选材的蓝本之一。后来他先后在福建师范学院和山东大学任教，50年代后期，我手头就曾得到一部他主持编印（油印）的山大中文系《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可惜文革中把这本珍贵的资料丢失了。
2004年，我认识了关德栋先生的次子关家铮先生。他陆续在境内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的论文，以丰富的史料，把这个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下被压抑和忽视了的文学流派与学术流派的历史与成就，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我读了他发表在《民俗研究》2002年第4期上的一篇题为《赵景深遗稿〈甘肃青海民歌集•序〉》，不仅把我头脑里积累的有关关德栋先生《新疆民歌民谭集》的零星信息和认识连缀了起来，而且第一次知道关先生在这本书之外，还编辑过另一本西北民歌集——《甘肃青海民歌集》，这本也是在兰州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任教时搜集编辑的少数民族民歌集稿本，曾请郑振铎和赵景深两位先生写了序言，也将由北新书局出版。但由于解放初期私人书店面临公私合营，这部稿本的出版被迁延下来，连同赵序一直躺在他的稿箧中。我们从赵先生在序言中得以约略地知道，在这部民歌集中，汇集了甘肃、青海、西藏的民歌和兰州的鼓子。
其实，在到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之前，关先生就在郑振铎、钱杏村（阿英）、赵景深的影响下，已经涉足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了。1947年傅芸子、傅惜华在《华北日报》（北平）上创办《俗文学》周刊，与赵景深在上海《大晚报》上主编的《俗文学》周刊、戴望舒在香港《星岛日报》上主编的《俗文学》周刊成三足之势，遥相互应。在这个周刊的周围，团结了许多知名的俗文学研究学者，如郑振铎、俞平伯、朱自清、赵景深、孙楷第、王重民、吴晓铃、叶德均等。关德栋也是其中之一。他在这个周刊上发表了《“满汉兼”的子弟书》、《升官图——记满汉兼子弟书之一》等俗文学研究文章，其在俗文学和满族文学的研究上的造诣，为学界所认同。
“文革”后，他继续在民间文学和俗文学领域里耕耘，整理和编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俗文学旧籍，做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工作，成就斐然。他除了在学校里开设多种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的课程，如敦煌学、宝卷、聊斋说唱、明代时调、讲唱文学等，指导中外学生和研究生外，他还兼任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山东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名誉主席。1988年11月，山东民协召开“秃尾巴老李故事研讨会”，我应邀到济南，在会上与关先生见面，一道探讨秃尾巴老李传说的形成因素及深层内涵。相隔四个月后，1989年4月，在北京政法学院召开的中国俗文学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又见面，并在他和姜彬、路工等前辈的提携下，把我推到了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的位子上。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间，他在满学、敦煌学、蒲松龄研究、冯梦龙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俗文学领域里，成为郑振铎等人开创的学术传统的最重要的薪火传递者。他多次与外国汉学界满学界合作，经常出国访学，每路经北京，必叫我去见面倾谈。他在1959—1962年间曾与赵景深先生合作编校出版过《明清民歌时调丛书》，出版了《挂枝儿》、《山歌》以及《贾凫西木皮词校注》等，80年代出版过《敦煌曲子词》等，而包括冯梦龙搜集的这些民间遗产在内的明清民歌，也是路工始终抱有浓厚兴趣的研究对象，他也曾编过《明清民歌选》，故他俩之间，保持着很深的友谊，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曾不止一次地陪他到路工先生生前在新源里的住所去聊天，观览藏书，交换心得。路工先生也总是把他所收藏的通俗小说，如明代陆云龙兄弟的《清夜钟》等的小说拿给他过目。路工先生逝世后，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的追思文章，透露了一些令人不平和难过的情况，关先生看了也不禁为之唏嘘。
关先生在80岁高龄上，在学校领导的安排下，于去年招收了全国唯一的俗文学博士研究生。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校方希望他招收两名，但他看到考生的国学底子和知识积累不是很理想，于是临时决定只招收了一名。可见，他对他名下的学生的要求是多么地严格。近年来，他所供职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先后两次邀请俄罗斯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汉学家李福清来校访学讲演，他非常热情接待他，陪同他，听他演讲，与他交流。就在李福清还没有离开济南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向我介绍李福清讲学的情况，并征求我的意见。李福清到北京来，与我谈起他的济南之行，对关先生的人品和学问也十分敬佩。
关先生是个性格耿直、心胸开阔、性情开朗的学者，在他的血脉中继承了中国传统士人的那份平易与刚直、清廉与孤傲。他做事有自己的定见（以至有人说他脾气古怪），一般不轻易会受人的左右，更不会阿谀奉承。他喜欢做一个边缘之人，连开会上主席台，也不愿意坐在显著的位子上。他生性有一种儿童般的天真。到了老年也还是这样。多年来，关先生给我写过许多信件，他对我这个小学弟既尊重、又爱护。而对于我而言，他既是景仰的前辈学者，又可与交心的挚友。以他那样健壮的体质和那样的快乐的性格，是至少可以再活十年，为国家多培养几个俗文学博士生的，而这在国内是无人可以代替的。关先生的逝世，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安息吧，关先生！
2005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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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5-5-5 14: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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