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际春：伏羲传说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戈兰

伏羲传说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2005-9-14       雍际春  
   



　　世界上任何民族在国家出现之前，都有一段历时甚久的文明发展史和民族形成史。中国是文明古国，其文明起源和民族形成尤其悠久漫长。因此，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认为中华民族具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1]所谓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就是指夏商周上古时代以前的中国早期历史阶段，特别是从新石器时代至上古时代，即中国古史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正是中华文明的萌芽时期。那些神人合一的古圣先王，其事迹与文化创造活动，曲折地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真貌。在我国古史传说系统中，伏羲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一位有非凡贡献的创世英雄。但由于长期以来有关其事迹和历史传说虚实混杂，文献记载零散歧异、扑朔迷离，这就给我们准确把握和科学评价其文化贡献和历史地位造成了困难。因此，原始察终，稽古抉幽，对伏羲传说事迹及其文化创造活动的生成和演变作一历史考察，以还其本来面貌，对于我们重建古史和探究中华文明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伏羲传说的历史传承

　　大凡神人不分的神话传说时代，其传说人物及其事迹，往往有一个产生、扩充和整理加工以至定型的过程。见于典籍史乘的伏羲事迹及其文化创造活动正是如此。纵观其承传历程，可分为生成期、扩展期和定型期三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伏羲传说的生成

　　伏羲传说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管子》、《周易》、《左传》、《尚书·大传》、《庄子》、《尸子》、《荀子》、《列子》、《战国策》、《国语》、《楚辞》、《世本》、《逸周书》、《山海经》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伏羲的直接或间接记载，但所记事迹概略。

　　《管子·封禅》曰：“虙牺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庄子·缮性》曰：“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又《大师宗》：“夫道，……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又《田子方》：“伏羲、○黄帝不得友”。《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陈，太皞之墟也”。又云：“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又《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战国策·赵策二》：“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列子·杨朱》：“但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又《黄帝》篇：“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尸子·君治》：“宓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又说：“伏牺始画八卦”。《世本》：“宓牺作琴，八尺二寸，四十五弦。”又云：“伏牺臣芒氏作罗，芒作网”。《楚辞·大招》：“伏羲《驾辩》，楚《劳商》只”。

　　上述典籍零星记载了当时社会关于伏羲事迹的主体内容。而对伏羲事迹记载最为全面的先秦典籍《周易·系辞下传》：“古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灾，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综合先秦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见于史乘的伏羲是一位人首蛇身、以龙纪官、教化民众的圣君。他又称太皞，都于陈，他曾教民渔猎，发明网罟，通过仰观俯察而始画八卦，立官设部，制琴作乐，对于开创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秦汉魏晋时期——伏羲传说的扩充

　　秦汉魏晋时期，一方面，由于谶纬神学的兴盛和玄学的勃兴，大量纬书多有关于圣君先王的描述；另一方面也随着中国古史系统的整理和进一步构建，一些史书和子书中也留下了不少伏羲等中华人文初祖的传说资料。有关伏羲的事迹、身世以及文化贡献也随之愈益丰满，涉及内容和领域亦大为扩展，有关记述也不乏荒诞离奇之说。伏羲传说由此被纳入中国古史系统。这一时期涉及伏羲生平事迹的文献主要有《史记》，《汉书》、《后汉书》、《礼记》、《淮南子》、《风俗通义》、《论衡》、《白虎通义》、《潜夫论》、《春秋纬》、《诗纬》、《孝经纬》、《易纬》、《河图稽命徵》、《古史考》、《三五历纪》、《抱朴子》、《玄中记》、《帝王世纪》、《拾遗记》、《述异记》、《水经注》等文献。择其要者，上述典籍关于伏羲事迹的记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伏羲生平

　　（1）名号：《汉书·律历志》：“太昊作网罟，以佃猎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风俗通义》；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拾遗记》：“庖者包也。言包含万象，以牺牲登荐于神，民服其圣，故曰庖牺，亦谓伏牺，变混沌之质，文宓其教，故曰宓牺。”《帝王世纪》：“取牺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号曰庖牺氏，是为牺皇，后世音谬，故谓之伏牺，或谓之虙牺，一号雄皇氏。”《礼记·月令》：“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郑玄注“大皞，宓牺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为木官”。

　　（2）身世与姓氏：《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牺。长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氏后，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百王为先”。《河图稽命徵》：“华胥于雷泽履大人迹，而生伏牺于成纪”。《拾遗记》：“庖牺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其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

　　2、伏羲形象

　　《孝经纬·援神契》：“伏牺大目、山准、日角、衡而连珠”。《春秋纬·元命苞》：“伏牺大目、山准、龙颜”。《春秋纬·合诚图》：“伏牺龙身牛首、渠肩、大腋、山准、日角、大目、珠衡、骏亮、翁鬣、龙唇、龟齿”。又云：“伏牺长九尺一寸，望之广，视之专”。《帝系谱》：“伏羲人头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时生”。《拾遗记》：“伏羲，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眉有白毫，须垂委地”。

　　3．文化贡献

　　这一时期，文献中关于伏羲的文化贡献，除了上一阶段已有记载的始画八卦，发明网罟，设官立部，制琴作乐诸项之外，又有“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兴焉”。（《尚书·序》）“去巢穴之居”，“丝桑为瑟，灼土为埙”，“规天为圆，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山岳”，“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拾遗记》）“钻木取火”（《河图挺辅佐》），“始名物虫鸟兽之名”，（《春秋纬·命历序》）“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天枉焉”，（《帝王世纪》），“伏羲制杵臼，万民以济”，（《新论》），“伏羲立九部而民易理，（《易纬·坤灵图》）”“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古史考》）“伏牺乐名《立基》。一云《扶来》，亦曰《立本》”。（《孝经纬·钩命决》）由上可知，伏羲的发明创造和文化贡献在秦汉魏晋时期经过增益修补和扩充加工，较先秦时期内容更为丰富，范围也更加广阔。

　　（三）唐宋时期——伏羲传说的定型

唐宋以来，伏羲传说事迹进一步完善和整合，从而使伏羲三皇之首和人文初祖的地位固定下来。在大量史书和类书等文献中，都有伏羲事迹的的记载，如《晋书》、《隋书》、《旧唐书》等历代正史，《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地理总志，《唐会要》、《通志》等政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都有伏羲生平事迹的记载。特别是《独异记》、《录异记》、《补史记·三皇本纪》、《路史》、《古微书》、《绎史》等著作中，记述伏羲事迹尤为详备，堪称集大成者。概而言之，唐宋以来典籍中，有关伏羲事迹的记载，主要有三个典型特点，一是以唐代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为标志，伏羲不仅进入正史系统，并且其事迹和文化创造活动更加系统化。二是唐宋以来正史中，对伏羲祭奠等均有明确的规定。三是有关著作对伏羲的文化创造活动等内容进一步扩充。如“伏羲化蚕”（《路史·后记五》），“聚天下之铜，仰观俯视，以为棘币，”“伏羲推策作甲子”，“古者庖羲立周天历度”，伏平等“爰兴神鼎，制郊禅”（《路史·后记一》；伏羲“治金成器，教民炮食”，《绎史》）

　　综上所列，伏羲事迹在经历先秦时期的发韧，秦汉魏晋时期的加工增益，至唐宋时期的整合定型，最终使伏羲成为我国远古的创世英雄之一和最早的人文始祖。

　　二、伏羲在中国古史系统中始祖地位的确立

　　伏羲传说自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于儒家经典和诸子之书之后，他不仅被纳入了我国的古史系统，而且位居首席，是一位集创世神、始祖神和发明神于一身的中华人文初祖。其在中国古史体系位置，经历了一个介入、确立和变化的过程。

　　我们习惯上将夏商周上古时代之前的时代称为三皇五帝时代，这是中国远古文明初创的重要阶段。有人认为在中国神话传说系统中，三皇及以前的时代是单体神话时代，而五帝时代是复合神话阶段，前者以盘古、伏羲、女娲为代表。[2]实际上，见于记载的盘古传说在时间上明显晚于伏羲、女娲，而伏羲、女娲大致属同一时代。因此，我们可以将单体神话时代，亦即三皇时代看作是中国古史系统的创世时代，伏羲和女娲等就是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世英雄。

　　三皇五帝之说出现于战国，形成于秦汉。顾颉刚说：“三皇是战国末的时势造成功的，至秦而见于政府的广告，至汉而成为国家的宗教。他们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人物，自初有此说时直至纬书，此义未尝改变。自从王莽们厕三皇于经和传，他们的名称始确立了”[3]三皇之说源自“太一说”和“三统说”，至《吕氏春秋》始见“三皇”一名。三皇说中的三皇，其说有四，而伏羲、神农二人为四说所共有，其余一位或为燧人、成为女娲、或为祝融、或为黄帝，说法不一。[4]秦汉时期是中国系统的大整理时代，“三皇”之说一经出现，伏羲即占有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优势地位，而成为中国古史体系的人类始祖。《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先人有言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汉书·律历志》：“伏羲画八卦，从数起”。在《汉书·古今人表》中被列为“上上圣人”的第一位即是“太昊帝宓羲氏”。被后世奉为正史的《史记》、《汉书》，将伏羲纳入记载范围，是伏羲进入中国古史体系并获得人文始祖至尊地位的标志。魏晋以降，随着盘古开天辟地等创世神话的出现和流行，伏羲“三皇之首”的地位受到冲击，三国时吴整的《三五历纪》，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已将伏羲列到盘古、天皇、地皇、人皇之后。至宋代，伏羲则由三皇之首沦为五帝之首。尽管如此，但另一方面，由于伏羲之功德和杰出贡献已经深入人心，其地位并未因在古史体系序列的后移而动摇。故唐代司马贞综合前代史乘纬书之大成，撰《补史记·三皇本纪》，正式为伏羲立传，标志着伏羲人文始祖地位的最终确立和定型。正因为如此，在唐宋以来国家的祀典中，伏羲作为三皇之一，伏羲仍然位居重要地位。而且，集创世神、始祖神和发明神于一身。

　　1．创世英雄

　　1942年出土于长沙东郊王家祖山的楚墓，约为战国中晚期之交的墓葬，[5]该墓出土的帛书甲篇，不仅记载了伏羲、女娲事迹，而且帛书内容为中国迄今所见先秦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最系统、最明确的创世神话，兹据董楚平先生的研究和解释转录如下：

　　曰故（古）大熊包戏（伏羲），出自□走（震）；居于睢□，厥□亻鱼 亻鱼 ，□□□女。梦梦墨墨，亡章弼弼。□每（晦）水口，风雨是於。乃取（娶）□□子之子，曰女女出（娲），是生子四，□是襄而土戋 ，是各（格）参化法辶（度）。为禹为契，此司域襄，咎而步廷。乃上下朕（腾）传（转），山陵丕疏。乃命山川四海，熏（熏阳）气百（魄、阴）气，以为其疏，以涉山陵、泷、汩、溢、厉。未有日月，四神相戈（伐），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长曰青干，二曰朱四单，三日白大木 然，四曰□墨干。

　　千有百岁，日月 生，九州丕土旁（平），山陵备血夭（亻血 ）。四神乃作，至于覆（天盖），天旁动，扌干 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孚攵（保），奠四极，曰非九天则大血夭（亻血 ），则毋敢蔑天灵，帝 乃为日月之行。

　　共攻（工）□步十日四时，□神则闰，四□毋思，百神风雨，辰祎乱作，乃□日月，以传相□思，又霄又朝，又昼又夕。

　　上述帛书内容大意是在天地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之时，先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了四子。这四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四神开辟天地，这是他们懂得阴阳参化法则的缘故。由禹与契来管理大地，制定历法，使星辰升落有序，山陵畅通，并使三陵与江海之间阴阳通气，当时未有日月，由四神轮流代表四时，四神的老大叫青干，老二叫朱四单，老三叫白大木 然 ，老四叫墨干。

　　一千数百年后，帝俊生出日月。从此九州太平，山陵安靖。四神还造了天盖，使它旋转，并用五色木的精华加固天盖。炎帝派祝融以四神奠定三天四极，人们敬事九天，求得太平，不敢蔑视天神，帝俊于是制定日月的运行规则。

　　后来共工制定十干、闰月，制定更为准确的历法，一日夜分为霄、朝、昼、夕。[6]

　　在这篇我们可以看到的中国先秦惟一完整的创世神话里，它记载了伏羲、女娲、禹、契、帝俊、炎帝、祝融、共工等传说人物。其中，伏羲、女娲先天地而存在，结为夫妇，生四子而开天辟地、通九州、安山陵、协阴阳，制定日月（自然）运行规则和历法，是典型的创世神话，说明伏羲、女娲是共同的创世英雄。

　　2．华夏始祖

　　与伏羲大约同时的女娲，也是一位创世神，而且她与伏羲兄妹成婚，共同繁衍了人类，因而，他们又被尊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女娲事迹大约与伏羲同时出现，《礼记·曲礼》：“女娲之笙簧”。《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关于女娲创世的神话，《淮南子》记载最详，她曾“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这位创世神又是始祖神。《风俗通义》：“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者绠人也”。文献中伏羲、女娲兄妹成婚主要见于唐代李冗的《独异志》：“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唐卢仝《与马异结交》：“女娲本是伏羲妇”。在传世文献典籍中，明确记载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传说，虽然迟到唐代才出现，但早在汉代甚至战国时代即已流行，并有确凿证据。一是现已发现的大量汉代画像石（砖），多有伏羲、女娲蛇身人首的交尾形象。而且此类形象的画像石（砖）在我国各地均有大量发现。二是前引战国楚墓帛书中关于伏羲女娲二神婚配生子的考古学资料。三是早在商代已有伏羲、女娲交尾图出土，张光直认为：“安阳西北冈殷王大墓出土木雕中有一个交蛇的图案，似乎是东周楚墓交蛇雕像与汉武梁祠伏羲女娲交尾像的前身”。[7]因此，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始祖神话，并非出自唐代或汉代，而是早在与伏羲、女娲事迹的出现几乎同时的战国时期即已存在了。

　　文献中又有伏羲“制嫁娶，正姓氏”，“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媒因置婚姻”的记载。结合伏羲出生的感生传说，伏羲、女娲兄妹成婚，以及他们制嫁娶，置婚姻，改革婚姻制度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正是远古时代由族内婚向族外对偶婚过渡的时代。因而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被我国许多民族尊为始祖，他们是中华民族最早和最具广泛代表性的始祖。

　　3．华夏人文初祖

　　从伏羲传说的演变及发明创造可知，其文化创造的内容几乎包括了远古时代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有画八卦、造书契、结网罟、取火种、造甲历、制嫁娶、创礼乐、设九部、制九针、立占筮等内容，故有人称伏羲是“一个非凡的文化英雄，而且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科技领袖，科学、文化、艺术、冶金、历法包括婚姻礼教等，所有的文明都沐浴过他神性的光辉。……我们称伏羲为科学大神、文化大神、哲学大神、音乐大神、宗教大神”。[8]诚如斯言，伏羲作为创世神和华夏始祖，在人类迈向文明征途中他带领先民仰观俯察，认识和征服自然，创立各种名物制度，发明不少生产技术，虽然后世传说中伏羲发明创造的内容有附加成份存在，但他作为古圣先王中第一位创制英雄，引导华夏先民告别洪荒，迈向文明并取得不少文化创造，则是确信无疑的。因此，伏羲是我国远古时代文明初创的杰出代表，是华夏民族最早的人文初祖。

　　三、伏羲时代臆测

　　见诸史乘的伏羲传说虽始于战国，但在近几十年来由于考古学的突飞猛进，为我们从更久远的时代探究与伏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明信息，提供了材料和线索，从而使我们在远古时代序列中确定伏羲时代有了可能。伏羲以龙为图腾，始画八卦，这在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中有大量资料为证，主要有以下几端：

　　（1）1987年，河南濮阳市西水坡仰韶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三组用蚌壳砌成的龙虎图案。其中，编号为M45的第一组墓葬中，在墓主东西两边分别有用蚌壳砌成的龙形图和虎形图，经碳14测定，其墓葬距今约6460±135年，[9]早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2）1994年，在辽宁阜新县沙拉乡查海村发掘的原始聚落遗址中，其中心部位有一长达19.7米，宽1.8～2米的石块堆塑龙。龙头、身石块堆砌厚密，尾部石块较松散，呈巨龙腾飞之势。该遗址经两次碳14测定加树轮校正，年代分别为7600年、7360±150年。[10]其存在年代早于西水坡。

　　（3）近年来，在内蒙古敖汉旗小山赵宝沟出土了6800年前褐陶尊上的雄性野猪龙；还在辽西葫芦岛市连山区塔乡杨家洼子发现了两条8000年前的鸭嘴巨龙。[11]

　　（4）据唐兰先生研究，距今8000～7000年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文化是伏羲遗存；距今8000～6500年的东部滨海前大汶口（青莲岗）文化是伏羲支裔少昊羲和氏遗存。[12]在贾湖遗址的23座墓内，出土了多为二、四、六、八偶数组合的龟壳，大都装有数量不等、颜色不一的小石子，可能是进行龟占的工具。“这种龟占八卦可能就是伏羲时代的原始八卦。由此可见，贾湖遗址出土的龟占工具和卦象文字，为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的传说提供了坚实可信的考古学证据”。[13]

　　（5）在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文化墓地出土了一件精致的玉龟和一块玉版上所刻的历法图。“这些距今4500～5000年的遗物，经专家研究，当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当时表示四时历法的原始的‘八卦图’”。[14]

　　（6）上世纪80年代在辽西喀左东山嘴和牛河梁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是距今约5000年的具有原始宗教性质的大型祭祀场所，它集庙、坛、冢于一地，其布局是沿S形太极曲线和伏羲先天八卦分布的，女神庙的位置和建筑形制印证了《周易·系辞》中关于帝的记载，故红山文化先民已具备了成熟的易学思想。[15]

　　（7）天水地区有丰富的伏羲文化遗存与文物。天水作为伏羲、女娲诞生地，有卦台山、伏羲庙、女娲祠等遗迹与祭祀建筑；民间又存在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传说以及龙蛇禁忌风俗。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多有与龙图腾相关的陶器出土：一是1958年在甘谷县西坪遗址出土了一件仰韶晚期的鲵鱼纹彩陶瓶，彩陶瓶腹部用黑彩绘一弯曲的人面鲵鱼，圆脸尖头，身躯饰以网格纹象征鱼鳞。二是在武山县傅家门遗址也出土了一件仰韶时代鲵鱼彩陶瓶，瓶彩绘一人首和变体鲵鱼纹的动物，尾高卷至头，身躯肥大并以网格纹装饰，有八足。上述两件文物是我国史前考古中见到的最形象、最典型的人兽形彩绘图案，故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龙图，可能是伏羲氏的雏形。[16]三是在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中期文化层中，出土了一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器口圆雕一额垂一排短发，缕空眼鼻，嘴微张，双耳穿孔的人头像。瓶体通绘三排大致相同的孤线三角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似抽象化了的飞鸟纹。器型恰似一个截了尾的“人头蛇躯”形象，纹饰似鳞又似树叶，与“断发文身”、“人首鳞身”、“人首蛇躯”相近。[17]此外，天水地区还出土有不少人头形器口陶瓶和绘有鱼纹、蛙纹的彩陶器。所有这些，反映了羲皇故里天水地区丰富的龙文化原始信息。

　　以上所列各条，除个别外，大多都是距今在5000年以前的与伏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考古学资料，它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表明，伏羲事迹及其文化创造活动在早于文献记载和文字出现以前，就已经在祖国大地上存在了。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远古时代的某一阶段，确实存在着中华文明肇启的伏羲时代！

　　在中国古史传说体系中，伏羲时代之伏羲部族据《遁甲开山图》记载，伏羲之后，其后代为：“女娲氏没，大庭氏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粟陆氏、骊连氏、赫胥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十五代，袭伏羲之号，1260年。”这种王位传承及累计传位时间虽不足信，然其所透露的伏羲世系传承则正是伏羲时代经历比较长的阶段的一种真实体现。范文澜先生认为，在中国古史传说系统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牺氏和神农氏，分别代表了远古氏族时代社会进化的几个阶段——即“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巢居野处时代，“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取火熟食时代，“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渔猎畜牧时代，“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日中为市”的农耕时代。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则把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太皞、少皞等人，分别列为远古苗蛮、华夏和东夷三大部族集团的首领。近年来，一批学者借助考古、文献和民俗资料，运用历史学、民族学、文字学及民俗学等方法，对伏羲时代进行了别开生面和富有启迪的探索。龚平的研究认为伏羲氏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早、中期，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已从族内婚转而建立族外婚制度。[18]张一方的研究认为伏羲氏曾建立的华胥国，是中国远古的第一次大统一。从伏羲诞生前后至炎黄出现时存在的华胥古国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约为公元前4600～前2700年，地域主要为甘肃西部、陕西渭河流域及河南、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19]吴海文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与发祥地，伏羲文化是中原文明的源头，中原文明（即伏羲时代）至少有6000年的历史。“这比传统的5千年文明史要向前推进1千年；中华民族应以‘羲黄’子孙代替‘炎黄’子孙”。[20]上引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文化，唐兰先生认为是距今8000～7000年间的伏羲氏族遗存。刘蔚华根据传说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测伏羲生活的时代，“大约正当距今6500年前的时限内”，[21]刘雁翔在其新著《伏羲庙志》一书中，将伏羲时代确定为上限在父孝氏族社会最终确立之时，下限为黄帝时代之前，即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之间。[22]董立章则运用天文学手段，结合文献记载和河南濮阳西水坡大墓资料，在其《三皇五帝史断代》及相关论文中研究认为：“伏羲”本是伏羲——女娲族团的族号，又是本族团尊长之称。伏羲皇朝创建之后，伏羲便尊号太昊，从此该朝历代皇王便以伏羲——太昊相沿为号，该朝也以此为称。荃龙、白鹿、朱雀（凤）本是伏羲朝图腾，所以伏羲——女娲种族奴隶主号称天族，濮阳西水坡大墓是伏羲朝下半期僭主政权开始时被废黜的某位伏羲——女娲种族血统的太昊之墓。西水坡45号大墓的年代为公元前4600年左右，“伏羲朝则创立于公元前5341年，亡于公元前4082年。该朝的创立是中国奴隶制国家文明的开始”。[23]

　　上述诸说各有所据，也大致提出了伏羲时代的时间范围，其上限最早者距今约8000年，最晚者约距今5000年左右，时间跨度约长达3000年。从中国古史系统古圣先王之时代序列和社会进化规律出发，主要参之以考古发掘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再结合伏羲诞生地天水地区的史前文化因素分析，第一，伏羲在古史系统中居燧人氏之后，神农氏之前，其与黄帝时代中隔神农时代。一般认为黄帝时代大约起自距今5000年左右，则伏羲时代之下限当早于5000年。第二，上述列举的考古材料，大多距今在7000～6000年之间。第三，天水地区大地湾遗址文化层在距今8200-4900年之间，师赵村、西山坪等遗址早期文化层距今亦在7000年左右，这三处文化遗存均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其文化因素与文明信息似与伏羲时代有某种契合。因此，伏羲时代当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或迈入父系氏族阶段，即新石器时代中期渔猎畜牧向农耕时代过渡的阶段，相当于仰韶文化早中期，其上限约距今7500年，下限距今约6000年前后。

　　四、伏羲文化及其基本内涵

　　伏羲事迹与传说起自战国，秦汉时被纳入中国古史体系，至唐代其三皇之首的地位被固定下来。从考古材料、文献记载和民俗资料综合开展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表明，伏羲时代是中国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迈向父系民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伏羲事迹与文化创造活动的历史传说，曲折而隐约地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中华先民进化发展和开创文明的种种信息，是我们据之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素材和基本依据。

　　自先秦以来，由于其独特的地位和非凡的贡献，伏羲乃至女娲成为中华民族历代口耳相传又见诸典籍史乘加以推崇、歌颂、祭奠、信仰、寻根的对象和旗帜。于是，历代贤哲学人乃至统治阶层，遂以伏羲、女娲事迹及其文化创造活动为基础，复经演绎加工和增益扩展，加之民间传说的推衍流传，民间信仰崇拜与风俗习尚的浸润习染，逐渐形成了源远流长、内容博大、内涵深奥丰富而蔚为大观的伏羲文化。作为现代意义或学术意义的伏羲文化，其基本内容及其内涵渗透于中华文化的众多层面和领域。

　　第一，中华本源文化。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创世英雄、华夏始祖与人文初祖，伏羲时代正处于中华先民告别洪荒，迈向文明的中介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原生面貌，了解中华民族在远古时代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生态，伏羲事迹及其文化创造活动，既是我们探索历史真相的参照和线索，其本身也构成中华文明生成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考古学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在愈益清楚地将伏羲时代中华文明的原生面貌展示于世人面前。我们从伏羲文化的内容中，当可窥知中华文化的原初形态。

　　第二，民族文化。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呈一体多元格局。伏羲为华夏始祖，无论是传说时代的不少非凡人物、部族与方国，还是古今属于祖国版图的大多数民族，都公认伏羲为其始祖，自认本民族为伏羲民族的后裔或支系。因此，“龙的传人”为中华民族所共享，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代称，龙图腾以及与之相关的龙蛇图案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东海之滨、西北高原均有大量发现。“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族徽和“胎记”，伏羲文化无疑是中华各民族寻根的归宿和母体。所以，学术界已有人提出用时代更早、更具广泛性、民族代表性的“华夏”取代晚起的“炎黄”，或以前后相继、代表不同时代的人文初祖伏羲、黄帝之简称“羲黄”，以代替“炎黄”，称中华民族为“羲皇子孙”。这种提法较“炎黄”更具科学性和感召力。

　　第三，哲学文化。伏羲的文化贡献之一是造书契、画八卦。八卦成为中华先民理性思维和科学思想的结晶和高度智慧的标志。由八卦而《周易》并由此形成的易学思想与体系，是中华民族解释世界、认识自然、规范社会人伦的钥匙与百科全书。八卦与易学体系在哲学层面上既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解释系统，也是一个操作系统。因而，这一完整严密、富有民族特色和阴阳变异、和合大同的辩证思维理论和逻辑方式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进程。在文化层面上，八卦与易学体系，是长期占据正统文化的儒家学说，与儒学并立而存的道家文化，在民间社会有广泛基础的巫术占筮等神秘文化的活水源头。所以，八卦符号与易学思想，实乃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泉与核心。

　　第四，民间民俗文化。远古神话的传承流播，其去向一是哲学化，二是历史化，三是仙话。与伏羲乃至女娲事迹相关的传说，与此三途均有关系。于是，伏羲之感生神话、兄妹成婚、洪水故事、葫芦神话、龙图腾与龙文化、龙蛇禁忌、八卦符号与各项创造发明，都伴随伏羲文化的泛化而进入民间文化体系和依附于民俗习尚之中，并在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其发展演进中最具持久魅力的“元素”和动力。如以伏羲、女娲故事为例，有人从民间搜集的汉民族230例兄妹婚神话中，发现婚姻对象“兄”或“弟”是伏羲的有62个，“妹”或“姐”为女娲的有42个，其中“兄妹”是伏羲和女娲的有38个。在150多个少数民族同类型神话中，“兄弟”是伏羲的有22个，“兄妹”为伏羲、女娲者有4个。[24]这充分反映了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的广泛性，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伏羲、女娲事迹在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中的持久性影响。

　　除了上述诸层面与领域之外，伏羲文化还涉及科技文化、制度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等内容，兹不赘列。


　　通过对伏羲传说的历史考察，伏羲时代的推论和伏羲文化基本内涵的揭示，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伏羲及伏羲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本源和民族文化的母体，又是中华哲学体系、神秘文化与民间民俗文化之宝库。伏羲文化亦即龙文化从物质世界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文化到民间习尚，几乎无所不在，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和意识领域。[25]因此，伏羲文化对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独特魅力与价值；它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文化意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源泉。在中华文明演进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伏羲传说与文化，是凝聚中华各族，孕育民族精神，塑造国民性格，开发民族智慧，推进民族复兴的“元素”和动力，具有永不枯竭的亲合力、感召力和纽带作用与规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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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76页，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2] 高有鹏《论中国神话时代的基本划分》，《河南大学报》2002年第5期。

　　[3] 《古史辩》第七册（中）第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4] 《古史辩》第七册（中）第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5]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文物》1974年第2期。

　　[6] 董楚平《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楚帛书甲篇解读兼谈中国神话的若干问题》。

　　[7]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226—227页，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

　　[8] 高有鹏《论中国神话时代的基本划分》，《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9] 王大有《颛顼时代与濮阳西水坡蚌塑龙的划时代意义》，《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10][21] 刘蔚华《龙文化根源的考古探索》《中州学刊》2000后第3期。

　　[11] [12] 仓林忠《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之辩》《盐城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3] [20]吴海文《中原古代文明起源新解——从伏羲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谈起》，《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

　　[14] [19] 张一方《中华民族远古的三次大统一》，《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5] 朱成杰《红山文化研究的新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庙、坛、冢的八卦布局》，《辽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16] 王仁湘等《黄河中上游地区出土史前人形彩绘与陶塑初释》。

　　[17] 王彦俊《试论伏羲氏族文化》，载《伏羲文化》第174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出版。

　　[18] 龚平《伏羲始作八卦考》，《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

　　[22] 刘雁翔《伏羲庙志》第67-66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

　　[23] 董立章《龙、凤、虎天族及濮阳西水坡大墓》，《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三皇五帝史断代》，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24] 杨利慧《伏羲、女娲与兄妹婚神话的粘连与复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25] 雍际春《伏羲神话传说的文化价值》，《甘肃高师学报》，1996年创刊号。

品三

前半部分看起来还像模像样。
我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好文章，居然被戈兰兄选刊于此。
没想到越看越失望，越到后面越不经推敲。

品三

一分才力不要试图做三分文章。