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读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戈兰

读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王铭铭
   在我这代学者中，若是对中国古史有爱好的，总是会知道袁珂这个名字。袁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神话学家之一。他1916年出生，故乡在四川新繁，经历坎坷。他曾用笔名丙生、高标、袁展等，发表大量文艺学和神话学作品。他曾作为文艺家，在中国作协重庆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79年，他的学者地位终于得到确认，他也被调到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神话学、民间文艺学和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后来，袁先生出任中国神话学会会长。
   我未曾有幸亲耳聆听袁先生的教导，对他的生平和学衔也是间接了解到的。不过，从少年时代起，我已开始阅读他写的书。那时我爱好神话传说，买来看的书中，有希腊的星座故事，也有欧洲神话及袁先生用简练、通达、优美的文字重新叙述的中国古史传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东南沿海“岛城”厦门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离袁先生居住和工作的四川盆地遥遥数千里，在远方进一步体会到袁珂这个名字的特殊意义。读人类学和考古学，要阅读一些刻板的教科书，也要死记硬背古代留下的坛坛罐罐的形态。大学期间，课堂的学习时常令我感到没趣，课外我便搜寻了一些不怎么会影响学习、同时又能给人乐趣的著作来阅读。袁先生写的书，总是我的首选之一。他的名字，与一幅幅生动的古史图像总是联系在一起。他的文字，令我能从古代文化墓葬、灰坑及城址里，透过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具的残件，想像到曾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操作着这些器具的活生生的人。
   前些年，马昌仪曾编选《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马先生给这部文集书写的引论，题目是“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文章为中国神话学的复杂历史提供了一个概要的说明。马先生认为，神话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在上个世纪初，国人从西洋引进神话学的概念，开始探索中华民族的起源，期待据此启迪吾族之民智。约从20年代到1937年，作为学科的神话学，终于在中国落脚，从业学人多数从事上古神话研究。从1937年到40年代末，中国神话学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视野上得到拓展，加入了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50年代到70年代，随着民族社会、历史、语言调查的深化，少数民族神话得到了系统的搜集整理。袁先生出生于中国神话学的启蒙时代，那时中国神话学的第一个时代已确立，他也无缘于中国神话学第一代人。但是，因袁先生是从其第二代开始便持续地研究神话直到21世纪开初，他综合了后三个时期的主要学术成就。
   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一书中，除了能找到古史的见证，在我看来，袁先生的神话学里时隐时现出双重性，主要来源于一种表面上有助于“民族精神”的营造的普遍主义自然与人对立论。而在我的想像中，神话学最辉煌的一面，却是它为我们这些过于轻信人自身的力量的现代人重申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成员”这个遗训。若是说“创世神话”这个概念真的能够用于中国神话的解释上，那么，与其他“创世神话”一样，我们的老祖宗创作的神话，陈述的也正是文明在离开自然界时承受着的负担。
   对于天与人，不同的文化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而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宙斯，也并非是我们中国的“天”。人们完全可以猜想，二者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都曾被表述为一个人格不完美的“暴君”，只是到了后期，宙斯成了人格化的主宰，而“天”保留了它的混沌性。然而，对神话世界实施逻辑化，显然属于一种“语言暴力”，它强制性地将近代逻辑强加在神话的混沌秩序之上。回归这个混沌秩序，我看到袁先生讲述的那些故事自身的意义：它们有时说，天地都生发于人自身的“生产”，有时说，人为了生存，必须先依靠后羿们，让他们射杀十个过热的骄阳中的九个。我因此也看到一个差别：宙斯永远只有一个，其他的文化英雄都是他的部下；而在中国神话中，尽管混沌的天也只有一个，但它的“父权”时常要遭到那些被迫离开大地母亲的人们的抵抗，因而，中国上古的文化英雄，大多没有被想像为“天的部下”。
   “神话是在什么地方终止？而历史又在什么地方开始？”这是结构人类学大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给自己提出的难题。神话开始于自身，衍生出来的历史也恰是自身的终结。当天子宣称自己是“天子”时，他既终结了天的神话，也开启了从氏族社会通向政治社会的大门。大概说来，在“三皇五帝”的神话中，英雄的概念往往是“天”的合法性产生的基础，而在口承的民间叙事里，人民的传奇则持续地表达着各种对“混沌初开”的面貌的记忆（特别是不断重申生育和两性关系的决定性）。接着，中国上古史通过“礼仪秩序”来表达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了使合法性具有内容并因此被接受，早期文明必须在人民的传奇基础上制作自己的神话，使“天”的观念从人民的传奇中崛起并凌驾于人民的传奇之上。如此一来，中国古代神话形成了某种“上下之别”。
   生活在我们这个以礼仪为社会的传统中，袁先生表现出对神话的终止与历史的开端的同时性、国家的神话与人民的传奇的综合性的充分敏感，他汲取了决定论的若干因素，建造起了一座储藏“民族自传”的大厦。我愿以这一可能已被不恰当地表达出来的读后感作为符号，来表达我对袁珂这位曾给我的少年时代那么多乐趣的伟大神话学家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