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遥远村落的前世今生

Karin

      
一个遥远村落的前世今生

雷亮中

    【题记】“我开始有意识地描摹这个村落。这片河谷是我的家乡，我也总是在家乡和外界之间奔波着。我意识到自己离社区生活不可避免地远了，尽管它是我最熟悉的———是角色转换了吗？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会努力地重新走回去，去复原、构拟车轴村逝去的社区人事，了解它的前世今生。”──萧亮中

　　人类学家通常通过田野工作深入到研究对象当中，参与并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如何生活以及对于文化的看法。美国人类学家恩伯夫妇甚至把田野工作视为“现代人类学的基石”。如果说，田野工作类似于人类学家的“成丁礼”的话，那么田野工作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志作品则是人类学家成熟的标志。

　　尽管人类学主流理论随着时空变迁推陈出新，改头换面，但其经典民族志却历久弥新。像科学主义民族志的开创者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布朗《安达曼岛民》在今日仍被视为民族志作品中的“圣经”。在此之后的马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1929）、埃文思 普里查德的《努尔人》（1940）、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1954）、维克多·特纳的《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与连续》（1957）等民族志至今仍脍炙人口。从某种意义而言，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不仅是人类学知识的来源、理论建构的基础，也是人类学学科的标准和动力。20世纪上半叶，前辈们也正是以民族志（而不是人类学理论）树立了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位置。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许烺光《祖荫下》等民族志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

　　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人类学界也出现了对民族志作品撰写的很多反思，中国本土人类学也就如何接续前辈的工作，回应当前世界民族志发展的新趋势，探索民族志的新实践做出了各种努力，萧亮中的新作《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以下简称《车轴》）正是这种努力的方面之一。该书是作者在滇西北中甸县金沙江边车轴村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的民族志，它不仅仅带给读者一份村落的个案实录，更向人们展示了作者在民族志撰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代表着当代中国本土民族志的一个全新的实践方向。

　　《车轴》一书采取了一种较为轻松、带有故事性的笔调，在兼容学术性的同时保持了内容的通俗易读，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也融入在充满亲切的民俗生活描述中来加以讨论。我们甚至可以从章节标题上就体味到这种描述的亲切和趣味，像“寻找土著”、“纳西与博，和而不同”、“苗民，最后的迟到者”、“漂失的母语”、“车轴的‘国家人’”、“讨生活的外迁户”等，连最后一章结论“车之轴？”，作者也取村落名为意象（image），喻指如果以时间为维度，村落就是一辆不停前进的车，那么，支撑它前进的“车轴”又是什么？



　　《车轴》一书的作者首先是一个当地人，但他又有着异文化的生活和研究经历，并经过系统的人类学科班训练，是一位有着异文化研究经历的人类学学者，他对自己到车轴做田野调查是非常清醒的。“田野调查和旅行是不相同的，更何况，这次还有完成学位论文资料收集的任务，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描摹这个村落。这片河谷是我的家乡，我也总是在家乡和外界之间奔波着。我意识到自己离社区生活不可避免地远了，尽管它是我最熟悉的———是角色转换了吗？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会努力地重新走回去，去复原、构拟车轴村逝去的社区人事，了解它的前世今生。”（《车轴》10页）开篇宗义，作者跨越了“外来者”、“当地人”（或外来的人类学家和本土人类学家）各自的研究局限，他的努力让文本的撰述在距离化（客观化）之后仍有亲切感，他像一位熟知各项情形，深知内幕消息的讲解者，向读者讲述着车轴和车轴人的故事。

　　《车轴》一书的先锋之处还体现在作者运用本土知识、分类体系与人类学理论和分析框架不断进行对话，得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解释。最为可贵的是，该书作者在国内学界第一次对“家号”认知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析，进一步提供了新边疆时期当汉文化和汉人家族观念进入后，纳西家号制度发生的形变和新的结合。“具体的变迁之一就是从家号畛域转为家族认同，并继而接受汉人的一系列家族观念、操作行为甚至一部分仪式。但是，家号和族群认同并没有完全淡去，尤其是家号，它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视域中，只不过逐渐变成了对车轴老户的称呼，已失去原先自我命名、复制和衍变的能力，似乎只是家族系统的一个纳西版而已了”。（45页）这也充分说明：只有从本土区域性的文化特点着手（而不是理论的套用），所形成的认识才能真正达到马林诺夫斯基《田野日记》里提到的探究人类学最深的意义在于发掘当地人的主要情感、行为动机以及目标的目的。

　　此外，作者还通过一些有趣的个案探讨了家族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表现。作者指出：“新边疆后期，认同渐以家族为轴，家族阶层越提升，就越会付诸于权力斗争。但另一方面，虽然说家族斗争有很强的历史惯性，其持久性并不完全受政权及意识形态变化左右，但在上世纪中叶，农村最主要的矛盾仍然源于巨大的阶级差别鸿沟，认同也转到以阶级为轴，家族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让位、隐蔽的状态。”（49页）除了明显的家族斗争，作者对隐蔽的家族袭夺行为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书中，作者首次将地理学的“袭夺”概念借用到家族研究中，用“家族袭夺”这一概念来表达家族（庭）承祧、财产所属等家族结构的变化。袭夺与被袭夺一般发生在客籍与土著家庭之间，且大多数是客籍去袭夺土著。考虑到改土归流后国家化进程的统一与同质化，以及西南边疆的“汉化”，作者认为至少在西南，车轴的经验代表了一种典型范式。家族袭夺行为在新边疆以来“汉－夷”、“主流－边缘”互动导致的同质化进程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车轴》一书的人类学理论对话和创新性见解遍及各章节。“寻找土著”一节中，作者形象地提出这么一个疑问：岩画、石棺墓、古民居遗址纷至沓来，古人类一茬一茬在这里生息繁衍，那么，到底谁是车轴乃至沿江一带的本地土著？土著是否就一直生息繁衍在当地，或是迁徙到此最早的族群，但这又与移民如何界定。是否可以认为，他们就是社区前世与今生之间的一条线索？在叙述中，作者通过对“当地人”的历时性考察所提出的独到见解对我们真正理解人类学研究对象———“土著”、“当地人”概念大有裨益。又如在车轴村的宗教信仰问题上，作者通过对村落附近九座庙宇的考察，发现外来宗教及某些民间信仰一般是由汉人和个别族群外来者携入，最后扩延到当地各族群一并共享。它们一般体系不全，鲜有宗教经典，仪式片断化；另外，各种宗教之间互相借用，混淆结合。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学田野作业和研究已从早期的封闭的民族志撰述向在“全球化”思维框架下研究当地社会生活的方向转变，认为任何族群都不可能生存在与世隔绝的小社区内，而是与外界有着广泛的交流。《车轴》的作者在许多章节里从国家与地方权力的互动关系下探讨了汉人、纳西、博、四外人、傈僳族、苗族、民家人（白族）、藏族等的认同和族群、阶层、语言使用等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从自在社区―新边疆―后革命的变迁序列中，考虑了一个边远的、传统和自在的村落如何被边疆化又如何被纳入国家范畴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等等问题。作者认为，车轴村“自在社区－新边疆－后革命”的变迁过程对应着一个“前国家时期”、“国家控制时期”、“全球化时代”的渐进过程。车轴村权力、阶层及认同也随着这三个发展阶段不断地变化、流动。在各个时期，每个族群都不断构建、嫁接着自己的历史。通过与正史接续、嫁接，甚至附会，车轴这个小社区构建并书写着自己的历史。从而，作者通过“车轴”这个意象，非常形象化地传达出作者将车轴村作为一个较为类型化的村落，代表一种未来的方向和可能预见地不断变动的过程的解释框架。

　　无论从作品撰写手法、表现方式还是从内容上看，萧亮中的《车轴》一书作为中国人类学本土民族志的新实践，将为人类学开辟一条更为广阔的民族志研究的道路。而且，作者对于文字和图像的深厚驾驭功底使该书的上述思想和人类学知识点能通过轻松的笔调和形象化的笔触及画面，娓娓道来，可谓妙笔生花。阅读此书是一种亲切的享受，无论是情感交流、知识传递、观点认知都与当地的血脉息息相关，没有丝毫的距离。相信，此书无论对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学人，还是普通读者而言，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萧亮中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来源：中华读书报

Karin

滇西北文明：正被揭示的与将被毁灭的  
从《车轴》开始的答问
老 峡 萧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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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老峡）：首先祝贺你的新作《车轴》问世。记得在２０００年，《南方周末》地方版曾发表过你的一篇题为《车轴村风俗观察记》的文章，为读者提供了关于车轴村的一个小片断，而《车轴》一书又写到这个村落。你是如何想到这一个村落的？

　　答：（萧亮中）云南中甸是我的
家乡。我从小就浸染了其中的多元文化。学习人类学后，我更是发现这样的文化形态在西南一带是一个很普遍的类型，而这又与移民和土著、中央和边疆政治力量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在新时期，这样一个小村落对全球化的反应也非常值得研究。按照人类学的惯例，我照例要选取一个村子做调查，从民族志的角度来以小看大。就我个人来讲，我首先是一个当地人，但又有着异文化的生活和研究经历，并经过一定的人类学科班训练。我想，自己能不能尝试去跨越“外来者”和“当地人”两种不同的角色？这种尝试也包括去跨越外来人类学者和本土人类学者各自的研究局限。

　　问：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答：我希望能在保持一定距离和客观化的同时仍然有一种亲切感。人类学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参与观察。参与观察其实就是一种学文化的过程：调查者要不断反思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这样才会逐渐认知地方族群的文化和行为。照我原先的想法，我认为这很容易做到，因为一个调查者进入社区，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语言、生理、价值观这样一些变化，而我一直认为这些对我是应该没有障碍的。

　　问：我认为你是在城乡之间自由地穿行……

　　答：可以这样说吧。但尽管我在语言和生理上能很愉快地进入当地社区，但我还是觉出了自己的不适，像价值观这类东西，我就已经与当地人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一点我起初也没有想到。

　　问：你毕竟从金沙江边走出来一些年头了。

　　答：是吧。我在适应城市的同时也与乡村发生了一定疏离。所以，我也一直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研究角度，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就拿访谈内容来说，我设计了框架，重点设计了一些很感兴趣的问题，但当地的老百姓却觉得有些问题没有意思，也理解不了，或者干脆就无法回答；而他们觉得有意思的，我却又一直在熟视无睹。

　　问：我觉得你还是最大限度地走了进去，对村落有了一定的真实描摹。我想这是不是与田野调查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你在书里一直强调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似乎有一种学科“准入证”的味道。我想问这里的田野调查有什么具体要求和规范？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各种对文化的探寻方法和田野调查的区别？

　　答：这里有个前提，作为民族志来说，如果我们从“记载”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志”，那就应该是完全真实的，是对地方文化的实录。但尽管这样，学界对人类学作品的真实性争论还是由来已久，个别人从田野调查资料推演得出的文化原理也会受到其他人的质疑。客观地讲，每个人从自己角度出发的研究其实都先天地带着自己独特的视角，这样的视角表现在作品里，也是对文化的不同角度的诠释，但这样的诠释是要能自圆其说的。学者认知文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人类学有一套独特的手段，那就是严格要求通过田野调查来获取第一手材料。因此，田野调查也被称为人类学家的成年礼。如果是在这个层面说，它被称为“准入证”也未尝不可。田野调查有一套严谨的规范：包括与被调查对象住在一起，学习、使用他们的语言，参加日常生活，建立社会关系，还要随时随地进行单调、费时的观察记录。更为苛刻地是，由于调查者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地方族群进行缜密观察并做出文化描述，它甚至对调查时限都有着严格限制，这就是至少要求调查者在被调查社区度过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的生活。

　　问：这样看来，人类学家与记者采访和文人采风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绝不是到处跑来跑去，而是要能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来，集中精力应付琐碎的日常生活。

　　答：当年就有个叫霍滕斯·波德马克（Ｈｏｒｔｅｎｓｅ Ｐｏｕｄｅｒｍａｋｅｒ）的人类学家在《陌生人与朋友——一个人类学家的心路历程》（Ｓｔｒａ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６）一书里提到她在澳大利亚莱苏岛田野调查的故事。她说尽管身体健康，资料收集也越来越多，但实在无法忍受贫乏无味的生活。她甚至提到，当两个陪同的人离开时，自己就像独处的鲁滨逊，甚至还没有仆人“星期五”。确实，田野工作有一点显得非常绝对和必要——要耐得住寂寞；也惟有如此，才能在日复一日的参与观察中，逐渐认知地方族群的人性与文化。人类学的作品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会不断地反观自身，对自己遵循的文化体系提出质疑、修正。这和书斋式的研究是不同的，我想这也可以被视为人类学入世的一种表现。

　　问：读《车轴》一书，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新意。比如你对当地“家号”的总结就非常有意思。

　　答：家号是我在车轴田野调查中比较得意的一个发现。这要感谢当地几位非常关键的报道人。家号是至今仍在当地民间使用的一种与汉姓、家族不同的认知体系，这方面的研究尚无人触及。家号对住户畛别有着明显的标识作用，这类同姓氏的某些功能，但它仍在各个层面与姓氏截然不同。简单说，家号是一些原生态和直接描摹的没有经过修饰的标识符号；而姓氏则是经过简约、抽象化的畛域系统，即便这样的畛域性也有逐渐模糊的趋势，就像民谚所说的“同姓不同祖”、“五百年前是一家”这样相反的提法。还有，姓氏是固定在血缘群体上，除特殊情况，一般不会因为迁徙或者其他原因改变；而家号相反，即便住户迁徙或另换屋基，家号也不会跟着“带走”。车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原住户迁走后，新到户往往承袭了原住户的家号，接着唤作“某某家”。

　　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表明这种限定发生了变化。这与改土归流后汉人和其他族群移入对传统家号体系的影响相关。纳西族家号是一个绵密而又系统的认知体系，在汉姓进入纳西社会之前，社区完全靠这一套系统区分自己与他者。汉文化或者说是姓氏文化和汉人的家族观念进来后，这一套体系曾有过积极的文化调适。像对早期迁到当地的客籍户，一定会对他们冠以一个家号，但后期移民就直接用上“李家”、“陈家”这样的汉姓称呼。

　　因此，接下来就有大量的“家族袭夺”现象发生。家族袭夺让家族制与家号系统相互作用，但双方并没有相互替代，最后的结果是一种互补；只是相对来看，家族更为彰显，而家号则相对隐性一些。袭夺现象让我们看到父权制的发展对一个地方社区文化习俗的巨大影响。可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但又隐身于日常实践中的潜移默化的力量。

　　问：你这里的袭夺概念是从地理学借用过来的。你是怎样把两者关联起来，并提出这样一个新概念的？

　　答：说来有意思。我在车轴村调查了一段时间，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也接触到了大量的这一类个案。这时我感觉到自己可能会有一个突破。一天我到石鼓镇赶集。石鼓在江边一带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我一直希望能拍一张整个长江第一湾的片子。我在对面的村里歇了一晚，第二天和几个朋友往山上爬，最后几乎是爬到了那一带最高的一座山头。我见到金沙江以石鼓为中心，绕一个“Ｖ”字型大拐弯转而北上。我为长江第一湾的地貌震撼了。这个地貌曾长期被解释为河流袭夺。有了这样的意向，我回到车轴后就自然地将家族结构变迁中夺取承祧、财产甚至家号、屋基等有形无形资源的现象与“袭夺”概念联系到一起。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非常有意思的：被袭夺家庭发生了承祧断裂，它重新续过袭夺家庭的承祧甚至祖先代际序列的记忆，而这又与袭夺河和被夺河的特点何其相似，甚至可以将它与河流袭夺的各个概念一一对应起来。很多被袭夺家族消失了，但它们的一些特征会保存在袭夺家族中，形成一种新的“合成文化”；就像河流袭夺发生后，我们可以在断头河的河谷形态沉积物中觅见昔日的影子。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来，很多调查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问：读这本书，觉得文本上同样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你不断地穿梭于故事内外，从作者到读者都能共享文本的内容。你在作品中也没有一味地追求标准的论文写作，也不像时下流行的散写体，一抒发起感觉来就开始无边无际。你的书里既有对话、杂感、随笔，同时也有标准的结论。

　　答：我是希望能尽量给予读者一些更多和更直观的素材，引发读者的思考，所以我做了一些文体转换的尝试，这样的努力确实还等着读者们的批评。

　　问：你把车轴村的变迁概括为自在社区、新边疆和后革命这样渐次推进的过程，而这其中又有清楚的前国家、国家和全球化三个不同时期。你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

　　答：在对车轴的历史进行剖析时，我对改土归流进行了很细致的考察。这样的事件在正史中是从权力中心外延的单维向度来思考。其实改土归流对西南一地的影响非常巨大，它带来的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仍然影响到今天的当地族群。对车轴这样的村落来说，它的影响力恐怕只有１９５０年和平解放才能与之相比。所以，我从这两个时间点上就基本上可以看出前后变化的不同；从国家力量的介入来观察，它基本上又与变迁过程有着重合与不重合的地方。改土归流后进入一种新边疆时期的同时基本上也就迈入了国家控制时段；一直到１９５０年和平解放，新边疆状态才告结束，但国家的控制仍然在延续，直到今日在本质上也看不出有更多的变化。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心的权力开始进行地方自治的尝试，这就是车轴村２００１年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另外，与其他小小的村落一样，它同时也开始面临着全球化的压力。所以说，从村落来看，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开始走向两极：一端是国家继续控制，另外一端是对全球化力量介入的逐渐感受。从对村落的观察、村民的言语里，我们时刻可以感受到即使像车轴这样边远的传统村落，也已经毫不例外地有了另外一种超出国家力量的外部势力存在并且开始作用……

　　问：在具体的事情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答：具体地讲例子很多。像中甸县对“香格里拉”的成功操作，就是要利用西方世界对东方、对前工业时代的一种想象。现在，就连一个普通的老农也将自己目前的处境与所谓的“国际”、“外国”联系在一起。不管怎么说，一些替代确实是在悄悄地发生。全球化不是一种想象，而是真真实实的一种力量，并且已经切入到传统中国所谓的草根社会深处。连一个普通的老农，他也以通过这种表达获得他在其中的权力想象，也可以说他会敏锐地利用其中的关系来进行一种类似讨价还价的交换。当然，就目前来说，尤其像中国，民族国家的范畴格局确实是抵挡国际上不平等交换的一个屏障，应该说这样避免了草根社会直接受到全球化的压力。应该说草根社会、民族国家和全球化力量三者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关系，并且逐渐抵达互相制衡。但我想，他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其实，国家也开始在向基层草根社会让权，比如车轴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就是这么一个具体的过程。尽管这样的尝试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会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像车轴村就有村民以不同的团体集结的趋势；但我对这样的开端仍然非常激赏，有时候，不同利益通过一种程序博弈也是一种公平的游戏，最后的结果会是一个中和各方面意见的杂合体，这也许会更接近民意。通过我对车轴村的追踪采访，新的班子确实也在有效地实施一系列工作。确实，这样的事实也让我改变了原先对选举结果的消极观点。

　　问：但农村还有更多的问题，像车轴这样位于边疆，各方面原生态保持更为完整的小村子，我相信也会与内地同构的。

　　答：在很多问题上，不管边疆、内地还是不同的民族，中国的农村具有相当的同质性；当然，像车轴这样的村子会比内地农村慢半拍，矛盾也会相对弱化一些。但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呢？我想历史终结的一个过程表现——战争、革命将不再是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办法。这不仅仅是因为上面强调的力量悬殊过大，这也与政府权力逐渐缩小，不再像过去一样几乎可以毫无顾忌地做各种事情密切相关。

　　问：政府应该与民众商量，建立一个合理输导和耗散的机制，但事实呢？

　　答：事实要复杂得多。就在离车轴不远的村子，１９９７年由于铅锌矿开发导致水资源污染，老百姓聚在一起，拥进乡政府把乡长捆了。

　　问：比较激烈？这样的事件在历史发展中怎样定位呢？

　　答：不管历史最后是“最后的人”还是“共产主义”，它总之是要走向“终结”的。人的活动不同，这个过程也会多种多样：可能较为平缓，可能通过战争、暴力。当然，过程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一定会有很大的区别；甚至，这个终结同时就是毁灭。像车轴这样的小村落，在这样的过程中它是被彻底侵蚀掉，还是保留自己的独特性作为一个分子加入“最后的人”行列？可以预设，如果进程被人为打断，这个终结过程无疑会增加很多危险性，会走上无法预估的弯路。  

　　问：现在有这样的危险吗？

　　答：我当然做不了一个准确的预计，但我一直在对车轴村做追踪调查。去年７月份，滇西北的“三江并流”自然景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车轴村和沿江一带都包括在内；而我听到的消息却是：当地正在酝酿虎跳峡大坝的修建，并说已经有了规划，很快就要上马。这类信息越讲越多，乡间已经开始有了恐慌。

　　问：这显然有悖于自然遗产保护宗旨，这样一块接近原生态的地方，保持它恰恰是对地球最大的贡献。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解释？

　　答：至少我没有听到。

　　问：是不是吸取了怒江建水库的“经验”，先不做声张，不吸引媒体的眼球，暗渡陈仓？

　　答：在开发的名义下，有时自然遗产的名头只是一个对外的广告语。中甸就有这样的说法：申请“三江并流”搞错了，现在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放不开，还谈什么发展？另外，１９９７年电力系统改革，首先就是官和商分离，能源部撤销，成立了中国电力总公司。现在公司化向进一步纵深发展，国家电力公司分出的五大家公司为了竞争，为了发展，当然就来到西南圈水圈地，让大自然成为他们公司的资产。这是一种典型的公司行为。

　　问：完全听不到政府的声音？

　　答：至少目前是这样。政府应该把一切有关水坝的事实告诉群众，包括现在是怎样一种运作方式，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要有更多的时间去讨论。最终决定是否修建大坝的应该是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各民族民众。地方民众要和电力公司进行平等对话，在知情、没有压制和利诱的情况下商谈，因为地方民众在对话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而现在，他们的声音一点也听不到，现在的声音都是那些受益群体，地方民众还都蒙在鼓里，完完全全没有参与进来。

　　问：其实商业上以效益为目的的河流开发，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建坝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和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很多事实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商业行为中，地方民众这样的弱势群体只会由于不公平分配而更加贫困，像云南省漫湾电站建成后，当地群众并没有像当地政府承诺的那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现实情况是越来越贫困，甚至还不如建坝之前的生活。

　　答：是的，有些事情非常可笑。现在江边的老百姓告诉我，已经有人来丈量家里房屋的面积，但还是没有一个说法。我与当地的一些报道人是经常沟通的，他们很紧张。老百姓的想法，我在北京嘛，应该会知道得多一些，可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宽慰，说“相信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