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空間】從中文教育，看台灣中學生的競爭力

锺宗憲

從中文教育，看台灣中學生的競爭

    如果突然問一個人說：「你覺得你有沒有競爭力？」那個人大概會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要從何答起。現在台灣最經常見到的口號之一是「與世界接軌」，再來是提升「競爭力」。談競爭力必須要有競爭目標與競爭對象，彼此能力相較之後，才能夠去討論有沒有競爭力。沒有比較的項目，根本沒有「競爭力」這個命題。在此，我們要問的是：「與世界接軌」是否就是尋找競爭對象、比較對象？或者是為了接收世界各地的訊息，了解全球化的腳步，藉以反省自身「競爭力」的有無，追求更高更遠的目標？
    一般我們都以商業的角度來看競爭力。談商業經營的競爭力，有市場佔有率的比較。市場佔有率，意謂著對顧客需求的了解、商品被接受的程度，也意謂著商品價格的合理性和行銷策略的成功與否。市場佔有率高的商品，不一定是品質最好的商品，也不一定是獲利最高的商品。但是品質優良的商品，通常不會被市場淘汰；獲利率高的商品，卻能確保公司得以存續。所以品質的優劣，獲利的多寡，也是商業經營競爭力的比較項目。換言之，當我們在擔憂自己是否具有競爭力的同時，應該先考慮自己的目標所在，接著再考慮競爭對象與比較項目。
就台灣的中學生而言，他們的目標在哪裡？要如何提升競爭力？

‧學習心態的偏差造成人文素養的低落

    在整個教育體制當中，最讓學生感到壓力的是中學階段。因為中學教育的目標似乎最為明確：國中教育是為了考取高中、高職；高中、高職教育則是為了考取大學、技職院校。當然這樣的說法，會讓一些主張教育正常化、多元化的學者專家反感。但是不可諱言的，這是現況，是現實的心態。在錄取率不及百分之百時，目標至少要考取學校；在錄取率達到百分之百以後，目標轉變為考取「好」的學校。中學生壓力的來源，是因為目標太明確、太集中，彷彿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這不是學生心態出問題，不是學校教育出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出現價值認知上的謬誤。所以功課好的國中學生唸高中，將來上大學，動筆動嘴，坐享高薪；功課不好的只能選高職，或許還能上二技、四技，將來動手動腳，任人使喚，但是待遇僅供餬口。天下父母心，有誰願意自己的小孩輸在起跑點上？有誰願意自己的小孩將來困頓一生？
    如果是這樣，中學生的競爭力在哪裡？在學校考試、在基測、在大考的成績表現。考試成績成為一個中學生成長的基本價值、基本標籤，考好成績就是成功。考試成績成為競爭的比較項目，同年齡、同學級、同考場的都是競爭對象。目標很單純，也很一致：金榜題名。
    那麼，如果人生的目標是金榜題名，金榜題名以後呢？其實，「金榜題名」這個詞彙真的很恰當，金榜題名之後就「多金」；多金之後，人生無慮，或者該說是可以終此一生。於是明星學校出現，熱門科系出現。「熱門」就是不好考，為什麼會熱門？因為多金的可能性高。所以一個人的成長價值從考試成績變為薪水多寡，都跟「數字」有關。成績考一百分，等於好學生；薪水一百萬，等於上等人。因此造成社會價值觀的偏差，「人」與數字標示有關的符號，再沒有別的可能；一如中學生除了爭取考試成績的目標外，也就沒有其他的目標了。

‧教學心態的功利短視反而影響學習成效

    教育的目的絕非如此！我們要思考事實真是否是這樣？自己的人生目標是否就是如此？然而從中學生的中文語文教育，乃至於社會對於中文語文的價值判斷，就非常直接地反映出上述的功利心態。
大學中文系不是熱門科系：因為我們平常就使用中文溝通；因為中文系所教的都是老掉牙的典籍；因為唸中文系不保證一定會成為暢銷作家；因為沒有一種行業叫做「中文」，就業困難；因為唸別的科系，中文能力也可以很強；因為文學風花雪月，浪漫過度。如果不是為了保住飯碗，很難說沒有國文老師不這樣想，更遑論其他專長的各界人士如何看待了。
但是本國語文，怎能不安排課程？雖然現在一些考試一下說不考作文，一下又說要考了；但是教育部說要排課，測驗題也非考不可。因此，本國語文仍然屬於中學生考試的目標之一，國文老師當然必須賣力配合。考試引導教學，果真是至理名言。所以就出現功利短視的語文教育現象。
曾經有大陸學者歸納出中國大陸中學語文教育的幾個問題：
    一、注重考試，而忽略文學藝術賞析與現實文化意義；
    二、考試密集而考題瑣碎，過分強調局部知識與標準答案；
    三、語法教學令人厭倦，過於理性、專業，容易影響學習心態；
    四、閱讀脫離語言基本環境，或對於文章進行漫無目標的討論，難有學習成效；
五、缺乏具體落實教學目標的方法，容易產生城鄉差距問題。
其實在這方面，台灣與大陸（甚至包括港澳）地區的情況非常類似。大陸中學生的考試壓力遠遠大於台灣，競爭的情況自然也非台灣中學生所能想像。為了搶著將小孩送進明星學校，大陸各級學校有一種台灣沒有的特殊制度，叫做「集資」。什麼叫「集資」？如果我的小孩想進某中學，但是距離錄取分數還差兩分。差兩分代表我的小孩能力也差不了多少，所以多繳兩萬元人民幣給某中學，請學校同意小孩入學，再多加輔導，也能追得上其他同學的程度。這就叫「集資」。通常是差距五分以內，費用大多是數萬元人民幣不等，人數則視各校名額而定。集資是非常具有貧富歧視的制度，但是人同此心，人同此理，反映出來的仍舊是學習心態的問題。

‧文言文教材比例是否是中學生語文程度降低的主因？

    中學教育小覷了本國語文教育的價值，如果以此侷限中學生該具備的基本競爭力，無怪乎現今社會語文能力有普遍降低的趨勢。但是主導全國教育的最高行政單位－－教育部，卻誤解了語文能力降低的主因，反而有落井下石的可能。
自從教育部公佈新修高中國文課程綱要，把文言文教材比例由過去的65％調減為45％，隨即引發各級國文教師的討論與爭議。如果客觀的反省這個問題的根源，應該有兩個主要部分：一是高中語文教育的目標為何？二是修改文言文比例的意義為何？
    現行的「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中，目標列有五項，其大要分別是：提高語體文能力、培養文言文閱讀興趣、研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增進文藝欣賞與創作能力，以及熟習應用文、書法與語言表達。這五項目標，直接與文言文教材問題有關的是第二、三項。而第二、三項的目的是：「增進吸收優美傳統文化之能力」、「培養倫理道德之觀念、愛國淑世之精神」。換言之，高中語文教育的目標，除了閱讀、欣賞、寫作之外，還有文化傳承、道德培養與國家意識養成等意義與價值在其中。「文言文」是傳統文化的文字載體，也是傳統語文的精華所在，因此在教育的進階設計上，分別是高一55％、高二65％、高三75％。反映出來的教育理念，即將文言文研讀能力，作為語文程度高下的標準，同時也視為吸收文化能力的評斷依據。從這個角度觀察，將文言文教材比例由過去的平均65％調減為45％，事實上意味著對於高中語文教育要求的降低。在社會語文能力遽降的情況下，這樣的下修動作是否合宜？或者意謂著文化傳承、道德培養與國家意識養成等內涵的要求轉變？
    不可否認的，語體文是社會語文表達的主要工具；而文言文教材也確實壓縮了語體文教材。但是許多教師與學生認為現在通用的語文表達是以語體白話為主，教材自應以語體文教材為主。甚至認為目前普遍的語文能力降低，問題即在於語文教育過度強調文言文所造成的。這是誤解了問題的癥結所在而產生的想法。
大凡教育的目的，在於能力的養成，也在於能力的提升。國小語文教育純以語體為主，不強調文言文閱讀；國中教材開始增加文言文，而且逐年增加。這是語文提升的教育原則。語體文是從小培養的基礎，文言文閱讀能力才是高等教育的目標；語體文可以讓學生自由創作，在課外閱讀，文言文則需要教師適當的引導。現今的國文教育問題，核心在於社會對於國文的誤解與忽視，也在於教師與學生心態上的偏差。如果教師只會教文言文而不會教白話文，一方面是對教師的污衊，一方面則是對於教師養成過程的質疑；這些都不會是文言文教材比例的問題。而除了各級學校不斷呼籲語文能力的重要之外，過去的一、二十年來，一再降低國文授課時數，取消各種國語文的考試，忘卻了「考試影響教學」的事實。另外，受到「無厘頭」的語文表達風氣影響（包括網路語言），也是語文能力降低的主因。

‧白話文教學的意義並非鼓勵方言或母語教育

    部分的討論以大陸的語文教材比例作為比較的對象，並不適當。大陸的基本態度是排斥文言文所反映的「封建思想」，但是大陸站在語文教育的本質上，仍將文言文比例拉抬到45％左右。自從推動簡體字、破四舊等運動之後，大陸在傳統文化深度的繼承上，遠低於台灣地區。大學生無法閱讀古籍、不了解傳統文化的真諦，是大陸各種高校正在苦惱與反省的問題，同時也是大陸推動文化旅遊的盲點。如果不以政治意識形態主導教育，而回歸到語文的文化根源來看，台灣地區的文言文教育是處於華人文化圈中的優勢地位，而且必須要繼續推行下去。大陸雖然曾經因為政治問題忽視了文言文教育，但是到了八○年代以後又重新認識而急起直追。可惜的是，台灣卻因為近年來的教育政策改變，目前正逐漸讓出優勢。
    雖然不敢說高中文言文課程比例的調降，完全與台灣當局目前的政治意識形態有關，但是教育部這幾年來的一些措施，確實很容易讓外界認為與政治意識形態有關。而贊成調降文言文比例的部分人士，也似乎有比較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態背景。如果以白話文運動的精神來討論文言文問題，首先就必須重視「國語」問題。因為白話文運動並不主張方言文學、母語文學。胡適等人主張的白話文，是「國語的文學」，是「文學的國語」。語體文不是一般的口語或俚俗的語文，而是由古文提煉出典雅的語體書寫。古文、文言文仍然是語體文的根源。白話文運動反對的是文人所操作的、不能反映民間現實的文學，當時並不全然否定國文教育中的文言文閱讀的價值。
    政治性的「去中國化」，或者可以留待政治家去解決。而文學的創作卻是必須建立在人生思考與文化深度的基礎上。社會對於國文的忽略，目前已經有回頭的跡象－－不採認國文成績的大學科系，已經由三年前的兩百多個科系，降到今年的十幾個科系。但是就語文應用與教學本身而言，文言文閱讀確實不可輕廢或調低，更何況閱讀文言文是認識傳統文化的基礎所在。
    熟悉英、美語文化的人應該知道，英文仍然較美語優美典雅。學習閱讀文言文並不會妨礙語體文的表達；相反的，文言文是精緻的國語文，熟悉文言可以助長語體的提煉與成長。文言文選文的教學，尤其不應該只是一種「翻譯」的教學，而應該是一種文化性的體悟教學與語言性的活用教學。
    教育，必須面對現實的變化，但絕不是媚俗；也絕不應隨著政治而扭曲。教育講究學習的進階，應該是逐步提升、逐步深刻的。

‧台灣中學生的語文競爭力

    如果排除掉政治與經濟的考量，現在對於大多數外國人而言，台灣、港澳與中國大陸真的是一個地區。因為兩岸三地同屬於一種語言文化區：如果以「漢字文化區」來認定，或者必須加上日、韓等國，但是日本、韓國因為國族的自主意識，已經大量使用本國文字而逐漸避免使用漢字；如果以「漢語文化區」來認定，港澳地區雖然一般通行粵語，台灣、大陸也都存在有各種方言，然而標準漢語（或稱為國語、普通話）確實是有別於其他各國語言的地區共通語言。而兩岸三地的文化傳統背景，也都完全一致。
    可是，站在台灣的立場來看待大多數外國人的這種認知，卻是會感覺到相當的失落。當大陸還是所謂的「鐵幕」時，當港澳還是英、葡兩國的殖民地時，台灣被視為中華文化的主要繼承者，被視為世界華文文學的重要核心地區。事實上，那個時候的台灣也如此自覺。現在則情況完全逆轉－－大陸回復文化母體的本位，世界學習華語的需求一面倒的向大陸傾斜。每年外籍留學生的人數，台灣大約有六、七千人左右，大陸則僅僅北京大學一校就幾乎等於此數。全世界的標準漢字是簡體字，標準拼音是漢語拼音；而不是台灣使用的正體字與注音符號、通用拼音。台灣不止是政治處於世界的邊緣，語文的地位也正在逐漸邊緣化。這是現實的表象，雖然未必能完全反映台灣的未來的全貌，但是這種現象，已經到了應該冷靜反省的時刻。
    語文教育是人文精神教育的一環，是社會生活品質向上提升的基礎。中文語文教育，除了溝通的實用性、優雅性功能之外，同時還是文化傳承的關鍵所在。全球正瀰漫著學習中文的氣氛，台灣卻游移在本土與傳統的迷思夾縫間。真正令人擔心的是，在鼓吹外語學習之餘，忽略了自己立足之地，忽略了自己的文化根源，反而失去原來應有的競爭力。曾經有熟悉兩岸三地的學者如此譬喻：台灣學生聰明、大陸學生踏實、港澳學生驕傲。換一個角度來看，現在的情況是：兩岸三地的中學生，中文素養都不高，甚至部份所謂優秀的學生外語比中文強。但是港澳中學生有舊殖民國的誘因與大陸祖國的支撐；大陸中學生則有世界「漢語熱」以及文化母國的優勢。這兩個地區的中學生，在客觀條件上比台灣中學生佔有優勢。但是台灣中學生有精緻文化傳承為基礎，有較高的學習能力可以開發－－這是台灣中學生可以掌握的具體優勢。
多學簡體字不難，多學漢語拼音也不難，這些都是形式上的語文學習。但是，語文運用背後的文化涵養，卻非一蹴可幾。台灣中學生在中文語文能力上，其實是比大陸、港澳更具競爭力的。不以「本土」畫地自限，不以「俚俗」自得其樂，藉語文學習培養宏觀、包容而典雅的氣度，將之運用於生活語言之中，自然能面對考試，面對各種人生的挑戰。這才是奠定競爭力的可行之道。
    想想看自己如何因應全球化趨勢？如何在「漢語熱」的同時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可以思考自己希望外人如何看待？怎樣提升生活品質？怎樣規劃未來發展？或許，我們可以稍稍跳脫「考試」、「數字」的狹隘束縛，獲得更宏大、更高遠的競爭目標。

（本文刊載於台北：《國文新天地》12期，2005年10月）

锺宗憲

《赤兔之死》

中國2001年高等學校統一考試的作文題，出得很有意思：



　　「一個年輕人，在漫漫人生路上經過長途跋涉，到達一個渡口的時候，他身上已經有了七個背囊：美貌、金錢、榮譽、誠信、機敏、健康、才學。渡船開出的時候風平浪靜，過了不知多久，風起浪湧，上下顛簸，險象環生。老艄公對年輕人說：『船小負擔太重，客官你必須丟掉一個背囊，才可安全到達。』看年輕人不肯丟掉任何一個，老艄公又說；『有棄有取，有失有得。』年輕人想了想，把『誠信』丟掉了水裡。──誠信被丟掉了，引發你想起了什麼？請以『誠信』為題，寫一篇作文。」





高考作文是根據提供的一段故事，讓考生以“誠信”為話題寫一篇文章，對“誠信”作出評價，文體不限。南京13中理科生蔣昕捷的作文題目是《赤兔之死》，以三國故事為基礎，編撰了赤兔馬為誠信而殞身的感人故事，讓閱卷老師拍案叫絕，給出了滿分；南京大學表示，願意破格錄取這名學生。




　　《赤兔之死》原文


建安二十六年，西元221年，關羽走麥城，兵敗遭擒，拒降，為孫權所害。其坐騎赤兔馬為孫權賜予馬忠。


一日，馬忠上表：赤兔馬絕食數日，不久將亡。孫權大驚，急訪江東名士伯喜。此人乃伯樂之後，人言其精通馬語。


馬忠引伯喜回府，至槽間，但見赤兔馬伏於地，哀嘶不止。眾人不解，惟伯喜知之。伯喜遣散諸人，撫其背歎道：“昔日曹操做《龜雖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吾深知君念關將軍之恩，欲從之於地下。然當日呂奉先白門樓殞命，亦未見君如此相依，為何今日這等輕生，豈不負君千里之志哉？”


赤兔馬哀嘶一聲，歎道：“予嘗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 幸遇先生，吾可將肺腑之言相告。吾生於西涼，後為董卓所獲，此人飛揚跋扈，殺少帝，臥龍床，實為漢賊，吾深恨之。”


伯喜點頭，曰：“後聞李儒獻計，將君贈予呂布，呂布乃天下第一勇將，眾皆言，‘人中呂布，馬中赤兔’想來當不負君之志也。”


赤兔馬歎曰：“公言差矣。呂布此人最是無信，為榮華而殺丁原，為美色而刺董卓，投劉備而奪其徐州，結袁術而斬其婚使。‘人無信不立’，與此等無誠信之人齊名，實為吾平生之大恥！後吾歸於曹操，其手下雖猛將如雲，卻無人可稱英雄。吾恐今生只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後曹操將吾贈予關將軍；吾曾于虎牢關前見其武勇，白門樓上見其恩義，仰慕已久。關將軍見吾亦大喜，拜謝曹操。操問何故如此，關將軍答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他日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得見矣。’其人誠信如此。常言道：‘鳥隨鸞鳳飛騰遠，人伴賢良品質高’吾敢不以死相報乎？”伯喜聞之，歎曰：“人皆言關將軍乃誠信之士，今日所聞，果真如此。”


赤兔馬泣曰：“吾嘗慕不食周粟之伯夷、叔齊之高義。玉可碎而不可損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毀其節。士為知己而死，人因誠信而存，吾安肯食吳粟而苟活於世間？”言罷，伏地而亡。


伯喜放聲痛哭，曰：“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後奏于孫權。權聞之亦泣：“吾不知雲長誠信如此，今此忠義之士為吾所害，吾有何面目見天下蒼生？”後孫權傳旨，將關羽父子並赤兔馬厚葬。




簡評：讀罷此篇臨場作文，令人拍案稱奇。一是故事新奇。作者以熟諳三國故事為基礎，編撰了赤兔馬為誠信而殞身的感人故事，其想像力實在豐富。二是立意高遠。文章將赤兔馬擬人化，讓它在同伯喜的對話中，顯示對關羽與董卓、呂布兩類人物的褒貶，實現了“真英雄必講誠信”的主題；且以“鳥隨鸞鳳飛騰遠，人伴賢良品質高”一聯，“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一句，抒寫了人生當擇善而從、唯誠信是瞻的志向，使文章的立意更上層樓。三是語言老到。通篇遣用純熟的古白話，散整錯綜，明白暢曉，文采飛揚，這種老到的語言功夫，是眾多考生無法望其項背的。得分：60分。(趙家書)


我還以為他是在背文章呢！真是太厲害了！

在台灣國文教育不受重視的當下，看看對岸的年輕人，中文造詣實在了得!

梅仕士

宗宪老师,其实这也算是个别吧，每年高考作文满分的人也只是少数，能写出如此的文章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锺宗憲

兩岸三地一中文

陳冠中 　(20050829中時)      

    跟兩岸三地的朋友交談，常常感到三地慣用的詞有些是不一樣的，挺有意思。

    譬如：香港的民間粵語，常用一個「搞」字，有冇搞錯、搞掂、搞搞震，而中國官方用語有一陣子也用「搞」，搞革命、搞生產、搞男女關係。倒是台灣人好像是本來不怎麼搞的，可能正是如此，台灣音樂家羅大佑在九十年代移居香港後，大概整天聽到香港人搞這個搞那個，遂想出「搞搞新意思」這樣的歌詞，這用法並不是香港固有的用法，但香港人也樂於接受，可見我們多喜歡搞，或搞搞。

    能廣為流傳的方言用詞大概反映了地方的特色，特別是地方的強項，譬如早就流行全國的廣東話是「生猛」，反映廣東人的愛吃，特別是吃海鮮。現在中國有些年輕人學周星馳說「我走先」，也反映香港電影一度的強勢。

    政治中心的強勢當然也起作用。譬如，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說「與時俱進」，前香港特區首長董建華就在施政報告說「與時並進」，現國家主席胡錦濤說「以人為本」， 董建華就在施政報告說「以民為本」，有創意吧！

    北京人很喜歡說：是嗎？譬如我說：你叫我辦的事，我辦好了！北京人會回應一句，是嗎？他並不是在懷疑我。但是中國許多地區不習慣說「是嗎」？他們喜歡說「真的」？台灣人就特愛說「真的」，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北京人對著台灣人說「是嗎」？說不定有些台灣人會以為北京人在懷疑他。有時候語言引起誤會還真容易，是嗎？真的。

    香港人怕自已的中文不夠標準

    英國反諷名作家王爾德有兩句名言，第一句是「英國和美國是被一種共同的語言所分裂的兩個國家。」第二句更清楚：「我們英國人現在其實一切跟美國人都是共通的，當然，除了語言。」

    當然，就是搞笑之言，英美的英文再不一樣，也不致互相看不懂。兩岸三地中文情況也接近：不完全一樣，但也不會完全看不懂。

    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搞電影，香港電影都有中文字幕的，那時候台灣市場很重要，除了國語版請香港說國語的北方人配音外，字幕也是請那些操國語的中文比較好的香港北方人，把粵語對白改寫成國語字幕。我們以為做得很周全了，但後來我才知道，台灣連說國語的外省觀眾都一直覺得我們香港電影裡的字幕有點怪怪的，原來香港說國語的人的標準中文跟台灣說國語的人的標準中文已經是不一樣的。

    我常發現用中文寫作的香港人，心裡面往往有個陰影，怕自已的中文不夠標準、不夠正宗，過去更曾經有學者拿這來說事，鼓吹所謂純正中文。香港不少文化精英很努力的想把自己的中文純正化，因此也最焦慮。兩岸固然也會試著規範中文，但只是為了用字符號的標準化，而不是懷疑自已的慣用中文是不正宗的。相反，它們都認為自已才是正宗的，結果，看看兩岸應該是最規範的書面語，那些公文、官方文句，還真的不太一樣。

    香港的作家是挺可憐的，你看看許多香港的小說，裡面的人物明明是當代香港人，但他們的對白，基本上是白話文國語普通話，而不是現實生活裡他們身份應說的生猛廣東話。

    這方面北京作家心裡最踏實。那些寫現在的北京的小說家，把北京的流行話語都寫在小說裡，從來沒想過其他地方的人看不看得懂。老舍這樣做，叫京味，到了王朔叫新京味。有一次我說，你們北京作家多幸運，說得出就敢寫，別人看不懂就得學。他們說，還真沒想過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可憐地方上的中文作家，要在上下文自明的情況下，在想像的標準中文書面語之下，加點特色方言俗語，作為風味點綴。對地方作家來說，寫作中的方言俗語只能適量，多了其他地區讀者就看不懂，有點像改良過的地方風味菜，太原汁原味倒怕別地方人不愛吃。

    對方言文學另有期許

    不過，在上世紀白話文建構之初，卻對方言文學另有期許。當時有人說：

    「今日的國語文學在多少年前都不過是方言的文學，正因為當時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學，敢用方言作文學，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積下了不少的活文學，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份逐漸被公認為國語文學的基礎。我們自然不應該僅僅抱著這一點歷史遺傳下來的基礎就自己滿足了。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裡出來，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學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說這話的不是別人，而是白話文的創導者胡適（「吳歌甲集序」）。

    甚至到了1930年，胡適還在替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寫序，他說：

    「中國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種方言已產生了不少的文學。第一是北京話，第二是蘇州話吳語，第三是廣州話粵語」。

    他又說：「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於古文，但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說話人的神情口氣。古文裡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話裡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話裡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我們國族的白話文國語倡導者竟如此肯定地域特殊主義，實在不可思議，原來白話文要替代的是文言文，而不是針對方言，並且方言是被認為可以豐富白話文和國語寫作的。

    胡適對方言文學的肯定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對方言文學寄望過高，方言文學在中文文學的歷史發展中並沒有如胡適所料的扮演重大的角色，國語白話文文學是遠蓋過方言文學的，方言連對白話文寫作的影響，也不如文言文，恐怕還不如日本翻譯新詞和歐化翻譯語體。但有一點可看到，在胡適1930年的觀念中，白話文和國語並沒有一種不變的標準，沒有預設一種其他人只准模仿、學得最像者得最高分的所謂正宗中文。胡適所持的是一種動態發展觀，期待著中文的演變。

    半個世紀後，張愛玲覺得有責任將胡適認為「是蘇州土話的文學的第一部傑作」的《海上花》，改寫為國語。她在「譯者識」裡說：「全部吳語對白，海上花是最初也是最後的一個，沒人敢再蹈覆轍 ………」。

    張愛玲對方言文學有著錯愛

    全部吳語對白，沒人敢再蹈覆轍，可見哪怕是最傑出的方言小說，要讓更多人接受，還是要翻譯成國語。

    不過張愛玲還帶著跟胡適一樣的一廂情願，她竟說：「……粵語閩南語文學還是生氣蓬勃，閩南語的尤其前途廣闊，因為外省人養成欣賞力的更多。」

    張愛玲是中文寫作的大家，卻對方言文學有著錯愛，只是她也完全高估了地域方言閱讀的習慣，事實上，雖然台灣有人提倡土語寫作，但粵閩方言文學怎麼看都說不上生氣蓬勃。

    全部用方言寫作，譬如用香港粵語寫作，別地區人不說，連香港人也看不懂，除非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念，但這違反了閱讀習慣和效率，甚至謀殺了閱讀樂趣。

    純方言的寫作會趕跑絕大多數的人，包括說那種方言的人。

    當然，個別寫作人可以用任何方式寫作，包括方言寫作，那是他的自由，只要他忍得住寂寞。

    可以說，除了北京方言外，其他中文方言文學從來沒有起來過。可以說，有的只是帶著地方色彩的書面語寫作，沒有大規模的方言文學風潮。

    白話文書寫，作為當代中文書面語寫作的原生態，本來就是沒有單一標準的，並且一直是有限度的有著方言俗語入文，特別是北京方言俗語入文，然而更多是文言文入文，外來新詞入文，洋化句子入文，更不說網絡中文，嘻哈音樂中文等情況。

    但是兩岸三地的中文仍有著很大的共通性，雖沒有想像中的統一純正，可是也沒有走到另一極端，即全面方言化、部落化或洋涇?化至互不理解 ──分裂主義是不成氣候的。

    中文內部存在著差異和混雜，只表示了中文是活的、文化是活的。中文的轉變，也表示著操這語文的人的轉變。我們不能往後退，退到自己的鄉村的竹籬笆內，或退回大一統的鐵籠裡 -- 純粹主義也是站不住腳的。

    我們應該包容、尊重，甚至享受，互相混雜卻有差異的中文書寫、搞搞新意思的中文。

    巴基斯坦裔英國作家哈尼夫·庫雷西（Hanif Kureishi）有一篇小說的名字叫：你的舌頭在我的喉嚨。

    你的舌頭在我的喉嚨

    沒錯，如果我願意，我歡迎甚至享受你的舌頭在我的喉嚨，但如果我不同意或心情不好，請不要硬將你的舌頭塞進我的喉嚨。

    總結：中文從來都是在轉變中，不用過份擔心中文會分裂。

    現在政治上，有所謂兩岸一中。

    套到文字上，兩岸三地的中文是：一種中文，多種款式，可稱為「多款一中」，這情況下，方言寫作不可能急獨，標準中文也不必強求急統，最好是不統不獨，求同存異、只要承認「一中」，順其自然的等時間來搞定。

    多款一中的意思是：從來就是混雜和多樣的當代中文，在一種想像中的所謂書面語共同標準下，並在白話文和普通話約定俗成的歷史發展軌跡、讀者的認受局限等多種制衡下，各地方、階層、族群、性別、世代、載體、以至個別寫作者，仍然可以有限度的作出 「一種中文，各自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