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新儒学的兴起

追云

  
我看新儒学的兴起  

  
作者：理钊

前几年零零星星的“读经”声，近两年渐渐变成了一股潮流。这股潮流发展到今年，则是由过去的仅仅是“纸上谈兵”变成了实际行动，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而中科院则成立了国学研究所。随着新儒学的渐起，争论也就变得愈加激烈，愈加热闹起来了。但我想，新儒学家们的复兴儒学，如果只是读读经书、做做考证，“为学术而学术”，纵然也会引起一点议论，但不会如此热闹。一些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再铸国魂”，“再铸民族精神”。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再造一个“儒学治国”的时代，“克己复礼”。由单纯的学术研究发展成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挥棒。

　　儒学家、国学派们要“整理国故”，像我这样的对儒学没有专门的研究，更不是专家学者的普通大众是不好说些什么的。可是，如果要拿了“儒学”来指导人们的精神，比如要用“儒学”来再铸民族的精神，这就与大众发生了联系。因为如此以来，像我这样的普通大众就成了“被铸造的材料”。这时，是否应该允许“被铸造的材料”发表一点意见了呢？因为，现在毕竟已不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时代了。

　　近来，从网上读到了“我国海内外知名的儒学家蒋庆先生”，今年3月26日在厦门大学的一篇演讲《儒学的真精神和真价值》，（燕南学术网）又读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先生创办国学院的宣言《重估国学的价值》。（《南方周末》2005年5月26日）读后觉得中国的文化似乎确是倒了应该“回归儒学”的生死关头了。在蒋先生演讲之前，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有一个短短的开篇演讲。他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文化上被西方全面攻占的时代，一个个堡垒陷落，一个个价值倒塌。”“中国处在一个文化寄生虫的地位”，中国成了西方文化的跑马场，“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思想来来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没有哪一个西方思想有一个稳定的地盘，有一个持久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现在很难说信仰什么。”总之是“我们已经被全盘西化、被西方全盘攻掠”了。

　　对这一段“盛世危言”，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才好。如果说我们真的“已经被全盘西化”了，那我们现在应该与西方完全一样才是。我有一个朋友，今年“五一”期间去欧洲九国做了一次短期旅行。归来后我问起他的感受，他说：如果语言相通，我真想留在那里。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国家里，所见所闻都是那么地平和、安静、文明。在那里天蓝地绿，空气清新，虽然车多人多，但看不到拥挤，听不到喧哗。他们普遍的文明程度比我们的文明单位还要好。我也曾读过很多现代的“西洋游记”，其所见也大抵如此。当然，也读到过不少中国人在欧洲，与那里的人格格不入，被那里的人格外惕防的文字。由此联想到新儒家的论断，我就在想，看来西方人在文化传播上是很不够厚道的，他们将真理留给了自己，把谬误送给了我们，犹如一位缺少医德的医生，给他们自己人吃的药是治病的良药，而开给我们的方子则是使我们越吃越坏。“外国人可恶”，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儒学与国学，（当然，国学也就是儒学，因为按照纪宝成先生的说法，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概括起来，其核心理念其实也就是“人伦、道德、秩序”，最终指向是“巩固的秩序”。不像“我国海内外知名的儒学家蒋庆先生”所说的那样，儒学的核心理念是“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不断地修养自己，成为君子，“外王”就是做事时要达到至高境界，做士兵就要做到元帅，做科学家就要拿诺奖。其实，“圣”和“王”在那时都不是平常人所能用的概念，那只是做帝王师时讲课用的术语。对于平常人，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礼教这些东西。知名儒学家现在这样讲，我觉得和前些年学术大师所讲的“天人合一”是最早的环保意识，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类的解释一样，是倒贴金式的学术把戏罢了。因此，把儒学的理念与西方文化思想的核心“人权、自由、民主”相对照思考一番，结论是很耐人寻味的。

　　依照新儒家的意思，现在的中国如果不用儒学铸造民魂，我们就失去了“民族存在的依据”，徒有一个经济发达的外壳，而且这外壳也不会长久。可有一点我不明白的是，儒学自西汉以来一直是占有文化统治地位的国学，历二千余年而不曾中断，尤其是明清两朝，儒学更是被推上了文化意识领域的巅峰，儒学精神几乎渗透到了中国人的骨头之中，甚至成了“遗传密码”的组成部分，以至于生于“后现代”的人身上都还透着多多少少的“儒气”。但是，为什么“以儒治国”的中国文明在世界发展史上却是每况愈下，以至到了近代屡次受到外强凌辱，至今想起来仍让国人痛心不已呢？我想，上个世纪之初，大批的文化人反思儒学，批判儒学，努力挣脱儒学的禁锢，并非完全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也不是受了外国人的诱惑所致。而产生于十八世纪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想，虽只有短短五百多年的历史，却是愈来愈强大，以至于现在我们仍然感受到它的压力呢？所以，现在拿一个试验了二千余年，历二十多个朝代而未见成功的文化配方来“复兴中华”，实在是有点缺少说服力。正像病人问医生：这药有效否？医生说：虽然这药从来没有过治好病人的记录，但你现在吃了一定有效。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有些优秀的东西的，比如诚信、仁爱、恕道，以及士子以天下为怀的责任意识等。但这些文化理念是人类文化中共同的精华，在西方文化中也同样是存在的，而且对其表达得更清楚、更透彻，比如西方文化中不仅讲仁爱，而且要爱你的亲朋，要爱你的敌人和对手。

　　自儒学的文化统治地位受到全面的质疑，并最终从独尊的地位上被请下来至今，其间也有过两三次“尊孔兴儒”的潮流。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论是政治人物的倡导，还是文化人的呼吁，当时的“尊孔”也是有其原因的。由此我倒也在想，在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新的文化理念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时候，一些文化人却要回归“儒学”，也一定是有其原因的。

　　我想，第一的原因可能在于，复兴儒学是文化研究领域顾忌太多下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在文化学术领域，有些话题不能自由地讨论，有些可以进行研究但又不能自由地发表研究成果，这可能也是不争的事实。远的不说，就是已经早有定论的“文革”，现在就不见有人深入地进行讨论，相反倒是外国人研究得我们要深要细得多。然而，文化人总是要做点本业，研究点文化的，左找右寻之后发现，研究祖宗的东西时禁区是较少的，于是儒学就成了重要的显学，研究之风大起。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新儒学家们不但到处发表研究成果，进大学堂演讲，而且还开起了国学院，成立了国学研究所。

　　再一个原因可能是信仰虚空之下无奈选择的结果。正像厦门大学徐国栋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很难说信仰什么”，曾经处于主流地位的信仰，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于事实中已不断受到质疑。旧的信仰没有了，新的信仰又不知道在哪里，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在文化信仰上确实进入了一个虚空的时代。而正常的精神信仰缺失之后，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的消极文化信仰便越来越盛行起来，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的社会问题，人们为了享乐，为了金钱，不择手段，致使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冷漠寡情。这不免使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良知的文化人感到了不安和忧虑。而在其他信仰无从讨论，更无从倡导的情况下，一些人或许认为，回归儒学也总比信仰的虚空和消极好得多，儒学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还有诚信、仁爱一类的良好的文化信条。“两害相权取其轻”，复兴儒学的旗子便打了出来。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复兴儒学”是一些文化精英审时度势，精心构思后主动选择。在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我已不止一次地读到关于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议论了，近日在一个形势报告会上，报告人也讲，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哑铃型，两头大中间小，意思是富人与穷人是多数。可据我的观察，我们的社会结构其实是哑葫芦形的，中间细下头大，而上头则不大。实际上，社会结构分层的形状是次要的，重要的各阶层间所受到的待遇是否公平，富人是否与穷人处在同样的天平上。可现在的情况则有点像是吸尘器，处于上头的阶层在吸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下层的则是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计，而这种状况正成为引发社会不安定的隐患之一。也正是这种现状使得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感到了焦虑和不安。他们或为民生疾苦，或为社会稳定，或为既得利益，于是便提出了用以“人伦、道德、秩序”为核心的儒学来匡扶人心，安定秩序。从儒学的应用历史看，正是儒学的文化教化，才使得中国社会秩序得以一次又一次地破碎，又一次一次地被整合起来。因为按照儒学的文化规则，社会是一个等级分明、界限明确、规则清晰的“格式化”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一个由文化教义划定了的坐标点，每一个节点又都有相应的规距和要求，处于这个节点之外的，则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行。”当然，儒学的应用者们也想到了节点之间的运动，那就是 “科举”规则，读书人在格式化生活中可以借助这一规则使自己的坐标上升。而这一点，只要与西方文化的核心理念对比，便可以明白的。

　　鲁迅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中说：“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鲁迅全集》卷4）以此观照儒学的复兴，我想，虽然他们都在摇着同样的旗子，但其终极目的，可能也是极为歧异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