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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9 15: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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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如何认识自己?
杜维明: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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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文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外在的环境,也不是过去两代知识分子所遗留下来的风气,而是我们自己的幼稚无知,我们自己的浮夸肤浅。”当杜维明在1967年写作这篇《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抉择》文章时,除去拥有一个典型的27岁的年轻人的不无泛滥的激情,他还表现出一种少见的自我反省的欲望。这是他智力成长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1962年8月中旬,他结束了在台湾中央山脉的游击训练队的兵役生涯前往哈佛读书,之前一年他毕业于东海大学,在一张毕业时与家人的合影中,他显得相当清瘦。他的老师中包括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
当杜维明在1962-1968年的坎布里奇感受“无名的文化疏离”感时,一场剧烈的争吵正在台湾进行。以仅比杜年长5岁的李敖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与以徐复观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进行了一场相互谩骂、嘲笑与批判的行动。
“这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文化论战”,在2004年9月27日的北京大学,已经64岁的杜维明回忆说,李敖是一位不够负责任的论辩者,而那场论战同样展露了20世纪中国知识阶层的单一思维定式——事物是非黑即白的,而争论则是全赢全输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深刻的危机感面前,都变成了“激情主义的奴隶”。
作为这场论战的旁观者,除去偶尔在中文世界发表自己的看法外,杜维明越来越相信在国际学术界接受考验正在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最重要出路。而大约从1966年起,他开始对儒家的精神价值进行长期的探索,因为他不相信一个绵延了2000年的文化传统,像人们批判的那样毫无价值。
坐在未名湖北畔的大卫·帕卡德国际交流学者公寓的杜维明,神闲气定、温文尔雅。此刻他的身份是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而在世界范围内,他则被视作儒家文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一个西方传统价值观遭受前所未有质疑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那些曾被认为已经过时的文化传统中或许蕴含着一些解决我们眼前困惑的方法。在90年代杜维明开始获得超越地域与学科界限的世界性影响。他并非一位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与他交谈时,常常感觉由于过多的依赖书籍,他缺乏一种直抵核心的洞察力,在一些时刻,他是那些书籍与思想的俘虏,而非主人。但他宽广的兴趣、开放的心态与所处的位置却赋予了他一种新的力量,他成为东西方文化最恰当的沟通者。
在“文明冲突论”泛滥的年代,他马不停蹄地展开“文明对话”的工作,他说塞缪尔·亨廷顿至少在一点同意他的做法,“如果文明冲突难以避免,那么对话更显得必要”。2001年,他应联合国秘书长之邀,参加“文明对话”顾问委员会,他还要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会议上,对着全球政治与商业领袖们,宣讲儒家文明的意义与价值。
杜维明相信,我们正在处于人类文明的又一个转折时刻。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1950年代用“轴心文明”来描述公元前6世纪时世界各地涌现的文明:希腊哲学、佛教、儒家与犹太-基督教。而杜维明说我们处于一个“新轴心时代”,不再有惟我独尊的文明,文化与宗教的多元化要求人们相互容忍、共存、沟通与理解。
在这种背景下,杜维明相信新儒家能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儒家思想传统中,个人与社群的关系,人类与自由的和谐,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与个人自我中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的有机整合,它们都可能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作出回应。
如果说,当杜维明在20世纪80年向北京的大学生们讲述这些观点时,所引起的大部分是嘘声与质疑的话,那么今天,杜则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对于儒家传统的兴趣明显在增加。杜维明学术探索在1978年之后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因为东亚的经济奇迹与中国的再度崛起,使得儒家学说赢得全球性的关注,而中国超过10亿人口的精神塑造则为各种理论都提供了令人怦然心动的试验场。
“我们可能处于一个新的契机。”杜维明说今天的中国人可能有机会走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精神困境。自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一连串的屈辱使中国知识阶层陷入了集体性的自我否定之中,中国传统被彻底的颠覆。包括五四时期、1960年代的台湾与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三次文化热潮中,中国文化都处于一个被打倒的地位。但在传统日渐被摧毁的同时,我们却没有新的传统出现。以至于在过去25年间,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再次为中国赢得部分信心,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漫长与持久的文化传统,但相当多中国人信仰的却是被过分庸俗化的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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